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记得小时候，我们经常光着脚丫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玩打仗游戏，他当"解放军"，我当"国民党"，虽然那时候我们连国民党是什么都不太清楚，只知道解放军是好人，国民党是坏人。

我和刘玉龙同年同月出生，从小在一块长大的，用村里人的话说，我俩比亲兄弟还亲。

记得小时候，我们经常光着脚丫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玩打仗游戏，他当"解放军"，我当"国民党"，虽然那时候我们连国民党是什么都不太清楚，只知道解放军是好人，国民党是坏人。

每次玩到最后，总是我"投降"，然后我俩就勾肩搭背地去村东头的小溪里摸鱼。

1974年冬天，村里的大喇叭突然广播征兵的消息，我和玉龙正在田里帮着收最后一茬白菜。听到广播，我俩几乎同时直起腰来，眼睛亮得像黑夜里的猫眼。

"去不去？"玉龙问我，手里还攥着一颗沾着泥的白菜。

"废话，当然去！"我把锄头往地上一杵，"咱俩不是从小就说好了要当兵吗？"

当天晚上，我俩就跑到大队部报了名。填表的时候，我的手抖得厉害，差点把"王建国"三个字写成"王建玉"。

玉龙笑话我："瞧你这点出息，还没上战场呢就吓成这样。"

体检那天，我俩一大早就起来了，玉龙他妈给我们每人煮了两个鸡蛋，说是补补身子。

到了县医院，脱得只剩裤衩的我们被医生翻来覆去地检查，像集市上挑牲口似的。玉龙的胸肌比我发达，医生拍着他的背说"好材料"，我有点嫉妒，但更多的是高兴——这说明我俩都能过关。

政审也没问题，我们两家都是贫农出身，根正苗红。

可就在我们以为万事大吉的时候，大队民兵营长把我们叫去了办公室。

"有个情况，"营长抽着旱烟，眉头皱成个"川"字，"今年你们村就一个名额，你俩得商量一下谁去。"

我和玉龙面面相觑，空气一下子凝固了。

书记的烟袋锅子"吧嗒吧嗒"响，像定时炸弹的倒计时。

回家的路上，我俩谁都没说话。路过小溪时，玉龙突然蹲下来，捡起一块扁平的石头打了个水漂，石头在水面上跳了五下才沉下去。

"要不你去吧，"玉龙盯着水面说，"你比我机灵。"

"放屁！"我踢飞一块石子，"你体能比我好，应该你去。"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半夜里，我听见院墙那边有动静，爬起来一看，玉龙正骑在墙头上冲我招手。

"下来！"我压低声音，"大半夜的装什么猴子！"

玉龙跳下来，神秘兮兮地凑到我耳边："我想了个主意……"

第二天，我们请了半天假，骑车去了县城。县武装部的大院里停着几辆军绿色的大卡车，一些穿军装的人正在忙活。

我们打听到接兵的朱连长住在后院招待所，就壮着胆子找了过去。

朱连长正在院子里练单杠，看到两个毛头小子探头探脑，停下动作问我们有什么事。我紧张得舌头打结，还是玉龙先开口："报告连长，我们想当兵！"

朱连长擦了擦汗，笑着说："想当兵得去正常体检和政审啊，找我干啥？"

"今年我们村就一个名额，"我鼓起勇气说，"但我们俩都想当兵。"

朱连长皱起眉头："这我可管不了，名额是上级定的。"

玉龙突然拽了拽我的袖子："建国，咱们给连长露一手？"

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我们退后几步，就在武装部的院子里，打起了从小跟村里老武师学的少林拳。老武师是还俗的和尚，教了我们不少真功夫。

我俩一板一眼地打起来，拳脚带风，朱连长眼睛渐渐亮了。

"停！"他突然喊道，"你们会潭腿吗？"

"会！"我们异口同声。

于是我们又展示了十二路潭腿，朱连长越看越兴奋，最后拍着大腿说："好！好苗子！你们等着！"

他转身就进了办公楼，我和玉龙站在院子里，心跳得像擂鼓。过了约莫半小时，朱连长出来了，脸上带着笑："我跟武装部长商量了，破例给你们村两个名额！"

我和玉龙高兴得差点蹦起来，互相捶着对方的胸口，疼得龇牙咧嘴也不在乎。就这样，我们跟着朱连长去了南京，成为某旅的新兵。

新兵连虽然辛苦，但对于我们两个从小就练过武，又打小在田地干活的农村小子来说，根本算不得什么，当然，最令人难受的还是晚上要背条令，还有排长额外增加的老三篇。

难受归难受，但该背诵的还得背诵，我和刘玉龙为了将老三篇和条令记住，连续好几个星期中午都没有休息，有时在被窝里还偷偷背诵。

还有一个让人难受的是搞内务卫生，尤其是那叠被子。

"王建国！你的被子是馒头吗？"班长一把掀开我的被子，"重来！"

