摘要：按防务标准，许昌周边至少需七个师分区布防。但汤恩伯不愿增兵，最终只以新编第二十九师一师独守全城。

1944年4月30日拂晓，日军发起“1号作战计划”，兵锋直指许昌。

战役自凌晨打响，至5月1日夜，中国守军全线失守，许昌沦陷。

这是豫中会战中最惨烈的一役。

按防务标准，许昌周边至少需七个师分区布防。但汤恩伯不愿增兵，最终只以新编第二十九师一师独守全城。

该师由周家口警卫团与地方民兵拼凑而成，兵员不足四千，重武器匮乏，临时拉来的补充团，全是新来的壮丁，未经任何训练。

可就是这样一支队伍，在师长吕公良手下死死撑着。拼到最后，师长、副师长、三个团长，无一生还。

1944年，西线美英联合反攻，东南亚战场日军连吃败仗，原本依赖的南洋航道已难通行。

面对太平洋战局的全面崩塌，日本大本营急于在华中开辟新的交通走廊，以打通粤汉、湘桂、京汉三线铁路南段，修复南北联系。

同时，他们妄图摧毁铁路沿线的中国空军基地，从源头遏制盟军对本土的空袭威胁。

“一号作战计划”即在此背景下制订。

中方将之统称为“豫湘桂会战”，而河南战场，即豫中会战，成为作战首轮的重点突破口。

4月18日拂晓，日军部队从黄泛区强渡中牟。22日，郑州沦陷。

23日，日军第37师团发起对和尚桥的进攻，迅速逼近许昌门户。

26日，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中将在新郑召开兵团长会议，当场下达作战命令，明确进攻许昌的时间为4月30日凌晨。

许昌为中原腹心重镇，铁路交通枢纽，一旦失守，豫中正面将形同门户洞开。

但面对如此关键之地，第一战区仅派出暂编第十五军所属新编第二十九师负责守备。

该师由原周家口警卫团及若干地方武装扩编而成，编制虚浮，装备简陋，编制兵员三千余人，实战经验不足。

其中，第86团在郑州河防一战中几乎被打光，所剩残部已不具成建制作战能力。

第85、87团尚勉强维持基本组织体系，但战斗素质也有限。

补充团大半由未训壮丁临时拼凑，步枪数量不足，重武器基本为空白，连迫击炮和机枪也属稀缺品种。

一支本该担任警戒和防御边角区域的地方部队，却被推上了豫中防线的最前沿。

而指挥这支部队的，是时年41岁的黄埔六期毕业生——吕公良。

吕公良出身浙江开化，早年丧父，家道中落，少年即投身军旅。

先后参与太谷、鲁南、台儿庄、中原等诸战役，熟知中原地形与守备战术。

但纵观当时部署，许昌守军已不具任何战略支撑，后路模糊，补给断续，而上级也未派出任何战略预备队接应，其孤军奋战的结局，几乎早已注定。

吕公良比谁都清楚这一点，可他从未想过要退却。

自三月下旬接防以来，他迅速整顿部队，亲巡城防，增筑工事。

在城防器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他指挥士兵以砖石、水泥残料临时筑壕，以土袋加固火力点。

所有可征用之车马均已用于军需，连他本人也无专车，最终仅得一辆骡车，以作家属转移之用。

4月中旬，妻子方莲君带子女前往许昌，欲探望一面。

吕公良让副官接待，自己始终未离开指挥部一步。

二人最终在清晨短暂相见，随即便将家人送往南召后方，仅留下一句话：“如果我牺牲了，也是尽到了军人的天职，是全家的光荣。”

4月20日，吕公良致信家人：“恐怕此信到时，我已在与敌人拼命了。请你放心，我随时用电报告诉你，不必过分代我担心。当军人不打仗还有何用？”

24日，他在文峰塔下召开动员大会，全城官兵与民众列队而立。

他说得不多，只一句：“城存予存，城亡予亡！。”

