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8年9月23日，随着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的一声令下，华东野战军对济南发起了总攻，一时间炮火齐鸣，战场上更是响起了“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战斗口号。

1948年9月23日，随着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的一声令下，华东野战军对济南发起了总攻，一时间炮火齐鸣，战场上更是响起了“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战斗口号。

王耀武当时担任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眼看济南危在旦夕，他紧急向身在南京的蒋介石发报请求增援。

于是，蒋介石马上督促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杜聿明率领邱清泉兵团和黄百韬兵团北上增援济南，同时命令国民政府空军司令官周至柔派出飞机，轰炸已经被华东野战军占领的济南外围阵地。

王耀武原本预计，凭借自己的武器和兵力，至少能够坚守济南三个月的时间。

可是，让王耀武没有想到的是，镇守济南的国民党第96军军长吴化文率领第84师约两万人临阵宣布起义，主动撤离了战场。

这样一来，王耀武企图坚守济南的希望彻底破灭。

看到济南坚守不住，王耀武乔装打扮出城之后被解放军俘虏。

蒋介石得知自己的嫡系大将成了俘虏，济南也被华东野战军攻破，不禁痛心不已，他企图“依托大城市重点防御”的战略遭到了沉重打击。

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下令，对锦州发起总攻。

经过一天半时间的激战，东北野战军最终攻克锦州，歼灭国民党军十万余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趁着夜色，仓皇逃往城外。

范汉杰一路逃到了距离锦州东南20多里的陈家屯，在一条小路上被东北野战军抓获。

见此情景，蒋介石恼羞成怒，连忙给廖耀湘率领的第九兵团下了死命令：“你部必须星夜火速驰援锦州，否则军法处置！”

廖耀湘率领的第九兵团足足有20万兵力，林彪通过分析，首先确定了敌军的指挥所，然后采取“擒贼先擒王”的策略将他俘获。

随着第九兵团的毁灭，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的精锐部队几乎消耗殆尽，再也无力发起大规模的战争了。

随后，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杜聿明、天津警备司令官陈长捷等国民党将领，相继被解放军俘虏。

1949年4月21日拂晓，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渡江战役，一举击溃沿江防御的国民党军，两天之后解放南京。

随后，解放军开始向全国进军，全国各个大城市相继得到解放，并且把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势力逐一歼灭。

看到国民党军败局已定，那些在解放战争中被俘虏的国民党战犯陷入了无比绝望的境地，他们对于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绝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不会活着走出监狱。

新中国成立以后，解放军在全国各地启用了许多专门用来关押和改造国民党战犯的监狱，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面共有360多间牢房，共分为16个监区，可以容纳战犯上千人。

从1950年开始，一些被俘的比较重要的国民党战犯陆续从全国各地的战俘营集中送到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这里对他们进行关押和改造。

有的战犯刚一接到转狱的通知，还以为是要走向刑场，不禁放声大哭起来。

1950年11月的一天，一辆卡车驶进了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车上的几名战士把一名战犯押解下车，并且把他送到了一间单独的牢房。

这个战犯就是被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

自从住进了一间单独的牢房，满身是病的杜聿明经常拒绝接受治疗，而且还在棉裤里面私藏了六十多片安眠药。

自从解放军在1948年12月公布了第一批总共43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以来，杜聿明榜上有名，位列第36号，他就认为自己必死无疑，企图利用私藏的安眠药自行了断。

杜聿明一心求死的顽固态度，再加上他不配合医生的治疗，导致他的身体越来越差。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杜聿明的抵触心理并不是个例，关押在这里的大多数国民党战犯都和他的想法一样，也都认为自己不会活着离开。

在改造的过程当中，国民党战犯用尽了各种手段，集体进行顽固抵抗。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有的人沉沦在渺茫的希望里，惶惶不可终日；有的人在监狱里散播封建迷信，散播“蒋介石还会卷土重来”的谣言；有的人故意逃避改造，甚至采取自杀和逃跑的方式。

在这些国民党战犯当中，有一位拄着双拐、行动十分不便的人，就连上床、下床、室外活动都要有人背着，他就是从华北军区看守所转狱而来的杨光钰。

杨光钰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他是解放战争中最早被俘虏的一批国民党将领，在1947年10月的清风店战役中，身为国民党第三军副军长的他被晋察冀野战军俘虏，俘虏之后一直关押在华北军区看守所。

