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依据老蒋自己的讲述，他听闻那噩耗时，感觉就像“晴空响雷，哀伤悲痛到了极点，受到的刺激也无比强烈”。当天老蒋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唉，上天为何如此不庇佑贤能的官员啊！得知这一噩耗，实在是缅甸战事失败里最为惨痛的一件事。这可是近来独一无二的良将，实在令人悲痛，悲痛至

1942年6月1日，蒋介石收到杜聿明发来的电报，电报称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在5月26日下午5时40分英勇牺牲。

依据老蒋自己的讲述，他听闻那噩耗时，感觉就像“晴空响雷，哀伤悲痛到了极点，受到的刺激也无比强烈”。当天老蒋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唉，上天为何如此不庇佑贤能的官员啊！得知这一噩耗，实在是缅甸战事失败里最为惨痛的一件事。这可是近来独一无二的良将，实在令人悲痛，悲痛至极啊。聿明处理事情不妥当，才导致了这一悲剧。要是当时遵照命令从河胜向景东转移推进，那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这是我五年来最为伤心的事了，难道这是天意吗？分明是人为谋划得不好啊！悲哀啊！”

心怀愧疚的杜聿明被蒋介石召至黄山“老草房”别墅，刚一见面便立即请罪道：“缅甸战役失败，折损军队又有辱国家声誉，全是我指挥无方所致。我在愧疚悲痛之余，恳请校长依据军法处置我！”

老蒋摆了摆手说道：“这不能怪你，第五军全体官兵都在战场上奋勇拼杀，这是全世界都有目共睹的。特别是戴安澜将军，他不但是你的自豪，也是我的自豪；他挥洒的热血让中国远征军的战旗更加鲜艳！”

听闻老蒋提及戴安澜，杜聿明刹那间显得慌乱无措。依照常规，为戴安澜将军举办追悼会时，势必会在报纸上刊登遗像与遗言。遗像已有现成的，然而戴安澜的遗言，虽说杜聿明确实拿到手了，可他却不敢告知老蒋，更不敢在报纸上刊登。直至1945年，他才向沈醉透露了一些情况，却又遭到杜夫人曹秀清的阻拦。沈醉也是一头雾水，没敢进一步追问。

1945年那会儿，杜聿明身兼昆明防守总司令与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两职。彼时，杜聿明所统领的机械化部队，常常派遣大量汽车前往重庆接运军用物资，大多是空车前往、满载而归，平白浪费了一半的运输能力。与此同时，军统和中美合作所在昆明黑林铺的仓库中存放着大量美式武器，这些武器需要运往重庆、桂阳，可即便军统拥有两千辆十轮大卡车，也难以完成运输任务。于是，戴笠派遣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去和杜聿明沟通，看能否“顺路捎带”。

戴笠都要向蒋介石的得意弟子杜聿明有所求助，沈醉的态度更是可想而知。他不仅显得局促，还带着几分谦卑，杜聿明敬的酒他都不敢喝。

沈醉于回忆录《人鬼之间·解放前我与杜聿明的两次往来》里记述：“一旦他提及他最为信任的第五军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将军，就忍不住泪眼汪汪、悲泣难止。”

当年老蒋对外公布的并非戴安澜的最后遗言。依据《抗战将士口述实录》的记载，当时公开发布的戴安澜遗言的确存在，然而它并非最后一份遗言，而是战前动员令，且未形成书面文字，是由他人记录下来的：“3月24日晚9点至25日凌晨，戴安澜召开了一场紧急军事会议。会上，五九九团团长柳树人站起来发言：‘两军交战，勇者方能取胜！坚持下去就会胜利，一旦退却便会走向毁灭。’最后，师长戴安澜立下遗言：‘我奉命坚守同古，发誓与城池一同存亡。若我战死，由副师长接替指挥；副师长战死，由参谋长接替；参谋长战死，由步兵指挥官接替。’”

自戴安澜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直至其牺牲，期间间隔了足足两个月之久。然而，蒋介石却执意将戴安澜3月25日所发的誓言当作遗言，显然是别有所图、另有企图，好像是在有意隐瞒某些真相。

1959年首批获得特赦的郑庭笈，那时于二〇〇师担任少将步兵指挥官，同时兼任五九八团团长。若正副师长以及参谋长不幸牺牲，他便会接手全师的指挥权。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对戴安澜生命的最后时刻作了详尽描述。

结合远征军将士的回忆记录，大体能够重现1942年3月至5月戴安澜将军所创下的英勇战绩。

2月25号，戴安澜在同古举办“成仁会议”之后，便和日军展开了激烈战斗。一直打到29号，双方都遭受了巨大伤亡，最终杜聿明说服了史迪威，下达命令让二〇〇师撤离同古，称：你们已经达成了牵制敌军的目标，可在战斗中逐步撤退，尽可能延缓日军对远征军总部和盟军的追击速度。

正是杜聿明下达的这一指令，致使二〇〇师踏上了野人山的艰难征程。自入缅参战直至全线撤离，在这两个多月的时光里，四千余名官兵血染战场，第二〇〇师的兵力锐减至不足半数。不仅要以徒步方式为大部队撤离提供掩护，还得冲破日军的封锁线朝着缅北推进。部队孤立无援作战，粮食和弹药均极度匮乏，其中的艰难险阻不言而喻。