四月下旬，许昌全城戒备，街头刷满“誓死守城”标语，战士们睡在战壕，枪不离身。

许昌地处平原腹地，地势坦荡，附近无山可倚、无壕可固，天然缺乏设防之利。

城虽四门俱全，却线条分散、难以集中火力，且外围村镇密集，便于敌军穿插。

按兵书而论，许昌绝对不是理想防区。

29师进驻许昌后，前方战局持续恶化。日军进攻和尚桥时遭遇一定阻滞，但未改总体节奏。

郑州失守之后，敌军战线南压，重兵聚集于许昌外围。

1944年4月29日，暂十五军军长刘昌义率所部在周边征战一周后，抵达许昌，与吕公良率领的新编第二十九师会合。

但短暂接触尚未转化为联合作战，就接到汤恩伯急电，命刘部调离许昌，转赴外围执行牵制与侧击任务。

至此，许昌守军再也没有援军。

日军顺势调集数个主力师团，并首次在中原战场上投入航空兵编队与装甲部队。

12架轰炸机成编队空袭，百余辆战车与装甲车分区投入，分三路包围许昌。

蒋介石电令汤恩伯：“不惜一切代价，死守许昌。”

命令下达之时，敌人尚未发动总攻，守军尚有喘息时间；但命令执行之时，许昌已被团团包围，未见一兵一卒增援。

4月30日晨6时，日军第37师团正式发起总攻。

日军以步兵突击队开路，配合炮火向东、南两门同时推进。外围各路村庄成为拉锯地带，守军阵地反复易手。

部队被迫撤入城中主阵地，依托城墙、壕沟、街巷进行防御。

吕公良亲自坐镇南门。午后时分，他登上城头，面向第87团团长李培芹，低声说道：“岳飞活了三十九岁，我今年四十一岁，这次我是准备好了。”

李培芹站直，随后简短回应：“我团誓与许昌共存亡。”言毕即转身下城，返回阵地。

其他两团与补充团两千余人也已进入阵地，各守其线。

所有人都明白，这是最后一仗。

下午五时整，12架日军轰炸机抵达许昌上空，组成四组编队轮番轰炸。城区起火，城墙崩塌数段。西门火力点几近瘫痪。

步兵小川突击队在野炮掩护下，沿护城河一线展开突击，撕开西门一角，初步建立突破口。

吕公良得报后命令预备队反击，同时亲自起草一份电报，由无线电向第一战区发送，向汤恩伯请求火速增援。

汤恩伯紧急发令，两支部队即刻向许昌方向集结。

但援军尚未接近城郊，便被日军预设部队拦截于外围，战斗随即展开，未能形成实质支援。

入夜，许昌城内的秩序彻底崩解，守军与来犯日军之间的交火已无明确战线，枪声、喊杀声、爆炸声在街巷中交织。

防线一线一线地被撕开，部队一处一处地被切割，每条街都成了独立战场。

20时20分，日军战车部队抵达南门，整编战车群在步兵引导下发起冲锋，连续轰击后撞开南门，数十辆坦克鱼贯而入。

坦克入城后，敌军推进速度极快，沿主干道一路向北，逼近城心。

面对装甲集团的压迫，许昌守军开始组织反击。但是当时守军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坦克武器，只能靠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近距离搏杀。

几名士兵主动爬出掩体，贴身引爆，炸毁了三辆坦克，队伍就地塌下一片。

之后，双方在巷道内爆发短促而残酷的搏斗——步枪、刺刀、短程火力交错，甚至徒手搏杀。许昌从南门至十字大街，不足千米之地，硬是打了近两小时。

至夜间22时，日军攻势转向西门与北门。至翌日凌晨2时，北门防线被突破，敌军终于实现四门合围。

至此，整座许昌彻底落入敌手。

5月1日凌晨，霸陵中学旧址内，吕公良召集营以上军官临时会议。

局势已无反转可能，突围成为唯一选项。会中决定，部队将于黎明前分路向东北突围。

几人劝吕公良脱下军服、换便装，好伪装逃生。

吕公良当场拒绝，还是穿上黄呢将官礼服，扣好每一颗扣子，整领立襟，对众人说：“我堂堂中国军人，沙场捐躯虽死犹荣，岂能丧失民族气节，为人耻笑！”

