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距离讲座开始还有一个小时，国家图书馆的一层大厅已经排起了长队。等待入场的观众其实都是提前报过名的，却还是早早到达，只为占到一个前排的位置。相似的场景一个月前也在上海图书馆上演过，那是一个更大的空间，起初开放了700个听讲名额，预告发出的当天就一抢而空，后来又增

距离讲座开始还有一个小时，国家图书馆的一层大厅已经排起了长队。等待入场的观众其实都是提前报过名的，却还是早早到达，只为占到一个前排的位置。相似的场景一个月前也在上海图书馆上演过，那是一个更大的空间，起初开放了700个听讲名额，预告发出的当天就一抢而空，后来又增加了200个预约，塞得满满当当，座无虚席。

两场活动皆缘自新近出版的一本对话集《世界作为参考答案》，作者之一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那些蜂拥的人群里，大部分都是奔他而来的。

在学界，刘擎是一个响亮已久的名字，学者许纪霖甚至有过评价，称他是“中国知识界一个独特的存在”。但由于其所从事的政治哲学不是一门大众性的学问，公共层面上，他并没有那么为人熟知。变化始于2020年底开播的第七季《奇葩说》，在那档热门综艺中，他凭借着深厚的学识、机锋的言辞以及不失温暖的人文关怀而破圈，成为许多人眼中可爱又智慧的宝藏导师。

不过走红也有走红的代价。节目播出之后，刘擎好像突然之间被所有人需要，大量的采访、节目和活动涌来，迅速挤占了原本的生活空间。对他而言，这是耗费心力的事情，他在意表达的输出，每一句都要给予充分考量，何况说得多了难免重复，又让他有点讨厌自己。而且他反对“知识偶像”的存在，在他看来，这是相互矛盾的一对概念，知识应该让人独立而非崇拜。但显然，他正在被追捧为这样一种角色——走在路上随时有人合影，坐飞机会被空姐认出，就连商业品牌也递来代言邀请。他感到恐慌，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这条轨道绑架，再也退不回来。于是他申请了一个访学项目，前往哈佛大学，希望借此过上一段安静的日子，最好顺便让自己冷却或者慢慢被淡忘一些。

只是现在看来，这个愿望未能完全实现。外界的热情一如既往，刘擎的温度依然没有退去。

刘擎。摄影/李达

思考的轨迹

2023年8月底，刘擎抵达波士顿，正式开启了十个月的访学生活。学术世界的多重身份中，他最享受的始终是学生的角色，可以尽情吸收而不必生产。这趟哈佛之行正是一次重新做回学生的机会：他去旁听阿马蒂亚·森的哲学课，参加桑德尔主持的讲座，和王德威做了多次长谈，与欧立德共进午餐……十个月时间，相遇的人有很多，其中也包括同期访学的清华大学社会学学者严飞。尽管相差了二十岁，但刘擎与他一见如故。两人随即商定，不妨借这段难得的静修时光做一些对话，聊聊彼此共同关心的问题。

第一次对话诞生于瓦尔登湖畔。这个仅有25万平方米的湖泊，因为美国作家梭罗的散文集《瓦尔登湖》名扬世界，成为“诗与远方”的一个象征符号。这本书，刘擎翻开过三次，都没能从头到尾读完，他总觉得其中的很多地方实在写得过于啰唆。但现在，感觉不一样了。

面对着具象的粼粼波光，刘擎突然明白了梭罗为什么要在此幽居并将笔力倾注其上：这里距离最近的小镇只有一英里，到波士顿也不过半个多小时车程，他实际上不是简单地想要与世隔绝，而是创造着一种反省沉思的状态。身处19世纪中叶，他面对着现代文明对世界迅猛而全面的改写，通过一次短暂的背向主流的出走，在自然怀抱中追寻真正美好的生命理想。他的文字指向的并非这片原始的宁静，而恰恰是那个喧闹的人间。

