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一夜的雨下得又急又大，像是老天爷的眼泪，哗啦啦地冲刷着这座钢铁厂的小城。

那一夜的雨下得又急又大，像是老天爷的眼泪，哗啦啦地冲刷着这座钢铁厂的小城。

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家走，肩上的雨衣早已湿透，水顺着脖子往里灌，冷得我直哆嗦。

忽然，我听见山坡下传来微弱的呻吟声，起初还以为是错觉。

那声音若有若无，像是被雨声和风声裹挟着，断断续续地飘进我耳朵里。

顺着声音，我在厂区后山的杂草丛中发现了她——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蜷缩着身子，像只受惊的小兔子。

她浑身湿透，头发粘在脸上，脸色苍白如纸，嘴唇发紫，双眼紧闭，看上去像是昏过去了。

我不假思索地脱下身上仅有的一件雨衣，轻轻盖在她身上，然后弯下腰，背起她，踏着泥泞的山路回了家。

她很轻，轻得像片树叶，又像是一团云，让我恍惚间想起了自己十岁的女儿，虽然女儿早已随她妈妈远走他乡。

那是1981年的夏天，我三十二岁，刚从＂家庭不幸＂的阴影中挣扎出来。

老伴带着女儿改嫁了，临走时狠狠地说：＂高建国，跟你过日子像是受罪，钢厂工人一个月六十块钱工资，还整天加班，家里连个像样的家具都买不起，我忍够了！＂

我不怪她，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留下我一个人在这个北方小城的钢铁厂当工人，独守着一间简陋的筒子楼，墙上的白灰早已发黄剥落，到处都是裂縫，冬天冷得要命，夏天热得像蒸笼。

我把姑娘轻轻放在床上，找出家里唯一的干毛巾给她擦身子，又翻出自己穿过但洗得干净的衣服给她换上。

她还在昏迷，额头烫得吓人，我赶紧跑去找了单位医务室的老李，老李来看了看，说是受了凉又饿坏了，给开了点药，嘱咐我好好照顾。

姑娘醒来后，我才发现她是个哑巴，不会说话，也不会写字。

她的眼睛却特别会说话，黑亮清澈，像山涧的泉水，透着一股灵气，让人看一眼就难以忘怀。

＂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我递给她一碗熬了大半夜的小米粥，问道。

她只是摇头，眼里泛起泪光，然后低头喝粥，小口小口地，像只受惊的小鸟。

我叹了口气，想着先收留她几天，等打听到她家人再送她回去。

可是接连一个月，工厂周边没有人来寻找过这样一个姑娘。

厂里的同事都知道我收留了一个哑巴姑娘，纷纷议论：＂老高，你这是捡了个大麻烦回来啊！＂

车间主任张师傅更是直言不讳：＂一个大老爷们儿带个毛丫头，像什么话？传出去影响多不好？要不，送福利院吧。＂

我心里一酸，这姑娘命已经够苦的了，再去福利院，还不知道会受多少苦。

＂要不，你就当我妹妹，在我这儿住下吧。＂一天下班后，我笑着对她说，＂我是钢铁厂的高建国，你就叫高小妹得了。＂

她犹豫了一下，随即咧嘴笑了，重重地点了点头，眼睛里似乎有星星在闪烁。

我又想了想，补充道：＂不过＇高小妹＇听着像个乳名，不太好听，要不叫＇小溪＇吧，因为你的眼睛像山间的溪水一样清澈见底。＂

她笑得更灿烂了，抬手指指自己，又指指窗外流淌的小河。

＂对，就像那条河一样，生生不息。＂我笑着揉了揉她的头发。

就这样，我有了个干妹妹，领了个临时监护人手续，她算是在这个城市有了合法身份。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

我教小溪缝纫的手艺，起初是补补袜子、缝缝衣服，她学得认真，一学就会。

后来我干脆从厂里要了台旧缝纫机回来，是那种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脚踏式＂蝴蝶牌＂缝纫机，虽然旧了些，但用着还算顺手。

