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新闻实践中记者需要“身体在场”进行新闻报道，但随着新传播技术的发展，“记者在现场”作为首要信息来源的新闻传统正在发生变化。本文以21世纪三次重大国际冲突为例，考察了互联网技术发展背景下新闻来源的结构变化和新闻生产的模式转变。研究指出社交开源情报（SOCMI

本刊官方网站：

摘要

传统新闻实践中记者需要“身体在场”进行新闻报道，但随着新传播技术的发展，“记者在现场”作为首要信息来源的新闻传统正在发生变化。本文以21世纪三次重大国际冲突为例，考察了互联网技术发展背景下新闻来源的结构变化和新闻生产的模式转变。研究指出社交开源情报（SOCMINT）正加速成为机构媒体的重要信源，并进一步分析了社交开源情报在信息生产、事实核查、信息扩散三个层面的特征和机制。最后，探讨了机构媒体在SOCMINT时代的角色转变，同时也提出了机构媒体在利用社交开源情报发挥功能、承担责任方面的一些新思考。

作者简介

张尔坤，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洪忠，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出版业用户行为大数据分析与应用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刘绍强，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任吴炯，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增强中华文明海外网络传播力影响力研究》（23ZDA094）阶段性成果。

一 问题提出与概念界定

在传统新闻实践中，记者“在现场”通常被认为是新闻生产的流程和准则，记者通过“身体在场”的方式对新闻事件进行观察、采访、核实、传达，以向公众提供更真实、完整的新闻报道和解读（潘忠党，陆晔，2017）。在这一实践过程中，“现场”不仅是新闻事件发生的物理场域，也是记者践行新闻专业主义和社会责任的流动空间。传统新闻理论认为，记者到“现场”寻找新闻事件的第一事实来源是恪守真实、准确、客观、公正等专业主义原则最基本、最有效的实践手段。正如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1973）在《通过工作制造新闻：将意外事件惯例化》一文中所言，“记者未亲临现场便难以准确记录事实”；斯蒂芬妮·布鲁克斯（Stephanie Brookes）（2019）也强调了“在场”（being there）对于新闻生产的重要意义，认为记者需要“近身而上”地去观察新闻事件，这不仅能提供对事件更深入的洞察，也赋予了记者在信息筛选、解释和传播方面的权威性。在这些观念的引领下，“在现场”成为不言自明的行业规范，机构媒体中也产生了诸如“好新闻是跑出来的”“记者要永远在路上”“新闻发生了，我们在现场”等新闻理念（蔡林杉，2021）。

然而，随着社交媒体、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新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新闻行业的内部逻辑和外部生态都发生着剧烈变化（孟笛，柳静，王雅婧，2021），媒介技术正在重构记者与现场的关系，物理现场作为首要信息来源的新闻传统面临着结构性转变（胡洪江，2022）。在此背景下，传统新闻实践与新技术环境之间不协调、不匹配的矛盾愈发凸显，尤其是在现代信息战场景中，高度对抗性的新闻实践环境和“多源并发”信源结构给“在现场”的传统采编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一方面，对抗场景下现场采编模式面临更大的风险和更严苛的管制，同时在时效性上也难以适应高度变化的局势需求（Goldberg，2023；Lemke，2023）。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交场景和社会功能转移到互联网空间，其产生的海量公开网络数据也为新闻生产提供了新的信息来源和报道角度。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开源情报（Open Source Intelligence，OSINT）越来越成为对抗场景下生产新闻的重要信源。

《北约开源情报手册》（NATO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Handbook，2001）从信息类别上将“开源情报”定义为：“从任何公开可用来源获取的，印制、电子甚至口头形式的非涉密信息”。美国陆军部提供的定义强调了OSINT的生产方式：“通过对公开信息的系统性搜集、处理和分析而得到的情报”（杨建英，余至诚，2019）。早在20世纪30年代，OSINT就开始被应用于军事对抗场景下的信息生产。1935年，瑞士作家贝特霍尔德·雅各布（Berthold Jacob）通过分析德国报纸、丧葬讣告等公开资料揭露了德国军队的人员构成和组织框架（毛炜豪，聂晓丽，2022），从而奠定了OSINT作为非传统信息源的情报价值。到20世纪末期，互联网的出现使OSINT的角色和作用进一步彰显。比如，美国学者罗宾·温克斯（Robin Winks）（1987：456-457）指出“在期望得到的外国情报中，有大约90%可以从公开信息源中获取”。迈克尔·格拉斯曼（Michael Glassman）和Kang（2012）认为，OSINT拓展了人类的信息版图，有潜力开启人类“解决问题”（problem solving）的全新时代，而互联网的发展也正在加速这一进程。