被解放军俘虏之后，杨光钰在华北军区看守所并不老实，更不愿坐以待毙，时刻都在寻找机会逃跑。

有一次，杨光钰偷了一头看守的毛驴准备逃跑，还没有跑出去多远，就被民兵发现，再次被抓了回来。

眼看逃跑不成，杨光钰决定“自杀成仁”，他趁着看守人员不注意，用火点燃了自己的被褥，大火很快就燃烧到了他的腿上，看守人员及时把火扑灭。

在这场大火中，杨光钰腿部的伤势严重，开始溃烂，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医生只好给他做了截肢手术。

尽管杨光钰保住了性命，但他却因为一时冲动，永远失去了双腿，只能靠着一双拐杖缓慢行走。

不过，关于杨光钰双腿被截肢的的事情，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当他偷了毛驴逃跑的时候，民兵发现之后劝他停下，但他不听劝告继续逃跑，民兵开枪打伤了他的双腿。

吴铁铮、杨光钰（中）、宋文汉

由于杨光钰不配合医生的治疗，导致双腿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最后只能截肢。

转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之后，杨光钰惊讶地发现，这里竟然关押了许多曾经的老熟人。

听说杨光钰转移到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一大批老熟人前来看望。通过交谈，他才得知，杜聿明曾经自杀过两次，宋希濂也曾自杀未遂。

除了杨光钰、杜聿明和宋希濂以外，想要“自杀成仁”的国民党战犯还有许多。

其中，最为顽固不化的当属黄维......

黄维

黄维也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骁勇善战，深得蒋介石的器重，他在解放战争中担任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官，第12兵团也被称为“黄维兵团”。

1948年12月15日，负隅顽抗的黄维率领第12兵团拒不投降，在被解放军围困多日之后还是被俘虏。

直到北平和平解放之后，黄维被解放军押解到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关押和改造期间，管理人员经常会组织黄维和其他国民党战犯进行学习，可黄维是出了名的刺头，公然带头拒绝接受改造。

自从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黄维的心里不禁暗自窃喜。

黄维认为，趁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已经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一定会出兵朝鲜，跟美国站在统一战线，然后借助美国的力量攻占东北地区，到那个时候自己也将会获得自由。

想到这里，黄维的内心感觉非常兴奋，他开始努力锻炼身体，甚至还唱起了大戏，为即将获得重生做好准备。

看到黄维那副得意忘形的样子，其他的国民党战犯纷纷为他感到担忧。

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五次大的战役之后，取得了重大战果，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感受到了巨大压力。

与此同时，身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黄维得知消息以后，让他的心灵深受打击，这个结果完全出乎了他的预料。

由于气火攻心，黄维病倒了，一直治疗了四年多的时间。

直到朝鲜战争结束之后，这些国民党战犯最后的一丝希望彻底破灭了，逐渐开始认清现实，开始接受改造。

但是，只有黄维一个人还在继续顽抗，任何事情都不配合。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经常会组织国民党战犯学习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要求他们学习之后写出一份笔记，并且结合自己的罪行当众做思想报告。

其他战犯都能按照要求完成任务，唯独黄维不写笔记，就连别人在做思想报告的时候，他也是一言不发。

有一次，黄维的妻子蔡若曙来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望他，还给他带来了许多可口的饭菜。在吃饭的时候，蔡若曙劝说黄维要跟解放军合作，配合解放军的工作，争取早日改造出狱。

不料，黄维当即恼羞成怒，直接把碗筷摔在桌子上，并且大声呵斥道：“你走吧，从今以后，你不要来监狱看我，我也不再吃你做的饭菜！”

一直以来，蔡若曙都在苦苦等待黄维改造归来，但是看到黄维的态度顽固，软硬不吃，让她伤透了心。

在等待黄维归来的那些日子里，蔡若曙经常从上海千里迢迢跑到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探监，每次都是抱着希望而来，却是带着失望而归。

每次得知黄维在狱中拒绝改造的消息，对于蔡若曙来说，就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由于情绪上的波动过于强烈，让蔡若曙一度患上了精神病。

除了黄维始终抗拒改造之外，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面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康泽也是其中之一。

康泽在被解放军俘虏之前，曾经是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他是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也是蒋介石的特务系统当中的重要头目，深受蒋介石的器重。

身为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康泽被俘之后，他宁愿“以死效忠蒋介石”，也不愿低头认罪，更是拒绝改造。

