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前所述，我的首次考察始于蒙古，向导是桑巴蒂昂达（见上图），即胡克先生笔下那位著名的前喇嘛。以下是旅行日记中关于他的记载：“第四名探险同伴昨夜抵达，正是桑巴蒂昂达 —— 胡克与加贝神父在西藏的著名向导。他比当年那次伟大旅行时年长三十余岁，却依然精力充沛，渴望新

根据加布里埃尔・德韦里亚的画作绘制的向导桑巴蒂昂达肖像

如前所述，我的首次考察始于蒙古，向导是桑巴蒂昂达（见上图），即胡克先生笔下那位著名的前喇嘛。以下是旅行日记中关于他的记载：
“第四名探险同伴昨夜抵达，正是桑巴蒂昂达 —— 胡克与加贝神父在西藏的著名向导。他比当年那次伟大旅行时年长三十余岁，却依然精力充沛，渴望新冒险。他天性无忧无虑、坦率正直，虽固执却真诚。除衣着外，他毫无中国人的特征 —— 早年脱下喇嘛袍成为基督徒，在西湾与教友同住，人称‘齐喇嘛’…… 无需多言，我们急切向这位未来向导询问他与两位神父的冒险旅程…… 令我们欣慰的是，他证实了图卢兹教友（胡克）略带诗意的叙述，除几处无关紧要的年代错误与地理、自然史混淆外，其余均真实可信 —— 这些细节本非我们这一行的专长。”

事实上，即便胡克先生的反对者也逐渐认可这一点；英国上校尤尔先生在 1880 年普热瓦尔斯基《通古斯人之地旅行记》长篇序言中，对胡克的真诚与可信给予了迟来但充分的肯定。

同年 7 月 29 日的旅行日记中，我补充了更多关于桑巴蒂昂达的细节：
“向导认出了这片地方（Ourato），他说曾在此居住两年，当时是一位老老喇嘛医生的弟子。当地一位无子嗣的蒙古人曾试图用帐篷和畜群留住他 —— 这对一贫如洗的年轻人是巨大诱惑！但他坚定的宗教之心战胜了诱惑，这位见习修士继续身着喇嘛的紫色僧袍……

后来，天主让他遇见了会汉语、满语、蒙古语和藏语的加贝神父。神父向他传授基督教教义，并最终使他皈依。“齐喇嘛” 当时还是慕道者，就跟随胡克和加贝神父踏上了穿越蒙古、青海直至西藏首府的惊心动魄之旅…… 传教士被拉萨驱逐并流放广州后，桑巴蒂昂达独自返回西湾的基督徒社区，最终接受了洗礼…… 如今他是一位虔诚勇敢的基督徒，但仍偏爱游牧生活。他依然贫穷，每日仰赖天主，从未利用传教士多次提供的改善生活的机会…… 他中等身材，体格匀称挺拔，神情单纯、忠诚而快乐，令人心生信任。只是那微微泛红的圆鼻头，难免让人怀疑他并不排斥饮酒！

在首次考察的另一处记录中，我对北京及其周边的描述或许有趣：
“北京平原以北和以西是海拔不高、植被稀疏的山脉，从城墙高处远眺，它们常笼罩在一层淡蓝色薄雾中，与天际融为一体。这些山脉主要由石炭纪和泥盆纪的石灰岩、砂岩、砾岩，以及不同年代的花岗岩和斑岩构成。关于煤炭，我需记录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特事实：北京的城市地面显著高于周边乡村，主要由完全以煤为燃料的炉灶产生的灰烬和炉渣堆积而成，为助燃烧，还掺入了一定量黏土。在一年中的大部分干燥季节（八至十个月），可见人们细心筛滤被车轮碾成粉末的‘炉渣土’，而从事这项工作的并非最底层民众。据说他们在首都的尘土中‘寻找钻石’！有人告诉我，即便寻得宝石也极小，仅售予瓷器修补匠作钻孔之用。中国人能清楚区分钻石与具有六面体特征的水晶，不会混淆。”

以下是另一处罕见的旅行插曲：
“那日傍晚，我拖着疲惫身躯沿一座高山（海拔 1800 米）的长山脊行进。虽未下大雨，但一场雷雨后，云层低垂，仿佛栖息在脚下远处无数尖峰之上。眼前景象令人惊叹！仿佛一片银色汪洋，或更似覆盖着巨型棉絮的平原，在无瑕蓝天之下延展至天际。尽管疲惫不堪，我仍为这壮丽景色所震撼 —— 整整一日几乎未进饮食。但更美的奇观还在等待我！