进入21世纪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促进了社交媒体的繁荣，普通用户通过技术赋能转变为“超级赋权个体”（super-empowered individual），在信息传播中的权力得到充分释放（喻国明，马慧，2016）。在此背景下，社交开源情报（social media intelligence，SOCMINT）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2012年，大卫·奥曼德（David Omand）等人首次提出了“社交开源情报”概念，它被用来特指以社交媒体平台为生产载体、以需求为导向的调查性情报实践（胡雅萍，洪方，2018），自此SOCMINT开始被作为一个专门的情报类属受到广泛关注（Omand，Bartlett & Miller，2012）。后来，这一术语泛指从社交媒体中提取“有用”的信息来支持判断、决策的行动，这些信息包括社交媒体中的文本、图像、视频、地理位置、社交互动等。此前的学者主要将SOCMINT与国家/社会安全建立联系，而忽略了其在新闻业中的价值和潜力（Ivan，Iov，Lutai & Grad，2015）。从生产逻辑来看，SOCMINT强调通过监测和数据分析技术从社交信号中挖掘信息增量，具体手段可以分为“侵入式”和“非侵入式”（Omand，Bartlett & Miller，2012）。其中“侵入式”主要指利用黑客技术、非正当地采集用户的社交媒体数据；而“非侵入式”则是从开放社交网络中收集情报，是OSINT的新形式。从新闻生产的角度来看，前者由于不符合法律道德规范通常不被纳入讨论，后者则作为一种新兴信源被机构媒体广泛利用。然而，当SOCMINT成为机构媒体信源时，不仅会直接影响新闻的叙事方式，还可能导致新闻报道角度、生产流程等方面的变化。相关证据表明，俄乌冲突期间大量新闻报道援引了Telegram、Twitter（X）等社交媒体上冲突现场的图片和视频、公开披露的地理信息和卫星图像、开源调查组织提供的深度分析等。这些一手资料的提供者通常不是专业的记者或编辑，而是处于冲突中心的普通用户和关注战事的网络志愿者等（Lister，Mezzofiore & Murphy，2022）。对于机构媒体而言，这些“直击现场”的SOCMINT在经过特定的筛选、校验和分析后，可以为新闻生产提供一种不局限于物理“现场”的素材获取和验证手段。这种生产方式的变化是否会带来一种新的新闻实践模式？这种新闻实践模式又会对机构媒体带来何种程度的影响？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总的来说，当SOCMINT作为竞争性信息环境中的非传统信源时，可能或者正在改变当前新闻生产和传播的总体格局。为了更深入厘清SOCMINT对于当前新闻业的影响，首先需要回答几个关键问题：新闻生产的信源结构发生了何种程度的变化？当新闻报道援引社交媒体、开源调查组织等非传统信源时，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公正性如何保证？最后，当新闻生产脱离传统“现场”后将带来新闻传播逻辑的哪些变化？这些关键问题亟待重新审视和定位。

二 从伊拉克战争到俄乌冲突：

SOCMINT的兴起

有研究指出，在国际军事冲突中，由于战时宣传、信息管控以及新闻记者的个人安全等诸多因素，传统新闻生产模式可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杨柠聪，2022）。为了探索俄乌冲突中信源结构的具体变化情况，研究对Google News中相关新闻实践进行了经验分析。

首先，研究结合GPT-4提供的国外机构媒体影响力排名和相关领域的专家意见，共同确定了十家国外机构媒体作为考察对象。GPT-4是OpenAI公司开发的生成式AI工具，其训练数据涵盖了广泛的新闻来源和互联网语料，可以对机构媒体在全球互联网空间的影响力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估（Liu，Liu，Zhou，Lv，Zhou & Zhang，2023）。同时，考虑到GPT-4的潜在局限性，研究一方面通过多次独立交互测试来确保结果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纳入相关领域的专家意见对结果进行评估和验证。此外，Ad Fontes Media（2024）的专业评估也充分肯定了相关机构媒体在世界范围内的可靠性和社会影响力，因此，研究认为其可以作为探讨新闻信源变化的有效研究对象。纳入考察范畴的十家机构媒体：英国BBC、美国CNN、美国New York Times、英国Reuters、英国The Guardian、卡塔尔AI Jazeera、美国Fox News、美国ABC News、法国France 24以及德国Deutsche Welle（见表1）。