刘擎觉得，将近两百年前，梭罗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先知先觉”地开启了一种对现代性的批判视野。而这或许正是自己早先无法耐下心来阅读的深层原因所在：“在我年轻的时候，现代化是特别有感召力的，显然那时已经有一些反思现代性的维度，80年代有所谓三大思想流派——‘走向未来’‘中国文化书院’和‘文化：中国与世界’，像是尼采、韦伯、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包括杜维明先生等这些资源已经进入，但是我们没有特别强的亲身感受，因为你还没有现代化，怎么就反思现代性。”

转变是在留学以后。1991年，刘擎到马凯特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博士学位，现实的种种以及感受越来越清晰地进入他的问题意识，逐渐夯实的理论基础又给这些问题提供了思考工具。“在美国的九年，我形成了对现代性的立场，这个立场就是批判性的肯定。现代性带来了巨大的平等、自由和个人权利，它是一个desirable（可取的）的成就，但它同时是有问题的。”由此，他也确立了自己学术的核心命题，即如何在一个被工具理性主导宰制的现代世界中恢复或者重建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本真关系。

与严飞的对话，其实同样围绕着这个命题展开。聊天差不多每个月进行一回，有时是一些学术上的交流，有时则是现实意义的话题，比如故乡与乡愁、痛苦与疗愈，比如文科之困，比如反智主义的潮流。对话的间隙，他们也不时相约一起游玩，瓦尔登湖依然是常去的地方，从秋到冬，从春到夏，清晨或傍晚，晴日或雨天，看尽了风姿各异的景色。

不过按照刘擎的本意，从瓦尔登湖出发的这些对话并没有打算以书的方式与公众见面。他们在话题的选择上的确考虑了公共属性，而且预设了目标受众，因为两个人都在B站开设了账号，所以从一开始就想好要拍成视频，分享给愿意思考的年轻朋友。只是在刘擎看来，这些话题没有办法只言片语地讲清楚，上线给大家看看挺好，作为一本书却不够分量。后来在严飞的积极推动下，他才觉得或许也可一试，至少提供一种路径和框架，于是花了一番功夫补充、修改，终于结集成《世界作为参考答案》。

“所以这本书我叫它‘轻阅读、重问题’，我们尝试着触动这些问题，思考的轨迹是有意义的。这是一个启发，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探索的开始。”他说。

介入与旁观

最后一次对话的结尾，两个人又聊到了瓦尔登湖。刘擎说，对他而言这片湖泊是有象征性寓意的，一定意义上，借用它所蕴含的意境可以为自己做出一个解释或者总结：“这些年来，我做的东西好像一直有点散，有些是学院里的研究，有些是公共领域里的言说，但其实我想做的就是重建人文主义，既让个人生命充盈着这种追求，也致力于让世界能有超越生物性的那一面。”

这样一种关于自我的定位和叙事，最近两三年才清晰起来。在此之前，刘擎寻找了很久，也徘徊了很久。

最初的刘擎是一个标准的文艺青年。尚在华东纺织工学院读化工专业期间，他就是上海文化圈的一颗明星了。他写诗、做评论、搞实验戏剧，文字激扬，意气风发。最擅长的是演讲，从来不背稿子，临场发挥便能出口成章，并且极富感染力，时任上海演讲协会顾问的文艺理论家王元化对他很是欣赏。在那个炽热、澎湃的年头，他和许多人一样，处于一种宏大的兴奋感中，积极地活跃在时代的公共舞台。

但兴奋过后有时是茫然。当激情在某些时刻与具体感知迎面相撞，确定性逐渐被瓦解，浪漫梦醒，困惑丛生。他决定退场，转身跃入一个深邃的思想世界去探索答案。许纪霖回忆过，就在刘擎即将启程之前，他们还有一次聚会，讨论知识分子的两条道路，一条是昆德拉代表的超脱，一条是哈维尔代表的介入，刘擎当时选择了昆德拉。