不久，这片云海开始涌动，处处裂开缝隙：棉絮变回云朵，缓缓上升至与我等高的右侧。我自南向北前行，西风与阳光同向，云团被风阻挡，停留在山脊高度，不再前移。此时，一侧是西沉的灿烂夕阳，另一侧是漫天密云。我的身影投射在这片白色幕墙之上，被两道明亮的彩虹（更确切地说，是两个完整的光环）环绕，分解的阳光在光环中呈同心圆状反向排列，中心是金色的光晕。这一现象持续了约半小时，直到夕阳完全落下，那道彩虹光环始终伴我沿山脊而行。无需多言，美到极致！”

NORD（北） AFERN（注：疑为 “OUEST” 西之误） SUD（南）
罕见的气象现象

我还记录了一则异教徒风俗：
“在顺化的一所育婴堂，我见到一个约十二岁的女孩。数月前，她因突发眼盲成为家庭负担，被父亲遗弃在荒野，绑在树上任狼撕咬或冻毙。天主阻止了这场悲剧：一位基督徒恰巧路过，救起奄奄一息的她，送至慈善机构。这个可怜孩子经历了什么？她唯一的‘过错’是失明。不得不承认，异教徒心肠何其冷酷！在良好照料下，她的病情迅速好转，我见到她时，已能正常用眼读书，在学校与同伴比拼勤奋与懂事。这个格外美丽聪慧的女孩深知自己的幸运，毫无怨恨父母的神情。”

以下是关于喇嘛教鲜为人知的细节：
“蒙古的喇嘛寺数量众多且相对富庶，建筑模仿西藏风格，呈方形，常有二三层。外墙精心涂白，与蒙古包的暗色和中国泥土房形成悦目对比。随处可见身着红袍或黄袍、剃度光头的喇嘛，他们有的居住寺内，有的居家生活，通过经商等方式谋生……

除男喇嘛外，还有女喇嘛（lamanesses），身着同色僧袍，同样光头。不过，女性通常在一定年龄、养育子女后才剃度出家，以虔诚之心成为女喇嘛，期望通过苦修获得灵魂的幸福转世。对男性而言，出家往往是父亲的决定 —— 鉴于牧场无法随人口增长而扩大，父亲通常将儿子们送作喇嘛，仅留一二人继承家业：这也是蒙古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

喇嘛教仪式与天主教礼仪有惊人相似：如大喇嘛头戴类似主教冠的法帽；寺庙（djao）中每日三次敲钟或击磐召集祈祷；集体诵经；信徒手持念珠计数祷告等。当地一位喇嘛向我证实，在某些地区，信徒会进行类似‘告解’的仪式， confess 自己的罪过，随后接受与罪行相应的补赎。可以大胆推测，喇嘛教（其组织历史并不久远）有意模仿自早期在东方传播的基督教礼仪。”

离开喇嘛教话题前，不妨讲述一则关于某位可怜大喇嘛的趣闻：
“傍晚，我们在 Outhandjao 喇嘛寺（Ourato 地区最著名的寺庙）下方搭起帐篷。据闻寺内有一千五百余名喇嘛，在被视为‘活 Buddha’的大喇嘛领导下生活。我听说了现任大喇嘛的趣事：他不仅是本地喇嘛的领袖，更是周边地区的领主与君主，因此极为富有，拥有千余匹马、三千头牛及大量骆驼和绵羊。此外，朝圣者常向他献上供品，换取他用藏语念诵的祈祷与祝福。

数年前，前任大喇嘛筹集了三万两白银（约 25 万法郎），出于虔诚自愿前往拉萨，向‘至高活 Buddha’进献这笔财富。他率领庞大的喇嘛队伍启程赴藏，然而随从们不愿看到 Ourato 的财富流入拉萨大喇嘛的金库，途经某条河流时，将他推入水中，劫走钱财。幸运的是，这位溺水的可怜人被河水冲至下游，苏醒后重拾勇气，加入一支商队，最终抵达西藏。漫长旅程后，他于两三年前返回旧寺……

但在众人以为他已死亡期间，寺内喇嘛已根据‘灵魂转世’教义，在蒙古寻得一个据说是‘佛陀化身’的男孩，迎入寺中奉为新大喇嘛，并指派长老团教导他藏语祈祷文，代行教务。当某天前任大喇嘛活生生归来，要求复位时，众人的震惊与失望可想而知！可惜他虽声称拥有继承权，却无人理睬，新当选者拒绝退位…… 这一事件在整个领地引发轩然大波！老喇嘛无法对抗这般不公，自认在法庭上无力胜诉（富人永远有理），最终沉默退居偏远小寺，以普通修士身份度余生。当然，两名被证实直接参与谋杀的随从已被处决。”

