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来想去，贫穷才是刽子手，掐断了三姐的未来，杀死了她的一生

摘要：我三姐八岁才上学，成绩很好，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在班上前三名。特别是她的作文，经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当众朗读，学校里的每次作文比赛，她基本上是垄断了第一名。初中二年级时，她代表学校参加我们镇里的作文竞赛获得了二等奖，奖励了一个白色的大搪瓷茶杯和一条毛巾，还

小时候家贫，农村里重男轻女观念普遍严重，我三个姐姐，大姐小学上了三年，二姐小学刚刚毕业，只有我的三姐上到了初三。

我三姐八岁才上学，成绩很好，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在班上前三名。特别是她的作文，经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当众朗读，学校里的每次作文比赛，她基本上是垄断了第一名。初中二年级时，她代表学校参加我们镇里的作文竞赛获得了二等奖，奖励了一个白色的大搪瓷茶杯和一条毛巾，还有一个桔色的硬皮笔记本，轰动了整个学校的师生和我们村庄。她那篇作文的题目叫《我心目中的二000年》，被班主任老师用毛笔字工工整整抄写了三大张白纸，张贴在学校的张贴栏上，供全校师生驻足阅览。

1984年，三姐上初三时，我上初一，我弟弟上小学四年级。这一年，我父亲喉咙痛，咳血，吞咽困难，吃不下东西，身体突然暴瘦。在镇医院和县医院检查治疗，不但不见丝毫好转，反而一天天严重，这么折腾了三四个月，最后到邵阳中心医院检查，结论是食道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至肺部，治疗也没有什么作用，于是父亲在家强撑了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

父亲的病和丧事让家里一贫如洗，瘦弱单薄的母亲无力供养我们三姐弟一起上学，刚要上初三第二期的三姐万不得已被迫辍学了。三姐在床上躺了一整天，把头蒙在被子里，不吃不喝，第二天，她就红着一双哭肿了的眼睛去地里干活了。她背着篮子打猪草，挑起畚箕割牛草，握着柴刀上山砍柴……家里家外，细活粗活，轻活重活，什么都干，从早到晚忙得像个转个不停的陀螺。

我的三个姐姐，三姐最好看。她一双眼睛水灵灵的，脸蛋儿也是水水嫩嫩的，白里透着红，山里的太阳也不能把她晒黑。辍学两三年后，才十九岁的三姐已经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她能挑上百把斤的担子健步如飞并且一口气走上好几里路，能赶着耕牛独自犁田耙田。她不但能干粗活重活，女孩子的细活她也做得不错，我和弟弟每年的棉鞋，都是她帮我们做的，我们的毛线衣，也都是她织的。

三姐辍学的第三年，已经隔三岔五有媒婆来给三姐说媒了，我妈妈给她未来的女婿定了三个标准:一是人好，力气大，能干活；二是有一门诸如木工砖匠之类的手艺；三是不能离家太远，最远需在十五里路之内。

母亲和媒婆带着三姐去看过几个地方，但总是不尽如人意。母亲提出的三条件，对方不是这一条达不到，就是另一条不合要求。

我们乡的中心小学就在我们村里，附近八个村的孩子都在中心小学读书，总共有五六百名学生，老师也有几十个。

那时，中心小学有个给学校做饭的后生，姓李，叫李红兵，是中心小学校长的外甥，是另一个镇的，离我们村有三十多里路。李红兵上过县里的重点高中隆回二中，据说离大专录取分数线只差了五分，复读一年是可以考上大学的，然而他家里穷，他是家里老大，他下面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父母身体都不好，家在半山腰上，去赶个集都要走七八里山路。

那个李红兵人长得不错，斯斯文文白白净净的，根本不像是山里穷人家出身的农民，看上去倒更像个吃国家粮的"公家人"。

我三姐和他偷偷谈起了恋爱，被村里人知道了，闹得满城风雨。那时男女私自恋爱，是一件极其丟脸的事，因此，在背地里，三姐成了村里男女老少的谈资和笑料，让母亲觉得在村里人面前抬不起头。母亲骂她打她，又马上托媒人给她找了个邻村的"富裕人家"，马上订了婚，收了人家的礼物和礼钱。

尽管三姐一百个不愿意，但拗不过我的母亲，她订婚不到半年，三姐就出嫁了。

三姐夫只有一个妹妹，他和他父亲已是连续两代单传，因此，给他生一个"带把儿"的儿子，给他们家续上香火，是他和他的父母交给三姐的"首要任务"。

本来，结婚后，三姐夫和他父母对三姐都很好。但三姐接连生了两个女儿，他们对三姐的态度就大不如前了。三姐怀第三胎时，有一天，村干部带着乡里计划生育工作队七八个人来到了村里，说是要把村里的几个孕妇抓去镇医院做引产手术，三姐情急之下，像只惊惶失措的老鼠一样东躲西藏，地窑，衣橱，谷仓，阁楼，觉得哪里都不安全。她婆婆指着屋后的山坡，说:"去山上躲一下，去山上躲一下！"

三姐往山上爬，刚爬了一会，脚下一滑，就从山坡上滚了下来……

山姐不但肚子里的孩子没了，而且后脑勺上摔了个窟窿，血流如注，在县人民医院住了十几天，好不容易从死神手里抢回了一头命。

这一年，三姐二十六岁。

命虽然抢回来了，但三姐受到重撞的大脑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她从此变得呆呆傻傻，一个人在大门口可以坐上整天，经常自言自语、骂骂咧咧，她和家里的猪说话，和一头狗说话，和鸡鸭说话。她骂她的两个女儿，骂她的公公婆婆，也骂三姐夫。三姐夫被骂得来气了，有时啪啪就扇她两个耳光。

到了九十年代，三姐夫常年累月在外打工，留下三姐在家，她的公婆根本不把她当人对待，和家里的一条牲口差不多。我母亲看不过，把她从婆家接回来自己照看。

2004年农历初5，端午节那天，在深圳的我打电话给老家的母亲，得知了三姐已经走丟了一个星期的消息。

母亲说，一星期前，她带着三姐上镇里赶集，一个转身，三姐就在熙熙攘攘的集市上不见了，找遍了整个镇里，都不见三姐的踪影。母亲上派出所找警察，警察问了情况，在一个本子上登记了，说了句要等一天才可以立案，就把她打发走了。

我给当时还在内蒙古挖金的三姐夫打电话，三姐夫没事似的:"丟了？我在内蒙古呢，也没办法啊！"

他没有回家。

真的是让我寒心！

我回到家，和大姐、二姐还有弟弟一起，寻遍了附近的村镇，到处贴寻人广告，把隆回县城也找遍了，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都无踪无影。几次去派出所，他们只说立案了，有消息就告诉我们。

可是二十年过去了，三姐的两个女儿都已成家立业，都是孩子的妈妈了，三姐依然没有一星半点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