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网络时代兴起，斗兽一直是历史迷们喜闻乐见的保留节目。其中，又以“汉朝vs罗马”的话题最经久不衰，几乎贯穿多个快速发展时代。

随着网络时代兴起，斗兽一直是历史迷们喜闻乐见的保留节目。其中，又以“汉朝vs罗马”的话题最经久不衰，几乎贯穿多个快速发展时代。

今天，笔者要一改过去的隔空对标模式，转而采用替代-置入手法。看看汉朝军队能否胜任罗马人遭遇的那些硬仗。

汉朝军队的指挥系统 没有留下多少直接纪录

既然要“科学斗兽”，就必须了解足够多的信息。可惜，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往往对军事细节缺乏足够重视，以至于大量战报都看着伐善善可陈。后人若要细细考究，也会苦于材料匮乏而流于表面。

譬如战争频发的两汉，几乎没有军队的组织-指挥记录。我们只能参考《通典》中曹操颁布的《步战令》，用三国时代的条例进行倒推。考虑到曹魏直接继承东汉军政系统，再辅之以出土汉简和其他对零星记载，就可以大致构建出汉朝军队的指挥模式。

成书于唐朝的《通典》 收录各时代的

典章制度

通常而言，汉朝军阵由部（校或营）、曲组成。其中，步兵每部约千人，而骑兵数量在百人级别，全都由各自的校尉指挥。每部下辖数个曲，由各自的军侯指挥。其下还有约50人的屯级单位，以及与字面意思相符合的什（10）、伍（5）建制。

根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大将军每次带队出征，所配兵力至少五部。但也会根据需要，安排规模更大的力量，如赵充国征羌时的部队就是九校步兵。大将军手下有数位将军协助，根据职责分为前、后、左、右、或骠骑将军、车骑将军等。

武警总要的方阵图 可以看到部曲间会按照前后左右中部署

我们再看《步战令》。有三个要点格外醒目：

1 明确战术指挥由将军负责，麾下部曲则依照军旗、军鼓和金声音接收指令。

2 除部分预设情况外，各分队必须严格照命令执行，且不能有任何变通，违者会遭最严厉惩罚。

3 这是一套链条式体系，各级军官强敌令行禁止，几乎没有什么自主权，更谈不上越级发。

击鼓鸣金是控制全军进退的基础方式

那么，曹操《步战令》是否代表三国时代的普遍风格？我们可以从流行于汉朝的《孙子兵法》一窥究竟：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

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明白，全军执行命令以金、鼓、旌旗为准，不认可私下言语动作，只能以最高层决策行动。这就与《步战令》的指挥思想高度一致。

电影中指挥手势 在历史上属于违规操作

另外，重新出土的孙子兵法简文同样记录：以*干行，五百将斩；以曲干行，候斩；以部干行，司马斩！

这些话的意思更加直白，部曲等单位若干扰队伍行列，就斩杀其主官。这与《步战令》所言的“无将军令，妄行陈间者斩”类似，强调将军以下的士官无权决定。

银雀山汉简有孙子兵法的散轶文本

显然，《步战令》的指挥模式并非局限于三国，而是直接延续源自先秦时期的思想。

作为纽带，汉朝军队必然不能免俗，强调机械执行多余灵活多变。从校尉到普通士兵，都不敢、也不想，更不明白如何自主处理突发状况。

出土兵俑

让后人得以窥见汉军形象

罗马人强调军纪 却从未出台过如此严苛的机械条例

那么，汉朝风格的军队放在地中海世界，如何面对罗马人遭遇那些逆风仗？

古往今来，战场情况复杂多变。如果只能机械列队，那么士兵容易乱做一团，基层指挥系统也无法完全发挥作用。

高卢战争中 罗马军队多次被凯尔特人打乱部署

公元前57年，凯撒的罗马军团与纳尔维人爆发决战。后者提前布置好埋伏，在罗马人的行军途中发起袭击。不要说预留时间整队，连发布交战信号都来不及。

然而，罗马士兵和基层军官们临危不乱。尤其是阵型散乱的分队，第一时间就自发集结起来。他们为节约时间，甚至放弃寻找所属单位，自觉跑到临近的友军旗下站定。然后根据所处环境，自动执行不同作战命令。

罗马统帅更多使用军号而非鼓来下达命令

因此，当凯撒发布的信号姗姗来迟，左翼的第9、第10军团和中央的第8、第11军团已将敌人击溃。右翼的第7和第12军团，则牢牢地占住阵地位置。

稍后，军团的反攻让战场态势发生转变。纳尔维人利用罗马左翼和中央追击留下的空档，快速穿过其阵线，占领后方军营并顺势围攻右翼部队。岂料，军团士兵根本不需要等待指令，立即调头驰援夹击，还把作为统帅的凯撒也裹挟过来。最终，黔驴技穷的蛮族大败而归。

罗马士兵能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自发组织战斗

这类战况，对过于机械的汉军来说无疑于灭顶之灾。因为习惯靠大将军指令行动，基层军官们毫无主观能动性，害怕自己的预判遭秋后算账。除非整个指挥链彻底崩坏，才有可能临时接过决策权，但窗口时间也所剩无几。

这就怪不得在很多史料中，会出现“军大乱败”四个字。

凯撒作为全军统帅还能参与前线战斗 仰赖于手下的自发性

狗头山之战的胜利 大部分归功于中级军官

当然，凯撒遭遇的突发状况毕竟是少数。更多时候，最高指挥系统没有失灵，只不过与最前线状况有所脱节。这就需要中级军官们主动揽下职责，尽最大可能确保主帅的意志贯彻。

公元前197年，罗马军团和马其顿人激战于狗头山。菲利普五世亲率右翼，借助居高临下的位置优势，派遣大纵深方阵逼退罗马左翼。但狭隘山道也拖延住己方左翼展开，以至于被对面的罗马人撵走。