其次，研究设置了特定的检索字符串，即“Russia Ukraine site：机构媒体站点网址”在Google News中进行检索，并抓取十家媒体在冲突爆发一年内（2022年3月至2023年3月）的所有相关新闻报道（n=2862）。第三，将所获数据集以时间顺序排列后按10%比例进行等距抽样，并对最终数据集进行人工编码，以判断新闻来源等指标。新闻来源主要划分为“现场采编”“开源情报”和“其它”三个一级类目，其中“现场采编”指记者亲赴新闻现场或直接接触信息源头，通过观察、采访等手段获取一手资料的新闻生产方式（王佳航，2022），比如现场报道、新闻发布会和专题调查等；“开源情报”是指利用公开可获得的数据资源进行信息搜集和分析的过程，比如社交媒体、公开网站等；“其它”则涵盖更广泛的信源类别，比如秘密情报、专家评论等（当新闻报道同时涉及多个信源时，取与新闻主题相关程度最高、支撑力更强的信源）。同时，为了纵向比较对抗场景下信源结构的变化情况，研究还基于同样方式分析了另外两个发生于21世纪的典型国际冲突事件。一是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第二次海湾战争，2003年3月至2004年3月），检索关键词设置为“Iraq War”（n=1207）。伊拉克战争是第一场广泛应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现代化”战争（郑保卫，2003），也被认为是“网络新闻”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事件（魏超，2003），适合作为评估军事对抗场景下新闻来源变化的历史参照。二是2014年发生的克里米亚危机（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检索关键词为“Crimea Crisis”（n=684）。克里米亚危机是社交媒体等新传播技术普及后发生的重大国际冲突，冲突双方仍然是俄罗斯与乌克兰，该事件有利于检验相同对抗主体在不同时间、不同技术发展阶段上的新闻信源结构差异。

在正式执行编码工作前，团队对两名编码员（新闻传播专业在读研究生）进行了多次培训，并开展了规模约为任务总量20%的预编码测试（Cohen’s Kappa=0.90），以确保两名编码员对新闻信源的编码标准有较准确的认识和把握。最后，研究还对已完成的编码进行了人工抽样复核（n=100），对编码结果进行第三人投票（即认为结果准确的标“1”，不准确的标注为“0”）。第三人投票结果显示准确率超过0.88，表明两位编码员对新闻信源的判断基本能反映实际情况，具备较强准确性和科学性。

分析结果显示：开源情报成为俄乌冲突相关报道的主要新闻信源。伊拉克战争和克里米亚危机的信源结构较为接近，虽然可能在网络技术的不断普及下，克里米亚危机中“开源情报”所占比例略高于伊拉克战争，但两者仍然都是属于杨保军等学者所描述的以“现场采编”为主的传统信源结构（杨保军，孙新，2021）。但是，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与前两个国际性事件则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构特征—— “开源情报”开始替代“现场采编”成为最主要的新闻信源，且占比接近伊拉克战争和克里米亚危机时期的两倍。这可能标志着传统新闻生产模式存在向“开源情报模式”转型和演变的趋势（参见图1、2）。

进一步来看，什么类型的开源情报促成了这种转变？研究继续分析了三个国际性事件中“开源情报”信源的具体类属。结合学者的前期研究，本研究认为开源情报还可以继续划分为以下七个主要来源：机构媒体数据、社交媒体数据（SOCMINT）、公开政务数据、商业资料、学术出版物、公开网站数据以及灰色文献（Ganguly，2022；Choi，Yoon，Chung，Coh & Lee，2020）（见表2）。在正式编码过程中，上述标准表现出良好的分类效果，编码员间一致性指标Cohen's Kappa=0.84。

结果显示，随着时间推移和技术发展，开源情报在不断扩大对新闻领域影响力的同时，其内部结构也正发生着显著变化（见表3）。国际性社交媒体如Telegram、Twitter（X）等贡献了大量的一手新闻信源。虽然传统信源如“政务/官方数据”和“机构媒体”仍然维持着较高比例，但其主导地位已经受到“社交开源情报”（30.1%）的挑战。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观察期内，SOCMINT已经成为俄乌冲突中最主要的开源情报来源，对于整体信源结构转变发挥了最显著的促进作用。导致该变化的原因可能包括：一是对抗场景下现场采编模式面临更大的风险或阻碍，同时在时效性上也难以适应高度变化的局势需求；二是SOCMINT信源具有更强的功能属性，在关键技术的加持下，有助于行动主体寻求特定目的；三则可能包括一些地缘政治因素和平台特性因素，比如倡导去中心化、反审核的私密通讯平台Telegram构成了SOCMINT的主要“策源地”。基于此，在现实对抗场景下，这种信息来源不仅塑造了一场被“直播”的现代战争，同时也成为双方舆论博弈的行动域和角力场。一方面，机构媒体更加积极地利用SOCMINT进行战事观察和报道。诸如BBC、DW、AI Jazeera等机构媒体越来越接纳和信任SOCMINT，在主流报道叙事中频频援引Telegram、Twitter（X）、Discord等社交媒体信息和数据，为全世界用户提供了很多更具临场感、更贴近民众视角的战争解读。另一方面，俄乌双方也“亲自下场”组织SOCMINT调查团队，为冲突报道提供了更丰富的素材。比如，俄方Leviev等人组建的负责武装情况开源调查的“冲突情报小组”（Conflict Intelligence Team）、瓦格纳军事集团在Telegram中建立的“GRAY ZONE”频道（Varzhanskyi，2024）、乌方在Telegram中组建的“IT Army”等，这些组织旨在挖掘社交网络中有价值的信息，并用于军事决策或舆论引导（Soesanto，2022）。这些证据表明，SOCMINT业已嵌入当前的信息传播空间，特别是在新闻生产方面，SOCMINT开始被广泛纳入到机构媒体的新闻生产流程，作为专业主义新闻的补充性信源参与主流新闻叙事的建构过程。

