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人说，上天给了一个家庭智障儿童，就是给这个家庭最沉重的打击。可是在我们这个小县城，堂哥却用30年时间，默默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手足情深。

有人说，上天给了一个家庭智障儿童，就是给这个家庭最沉重的打击。可是在我们这个小县城，堂哥却用30年时间，默默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手足情深。

我叫李建国，是县医院的一名普通医生。1992年的夏天，我永远都记得堂哥李建军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的情景。那是个闷热的下午，知了在树上拼命地叫着，村口的大榕树下，几个老人摇着蒲扇打着瞌睡。

邮递员骑着邮政专用的二八大杠，车后货架上的红色帆布包随着他骑车的动作一颠一颠。他停在我堂哥家的门口，掏出一个印着”录取通知书”的黄色信封。

整个村子都沸腾了。堂哥李建军，全村第一个考上省重点大学的娃。那会儿二婶搂着堂哥哭，眼泪跟断了线的珠子似的。二叔嘴里叼着旱烟，眯着眼睛笑得见牙不见眼。

但没人注意到，躺在门槛上晒太阳的堂弟阿明，正眨巴着一双茫然的大眼睛，痴痴地望着天空飞过的麻雀。阿明生来就不太聪明，整天咧着嘴傻笑，流着口水，说话也是含含糊糊的。

二婶偷偷跟我妈说过，生阿明那年，她摔了一跤。大概就是那一跤，把阿明给摔傻了。每次说这事，二婶都要偷偷抹眼泪。但阿明有个好哥哥，从小到大，堂哥对这个傻弟弟疼爱有加。

村里人常说，阿明能有李建军这个哥哥，是他上辈子烧了高香。可谁能想到，这高香还没烧完，命运就跟他们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八月底，眼看开学的日子就要到了。堂哥收拾好了行李，准备去省城报到。那天晚上，全家人高高兴兴地吃了顿团圆饭。二叔难得喝了点酒，满脸通红地说：“建军啊，等你大学毕业了，爹就能在村里抬起头做人了。”

可第二天一早，一个电报就把这个满怀希望的家庭打入了地狱。二叔二婶去镇上赶集，拖拉机翻到了山沟里。等我们赶到医院的时候，两个人已经咽了气。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堂哥哭。他抱着二叔二婶的遗体，嚎啕大哭。阿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在傻笑着问：“爹，娘，啥时候回来吃饭？”

整个葬礼上，堂哥都像丢了魂似的。等到一切办完，他拿出那张大学录取通知书，一点一点地撕碎，扬进了秋风里。

“阿明没人照顾，我不能去上大学了。”

就这样，堂哥放弃了那张通往美好未来的门票，留在了这个破旧的小山村，照顾他那个智障的弟弟。

人们都说他傻，好好的大学不去，非要守着个傻子。可堂哥只是笑笑：“他是我亲弟弟，我不管他，谁管他？”

那时候的李建军，才刚满十九岁。

建筑工地上，堂哥从小工干起。夏天顶着烈日，冬天冒着寒风。他的手上起了厚厚的茧子，皮肤也晒得黝黑。每天干完活，他就赶紧往家跑。生怕阿明自己在家出什么事。

阿明确实不太懂事，有时候会尿床，有时候会把饭洒得满地都是。可堂哥从来不嫌弃，就像小时候一样，耐心地照顾着这个傻弟弟。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工地上的工友们都说，李建军这个人实在，手脚麻利，活干得好。工头也喜欢他，主动给他加了工钱。

但好景不长。阿明在一家小厂拧螺丝，突然犯了癫痫。厂里说他影响生产，把他辞退了。房东嫌他们晦气，下了逐客令。

那年冬天特别冷，我还记得那个雨夜。堂哥抱着发抖的阿明，在街头坐了一宿。第二天，他顶着两个黑眼圈去工地上干活，依旧一声不吭。

日子虽然苦，但堂哥从来没想过放弃。他开始做小本生意，白天在街边摆摊卖早点，晚上去工地打零工。省吃俭用，总算攒了点钱，又给阿明看病，又租了房子。

慢慢地，街坊邻居对他们的态度也变了。都说李建军这个人，虽然没啥文化，但重情重义，是个好哥哥。

就这样过了将近三十年。去年冬天，阿明突然脑溢血，没抢救过来。整个抢救过程中，堂哥守在手术室外面，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求求老天爷，别带走我弟弟。”

可是老天爷没听他的。阿明还是走了。

在整理阿明遗物的时候，堂哥发现了一个破旧的笔记本。翻开一看，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日记。虽然字迹潦草，但能看得出是阿明写的。

“今天哥哥又累得睡着了，我给他盖了被子。” “哥不让我说话，其实我都懂，我只是不想让他太辛苦。” “医生说我是后天性脑损伤，可以慢慢好起来，但需要很多钱。我不能再给哥哥添麻烦了。”

原来这些年，阿明一直都在慢慢恢复。他不是天生的智障，而是当年车祸的后遗症。他其实都明白，只是不想让堂哥太过操心，才装作什么都不懂。

最后一页上写着：“哥，对不起，也谢谢你。这辈子做你的弟弟，值了。”

这个发现彻底击垮了堂哥。他抱着日记本，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后来，他用积蓄开了一家特殊儿童康复中心，专门帮助像阿明这样的孩子。

当地媒体采访他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话：“我相信，这世上的每个阿明，都值得被好好爱着。”

那么大家觉得，究竟是智障的弟弟拖累了堂哥的人生，还是这30年的相依为命成就了一个更好的人？当我们在指责生命的不公时，可曾想过，有些人早已在默默承担？这份手足之情，又该如何诠释？也许，真正的不幸，不是生命的不完整，而是爱的缺失。

来源：一颗柠檬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