我从同一篇记录中摘录一则关于成吉思汗陵墓的独家报道：
“据悉，成吉思汗（蒙古名 Tchenghis-Bogoto）的遗体保存在附近一个名为 Kia y-sen（鄂尔多斯地区）的地方，安放在一口巨大的银棺中，蒙古人不愿轻易示人。棺椁始终包裹着珍贵织物，众多朝圣者依照侍奉在世皇帝的礼仪，虔诚跪拜。陵墓并非位于喇嘛寺内，而是置于一顶特制帐篷中，由一位亲王守护…… 传说这具纯银棺椁曾因担忧落入贪婪外敌之手，在蒙古各地辗转，最终因鄂尔多斯地区的地理位置与贫瘠状况，得以在此永久安放，免受侵袭。”

请允许我以圣母升天节当天记录的一段沉思，结束首次旅行的摘录：
“一位前喇嘛、一位前和尚，以及两位来自法国的自愿流放者 —— 这是在此祈祷真神、献上祭坛圣祭祈求天主之国降临的首批基督徒…… 我们以有益的思想振奋精神；虽在广袤蒙古荒野中迷失，心灵却随信仰与远方的弟兄们相连；我们思念远在他乡却未遗忘我们的亲友，今日尤其以共同的心愿与祈祷，向万物造物主献上敬意……

圣母无染原罪者的凯旋升天，继人子复活之后，彰显了天主对堕落人类的神圣救赎 —— 祂并未剥夺人类追求知识的高贵本能，以及对无限真理的永恒渴望，唯有对天堂的思索能平息这渴望！…… 无论身处修道院的宁静或尘世的喧嚣，无论在欧洲壮丽的大教堂内，或在亚洲高原的苍凉荒野中，无论参与天主教的庄严礼仪，或被异教的虚妄迷信环绕，坚定而顺服的基督徒总能通过持续履行天职，稳步迈向终极目标！”

我的蒙古考察持续了约十个月。穆斯林起义阻止了我按原计划深入青海及更远地区。这片我曾工作过的蒙古高原，平均海拔一千米，人口稀疏，动植物种类单一。最常见的典型动物有黄羊、地松鼠（类似美洲草原犬鼠的小型旱獭）、沙鼠，还有金黄色的云雀和随处可见、摇尾行进的圆头蜥蜴（phrynocephalus）。夏季，大片区域几乎仅生长蓝花鸢尾、甘草（glyc. echinata）、多刺锦鸡儿或黄刺玫。我在蒙古发现了一种野生珍稀的美丽开花乔木 —— 文冠果（xanthoceras sorbifolia），北京人将其作为观赏植物栽培，我成功将其引入法国，它在我国气候中生长良好。正是在这次旅行中，我首次证实了野生骆驼的存在，后来被俄罗斯人普热瓦尔斯基捕获。

关于第二次旅行，我只能简要提及。我在提交给博物馆的报告中如此描述：
“中国西部考察持续了二十五个月，原计划三年，因健康显著恶化被迫缩短。此次行程总计两千五百里，每日短途考察更使总里程大幅增加……

西藏东部的木坪（Moupinn）地区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最丰硕的收藏。这片被几乎不可逾越的山脉与湍急溪流切割的土地，居住着独立而警觉的原住民，既非汉人也非藏人，更接近后者，形成八十多个各自为政的小邦，有些甚至拥有独特语言。奇特的是，其中一个邦国自古以来始终由女性统治。这片位于中国、西藏、蒙古之间的荒野山区，到处覆盖着原始森林，因此我在木坪采集的动植物标本大多为科学新发现。该地区最高峰（海拔五千米）的独特之处在于冬季裸露，而低处已被积雪覆盖。但在不远处，我望见更高的山峰，山顶覆盖着永久冰川，我认为其高度可与喜马拉雅山脉已知的最高峰媲美！可惜未能抵达。

两年考察期间，我每日记录行程，多次遭遇严重疾病，三次危及生命。然而在即将返回北京休整时，等待我的却是刻骨铭心的悲痛：抵达天津时，正值那场令人痛心的屠杀发生，若不是船只因天意延误，我已葬身其中！”

第三次旅行记已公开出版，无需多言。不过，在这部（及前两部）以自然历史为主的著作中，仍有一些可能吸引《天主教传教团》读者的细节，在此提示若干章节：第一卷涉及天津屠杀、中国穆斯林、森林破坏、人口估算、中国音乐；第二卷包括海难、育婴堂、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茶叶造假、死亡威胁等。