三 SOCMINT信息生产的三重路径

那么，社交开源情报是如何生产的？不考虑具有高度随机性的现场记录，一般可以从技术路径差异将SOCMINT的生产过程划分为三个更为系统的类别：大数据挖掘、人工众包和开源社区，它们代表了SOCMINT的不同生产模式，彼此独立也相互交叉（图3）。开源调查者基于这三种模式获得不同的源数据，经整理、加工和提取有用情报后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传播，而经由三种模式独立获取的情报内容又可能在下一阶段的情报生产中成为彼此的“信源”。

第一，互联网公开数据是SOCMINT的主要佐证和支撑，开源调查者基于大数据挖掘技术从海量数据流中提取有用信息并相互建立联系，文本、短视频、卫星图像、网络博客、机构报告，甚至智能终端数据等均可作为分析的源数据（Sullivan，2022）。这些源数据或被加工分析、或被直接转发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以实现特定目的。在俄乌冲突中，一些个人博主或专业调查新闻组织通过数据驱动方式跟踪军事冲突中的伤亡人员。比如，军事博主@ragnarbjartur和@JustusUwakwe持续收集并可视化装备损毁情况；BBC《新闻之夜》（Newsnight）通过综合搜集和比对来自俄罗斯社交媒体VK（Vkontakte）、当地媒体报道、卫星图像以及谷歌街景图像的数据，确认了俄方精英部队331伞兵团的伤亡人员等。

第二，人工众包（crowd-sourcing）是挖掘SOCMINT的另一种常用方式，即通过召集众多具有共同目标的志愿者来汇集有关某一问题信息的开源模式（Daou，Li & Shiaeles，2023）。如开源调查组织“羚羊”在其网站上以列表形式持续更新俄乌冲突爆发后双方战损情况，每个损毁武器都有来自图像托管平台“贴图”（Postimage）以及社交媒体平台的图像或视频证据，这些证据的提供者大多是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个人博主，如@CalibreObscura、@UAWeapons等。军事开源情报库“战争侦察”（Warspotting）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以开源众包方式收集双方的装备部署图像，这些图像也大多来自社交媒体群组，如Telegram的俄语公开频道“装备损失”，通常由当地普通用户提供。此外，“战争侦察”也将社媒信息作为事实验证的“数据池”，对抗中的武器型号、损失方、损毁地点、最早目击时间等信息悉数公布在其开源网站上，以供机构媒体或组织进行事实核查和验证。

第三，在SOCMINT的生产过程中，专业记者、开源调查组织、军事博主、退伍士兵、匿名调查者等行动主体协作形成开源社区，他们基于“问责精神”“验证方法”以及享受“游戏化”过程而聚集在一起（Reese & Chen，2022）。比如，社交软件Telegram上形成了诸多与俄乌冲突相关的开源社区，如“瓦格纳乐队”（Wagner Orchestra）“灰色地带”（Grey Zone）“前哨”（Outpost）“卡里马特”（Karymat）等，这些社区为开源情报的汇集和传播提供了在线空间。同样，另一款主打语音聊天的社交软件Discord也存在一些活跃的开源社区，“猫头鹰计划”（Project Owl）“五角星”（The Pentamon）等社区已吸纳超过3万名开源调查者，它们贡献了大量与俄乌冲突相关的开源情报信源。这些开源社区一方面促进了情报信息的沟通和协作，另一方面也搭建了调查手段创新和优化的平台，推动开源调查事业向着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总的来说，社交媒体催生了SOCMINT这种新型开源调查形式，军事冲突等对抗性场景又促进了它的规模化生产和传播。在这个过程中，一批辅助开源调查工具也随之出现，通常可以分为选题采集、数据分析、可视化、效率提升四个类别（张伦，2023）。数据表明，在大数据挖掘、人工众包和开源社区三种生产模式的共同作用下，SOCMINT对传统新闻信源造成一定冲击和替代，但在另一方面也与之同构了一种新型数字新闻生态。

