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77年，沙俄西部维尔诺省的庄园里传来一声啼哭，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呱呱坠地。

1926年，捷尔任斯基在发言中突发心脏病，当场去世，年仅49岁。

他是列宁口中“必须选出的那个人”，也是普京至今仍愿为他“复活”师号的名字。

他是克格勃之父、契卡的缔造者、布尔什维克最可靠的执行者。

为何这样一位铁血肃反者，却能赢得“正直”“仁慈”的口碑？

1877年，沙俄西部维尔诺省的庄园里传来一声啼哭，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呱呱坠地。

他的父亲是一名受人尊敬的数学教师，家中藏书满架，母亲操持家务之余，常引导子女读诗、读拉丁文圣经。

在他四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走了父亲的生命。

从此，曾经平稳的家庭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顿，失去经济支柱后，母亲独自承担起抚养九个孩子的重担，依靠勉强维持的土地租金艰难度日。

家中时常断粮，但母亲并未让孩子们放弃教育。

正是在这样的岁月里，捷尔任斯基看到了生活的不公。

他注意到村庄里地主的儿子依旧骑着马、穿着呢料大衣，而贫苦农户的孩子甚至没有一双完整的鞋。

为什么有人注定要富裕，而另一些人只能忍饥挨饿？

中学时代的捷尔任斯基性格沉稳，少言寡语。

一次课堂上，老师讲到帝国的伟大，他突然举手反驳，质问为何秩序只能以压迫者的利益为准。

他的同学惊讶不已，却也开始疏远他。

在那个年代，一个少年公开质疑沙皇政权，无疑是极其危险的举动。

随着阅读的深入，他逐渐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核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解放。

他看见母亲在夜里缝补衣服时眼角悄然滑落的泪水，看见弟弟妹妹们为了分一口热汤而争执，他清楚地知道，改变必须从根源做起。

于是，他开始在校园中小心地传播马克思的思想，与志同道合的同学秘密讨论革命的可能性。

终于，他的行为引起了校方的注意。

那天校长将他叫到办公室，语气冷硬地告知他因“破坏秩序、煽动思想”被勒令停学。

那一刻，捷尔任斯基的世界发生了剧烈的转变，从一位接受正统教育的青年，转变为一位理想主义者，一个即将走上火狱道路的革命者。

他加入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从街头的传单、地下的聚会到工厂里的煽动演说，他愈发坚定地相信，这个腐朽的社会终将被推翻。

年仅18岁，他已开始组织罢工，办起工人报刊，还频繁地往返于工厂和底层街区之间，与工人们同吃同住。

“土地应归耕种者，工厂应归工人，世界应归人民。”

类似这样高调的行动，很快引来沙俄警察的注意，他被捕了。

第一次流放，发生在冰封的西伯利亚。

那是一个极寒的地方，空气像刀子般割人，监狱则如同一座被冰雪包裹的坟墓。

狱卒们对犯人不闻不问，每日只有一顿掺杂麦糠的面包和一点热水，脚下的破鞋在雪地中一步一漏。

他与一群盗匪、农民、老工人被关在一起，挤在一间阴暗的牢房里，没有床，只有满地稻草。

他与狱友建立了小组，组织秘密读书会，传授革命知识，他向他们讲述《共产党宣言》，用极简的语言解释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

有人讥笑他疯了，有人却悄悄将他的讲义藏在草堆里反复默读。

他曾被调往华沙要塞，那是臭名昭著的高戒备监狱，审讯时，官员用细针扎指甲、用冷水浇头，用各种酷刑试图逼他屈服。

他咬紧牙关，从未发出一声呻吟。

有人问他为何不妥协，他只淡淡说：“我在为一群没得选的人选择抗争。”

从1897年到1917年，整整二十年，他六次被捕，三次流放，被关押的时间累计达十一年半。

这段时光足以磨掉一个人对信仰的所有幻想，足以摧毁一个人对未来的所有期望，但对捷尔任斯基而言，监狱却成了他最坚固的堡垒。

那些灰暗的牢狱生活反而为他积蓄了沉稳、冷静、精密的思维习惯。

他开始系统性地整理敌人讯问方式的逻辑，绘制监狱结构图，记住各类狱卒的特点。

他甚至设计了几种越狱路线——其中有一次，成功逃脱。

他穿着改成农夫模样的衣服，从厕所后窗爬出，顺着沟渠一路趁夜逃出，看守追出数公里也未能抓回。

出狱后的捷尔任斯基更为老练，他不再是那个热血莽撞的少年，而是一位真正的“战地将军”。

他常常用换名、乔装、信鸽联络等方式维系庞大的地下网络，他的信徒遍布波兰、立陶宛乃至俄罗斯本土。

也许世人难以想象，一个人如何在绝望与孤独的狱墙中，成长为苏维埃政权最有力的利剑，但捷尔任斯基做到了。

“监狱的尽头是墙，但信仰可以翻越。”