去国外求学的刘擎变得沉静，像是换了一个人。他一头扎在哲学的象牙塔里，与一个个伟大的灵魂相会，同时确认了自己此生愿“以学术为志业”。这是韦伯1918年在慕尼黑大学演讲时提出的概念，他第一次知道这位德国思想家的名字，是在李泽厚从前的一场讲座里。

刘擎为之探索答案的问题，有的也困扰着同道。他缺席的那几年，一些上海的故友便展开了对话，并由此掀起了一场有关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只是这场讨论没有扩展到更大的现场，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几乎同时出现的一种说法——思想淡出、学术凸显。这个概括还是来自李泽厚，它所揭示的是中国社会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一度紧密联系过的知识场域与公共社会，开始各自为阵。

刘擎如今觉得，知识分子在20世纪90年代以降呈现出的分化是多重的，仅以学术和思想这两个维度难以完整描述。不过很长一段时间，他自己其实也是偏居一隅的，“虽然会有一些公共写作，但主要还是在学院内”。

2003年，刘擎回到了上海。一年之后，理查德·罗蒂来华，访问了六个城市，其中停留上海的几日，由刘擎接待和陪同。相处之中，这位美国哲学家跟他讲过一句话：“哲学变得有一种increasing irrelevance（日益增长的无关紧要性）。”其实几年前，刘擎写过一篇《政治哲学的奇异沉寂》，就是在谈论这个专业与外部世界的分离，越来越成为“生产文本的文本”的学科。但罗蒂的话还是给了他很大的冲击。

“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从柏拉图到霍布斯，从洛克到卢梭，所有人都特别关注自身的时代，马克思更不用说了，韦伯差不多从政了，他们与社会的关系都是很近的。”他意识到倘若远离了社会和时代，最终是会导向某种枯竭的，“政治哲学是关于共同生活的。”

也就在这一年的年初，刘擎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过去一年西方学术界的热点进行回顾。本来这只是《社会科学报》的一次偶然约稿，但刘擎把它一直写了下去，一直连续写了十八年。在这份后来被学者陈嘉映称为“国内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出来”的思想观察上，他开始有意地为自己创造一个缝隙，既保持着对时代动态的关注，也努力于向公共领域的输出。

2005年，刘擎还把他的课程“二十世纪西方思想文化潮流”搬上了网，尝试着让教室变得再大一些。十几年后，知识付费时代到来，他又在“得到”制作了全新的一版。适逢彼时的世界正陷入一场意外的??困顿，率先上线的“发刊词”里，他告诉听众：要学会“如何与他人生活在一起”、要“懂得反思”。马东听到了这门课，于是接着有了第七季的《奇葩说》。

就这样，刘擎被不期然地推到了流行前线，他也有了更多机会把这些年的探索、答案与理想说给更多的人听。

年轻时的刘擎似乎重新归来了，曾经他以为那个自我已经消失。当然，两个身影并非完全重叠，经历过岁月的沉淀和智识的训练，他自觉地保留有一份抽离：“你不是淹没在其中，而是用学术所孕育的思想去对撞，跟流行的公共文化形成张力。也只有维护这种立场，才能在公共文化中注入另外的声音。”借用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的一本书，他称之为“介入的旁观者”。

做喜欢的事情

刘擎发现，自己还是喜欢介入公共生活的。他也擅长于此，有朋友跟他说过，他会讲道理，讲得很清楚，同时是有幽默感的，还是可以抒情的。

眼下，他又在写作一份新的讲稿，关于爱情。在他看来，作为政治哲学的学者，研究世界、国家和研究爱情是在同一个脉络里的：“爱情就是最小的政治单位，是两个人的政治共同体。”为此，他酝酿了两三年，原定计划要在今年的情人节当天上线，但他一直不太满意，依然在反复修改打磨。