四 SOCMINT如何进行事实核查

传统机构媒体信源能在成熟的把关机制下有效挤压虚假信息产生的空间，那么在新的数字新闻生态下，社交媒体信源又将如何保证信息真实性？社交媒体等平台为新闻行动主体提供了技术便利和信息交换空间，使其能连接、聚合集体智慧并开展事实核查，这实际上挑战了传统机构媒体作为“把关人”核查信息真实性的优先权（Hermida，2012）。事实是SOCMINT的“生命线”，为了提供准确、真实的信息，SOCMINT主张源数据的可验证性和贯穿信息生产过程的核查机制。从生产信息流来看，SOCMINT的生产涉及信源输入、信息加工、情报输出三个主要环节（Charlton，Mayer & Ohme，2024）（见图4），其中每个环节都包含事实核查机制以确保SOCMINT的真实性。SOCMINT的可验证属性与新闻真实性、客观性的要求不谋而合，这是其能成为新闻信源的原因之一。

在信源输入环节，SOCMINT要求输入信源具有专业主义的特点，这奠定了可靠的信源基础。互联网信息鱼龙混杂，如果不加甄别地利用将存在决策失误的风险。SOCMINT的信息筛选是一个持续筛选和多方验证的过程，要求开源调查者必须具备良好的信息驾驭能力和甄别能力（赵宁，黄铁娜，唐振宇，徐乐，2021）。同时，开源调查主体也必须掌握良好的数字技术能力和规范的信息选用程序，共同保障SOCMINT的输入可靠性。

在信息加工环节，广泛来源的信息借助社交媒体渠道在开源调查社区中聚合，一些辅助技术或平台如在线地图、共享表格、机器翻译等为开源信息的整理与加工提供了技术支持，促进了SOCMINT原始数据的组织、协作和追踪（Charlton，Mayer & Ohme，2024）。为进一步确保可靠性，SOCMINT要求开源调查者对原始数据进行交叉验证和数据存档。在交叉验证方面，数据可验证的方法论贯穿开源调查的始终。例如，在追踪俄乌伤亡人员的过程中，跨平台、跨媒体的交叉比对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数据存档方面，“羚羊”“贝灵猫”“战争侦察”等组织或团体重视在开源调查过程中的数字留痕，大部分武器图像、卫星图像、勘察视频等原始材料被以数据库的形式保留下来，以便信息溯源和后续核对。

在情报输出环节，SOCMINT的外部输出既是信息扩散的过程，又是外部验证的过程。开源调查秉持开放透明原则，有关材料和数据都是可公开访问的，有助于他人审查、验证和补充。这种透明和合作使得对SOCMINT进行事实核查具有高度可行性和可靠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开源社区能够开展事实同构，不同开源调查社区之间可以互相交流和验证彼此的开源情报；其二是机构媒体在筛选公开信息时充分发挥把关功能，这在事实上对SOCMINT施加了可信性要求。

SOCMINT既是事实核查机制的产物，也为新闻事实核查提供了新的思路。一方面，海量SOCMINT搭建的“信息库”能够织成一张高质量的信息网，有助于机构媒体回溯和检验新闻真实性。比如，基于开源情报的方法开发的原型工具MedOSINT被认为能有效对抗流行病相关的虚假新闻（Monterrubio，NoainSánchez，Pérez & Crespo，2021）。另一方面，在人工众包的生产机制下，新闻真实性能够受到“集体智慧”的保障（Liu，Qi，Wang & Metzger，2023）。在俄乌冲突中，一些机构媒体利用SOCMINT的众包机制来刺破战争迷雾、规避假消息的影响，如《经济学人》报道称Twitter（X）上流传的谷歌卫星地图、Telegram频道中的影像证据有效反驳了双方军事部署方面的虚假陈述。

五 SOCMINT特征与扩散机制

当前，作为新闻信源的SOCMINT已经在国家安全、网络安全、灾害预警、数字取证等领域得到创新应用，不仅为决策者和传播者提供了多角度的实时情报，也能作为一种新兴的新闻形式——开源调查新闻在社交网络中广泛传播（Moe & Schweidel，2014：4-5）。相较于传统新闻信源，SOCMINT具有不同的特征、扩散路径和动力机制。

首先，SOCMINT信源呈现出泛在性、时效性、多模态和可扩展性四大特征。第一，泛在性。社交媒体将人们的公域和私域生活同时投射到一个泛在连接的开放数字空间，成为“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Varzhanskyi，2024）。这为开源情报分析聚合了一个庞大、多元的“信息库”，这一方面能够提供更全面的观察角度，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多源并发”的信息环境，降低了新闻信源被外部干预或阻断的可能性。第二，时效性。传统新闻信源通常具有固定生产周期或时延，难以在新闻事件“窗口期”进行及时有效的跟进。而社交平台的实时更新使SOCMINT能在近乎零时延的情境下捕捉新闻动态、挖掘事件的信息增量，从而提升对抗场景下新闻的响应能力。第三，多模态。社交媒体不仅支持文本传输，还涵盖了图像、音频、视频等非结构化数据，为SOCMINT提供了多模态信息来源和更高效的事实核查手段，以适应不同层次的新闻需求和分析目标。第四，可扩展性。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社交平台能与域外网络资源实现集成和互通：在情报收集方面，社交媒体允许用户跨平台引用、聚合外部资源，如网页链接、统计数据和影像资料等，进一步提升情报来源的深度和广度；在情报处理方面，社交媒体可以与API、自动化工具和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相结合，使分析者能够处理更大规模的数据集，识别海量信息流中隐藏的模式和关系，增强SOCMINT信源对复杂情境的呈现力和解释力。