在结束这段博物学家生涯的漫长回顾时，我必须再次公正地声明：若我的工作与考察得以顺利完成，部分归功于各地传教士慷慨善意的协助，以及身着当地服饰、说当地语言的中国教友的忠诚侍奉 —— 我亦不时以圣职身份为他们提供精神帮助。

“万国啊，你们要赞美上主！荣耀与颂赞全归天主！”（Laudate Dominum omnes gentes! Soli Deo honor et gloria!）

读者或将感谢我们以如下方式结束这部 “太过简短” 的著作：摘引国内外学者对大卫先生科学贡献的评价，并期待这位杰出传教士今后常与我们合作。

在 1886 年出版的第十一版精美插图专著中，夏尔・奥贝尔蒂先生写道：
“我已多次表达对这些精英人士的钦佩 —— 他们在最艰苦的劳作中，在足以摧毁最坚强意志的孤独中，仍能焕发力量关注自然科学，即便正与当下的艰难险阻搏斗。”

在第九版中，他又说：
“人类知识的任何领域都未能忽视这些精英的存在；尽管对大多数人而言，昆虫学尚属陌生，但我可说，他们皆以热忱、勇气与智慧投入工作，我有责任公开致敬。”

在第六分册论及远东最新发现时，他写道：
“我们应将科学进步归功于勇敢的传教士，他们深入中国腹地，而大卫先生因其发现的重要性与观察的敏锐性，始终占据特殊荣耀的地位。”

奥贝尔蒂先生在第二版中特别谈到大卫先生的研究：
“天主教传教士阿尔芒・大卫神父（遣使会会士）在中国进行了多次考察，地理学会以最高荣誉表彰其成就。作为杰出的博物学家、经验丰富的观察者、不知疲倦的探险家，大卫先生将研究拓展至自然历史的所有领域。这位科学家兼旅行家冒着难以想象的疲劳与危险，采集哺乳动物、鸟类、昆虫、植物、矿物标本，为我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厅增添了海量最高科学价值的藏品。想到需以何等热忱与学识才能完成如此重大的发现，并将遥远国度的无数动植物标本带回法国，令人叹为观止。作为法国人，我为看到这位勇敢同胞的发现公之于世而倍感自豪。”

1882 年 11 月 12 日， eloquent 的弗雷佩尔主教在众议院发表支持天主教传教团保护权的重要演说，特别提及大卫先生的工作：
“可知道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最珍贵的部分藏品源自何人？源自遣使会传教士。科学院院长米尔恩 - 爱德华兹先生在一份博物馆工作报告中曾如此评价：
‘我们在遣使会会士阿尔芒・大卫先生身上，发现了一位同样积极而明智的通讯员；他多次向博物馆寄送大量标本，所附笔记更提升了展品的价值。’”

自那时起，这位不知疲倦的传教士在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领域的贡献更加繁多卓越。正如科学院的布兰沙尔先生在索邦大学科学协会集会上的演讲所说：
“博物学家对阿尔芒・大卫在远东的工作深表钦佩；当看到这位勇敢传教士为我国博物馆带来的巨大财富时，他们不禁心生民族自豪感。在大卫神父之前，人们对亚洲广袤地区的动植物知之甚少，而他的考察让我们如今掌握了这些地区的大部分 flora 与 fauna。”

《两世界评论》刊登的一篇植物学教授对大卫先生著作的研究结语如下：
“至此，这位最令人钦佩的科学探险家的工作叙述暂告段落。这位法国旅行家的采集品数量惊人，如今构成国家博物馆的瑰宝之一，多年来未见可与之比肩的收藏。”

想知道国外如何评价这些工作吗？欧洲顶尖博物学家之一哈特兰在 1876 年 1 月的《彼得曼地理通讯》（Petermann's geogr. Mittheilungen）中写道：
“作为观察者与采集者，大卫先生在中华帝国的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领域的成就无与伦比，无论是知识的广度还是工作成果的重要性。”

这位德国学者在另一处写道：
“这位法国传教士寄送的标本，无论在数量还是新物种数量上，均超越单人单次采集的极限，其科学价值再高评价也不为过。”

在对这般工作的钦佩中，身为新教徒与普鲁士人的哈特兰博士，在长篇分析文末毫不犹豫地断言：传教士当之无愧 “文明先驱” 的称号。

我们还可引用更多外语撰写的赞誉之辞，在此仅提及 1877 年维尔茨堡出版的一篇由杰出天主教作家卡尔・贝特霍尔德博士撰写的六十页深度分析，他在论述大卫先生的三次旅行后总结道：大卫的榜样再次证明了梵蒂冈公会议的箴言 ——“信仰与理性永远不会冲突”（Nulla unquam inter fidem et rationem dissensio esse potest）。

来源：林徽因仰望的灵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