“为什么特别难呢？（因为）我其实是反潮流的。我看到很多的那种情感博主，在灌输一套智识上非常可疑、价值倾向上特别错误的东西，把已经处在困惑中的年轻人引入歧途，让他们过一个更差的生活。我有时会沮丧，有时会愤怒。所以我写爱情，我就要在里边贯穿这样一种伦理追求：一个人成为最好的自己的可能性。”不过偶尔，刘擎也有迟疑的瞬间。参加《奇葩说》的时候，有一次录制结束，他回去批阅一个博士的论文，从材料到行文，从论述到观点，看得出作者付出了不少心血。可越是如此，刘擎越心生悲哀：学院里有很多人特别辛苦，做的工作却没被看见，更难以对社会形成影响——“只有我们这样的人被看见了。”

就连这种被看见，往往也存在一种偏差。许纪霖便说过：“今天的刘擎是以人生导师的形象出现的，并不是以一个谈论宏大问题的学者形象出现的。”有时，刘擎也会自嘲，自己是做政治哲学的，现在却变成搞人生哲学的了。

他不是没有学术抱负，不仅有，还很大。好些年前，他就想写一本专著，“那种大砖头的专著，压得死人的”。他在许多场合阐释过与此相关的设想，希望可以创造一个“广义政治学”，打通从经典的国家政治、国际政治与世界政治到后现代的生命政治、身体政治和性别政治等之间的壁垒，构建一套融贯的理论框架。

这本书直到现在也没能写出来，只是他不再强求。跨过容易执着的年纪，刘擎有了更加清醒的自我判断，他知道自己的能力和题目的野心是不匹配的：“我是一个兴趣特别广的人，很容易分心。对于一个问题，我缺乏长程关注的沉潜。如果把学术比作建筑，我有点像一个设计师，我喜欢构想，而不太喜欢施工，构想是兴奋的，施工是麻烦的。”

刘擎说，在学者的角色上，自己是被高估的：“从成果来看，我并没有做出真正第一流的原创性的工作，却有这样高的声誉。还有人觉得，我应该可以写出更好的东西。”他觉得他做得比较好的方面，其实一直只是那些“把思想资源跟现实问题放在一起作观照”的部分。

“我在知识上有相对开阔的视野。这个特点作为一个学者并不能够完全用到，但作为一个大众的教师可能是有优势的。学院派有很多学者是很厉害的，我都知道，我也很敬佩，但我不是。那么，我是不是应该做一些别人很难替代的工作，对我来说是成就更好的自己，对社会来说是发挥了最大价值？”

因此迟疑也好，自嘲也罢，包括面对的一些失望——就像当初有人批评他有时间上综艺没时间做学问，尽管会失落、会惭愧、会自我考问，但终究获得了一个坦然的出口。“一个人能够获得一种自己的integration（整合），就是丰沛的，意义感就不会匮乏。”刘擎说。

从许多青年学人身上，他还感到一种释然。“年轻一代都起来了，学术很扎实，写的文章很漂亮，他们做的东西比你好，你根本不是不可替代的。”甚至他认为，某种意义上，自己这一代知识分子都走到了边缘：“未来的二三十年，新的技术条件和地缘政治的新格局，会让古今中西的问题有新的版本，所以我们这一代就过去了。（何况）对于公共生活的贡献，无论是伦理意义上、政治意义上、道德意义上，还是美学意义上，作为群像的我们这一代都完成得不算多好。”

至于那本“事先张扬”的专著，可能某一天再试试，或者彻底不做奢望。另一个题目也一样。大概一年多前，刘擎脑子里一个长期的感觉突然有了清晰想法：“名字我都想好了，叫《‘病’就是‘坏’》。我们有两种语言来对待‘他—我’关系当中产生的问题，一类是道德的解释，另一类是病理学的解释。从近代科学开始，病理学解释越来越多地进入道德领域，最后会瓦解整个的道德论述框架。这很有意思，可以像福柯一样做一个道德谱系学的工作，考证它是怎么转变的。

哪个都说不准。唯一确定的是，他不会去逼迫自己。活过了六十岁，外在的一切都没那么重要了，从心所欲就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内在的那种满足是喜悦的。”

发于2025.3.10总第1178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刘擎：介入的旁观者

记者：徐鹏远

编辑：杨时旸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