康泽坚持的所谓“气节”，还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面引发起了一场辩论。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管理人员提出问题说：“我们应该坚持什么样的民族气节？”

此言一出，性格耿直的黄维率先回答说：“坚持像文天祥那样的气节，坚决不能向敌人投降！”

黄维的话音刚落，就引来了其他战犯的批评。

黄维

听到黄维的回答，康泽内心暗自窃喜，虽然这也是他心里想说的话，但他不会这么直白地说出来，更不会抢着回答这种问题。

比起黄维的耿直坦率，有啥说啥，康泽的顽固则是无声的，显得更加老奸巨猾。

在当时的功德林战犯改造所里，几乎每个国民党战犯都在使用各自的方式对抗改造，国民党正规部队的军官还好一点，比杂牌部队的军官容易管教一些，尤其是特务最难管教。

一些特务在被俘之前养成了许多恶习，即使到了战犯管理所里面也是时常小偷小摸，动不动就打小报告。

不仅如此，一些特务还经常阳奉阴违，在表面上积极配合解放军的改造工作，但是却在私底下做出许多抗拒改造的行为。

沈醉、徐远举、周养浩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关押的这些特务当中，最为出名的一位当属赫赫有名的特务头子——沈醉。

沈醉曾经是国民政府军统局局长戴笠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也是戴笠最为信任的特务之一，有许多秘密执行的暗杀任务，戴笠都是交给他来办，后来担任了保密局云南站站长。

被解放军俘虏之后，沈醉深知自己犯下的罪孽深重，让他度过了一段恐惧的日子。

由于对死亡充满了恐惧，沈醉在昆明陆军模范监狱关押的时候，他一边联合其他特务共同对抗改造，一边寻找逃出去的机会。

关于当时被关押的心情，沈醉后来在《走向光明》一文当中这样写道：

“我反正是迟早要被处决，不如趁活着一天，也得尽可能做一点对解放军和人民不利的事情，这样我才能甘心。”

沈醉的这种心理，也正是被俘的大多数国民党战犯的心理，认为自己命不久矣，干脆直接破罐子破摔。

云南解放之后，解放军把沈醉转移到了重庆歌乐山上的白公馆战犯管理所进行关押和改造。在前往白公馆战犯管理所的途中，他以为自己是要被拉到刑场进行处决，极力抗拒押解工作。

在白公馆战犯管理所关押期间，特务出身的沈醉还在寻找机会逃跑，可是监狱的四面都是高墙，而且有人不分昼夜的进行看守，他根本没有任何办法。

于是，沈醉只好从思想上来反对改造......

平时，沈醉利用抄写诗句的方式，把监狱比喻成深宫，把犯人比喻成宫女，把心里的不满委婉表达，指桑骂槐，全部在笔下发泄了出来。

除了不配合改造之外，沈醉还在白公馆战犯管理所里面传播封建迷信思想，通过给其他战犯看手相、看面相等迷信方式，暗示蒋介石将会在不久之后卷土重来。

沈醉的种种行为，成功迷惑了其他战犯，导致他们也都开始抗拒改造。

1950年年初的一天，被解放军俘虏的国民政府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兼国民党第14兵团司令官宋希濂等人，一同被押上一辆卡车，将他们送到了白公馆战犯管理所，与沈醉等人一起在这里接受改造。

然后，沈醉、宋希濂和王陵基等国民党战犯又被转移到了重庆松林坡监狱。

直到1954年，又从重庆松林坡监狱转移到了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对于这些国民党战犯来说，这种被关押和改造的日子，简直比末日还可怕，他们内心当中的绝望心情不言而喻。

所有被俘的国民党战犯似乎已经在心里达成了一种默契，他们从来不谈论国事，从来不谈论自己的前途，从来不谈论家里的老婆和孩子。

即使身处监狱之中，许多国民党战犯依然保持着一种高傲的姿态，坚称自己无罪。

例如，不服气的黄维就直接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们把我放出去，咱们拉开架势，在战场上重新真刀真枪的打一仗！”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面的大多数时间，黄维都是拒绝改造的，他把精力都投入到了研究永动机上面，甚至还把他设计的图纸提交到了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人员看到黄维设计的永动机图纸，只是回复了一句：“这种设计不可能成功”。

即使如此，黄维依然没有放弃，继续坚持研究永动机。

然而，对于解放军来说，对这些国民党战犯的关押和改造，以及他们对抗改造的顽固态度，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任务更加艰巨和重大。

来源：闲来唠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