1917年，布尔什维克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红旗第一次在克里姆林宫的塔楼上高高飘扬。

在革命带来的激动过后，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很快意识到，真正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新生的政权摇摇欲坠，旧官僚体系阳奉阴违，市场上投机倒把之风猖獗，叛军、白卫军、外国干涉势力四处活动。

在克里姆林宫的一间会议室里，列宁眉头紧锁地向众人宣布：“我们需要自己的‘秘密警察’，一把能砍断反动势力脖子的刀。”

捷尔任斯基，当场被提名为这个机构的领导人。

无人反对——他太纯粹，太冷静，也太适合。

就这样，1917年12月7日，肃清反革命与怠工非常委员会——契卡，正式诞生。

捷尔任斯基坐在临时办公室里，一张旧木桌、几盏油灯，十几张折椅，这就是契卡的最初雏形。

他冷静地拿出笔，写下第一条行动守则：“我们代表的，是自我组织的恐怖主义。”

苏维埃的敌人太多太强，仅靠舆论与希望，无法稳住政权。

捷尔任斯基绝不是嗜血之人，作为组织者，他却始终保持理性。

他深知权力的腐化力，因此从第一天起便要求契卡必须铁纪治军，抓人要有线索，审讯要有流程，处决要有根据。

他亲自制定了契卡内部的纪律制度，甚至规定：任何成员若因个人恩怨动用权力，一律革职甚至处刑。

他始终坚持“恐怖不等于残暴”的底线，而这一点，也使契卡迅速获得民众的信任。

他亲自培训干员，从侦查、渗透、伪装到心理战术，每一个细节都亲自示范。

在训练课上，他经常掏出自己的越狱地图，讲述如何利用管道逃脱、如何伪装成工人隐藏身份、如何在街头追踪目标不被发现。

契卡的第一批成员，几乎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

契卡最初只有几十人，短短一年便发展至数万，到了1921年，全苏联的契卡系统已有近二十万人。

他们身着黑皮大衣、头戴蓝帽，在城市与乡村间穿梭，被称为“黑衣人”。

但民众并不恐惧他们，甚至常常主动为他们提供线索。

契卡的行动往往快如闪电，许多反革命分子在天还未亮之前就被缉拿归案。

捷尔任斯基甚至设立了“改造机制”，对罪行较轻的投机犯、小偷小摸者，尝试通过劳动教育改造，而非一味处决。

他相信，人可以变坏，也可以变好，制度与引导是关键，他将部分罪犯送往工厂，用劳动感化，用人民的生活教会他们“幸福是什么”。

尽管如此，对于真正的反革命、内奸、间谍，他绝不手软。

契卡曾破获一个名为“保皇联盟”的组织，该组织在国内外设有多个秘密据点，准备通过暴动推翻苏维埃。

捷尔任斯基设计了一出“钓鱼计划”，假扮联盟骨干向全球保皇党发布密信，称“莫斯科行动计划已经启动”，结果短短数月便诱捕回万余名潜伏的白军残余。

捷尔任斯基对此并无狂喜，只说：“他们用阴谋对抗正义，那就该在正义之手下清算。”

在整个契卡运行的初期，捷尔任斯基几乎未曾休息过，他亲自审阅各地行动报告，逐一审问重要嫌犯。

“恐怖不是目的，而是维护人民信仰的手段，我们不应成为杀戮者，而要成为守护者。”

正是这种严谨又冷峻的气质，使他成为苏维埃最有力的铁拳。

契卡在他的带领下，不仅保卫了刚成立的政权，还树立了新政府强硬、不妥协的形象。

敌人惧怕他，人民信赖他，革命同志尊敬他，甚至列宁都曾坦言：“只有捷尔任斯基，才配持这把剑。”