小溪学得快，不出半年，居然能给邻居们改衣服了，裤腿、袖口、补丁，样样拿手。

她还会给我做一些小玩意儿，比如布老虎、香包、手帕，针脚细密匀整，让我这个五大三粗的钢铁工人都自愧不如。

有一次，她送给我一条自己绣的手帕，上面绣着＂哥哥＂两个字，虽然有点歪歪扭扭，但看得出她下了很大功夫。

我珍藏起来，只在特别场合才拿出来用，比如去照相馆拍照的时候，或者厂里开表彰大会的时候。

＂老高，你这妹妹手艺真不错！改天让她给我家闺女做件背心。＂住在楼下的李师傅夸道，然后压低声音，＂就是可惜是个哑巴，不然多好的姑娘啊。＂

我瞪了他一眼：＂说啥呢！人家耳聪目明，就是嗓子不好使。你要这么说，刘师傅少条腿，你还少颗门牙呢！＂

李师傅讪讪地笑了笑，不再多言。

小溪仿佛没听见似的，低着头继续穿针引线，但我注意到她的手指微微颤抖。

我知道，她心里难受。

每当这时，她总会跑到后山上，望着远处发呆，有时还会偷偷抹泪。

我远远地看着她，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又酸又涩。

我能猜到她在想什么——她一定是在想念自己的家人，想知道他们是否还在寻找她。

有一次，我偷偷跟着她上了山，看见她对着远方磕头，嘴里无声地念叨着什么，像是在祈祷。

晚上回家后，我没提这事，只是默默地多给她碗里夹了块肉。

那时候肉可是稀罕物，一个月也吃不上几回。

＂多吃点，长身体。＂我粗声粗气地说。

她低着头，泪水悄悄滴进了碗里。

我假装没看见，继续扒饭。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小溪在我家住了下来，渐渐地，她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有了自己的默契：早上我去上班前，她会给我准备好早饭；晚上我下班回来，她会等着我一起吃晚饭；周末我休息，她会拉着我去后山采些野果野菜，或者到小河边钓鱼。

厂里的同事们也渐渐接受了这对奇怪的＂兄妹＂，不再有闲言碎语。

相反，他们还经常托我带些布料回来，请小溪给做衣服、改裤子。

小溪的手艺越来越好，在街坊邻居中小有名气，甚至连街道办主任的媳妇都来请她做衣服。

＂老高啊，你这妹妹手艺真不赖，比街上那些裁缝铺的师傅还强呢！＂主任媳妇穿着小溪做的新衣服，在单位家属区转了一圈，引来一片羡慕声。

我心里美滋滋的，像是自己得了表扬一样。

但我心里还有一个疙瘩——小溪的家人在哪里？他们是否还在寻找她？她是否还记得自己的家在哪里？

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帮小溪找到家人。

于是，每逢休息日，我就骑着自行车，带着小溪的照片，去周边城镇打听。

从县城到市里，从这个省到邻省，七年间，我们走过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地方。

那时候交通不便，没有现在四通八达的高速和动车，去一趟省城都要倒好几次车，累得够呛。

我们去过热闹的集市，去过偏远的乡村，去过繁华的城市，去过简陋的车站。

每到一个地方，我就掏出小溪的照片，问当地人：＂请问，你见过这个姑娘吗？她是个哑巴，十五六岁的样子。＂

大多数时候，得到的回答都是失望的摇头。

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热心人，给我们指点一二：＂你们去派出所问问？＂＂听说隔壁县也有人在找丢失的女儿。＂＂要不你们登个寻人启事？＂