其次，不同于传统新闻实践，SOCMINT信源的扩散路径从线性结构转变为去中心化的网状结构。传统新闻信源的扩散需要遵从“采编—审校—投放”的固定流程，通常新闻事件发生后，记者需要到现场挖掘和编辑新闻素材，再交由编辑部门审校和加工，最后通过特定的媒体渠道传达给公众。在这一过程中，信息从源头逐级、线性地向外扩散，机构媒体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然而，在SOCMINT的框架下，信息的扩散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网状结构（见图5）。一方面，机构媒体丧失了对新闻“现场”和信源的垄断，由广泛社交媒体用户组成的信息网络成为新闻的“云端现场”。另一方面，SOCMINT信源多源并发、去中心化传播特征显著提升了新闻信源的触及范围和扩散速率，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机构媒体对新闻信源的管理和控制能力。

最后，事实价值、情感共鸣与新传播技术成为驱动SOCMINT信源扩散的新动力机制。在传统新闻实践中，新闻的阐释价值、媒体影响力和社会关切是新闻信源扩散的主要驱动力，但随着信源“独占”的消解，基于SOCMINT的新闻有了更大的释义空间和更开放的叙事框架，对新闻信源的阐释已不再是决定性要素，事实本身的价值和事实“增量”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种变化可以类比为开源调查者与意见领袖的传播逻辑区别：前者主要通过提供事实增量来获得关注和认可，后者则是通过表达意见观点来获得影响力。情感共鸣在SOCMINT的扩散过程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诸如愤怒、恐惧、喜悦等强烈情感，不仅可以在短时间内引起广泛共鸣，推动信息的病毒式传播，还能增进信息在网络社群中的信任度和影响力，也能推动用户主动挖掘、验证相关事实的集体行动。新传播技术如推荐算法、社交机器人等也是SOCMINT扩散的重要渠道。比如，推荐算法能够精准匹配关联群体，实现SOCMINT的分众传播和高效利用，社交机器人则能够作为“扩音器”直接干预SOCMINT的扩散过程。事实价值、情感共鸣和新传播技术三种动力机制既能单独发挥作用又能产生叠加效应，构成了SOCMINT信源扩散动力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 信源结构改变对机构媒体角色的

“再定位”

SOCMINT的新闻实践对传统“记者在现场”的行业规范和理念造成了巨大冲击，尤其是在俄乌冲突等对抗场景下，记者亲临现场进行报道的比例逐渐减少，由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传播技术构建的“云端现场”成为新闻生产的另一重要事实来源。然而，“云端现场”并非是传统物理现场的简单映射，而是经由媒介特性、社会文化、公众参与等多重因素共同中介的数字现场。在此背景下，传统新闻的生产和传播逻辑也将面临新的阐释，机构媒体的功能和角色亟需“再定位”。

第一，新闻的生产和传播不再是职业记者的专利，机构媒体角色在一定程度上从“把关人”“冷静记录者”到“调查者”和“价值评判者”。在西方新闻学的传统观念中，机构媒体通常被认为是新闻信息的“把关人”（gate-keeper）和新闻事件的“冷静记录者”。“把关人”的概念多被用以指代机构媒体在新闻收集、制作和分发过程中所扮演的过滤和控制角色（Lewin，1947）。在把关人模式下，机构媒体享有绝对的信息控制权，记者和编辑更多是基于所获取的信息做“减法”，根据专业素养和实践经验判断哪些信息更适合作为新闻生产的素材，再对过滤后的素材赋予背景信息，形成对公众传播的新闻报道。“冷静记录者”角色则强调机构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所承担的“监测环境，守望社会”的公共职能（Nordenstreng，2006）。“冷静记录者”角色要求机构媒体秉持专业主义精神，在中立、客观性原则下通过冷静记录、理性分析来监督权力、揭示真相，从而维护公共利益和促进社会民主。然而，社交媒体的兴起打破了机构媒体对新闻信源的垄断，新闻业态从“媒体中心观”转向开放式互动传播体系（姜华，张涛甫，2021），“人人都能做新闻”的局面让媒体从“把关人”“冷静记录者”角色向着“调查者”“价值评判者”的方向延伸或演变。