凌晨4时许，吕率残部约三百余人，自东城残垣处突破封锁，利用街口、废墟、火点间断地带缓慢撤退。

前路未开，后方火光连天，突围队伍逐渐散开。

敌人发现后迅速围堵，双方在东北角展开最后的交火。

吕公良的突围部队，原本已在许昌东北方向撕开一处缝隙。

带队的军官不多，剩下的士兵也不成建制，三三两两，从残垣断壁间掩杀出去，靠房屋和废墟作掩体，一路打一路撤。

根据战前的部署，这条线路被认为是敌军部署最薄弱的一段，若能穿过去，尚有向舞阳集结的可能。

但谁也没想到日本陆军第27师团的一个加强联队，早已悄然潜伏在城郊。

该部为中国驻屯军所辖，是从辽宁锦西调入的关东军精锐，原属陆军第3联队，在关内作战经验丰富，装备充足。

此前数日，一号作战全面展开后，该联队接到指令，自南阳调动至许昌东北方向，以待合围战局成形之时执行堵漏与围杀任务。

5月1日拂晓前，吕公良率部沿于庄、苏沟村一线试图突破。

这里地形复杂，林带茂密，马蹄声、脚步声交织在湿土上，无法分辨动向。

日军联队长小野修大佐得到情报后，命令直属中队立即进攻。

代理中队长冈野带人提前设伏于低洼地带。其手下拿着捷克式轻机枪，在百米处设好阵地，子弹已压满弹盘。

战斗开始前，他突然听见马蹄声靠近，目光穿过丛林，看到三名中国军官骑马停在空地中央，正与几名士兵低声交谈。

未作犹豫，他举枪扫射。由于距离极近，第一波火力便将目标悉数打中，场面极其惨烈。

几名骑兵及步兵应声倒地，仅剩两三人本能地拔枪还击，但火力差距悬殊，很快被压制。

其中一名军官尚未中弹致死，试图驾马脱离战场，但马匹中弹后跪地翻倒。

军官被甩下马背，滚落数米。他挣扎着翻身而起，已中弹两处，依旧拔出配枪。

吕公良家书

日军前排军曹朝其高喊：“投降，投降！”并试图向前逼近。

那人未答话，抬手连开两枪，冲在最前的日军被击中胸腹，当场毙命。

突如其来的反击让日军阵地稍有混乱，随后数人同时开火，子弹密集射入这位军官身体。中弹后，他缓缓倒地。

战斗结束后，日军迟迟不敢靠近，直到半小时后，才由军曹带人前往检查。

尸体身上穿着整齐的黄呢军服，胸口、肩膀、腹部中弹四发，面部亦有贯通伤。

他的左手仍攥着已打空的手枪，右手口袋中，搜出一枚印章、一份尚未烧毁的命令和部分随身文件。

吕公良烈士使用过的照相机

日军命令翻译核对身份。

确认后，日军得知此人正是新编第二十九师中将师长吕公良，他以师长之身血战至最后一人。

许昌失守其实并不意外。

按常规估计，面对三倍于己、装备精良的日军第37师团，29师最多守三小时。

但许昌守了将近二十个小时。

当日军师团长野中将翻阅战后简报时，被29师的顽强抵抗震惊不已。

他在5月1日当夜的日记中写道：“重庆军在第一线采取如此顽强积极反攻的措施，近来实属罕见。”

但他甚至还不知道，这支部队只是一个由警备团和地方民兵拼凑的新编师，连迫击炮都不配备齐整。他们靠着沙袋、砖石和一把把步枪，几度阻断日军的推进节奏。

而对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中将来说，震动远不止于此。

当吕公良的遗体被找到时，内山亲自调阅战后简报，当天晚上，内山在战后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今晨攻占河南许昌东北角后，由缴获名片中得悉，该部为包括新编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中将在内的司令部。因战时匆忙，未能郑重掩埋敌将遗体，并树立标志，身为武士，不胜惭愧！”

次日清晨，内山命部属为吕公良掩埋尸体，并向其遗体行九十度鞠躬礼。

午后，一块木质墓碑立在许昌东郊泥地上，碑文题写：“勇将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之墓”。

但以上这些文字并不能完整记录许昌的代价。

在二十个小时的战斗中，新编第二十九师全师覆没，阵地几度反复易手，最终弹尽粮绝。

师长吕公良、副师长黄永淮、第85团团长杨尚武、第87团团长李培芹、补充团团长刘耀军，全部战死。

团以下军官阵亡超过三分之二，连级干部多为死后接任再战，最终一并殉国。

城内民兵亦大批牺牲，留下的是碎裂的街道、崩塌的屋檐与满地血污。

许昌城并不大，方圆一公里；也不坚固，城墙缺口百余处。

若非29师的勇士们奋战到最后时刻，敌人可以在三个小时内完成占领。

但正是这支临编部队，用不具建制的抵抗，使日军首次在中原战场上遭遇了正面阻滞。

来源：古道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