我们尝试过各种方法，但都没有结果。

有几次，我们以为找到了线索，匆匆赶去，却发现是认错了人。

我清楚地记得小溪失望的眼神，像是被浇熄的火苗，黯淡无光。

每次失望后，我都会安慰她：＂别灰心，下次一定能找到。＂

她会勉强笑笑，然后用力点头，但眼里的希望越来越少。

渐渐地，我们的寻亲之路越走越远，时间也越来越长。

最初是附近几个县，后来是整个省，再后来是邻近的几个省。

我的工资并不高，寻亲的花销却不少，渐渐地，家里的存款越来越少。

小溪似乎察觉到了这点，她开始接更多的缝纫活儿，有时候忙到深夜，我看着她在昏暗的灯光下穿针引线，心疼得不行。

＂别太累了，休息一下吧。＂我劝她。

她摇摇头，指了指墙上贴的地图，又指了指还没去过的地方，然后继续低头干活。

她是想多赚些钱，好让我们走得更远。

我没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给她倒了杯热水，放在桌子上。

有时候，我也会灰心。

七年了，我们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却始终没找到小溪的家人。

也许他们已经不在了，也许他们已经放弃了寻找，也许…...我不敢往下想。

＂可能你就是我命中注定的亲人吧。＂一次，我对小溪说，＂我们相依为命，也挺好。＂

她看着我，眼里满是复杂的情绪，然后低下了头，肩膀微微颤抖。

我知道她在哭，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

那段时间，小溪变得格外沉默，即使用手势也很少与我交流。

她会一个人坐在窗前发呆，或者翻看我们寻亲途中拍的照片，眼神空洞。

我心疼不已，却无能为力。

1988年初春，我们终于在省城找到了线索。

那天，我和小溪正在火车站附近的小巷里发寻人启事，一位白髮老人驻足看了看小溪的照片，又看了看站在一旁的小溪，激动得浑身发抖：＂这不是张书记家丢失的女儿吗？＂

我的心跳骤然加速：＂您认识她？＂

老人点点头，眼里闪着泪光：＂当然认识，她是张书记家的独女，七年前出了车祸，受到刺激后走失了，张书记夫妇找了她整整七年啊！＂

我转头看向小溪，她站在那里，脸色苍白，身子微微颤抖，眼睛里写满了不可置信。

在老人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一栋普通的居民楼前。

老人上前敲门，开门的是一位满头白发的中年妇女，眼睛红肿，看上去像是刚哭过。

＂林大娘，我带人来了。＂老人说。

妇女疑惑地看着我们，目光落在小溪身上时，突然僵住了。

她的嘴唇颤抖着，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落下来：＂雨...雨晴？是我的雨晴吗？＂

小溪呆呆地站在那里，像是被施了定身法。

妇女冲上前，一把抱住小溪，放声大哭：＂我的女儿啊！你终于回来了！妈妈找了你整整七年啊！＂

原来，小溪是省委一位领导的女儿，名叫张雨晴，七年前因车祸失聪，受到刺激后失语走失。

那年她才十五岁，正是花季少女，却遭遇这样的不幸。

她的父亲张书记和母亲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寻找她，却始终没有线索，几乎绝望。

妇女拉着我们进屋，一边哭一边讲述这七年来他们是如何寻找女儿的。

屋子不大，但收拾得很整洁，墙上挂着一张张雨晴的照片，从襁褓中的婴儿到青涩的少女，定格在十五岁那年。

＂那年她刚上高一，成绩特别好，老师都说她将来肯定能考上重点大学。＂妇女擦着眼泪说，＂没想到放学路上遇到车祸，虽然人没大碍，但受了刺激，就......＂

她说不下去了，泣不成声。

我静静地坐在一旁，心里五味杂陈。

一方面，我为小溪找到家人而高兴；另一方面，我又舍不得这个陪伴了我七年的＂妹妹＂。

小溪——不，应该叫雨晴了——坐在她母亲身边，默默地流泪，时不时抬头看我一眼，眼神复杂。

两天后，张书记匆匆从外地赶回，相认的场面我至今难忘。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小溪——雨晴——哭得那么放肆，像个真正的小孩子一样，扑在父亲怀里嚎啕大哭。