从“把关人”到“调查者”的角色有至少两个层面的变化：一是竞争性信息环境下，机构媒体需要更积极、主动地挖掘新闻线索，并通过整合、加工，赋予碎片信息更完整、连贯的意义框架。作为调查者的媒体需要从信息过载的环境中挖掘符合预期传播目标的元素做“加法”，将海量、割裂、碎片化的元素进行意义重组和再现，并根据特定语境构建其解释力和故事性；二是通过深入调查、验证，在“众声喧哗”的意见空间中承担对抗虚假、劣质信息的角色。传统把关人是在封闭生产流程中，通过一系列选择性机制（如编辑政策、媒体立场等）对信息进行的控制和过滤，是一种否定性框架——即明确哪些信息不应被传播。而“调查者”则是在开放新闻生态中提供信息真实性背书，机构媒体通过专业的验证流程甄别虚假信息，并借助媒体公信力和媒体渠道来提升特定信息的可信度和传播能力，是一种肯定性框架。另外，“把关人”和“调查者”在技术路径上也存在明显区别。传统的把关人主要基于松散的行业规范和从业者的个体知识、经验进行判断，而SOCMINT时代的“调查者”则需要运用更多的技术工具（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和更严格的流程来辅助新闻生产。

从“冷静记录者”到“价值评判者”是指参与式逻辑下机构媒体在新闻“第二落点”继续发挥价值引领的一道新型把关人角色。随着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平台成为新闻生产和传播的主阵地，重大新闻事件常常会在Twitter（X）、YouTube、微博等社交平台率先披露（Omand，2017），“事实”已经不再是稀缺品。比如，在俄乌冲突中，来自现场目击者的实时画面在经过社交媒体扩散后，在时效性方面形成了对机构媒体“事后”报道的超越和替代，机构媒体逐渐退居新闻的“第二落点”。这种转变也使机构媒体的角色和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冷静、中立的事实呈现转变为积极的“价值共创”。在“第二落点”中，机构媒体的核心优势是基于高度的公信力和专业的分析能力对二手信息进行价值筛选、深度剖析和背景阐释，并向公众提供带有信息增量的跟进报道，帮助公众正确理解新闻事件背后的原因、关联和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机构媒体和公众的关系也被重新定义，公众不再是新闻的“灌输”对象，而是新闻生产的合作者，双方在不断的协作、对话中完成对新闻意义的共同构建。在参与式逻辑下，机构媒体的角色和功能不再仅是提供未被披露的事实或真相，而是通过对已有“新闻”的加工和评判，及时回应公众关切、维护交流语境的客观性（王梦媛，2023），从而直接介入并推动公众议程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竞争性环境下机构媒体的新闻权威面临新的挑战，技术权威和用户的共同裁定将成为新兴权威形式。随着机构媒体新闻“霸权”的消解，在信息过载环境中争夺更多用户注意力也成为机构媒体的一种基本动机和诉求。在这种动机下，机构媒体在生产新闻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如何实现信息的有效传播和影响力最大化，这导致一些机构媒体让渡了部分严肃性内容，主动去迎合受众的兴趣和消费习惯，甚至出现“标题党”等粗制滥造现象，损害了媒体公信力。另外，在SOCMINT生产模式下，记者“身体缺席”会逐渐成为常态，其工作从一手信息采集到二手资料整理、分析，生产链路的延长也进一步增加了事实被误解的风险。根据路透社《2022年数字新闻报告》（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 2022），新闻机构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几乎在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呈下降趋势（Newman，Fletcher，Robertson，Eddy & Nielsen，2022）。然而，权威并不会出现“真空”，以往集中于机构媒体的新闻权威也开始逐渐分散与下沉，从而形成了新的权威结构。

一方面，从大数据、搜索引擎、推荐算法到近来出现的大语言模型，技术正在潜移默化地塑造一种基于机器逻辑的新型权威。比如，搜索引擎通过排序算法来影响用户对新闻重要性和可靠性的感知；推荐算法基于大数据分析直接干预信息流，以加强或阻断某些内容的影响力和传播路径等。陈昌凤（2021）认为，随着技术全面进入新闻传播领域，行业普遍出现了一种技术崇拜的心理，而当技术被认为具有“超人类”能力和智慧时，技术就成了一种新型权威。在新闻实践中，SOCMINT信源天然携带技术基因，在技术性叙事框架（比如多模态数据、大数据分析等）的加持下，一些有影响力的个人或组织也能参与到新闻权威的竞争之中。另一方面，公众对新闻的共同裁定也成为一种新的权威形式。在技术赋权下人人都可以生产和解读新闻，导致传统的核查机制失效，寻找真相“拨云见日”的工作和权力已经部分让渡给了公众自身。但是，公众普遍缺乏进行事实核查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从而导致公众对真相的判断只能回归到一种“多数原则”的逻辑上面。因此，公众对新闻的“共同裁定”，即多元主体通过网络互动、社交媒体转发、点赞和评论等方式形成的集体判断，就是一种自下而上、协商共建的新型权威。

