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宋绍圣四年（1097），一场政治风暴席卷而来，新旧党争的余波将苏轼与苏辙这对兄弟推向了命运的深渊。新党重新执政后，对旧党展开了严厉的清算，苏轼被列为 “元祐党人”，贬为琼州别驾，远徙儋州；弟弟苏辙也未能幸免，被贬为化州别驾，安置于雷州。

北宋绍圣四年（1097），一场政治风暴席卷而来，新旧党争的余波将苏轼与苏辙这对兄弟推向了命运的深渊。新党重新执政后，对旧党展开了严厉的清算，苏轼被列为 “元祐党人”，贬为琼州别驾，远徙儋州；弟弟苏辙也未能幸免，被贬为化州别驾，安置于雷州。

两人接到贬谪命令后，不得不即刻启程，仓促之间，彼此竟不知对方的去向，就这样踏上了各自孤寂的贬谪之路。

苏轼一路向南，在途经梧州时，偶然听闻苏辙尚未抵达雷州，此时正停留于藤州。得知这一消息，苏轼心中百感交集。

在这荒凉孤寂的贬谪途中，即将与手足重逢的期待，以及对过往经历的感慨，促使他写下了这首饱含深情与哲思的诗作：《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

诗歌开篇，“九疑联绵属衡湘，苍梧独在天一方”，苏轼以雄浑的笔触描绘出一幅苍茫的地理画卷。九疑山连绵不绝，与衡湘之地相连，而苍梧却孤零零地远在天的另一方。这里的山水意象不仅勾勒出贬谪之地的偏远荒芜，更暗含了他与弟弟被分隔天涯的孤寂之感。同时，舜帝南巡崩于苍梧的历史典故，也被巧妙地融入其中，苏轼借此隐喻自己 “忠而被谪” 的境遇，借古伤今，为全诗奠定了苍凉悲怆的基调。

“孤城吹角烟树里，落日未落江苍茫”，这两句诗犹如一幅极具画面感的水墨画。在烟雾缭绕的树林中，一座孤城矗立，号角声从城中悠悠传来；此时，夕阳尚未完全落下，可江面早已是一片苍茫。“孤城”“角声” 营造出贬谪之地的荒僻与寂寥，而 “苍茫” 的江水则恰似苏轼内心迷茫与怅惘的写照。这视听结合的描写，将他此时的心境展现得淋漓尽致。

“幽人拊枕坐叹息，我行忽至舜所藏”，苏轼自称为 “幽人”，深夜里，他辗转难眠，只能抚枕叹息。这叹息中，既有对仕途坎坷的无奈，也有对兄弟离散的痛心。“舜所藏” 再次呼应开篇，进一步深化了他谪居异地的悲凉之感。

“江边父老能说子，白须红颊如君长”，则为全诗带来了一丝温暖。江边的父老乡亲提及苏辙，描述他白须红颊的模样，与苏轼十分相像。通过旁人之口勾勒出兄弟二人的相似之处，既体现了百姓对苏氏兄弟的敬重，也暗含了天涯沦落、同病相怜的慰藉之情，在凄凉中增添了一抹人间温情。

诗歌后半部分，苏轼的情感从悲怆逐渐转向豁达超脱。“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表面上看，他是在宽慰弟弟，不要嫌弃琼州与雷州被云海相隔，至少圣上还允许他们遥相守望；但细细品味，其中也暗含了对政治打压的委婉讽刺。这 “遥相望” 三个字，承载着深厚的兄弟情谊，即使相隔万里，也无法斩断这份牵挂。

“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苏轼点明了自己平生学道的真谛。他认为，真正的道并非与仕途的顺逆紧密相连，无论身处困境还是顺境，都不应改变自己的志节。这既是对弟弟的劝慰，也是他对自身信念的坚守，体现了儒家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的风骨，以及道家超然物外、顺其自然的豁达。

“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苏轼以商代的箕子自比。箕子因忠谏被贬至朝鲜，却在那里教化民众，传播文化。苏轼以此表明，即便被贬到偏远的蛮荒之地，他也愿像箕子一样，将自己的思想和文化留在这片土地上，为当地的发展贡献力量。这种将个人命运与文化传播相联系的想法，展现了他在困境中的使命担当，使贬谪的苦难升华为一种崇高的精神追求。

最终，“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苏轼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宣言。他打破了传统观念中 “中原为正统、边疆为流放地” 的认知，大胆预言未来修撰地理志时，海南将成为自己真正的故乡。这不仅是他对地域认同的颠覆性转变，更是他随遇而安、旷达乐观精神的极致体现。至此，苏轼完成了从最初的悲叹、迷茫，到最终超脱、豁达的情感升华，其儒释道融合的精神境界也展露无遗。

这首诗不仅是苏轼与苏辙兄弟情谊的见证，更是苏轼在贬谪生涯中精神突围的生动写照。它所展现的豁达乐观、坚韧不拔的精神，成为了后世文人面对困境时的精神灯塔，激励着无数人在逆境中坚守自我，超越苦难。

据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记载，绍圣初年，北宋朝堂掀起一阵腥风血雨，新党掌权后，对元祐党人展开残酷打压。宫中传出一份需贬谪的官员名单，连广南各州郡都被当作惩罚的筹码，即依据水土条件的优劣，来判定官员获罪的轻重。这场充满恶意的 “发配游戏”，将诸多名臣推向天涯海角。

当执政大臣们聚在一起商议时，提到刘安世（字器之），蒋之奇（字颍叔）突然开口：“刘某平日里，大家都夸他命极好。”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时任宰相的章惇（字子厚），眼中闪过一丝阴鸷。他拿起笔，重重地在 “昭州” 二字上点了点，冷笑道：“刘某命好？那就去昭州试试运气！” 在章惇看来，瘴气弥漫、环境恶劣的昭州，正是挫一挫刘安世 “好命” 的绝佳之地。

这还不算完，苏轼（字子瞻）被贬儋州，苏辙（字子由）被贬雷州，黄庭坚被贬宜州…… 有人发现，这些贬谪之地竟与他们名字的偏旁暗合。原来，这又是章惇的 “杰作”。他将自己的私怨与政治打压结合，用这种近乎戏谑的方式，将政敌们流放至偏远荒芜之地，以解心头之恨。

北宋惠洪的《冷斋夜话》还记载了苏轼与章惇之间的一段恩怨。苏轼被贬儋耳后，有传言说他早已去世。七年后，苏轼遇赦北归，此时章惇却因政治斗争失势，被贬雷州。当苏轼抵达南昌时，太守叶祖洽好奇地问道：“世人都说端明学士早已驾鹤西去，如今怎么还在人间逍遥？” 苏轼听闻，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调侃道：“我在途中碰见了章子厚，所以又回来了。”

这看似玩笑的话语，却透露出苏轼历经磨难后的豁达与释然。这场跨越数年的党争风波，不仅改变了诸多文人的命运，也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段充满恩怨情仇的故事。

来源：人文雷州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