狗头山前期 罗马人几乎要输掉这场战役

正常情况下，双方很可能打成平局，分别追击对方左翼溃兵。然而，一位军团将校及时捕捉到机遇。他擅自集结右翼的20个连队脱离本阵，迂回到敌军右翼背后。随着己方左翼重整旗鼓，两路兵马共同夹击，成功挫败马其顿人的局部优势。

倘若将汉朝军队置于罗马人位置，恐怕很难实现反败为胜。盖因校尉、军侯都没有指挥权，职责仅仅是督促麾下屯长们严格执行大将军号令。

罗马中层将校的自主发挥 是汉朝同行所不具备的

公元前58年，类似情况还发生于阿里奥维斯都斯之战。这次，罗马左翼同样遭庞大敌军压迫，而另一侧的右翼率先击垮对手。

不过，决定胜负的关键并不是右翼。相反，在遭受巨大压力的左翼，只是财务官衔的小克拉苏挺身而出。他原本只负责指挥骑兵，却未经请示就擅自调动第三线步兵支援。因为反应速度够快，将立足未稳的敌军反推回去。

在调动预备队前 小克拉斯只负责指挥骑兵

如果是汉军替代罗马人出战，那么情况依旧不容乐观。原因无他，就是中层校尉或军侯想要补漏，却无法调动其他分队归自己指挥。后者同样害怕遭处罚，断然不肯放弃原先位置。

所以，只能重新将情况上报给大将军定夺。等他重新给每个分队下达命令，转瞬即逝的情况早已不复存在。日后追究起来，责任多半由自作聪明的出头鸟承担。

相较于胜利

汉朝大将军们更看重权威不受质疑

汉朝军队的大部分成员 只是主帅获取功绩的代价

事实上，汉军不仅限制中层军官的主动性，甚至抹杀掉基层屯长、什长、伍长和士兵的发挥空间。这种对井然秩序的变态式苛求背后，无疑是对下级和底层人的生命漠视。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指的大概就是这种傲慢心理。

反观罗马军团，每一层级都强调快速反应能力，将之视为确保胜利的核心素质。例如公元69年的内战，士兵们在没有主帅命令的情况下，自觉完成整队布阵。以至于统帅只需下令进攻，余下很多工作就不由自己包办。

法尔萨鲁斯之战中的双方士兵 都被训练到无比自觉

公元前48年，法萨卢斯之战中的双方士兵，更是将基层的自主性发挥到极致。庞培原本打算让麾下步兵站定，引诱凯撒阵营的士兵主动冲锋，从而提早消耗掉体力。但凯撒的老兵根本不吃这套，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就半道停止。然后稍事休息，再重整队列进攻。

三年后，萨尔苏姆河之战的结局，更是仰仗于基层将士发挥。当凯撒的军团忙于修筑工事，敌人突然发起偷袭，险些将他们彻底击溃。此时，两位第5军团的百夫长主动站出来，稳住濒临溃败的步兵，给骑兵驰援争取时间。最终，对方退出阵地，从而宣告偷袭失败。

罗马军团的核心骨干--百夫长

此外，历史还有一些没有明确记录，可以从侧面体现出基层军官作用。比如奥克美纳斯之战，本都骑兵突袭罗马人修筑的工事，将他们从工地中逐出。统帅苏拉阻止溃败无效，只能选择冲入敌阵激发士兵的羞耻心。后来，军团果然神奇重组，将本都骑兵反推回去。

这显然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叙述。毕竟，连统帅都指挥失败，中高级军官又数量有限，那么真正扛起大旗的必然是基层军官。

本都人的希腊化骑兵

在对阵塞琉古的马格尼西亚之战，罗马左翼被安条克三世亲率骑兵击溃到营地。一名留守军的团将校，带着区区2000名守卫重振秩序。先是斩杀2个逃兵，继而将其他人重新组织起来，令追击过来的安条克掉头撤退。

无论如何，这些情况都不可能出现在汉军身上。那些被条例规训成无情督战机器的屯长、什长、伍长们，既无意识，也无水平，跟无胆量靠一己之力就重整溃败军阵。

安条克三世亲率精锐骑兵击溃罗马军团

汉朝与罗马 仅仅是因为体量而显得相像

结合以上诸多战例，通过指挥系统的运作为视角，聪明人早已能察觉出其中规律：

曾几何时，汉朝军队被想象成兵无定势、计无常形的“变相怪杰”。上至深谋远虑的帝王将相，下到多才多艺的普通兵王，都能游刃有余的应付各类敌手。岂知真实历史中的原型，更乐于打有条不紊的消耗战。

与之相反，罗马军团则被污蔑为只能排好队、打呆仗的“低能武夫”。无论纵横四方的著名统帅，还是奉献半生的荣誉公民，都是不懂谋略山野之人。根本没考虑过，败于军团之手的强敌类型有多么丰富。

罗马与汉朝军队 完全基于两种思考建立

前者的治军思路，着眼于资源堆砌，靠体量优势去拖垮对手。通常难以招架逆风局，但对损失的忍耐程度超乎想象。

后者的建军模式，着眼于资源配置，靠精选力量创造效费比。所以能将逆风局转变为顺风局，更看重如何减少损失。

这些差异本身，折射出文明和社会构建层面的巨大不同，足够今人思考良多......

来源：冷炮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