第三，SOCMINT在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为机构媒体提供了新的机遇。在当前不断加深的数字化浪潮中，社交媒体将以往不易观察和量化的社会现象转化为一组组细粒度的映射关系，而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让这些细粒度的映射关系可以被进一步识别和分析。对于新闻业而言，SOCMINT这种基于社交媒体的新闻实践所蕴含的价值远不局限于生产更具时效性的新闻报道，其更多是为机构媒体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和方法论——基于对宏观社会变化到微观个体反应的全方位洞察，实现趋势预测、危机预警、决策评估和情绪引导等非传统新闻功能，从而拓展甚至重构机构媒体的价值维度。比如，SOCMINT可以帮助机构媒体捕捉到以往难以察觉的边缘性“声音”，以揭露更隐蔽的社会问题，进一步发挥新闻的民主价值。在传统的新闻实践中，由于资源和技术的限制，媒体通常倾向于关注主流的、被广大公众关切的议题，而那些边缘、微弱的声音常常被忽视或淹没。而通过SOCMINT，机构媒体能深入到社交网络的各个层级，实现更广泛、细粒度的群体洞察。比如，俄乌冲突期间，开源调查组织“贝灵猫”通过对前线士兵、妇女儿童等的社交账号分析，发现了一系列与主流叙事不同的故事线，为外界提供了一个更加真实、完整的战争视角（Soesanto，2022）。此外，传统新闻实践更多是基于“事后”逻辑，即当新闻事件发生后再进行跟进报道，而SOCMINT则能为机构媒体提供预测性报道的可能性。一方面，机构媒体可以对某一新闻事件的用户讨论进行语义识别和情感分析，提前预测该事件可能的发展方向和衍生后果，从而实施更为积极、主动的报道策略；另一方面，机构媒体还能通过实时监测和众包信息识别隐藏在信息流中的风险信号和危机征兆，进一步发挥其在促进公共利益方面的建设性作用。

七

结语

社交开源情报正在成为全球新闻的新生产要素。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将进一步削弱新闻生产的专业壁垒，从而指向一种参与式、开放式的“泛新闻生态”（彭兰，2021）。在这种新闻生态中，“把关人”问题需要重新讨论。在机构媒体主导新闻生产与传播的时代，机构媒体的内部组织、记者、编辑是把关人，进而形成了对把关人的相关专业主义要求。而在SOCMINT信息生产与传播链条中，可以观察到一种融合媒体、技术与公众参与的协同把关模式，这种模式不仅依赖于机构媒体的专业水平，也需要技术层面提供的证据支撑以及公众层面对信息的交叉验证。两者把关方式具有明显差异，比如前者的把关集中、易控，纠正机制迅速，后者的把关分散，纠正机制需要在传播中完成，且容易受到信息操纵或群体偏见的影响。进而言之，SOCMINT逻辑下如何形成一套专业要求和行业规范是下一步新闻研究值得关注的命题。

SOCMINT有可能塑造出类似于传统机构媒体的新型信息权威，但不同语境和面向的SOCMINT通常有不同的信息表达框架，根据以往研究，表达框架的差异必然会影响用户的认知。如同为陈述事实，但对事实的取舍不同，或者几个事实的组合不同，会产生不同的认知或者归因，这点与大众传播学的研究一致。区别在于：一是SOCMINT的表达框架与大众媒体框架是完全不同，而且更加多元和零碎；二是SOCMINT是多源并发、海量且互联的；三是用户信息输入是碎片化、网络化和非线性的。这些差异可能产生新的认知后果，比如多平台信息整合的认知策略、碎片化的认知结构、即时性认知和深层认知之间的潜在冲突等。目前对SOCMINT如何影响用户认知的研究还较少，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命题。

对于机构媒体而言，虽然SOCMINT在提供新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挑战，但这些挑战也正推动社会对更严谨、透明和负责任新闻实践的探索和追问。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新闻业将会是一个融合传统新闻价值和新技术能力的综合信息服务体系。在此愿景下，机构媒体不仅要承担信息传递的功能，还需要成为维护信息质量、诠释社会现象、协调社会行动以及促进民主对话的重要桥梁。这一转变也将对新闻从业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方面，从业者应积极拥抱新技术，充分利用技术能力提升新闻报道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从业者也需要适应技术带来的角色和功能转变，在新的定位下继续发挥着价值引领和激浊扬清的重要作用。

本期执编/王檬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际新闻界》，国内邮发代号：82-849，欢迎您订阅！

您也可通过下方二维码或网址https://mall.11185.cn/h5/#/bkGoodsDetails?spuId=113613&from=imgShare&dsId=zxSWChat&dsModule=c3df4964-af5d-40a8-d6cc-a768b5306e52 ，进入中国邮政微商城订阅本刊。

您还可访问《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

来源：国际新闻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