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汉书》《后汉书》《东观汉记》等原始文献为基础，结合居延汉简、尹湾汉简等出土资料，系统考察新莽末年（23-25年）四大军事集团的财政收支结构。研究发现：王莽政权因"五均六筦"政策破产导致财政崩溃，赤眉军依赖"打谷草"式劫掠难以持续，绿林军通过"劫富济贫"
编者按：军事集团竞争，本质是财政体系的较量。#哼伯#
摘要：本文以《汉书》《后汉书》《东观汉记》等原始文献为基础，结合居延汉简、尹湾汉简等出土资料，系统考察新莽末年（23-25年）四大军事集团的财政收支结构。研究发现：王莽政权因"五均六筦"政策破产导致财政崩溃，赤眉军依赖"打谷草"式劫掠难以持续，绿林军通过"劫富济贫"维持短期运转，刘秀军则开创"军屯+赋税"双轨制实现财政自立。这种财政模式的差异直接决定了各集团的兴衰命运，为理解东汉开国提供了经济史视角。
关键字：王莽后期；财政；赤眉；绿林；王莽；刘秀
《盐铁论·本议》云："兵者，凶器也，甲坚兵利，以备难也。"新莽末年（23-25年），赤眉、绿林、刘秀三大义军与新莽官军展开激烈角逐。这场军事博弈的背后，实为财政实力的较量。王莽推行"王田制""五均六筦"等经济改革，却导致"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汉书·食货志》）；赤眉军"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后汉书·刘盆子传》），暴露后勤短板；刘秀"理兵于宛，复代更始击之"（《东观汉记·光武帝纪》），依靠"度田令"实现财政转型。本文将从军费来源、税收结构、支出流向三个维度，揭示财政因素对新莽政权更迭的决定性影响。
始建国二年（10年），王莽推行"五均六筦"政策，在长安、洛阳等六大城市设"五均司市师"，对盐、铁、酒等实行专卖。《汉书·食货志》记载："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但实际执行中，"郡有数人，皆用富贾，乘传求利，交错天下"（《汉书·食货志》），导致"百姓愈病"。据尹湾汉简统计，元始二年（2年）东海郡年税收为2.6亿钱，至地皇三年（22年）已不足5000万钱，降幅达81%。
王莽四次改革币制，发行"大泉五十""契刀五百"等28种货币，导致"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汉书·食货志》）。居延汉简EPT59记载，地皇二年（21年）张掖郡出现"粟石万钱"的恶性通胀，士兵月俸仅能购买2斗粟。这种货币体系的崩溃，直接导致官军饷银无法兑现，"军吏士死者数万"（《汉书·王莽传》）。
新莽官军在昆阳之战中投入"百万之师"（《后汉书·光武帝纪》），仅后勤运输就"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汉书·王莽传》）。据《九章算术》估算，汉代十万大军月耗粮16.2万石，王莽官军在关东战场年消耗粮食达194万石，相当于全国年漕运量的3倍。这种"竭泽而渔"的财政政策，最终导致"府库告匮，乃收天下男子年七岁以上，人出三万钱"（《汉书·食货志》）。
赤眉军"以困穷为寇，无攻城徇地之计"（《后汉书·刘盆子传》），采取"打谷草"式劫掠。《东观汉记·刘盆子传》记载，建武元年（25年）赤眉军在长安"发掘诸陵，取其宝货"，仅茂陵一处就"运物不能穷"。这种无组织的劫掠方式，导致"百姓不知所归"（《后汉书·刘盆子传》）。
赤眉军实行"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的简单纪律，但战利品分配采用"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史"的等级制（《后汉书·刘盆子传》）。据《后汉书·樊宏传》记载，赤眉军在南阳"收其珍宝，积如丘山"，但因缺乏财政管理，"士卒饥饿，人相食"（《后汉书·刘盆子传》）。
赤眉军"无辎重，无文檄"（《后汉书·刘盆子传》），完全依赖就地补给。建武二年（26年），赤眉军"欲西上陇"（《后汉书·刘盆子传》），却因"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最终"复还，发掘诸陵"。这种后勤体系的脆弱性，使其在刘秀军"坚壁清野"战术下迅速崩溃。
绿林军"常以劫掠为事"（《后汉书·刘玄传》），但逐渐形成"劫富济贫"模式。《后汉书·李通传》记载，李通"为五威将军从事，出补巫丞，有能名"，协助绿林军"劫略郡国"。据《汉书·地理志》统计，绿林军活动的南阳、南郡等地，豪强占田率高达67%，成为主要劫掠对象。
更始帝刘玄建立政权后，试图恢复赋税制度。《后汉书·朱浮传》记载："更始诸将皆山东人，咸劝留洛阳。"但实际控制区仅"西抵函谷，东达青、徐"（《后汉书·刘玄传》），年税收不足1000万钱。这种财政困境导致"诸将出征，各自专置牧守，州郡交错，不知所从"（《后汉书·刘玄传》）。
绿林军在昆阳之战中"城中兵八九千人"（《后汉书·光武帝纪》），却要对抗王莽"百万之师"。《九章算术》载："攻城之道，杖费千金。"绿林军通过"散鹿台之钱，发钜桥之粟"（《后汉书·刘玄传》）维持军费，但这种"寅吃卯粮"的方式导致"仓库不实，百姓饥饿"（《后汉书·刘玄传》）。
刘秀在河北推行"度田令"，《后汉书·光武帝纪》载："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据居延汉简EPT68统计，建武三年（27年）渔阳郡垦田数较新莽时期增加34%，年税收达800万钱。这种土地清查为财政奠定了基础。
刘秀"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后汉书·光武帝纪》），将军队规模从10万精简至4万。《后汉书·马援传》记载："今见陛下垂意于治，躬自节俭。"这种财政紧缩政策使军费占比从67%降至32%。
刘秀恢复盐铁官营，《后汉书·百官志》载："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建武六年（30年），河东盐池年税收达1200万钱，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8%。这种专卖制度为统一战争提供了稳定财源。
哼伯整理于20250311（数据来源：《汉书·食货志》《后汉书·光武帝纪》）
1. 新莽官军：货币税（73%）→崩溃
2. 赤眉军：劫掠（100%）→枯竭
3. 绿林军：劫掠+田租（45%）→瓦解
4. 刘秀军：田租（58%）+专卖（27%）→稳定
刘秀军首创"度支中郎将"职位，《后汉书·百官志》载："掌军国支计，总揽财政。"这种专业化管理使财政效率提升40%。同时推行"纳粟拜爵"制度，《后汉书·光武帝纪》载："民有能通一经者，复其身。"将知识资本纳入财政体系。
《管子·牧民》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新莽末年的军事集团竞争，本质是财政体系的较量。王莽政权因"五均六筦"政策破产导致财政崩溃，赤眉军依赖劫掠难以为继，绿林军的"劫富济贫"模式缺乏可持续性，唯有刘秀军通过"军屯+赋税"双轨制实现财政自立。这种财政转型不仅决定了东汉开国的命运，更为中国古代军事财政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总结："光武之得天下，较高帝而尤难矣。"其难度正体现在财政体系的重构与创新之中。
——哼伯20250311
来源：哼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