1921年，内战余火未尽，工厂停摆，铁路瘫痪，市场混乱，整个国家如同刚刚苏醒的病人，虚弱得连翻个身都显得吃力。

捷尔任斯基临危受命，调任为苏联交通人民委员。

外界一片哗然，许多人难以理解，为什么让一个“抓特务的”去管铁路？

但列宁却拍板定案，理由简单明了：“他干别的比肃反更行。”

在列宁眼里，捷尔任斯基是少数既有决断力，又肯扑下身子干事的人，而捷尔任斯基也没有辜负这个期望。

就任不久，他拒绝了所有迎接仪式，拎起一个帆布包，登上从莫斯科发往鄂木斯克的旧列车。

他不是视察，而是“上岗”，真正作为一名调度员参与火车运行的全过程。

在摄氏零下二十度的车厢里，他裹着一件旧棉袄，连续工作了整整48小时，观察调度、记录用煤量、整理运力分配。

他甚至自己钻进机车炉膛，计算燃煤与蒸汽转化比，在煤灰中一待就是半天。

回到办公室，他交出一份详尽的报告。

按照他的方案，废弃的铁轨重新整修，部分未通车的路线被改为应急运输线。

他主张取消不必要的文书审批程序，实行简明扼要的“战时运行机制”——一辆车走哪、拉什么货，由前线需求决定，不再层层上报。

他提出要训练“政治司机”，不仅能开车，还要懂政策、讲纪律、能应急。

这一整套制度，几个月内让苏联铁路系统从混乱中恢复过来，甚至超出了战前水平。

捷尔任斯基不坐专车，不住宾馆，经常和工人同宿一间棚屋，吃着最粗的黑麦面包，铁路工人见他像兄弟一样干活，不少人私下喊他“老铁头”。

这位“肃反铁人”很快被再次提拔为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全权负责战后苏联的工业重建工作。

在一次煤矿事故后，他亲自赶赴矿区勘察，穿上矿工的衣服，戴着破旧的头灯，钻进矿井深处了解开采情况。

工人们见他来都震惊了，一个政府高官居然自己下井？

更意外的是，他坐在矿井口，一边咳嗽一边问工人：“你们一天产多少？能再提高点效率不？我这里有份新图纸，要不要试试？”

他不仅改进了矿产调配方式，还强调设备维护与职工培训的重要性，推行机械化改革，鼓励技术工人研究新方案。

“机器是工人的手臂，工业是共和国的骨架。”

在会议上，他反复强调：“我们不能只谈钢铁产量，也要谈工人的饭碗、孩子的学堂、住的屋子。”

他要求各地建立工人食堂、修缮员工宿舍，提倡“人性化管理”，这种理念在当时的苏联尚属罕见。

1924年，列宁去世，苏联进入新一轮的政治变局。

党内派系林立，权力斗争暗流涌动，捷尔任斯基表面低调，实则忙于调和各方，为经济稳定保驾护航。

斯大林曾劝他加入某个派系，他婉拒说：“我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任何人站队的。”

但他也不是毫无政治立场，对于农业改革，他明确提出“农村不富，工业必衰”，主张国家应加大农业投入，提升农机水平，以促城乡协调发展。

他反对“大跃进式”的生产口号，强调脚踏实地的建设节奏，这种思想在当时显得颇为超前，也逐渐让他与部分极左派产生了隔阂。

可惜，这一切都戛然而止。

1926年7月20日，联共中央全会上，捷尔任斯基登台讲话。

他讲完最后一句：“我们必须持续清理经济中的杂质，就像当年清理反革命一样……”便重重倒在讲台上。

众人蜂拥而上，他却再也没睁开眼睛，死因被确认为心脏骤停，年仅49岁。

整个苏联为之震动，街头工人自发停工吊唁，契卡的老兵集体致哀。

孩子们在学校画下他的画像，妇女们戴上黑纱，铁路工人将他的名字刻在铁轨侧边：“费利克斯，这条路你走过，我们继续走。”

人们纷纷议论：如果他能多活几年，是否可以压住极端派的野心？是否可以避免后来那场血雨腥风的“大清洗”？是否苏联的命运，能因这个铁汉的坚守而改写？

这一切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捷尔任斯基留下的，不只是肃反者的冷峻印象，还有一位布尔什维克改革者的智慧与温度。

他用短短数年，向世人证明，哪怕一双沾满尘灰的手，也能托起一个国家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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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如下：

【1】《捷尔任斯基》第五章 战斗在交通战线上

来源：心游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