张书记是个看上去严肃的中年人，但在见到女儿的那一刻，他的坚强彻底崩塌，泪流满面，嘴里不停地念叨：＂闺女，爸爸对不起你......＂

我站在一旁，悄悄擦了擦眼角的泪，转身准备离开，给他们一家人独处的空间。

＂等等！＂张书记突然叫住我，＂高同志，这些年真是太感谢你了，如果不是你收留了雨晴，她可能......＂

他说不下去了，只是紧紧握住我的手，力道大得几乎让我感到疼痛。

＂应该的，应该的。＂我有些不好意思，＂她是个好姑娘，这七年来，她也帮了我很多。＂

接下来的几天，张家人热情地款待了我，还要给我一笔钱作为感谢，被我婉拒了。

＂雨晴就像我的亲妹妹一样，我不能收这个钱。＂我诚恳地说。

张书记和妻子对视一眼，不再勉强，但坚持要我经常来家里做客，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

我答应了，但心里知道，以后恐怕不会常来了。

雨晴的家和我所在的小城相距近三百里，来回不便，而且我觉得自己这个粗人也不适合经常出入省委领导的家门。

临走那天，雨晴收拾好简单的行李，站在我家门口久久不肯离去。

她穿着一件新买的淡蓝色连衣裙，头发扎成一个简单的马尾，看上去像极了当年那个我在山坡下捡到的少女，又有些不同——她的眼睛更加明亮，身上有了一种淡淡的书卷气。

她的父母在楼下等着，轿车引擎的声音隐约传来。

我站在门口，有些不知所措：＂好好照顾自己，有空......＂

我本想说＂有空常来看看＂，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终究是回到了自己的家，那个繁华都市的大院里，以后的路会越走越远，不会再回到这个简陋的筒子楼了。

我笑了笑，没把话说完。

她忽然拉住我的手，嘴唇蠕动，发出生涩的声音：＂哥...哥...＂

我惊呆了，以为自己听错了：＂你...你会说话？＂

＂我...三年前...就能说了。＂她艰难地说，声音有些嘶哑，但字字清晰，＂但我...不敢说，怕你...送我走。＂

我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傻丫头......＂

＂这七年...你给我的...比亲人还多。＂她紧紧抓着我的手，眼泪打湿了脸颊，＂你教我做人...教我生活...我...永远记得。＂

我说不出话来，只是用力抱了抱她，像是要把这七年的感情都倾注在这个拥抱里。

＂去吧，你爸妈等着呢。＂我轻轻推开她，强忍着泪水，＂别忘了，有困难就回来找哥。＂

她点点头，转身下楼，走到一半又回过头来：＂哥，我会回来看你的，一定。＂

我笑着挥挥手：＂去吧，别让你爸妈等急了。＂

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我才缓缓关上门，靠在门背后，泪如雨下。

我掏出那条她送我的手帕，上面的＂哥哥＂二字已经有些褪色，但依然清晰可见。

雨晴走后，我的生活回归平静。

钢厂依旧每天冒着滚滚的黑烟，工友们依旧每天为生计奔波，日子一天天过去，如同流水。

我习惯了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也习惯了回到家没人等着的寂寞。

只是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想起那个在灯下专心缝纫的姑娘，想起她清澈的眼神和灿烂的笑容，心里会涌起一阵酸楚。

就在我以为一切都会这样平淡地过去时，意外发生了。

中秋节那天，我正准备下班回家，一个人对付一碗面条了事，忽然听见车间外有人喊我的名字。

＂老高！快出来！有人找！＂

我走出车间，看见厂门口停着一辆崭新的小轿车，车旁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她穿着淡绿色的连衣裙，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像是等了很久，看见我出来，立刻扬起手用力挥舞。

＂哥！＂她大声喊道，声音清脆悦耳，不再像以前那样嘶哑生涩。

我愣在原地，直到她跑到我面前，我才确定这不是幻觉。

＂雨晴？你怎么来了？＂我惊讶地问。

＂过节了，我来看你啊！＂她笑着说，把手里的东西塞给我，＂这是月饼，这是水果，这是......＂

她絮絮叨叨地介绍着带来的礼物，像是要把这几个月没说的话一次性补回来。

我看着她健谈的样子，忍不住笑了：＂你现在说话这么流利了？＂

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嗯，去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现在好多了。＂