1942年5月18日，二〇〇师于莫古遭日军摩托化部队重重围困，前去支援的行动让我军处于不利态势。远征的将士们很不幸地被日军装甲车团团围住，第五九九团团长柳树人、第六〇〇团副团长刘吉汉以及数位营、连、排级军官皆英勇牺牲，戴安澜将军腰部中弹，伤势十分严重。

戴安澜身负重伤，但意识依旧清晰，他果断下令更改行军路线，朝着敌军防御薄弱的区域突围后向北行进。尽管医药匮乏，伤口化脓感染，他几度陷入昏迷，可每次苏醒后仍坚持指挥部队作战。直至1942年5月26日，当部队抵达缅甸茅邦村时，这位将星不幸陨落。

杜聿明眼含泪水对沈醉说道：在他领着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以及第五军军部的人员等从孟关出发，朝着野人山行进的时候，他的警卫营长带着一名浑身沾满稀泥的军士追了上来，那军士满脸泪水地汇报了戴安澜牺牲的消息。

杜聿明听闻消息后泪如雨下，他从日记本里扯下一页纸，匆匆写下一道手令，随即让那名军士立刻返回二〇〇师，对他说道：“回去告知高副师长，必须遵照我的指令，无论付出何种代价，都要将戴师长的遗体运回国内！”

那名军士接过手令后并未立刻离开，而是解开上衣前襟的扣子，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张染血的小纸条，这便是戴安澜的最后遗言。

杜聿明在之后才了解到，戴安澜在身中多枚子弹后艰难支撑，将香烟盒翻转过来，写下了这张纸条，纸条上的字不足三十个。

这三十个字，实则为戴安澜的临终遗言，遗憾的是杜聿明压根不敢把那张用烟盒写成的纸条呈给老蒋：“纸条已被雨水泡成纸浆，然而上面血渍斑斑、歪歪扭扭的几行字，却让他终生难忘。那么，由他记录下来送去报馆吗？他不会做这种傻事；让他违背戴安澜临终时的嘱托吗？他又于心不忍。”

戴安澜所留遗言纸条上具体写了些什么，杜聿明在面对少将特务沈醉时，也只能说得模棱两可：“戴安澜牺牲前所写的遗言，是让我向校长请求，凭借他的战功去为一位老长官赎罪……”

所谓“赎罪”，是戴安澜期望蒋介石能念及自己在战场浴血奋战所立下的功劳，释放戴安澜的老长官，让其能在抗日战场上再次建立功勋。

此时问题便浮现出来：戴安澜的哪一位老上级被蒋介石闲置或囚禁了？杜聿明是否违背了戴安澜的托付？

杜聿明反复思索，琢磨出一条迂回的策略：“校长，您清楚第五军在缅甸战役里遭受的重大损失。我觉得，要让这支机械化部队尽快恢复元气，在尽可能争取更多美国装备的同时，还得加快各级干部的培训，在这方面，徐庭瑶是有一定经验的。”

老蒋点头，同意让徐庭瑶返回机械化学校再度出任教育长。杜聿明立刻鞠躬，说道：“多谢校长！”

未曾料到，老蒋紧接着说了一句：“多谢杜军长！”

这可把杜聿明吓得不轻：蒋介石那如锥子般的目光，正紧紧地锁定在他身上。

老蒋微笑着下达了新指令：“以你的第五军作为核心力量，组建第五集团军，由你来出任该集团军的总司令！你还要培养一下邱清泉，让他担任第五军军长！”

杜聿明瞬间不知所措：邱清泉向来有“疯子”的名号，一旦他担任第五军军长，自己便会完全丧失对嫡系部队的掌控权，看样子蒋介石依旧在气头上！

看过西安事变相关资料的读者们自然清楚，徐庭瑶与蒋介石之间存在过节。他是杜聿明和戴安澜共同的老上级，是当时大家公认的装甲领域的专家。在西安事变期间，他站在了何应钦那一方，后来在抗战时又被蒋介石抓住把柄，遭到“撤职查办”。此次因为杜聿明出面求情，蒋介石才手下留情，将他调去负责培训工作，与此同时还剥夺了杜聿明对其嫡系部队的指挥权。要知道，当年军统特务在各部队无处不在，戴安澜遗书中的内容蒋介石怎么可能不知情？杜聿明兜了个圈子，又怎么能骗过蒋介石呢？

令人惋惜的是，戴安澜将军一片良苦用心，本想为抗战前线增添一员猛将。然而，蒋介石心胸狭隘、报复心强，虽念及戴安澜的情面给了徐庭瑶一个虚职，却几乎将杜聿明的权力架空。不管是在东北还是徐州，杜聿明都只是充当解决难题、承担过错的“二把手”角色，那些中将兵团司令和军长根本不把他的话当回事。而陈诚和刘峙，他们才是多次作战失败的真正责任人，却始终得到蒋介石的重用。如此看来，戴安澜将军的这番苦心，不就白白付诸东流了吗？

来源：丹崖观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