玉龙比我细心，他的内务渐渐成了排里的样板。三个月后新兵连结束，我们被分到了师侦察连。走进连队大门时，我们惊讶地发现站在队伍前面的竟然是朱连长——他现在是我们的侦察连连长了！

朱连长看见我们也很高兴："哟，我的两个'武术家'来了！好好干，侦察连可不像新兵连那么轻松。"

他说得一点没错。侦察连的训练简直变态：十公里武装越野、夜间定向、捕俘格斗、攀登索降……我和玉龙互相鼓励，硬是咬牙坚持下来了。特别是格斗训练，我们的武术底子派上了大用场，经常被朱连长叫出来做示范。

入伍第二年春天，连里突然通知我和玉龙去帮师长搬家。朱连长特意嘱咐我们："机灵点，别毛手毛脚的。"

师长家住在一栋二层小楼里，我们负责搬家具。玉龙特别勤快，不仅干活利索，还主动和首长夫人聊天，帮忙摆放物品。休息时，师长随口问我们是哪里人，玉龙眼睛一亮："报告首长，我们是山东临沂的！"

"哦？我也是临沂的！"首长来了兴趣，"哪个公社的？"

就这样，玉龙和首长攀上了老乡。临走时，首长特意拍了拍玉龙的肩膀："小伙子不错，叫什么名字？"

"报告首长，我叫刘玉龙！"

一周后，连里宣布调玉龙去师司令部当公务员。我既为他高兴，又有点失落。

玉龙当公务员后，我们见面的机会确实少了。他整天跟着首长转，学了不少东西。

1980年初，他提干了，穿上了四个兜的干部服，神气得很。

他劝我也争取留队，但我心里明白，提干的机会很渺茫。

1980年底，我五年服役期满，当时连队转志愿兵的名额只有一个，给了另一个表现突出的老兵。

朱连长找我谈话时很为难："建国，你是好兵，但……"

"连长，我明白。"我打断他，"我退伍。"

退伍那天，玉龙来送我。站台上，我们紧紧拥抱，他的肩章硌得我脸疼。

"回去好好干，"玉龙红着眼睛说，"等我转业了回去找你。"

"得了吧，你将来当了大官，哪还记得我这个小兵。"我故意开玩笑，但鼻子酸得厉害。

回家之后，县城的战友吴其亮推荐我去县政府机关食堂当厨师，他说他父亲负责县政府的后勤事务，正好有天晚上听到父亲讲要招一名厨师，他就想到了我。

我很感激他，到底是好战友，遇到事还会想着我。但我也为难，毕竟，我在连队是战斗班排的战士，舞枪弄炮我在行，可这烧菜当大厨，万一搞不好，就不好交待了。

吴其亮说：“没事，厨房里有大厨掌勺，你去慢慢学，我都跟我爸说好了，别担心。”听他这样说我才放下心。

刚开始我连炒勺都拿不稳，经常把菜炒糊。但慢慢地，我找到了感觉，甚至开发出几道拿手菜。后来机关里的人都说："王师傅的菜有'军旅风味'。"

玉龙则一路高升，从排长到连长，最后干到了副团才转业。他转业后去了市里的一个局当领导，偶尔回老家会来看我，我们就在我家院子里喝酒，回忆当年的军旅生涯。

如今，我们都退休了。孩子也都成了家，去年还在老家给我盖了新房。玉龙的孩子也很出息，是央企的一个中层领导。有时候我们通电话，他还会笑话我："当年你要是也提干了，现在说不定是将军了呢！"

我就会回敬他："得了吧，我要当了将军，谁给你做红烧肉吃？"

人生就是这样奇妙。当年那个因为名额差点去不成的小兵，如今过着平凡但满足的生活；而那个机灵勤快的老乡，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有时候我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会想起当年在武装部打拳的情景，想起朱连长闪亮的眼睛。命运给了我们不同的剧本，但我们都演好了自己的角色。

妻子常说我："你这辈子就知足吧，孩子争气，身体硬朗，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她说得对。人生不是只有一条路，幸福也不是只有一个模样。就像做菜，有人喜欢咸，有人喜欢淡，重要的是适合自己的口味。

前几天，玉龙打电话来说要来看我，我特意准备了他最爱吃的红烧鲤鱼，还准备了红烧肉，这是吴其亮的最爱。等他们来了，我们还要像当年在部队那样，开开心心吃饭，痛痛快快喝酒。

还有，我还得在院子里与玉龙比划两下拳脚——当然，得小心别闪了老腰。

创作申明：故事虚构，切勿对号入座

来源：清风晓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