＂那就好，那就好。＂我重复道，心里满是欣慰。

那天，我们一起吃了顿丰盛的晚餐，她带来的月饼比我平时吃的要精致得多，吃起来甜而不腻，回味无穷。

晚上，我们坐在阳台上赏月，聊着这几个月来各自的生活。

她告诉我，她正在参加高考补习，明年就要参加高考了，目标是北京的大学。

＂我想学医。＂她说，眼里闪着坚定的光芒，＂我想帮助像我这样的人，让他们重获声音。＂

我点点头，为她的志向感到骄傲。

从那以后，每逢节假日，总会有一个姑娘风风火火地闯进来，带着各种礼物和笑声，照亮我平凡的生活。

厂里的人都知道，老高有个了不起的干妹妹，隔三差五就回来看他。

有人好奇：＂老高，听说你妹妹是省里大领导的女儿？怎么还回来看你啊？＂

我笑而不答，心里却满是温暖。

一次，雨晴带来一台收音机，是那种进口的，音质特别好的那种。

＂哥，你一个人在家肯定无聊，听听广播解闷。＂她说。

我摆摆手：＂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她坚持道：＂这是我用自己的零花钱买的，你要是不收，我就生气了。＂

我拗不过她，只好收下。

那台收音机后来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天晚上我都会听一会儿，仿佛她就在身边陪着我。

再后来，雨晴如愿考上了北京的医学院，成为一名医学生。

她写信告诉我，大学很忙，可能不能经常回来了，但她会抽时间看我的。

我回信说：＂好好学习，别惦记我，我这老胳膊老腿的没啥好看的。＂

尽管这样说，但每次收到她的信，我都会反复读好几遍，然后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

那些信纸上满是青春的气息和对未来的憧憬，读着读着，我仿佛也年轻了几岁。

1993年，我从钢铁厂退休了，拿着不多的退休金，日子过得清贫但充实。

雨晴已经大学毕业，在省城的一家医院工作，专攻耳鼻喉科，据说很有前途。

她结婚那天特意邀请我去，我穿着唯一一套＂的确良＂西装，坐了大半天的车赶到省城。

婚礼很隆重，来了不少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这个乡下老头子显得格外不合群。

但雨晴一直把我安排在最靠前的位置，向每个人介绍：＂这是我的哥哥，高建国。＂

她丈夫是个斯文的年轻医生，对我很尊敬，一口一个＂高叔叔＂叫得亲热。

婚礼上，当司仪问新娘要感谢的人时，雨晴拿起话筒，声音哽咽：＂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感谢我的丈夫，还有......＂

她看向我，眼里含着泪：＂还有我的哥哥，如果不是他，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全场掌声雷动，我坐在那里，偷偷抹了抹眼角的泪水，心里满是自豪和欣慰。

时光飞逝，一转眼又是十年。

我的鬓角已经斑白，身体也大不如前，但心情却比年轻时舒畅多了。

雨晴现在是省城有名的专家，经常被邀请去全国各地讲学，还收了不少学生。

她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长得和她小时候一模一样，特别是那双眼睛，清澈见底，像山间的溪水。

每次她带着孩子回来看我，都会给我带上一大堆补品和水果，说是让我补补身子。

我总是笑着收下，却偷偷分给了邻居家的孩子们，心想自己一个老头子，吃这些东西也是浪费。

＂舅爷爷，给你！＂小姑娘奶声奶气地叫我，把一朵亲手折的纸花送给我。

我小心翼翼地收好，等他们走后，把它和雨晴当年送我的那条手帕放在一起，锁在床头柜的抽屉里。

有时候我想，也许生活就是这样，在最黑暗的时刻给你意外的温暖，在最平凡的日子里成就最不平凡的情感。

就像那年夏天的暴雨，冲刷掉了过去的伤痛，也带来了新生的希望。

那个曾经的哑巴女孩，如今已是光芒四射的太阳；而我，这个曾经孤独的中年人，也在她的照耀下，度过了温暖而充实的后半生。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途，那么遇见她，便是我旅途中最美丽的风景。

来源：留住美好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