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朱桂芝，今年七十岁，退休前是一名小学语文教师。昨天，小区里的老姐妹王淑兰走了，安安静静的，连个告别都没有。
七十岁的守望
＂老人最难熬的，不是贫穷，是孤独啊。＂我轻声叹息，手中的老花镜映着窗外渐亮的晨光。
收音机里播着《今天是你的生日》，那熟悉的旋律让我想起了许多往事。
我叫朱桂芝，今年七十岁，退休前是一名小学语文教师。昨天，小区里的老姐妹王淑兰走了，安安静静的，连个告别都没有。
她比我小两岁，前年还一起去公园晨练，盘了一手好太极拳呢。谁能想到这么快就走了，听说是睡梦中的脑溢血，一点征兆都没有。
老太太前些日子还笑呵呵地跟我说：＂桂芝啊，咱们这把年纪，活一天赚一天。＂这话还在耳边回响，人却不在了。
收拾起茶几上的老照片，那是八十年代我们学校教职工的合影。那时候，大家都憧憬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生活，眼里有光。
照片上，我穿着蓝色的确良衬衫，站在第二排正中间，那会儿才三十五岁，头发乌黑，扎着两条小辫子。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照片上的人走了一半多。有的搬到外地跟着子女去了，有的去了那个谁也不愿提前去的地方。
五楼的李主任当年可是我们学校的骄傲，五十年代上的北师大，知识分子里的佼佼者。现在也是躺在床上，儿女请了保姆照顾，连下楼都困难了。
儿子小军在深圳做工程师，当年高考考上了北京理工，是我们全家的骄傲。毕业后顺应时代浪潮南下打拼，如今在一家大公司当了部门主管。
女儿小红在上海一家外企，大学学的是英语，九十年代出国留过学，回来后嫁给了同学介绍的上海男孩。两个孩子都不错，每月按时给我打电话，逢年过节必定回来看我。
他们事业有成，我本该感到欣慰，可日子久了，这大房子就只剩我一个人的脚步声。老伴三年前因病去世，留下我和这些沉默的家具作伴。
那时候我和老头子还住在单位分的筒子楼里，上厕所得拎着马桶下楼，冬天洗澡要去公共澡堂。九十年代单位分了楼房，我们才住上带卫生间的新房子。
老伴是机械厂的技术员，文革时被下放到车间当了几年工人，改革开放后又回到了技术科。那个年代，我们俩的工资加起来不到一百元，可日子也有滋有味的。
记得最艰难的时候，还要靠粮票买粮食。后来生活慢慢好起来，老伴攒了几年工资买了台黑白电视机，全楼的人都来我家看《霍元甲》，屋子里挤得水泄不通。
老伴走的那天，天空下着小雨，就像他爱看的老电影《牧马人》里的场景。他临走前拉着我的手说：＂桂芝，以后的日子，你得学会一个人过。＂
我那时还不明白他话里的深意，只是点头抹泪。如今才慢慢体会到，原来他早就知道，人老了，最终都是要学会独处的。
六十五岁前，日子还算热闹。那会儿身体硬朗，能帮孩子带带小孙子，街坊邻居也都在，常一起下棋、跳舞。
记得当时我和老姐妹们在小区广场上跳广场舞，周末孙子来了也跟着一起扭两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那时候，从没想过自己会有多孤独的一天。
可这五年，像是翻过了一道坎——孙子上了寄宿学校，老邻居要么去了子女家，要么去了那永远的地方。
就像我们老家常说的那句话：＂六十岁是坎，七十岁是槛。＂过了这道槛，身边的人就像秋天的落叶，一片片地离开了。
刚退休那会儿，每天早上都有老姐妹敲门叫我去公园锻炼，小区里的老头老太太扎堆儿聊天，热闹得很。可这几年，敲门声越来越少，公园里的熟人也渐渐不见了。
＂桂芝，人老了就得认命。＂隔壁的马大爷常这么说。他比我大五岁，去年摔了一跤后就再没出过门，整天守着个老式黑白电视，看那些年代久远的节目。
我不想像马大爷那样，把自己关在狭小的世界里等待生命的终结。人活一世，总要有点盼头，哪怕是看着窗台上的花开了又谢。
去年冬天，我在老年大学认识了张德顺，他是位退休的机械厂工人，比我大两岁，和我同一个小区，但从未谋面。
那天我去报名学习书法班，看见隔壁教室里一群老人围着一位白发老者，正认真听他讲解如何在阳台上种菜。那位老者说话不紧不慢，声音温和却有力，像极了我的老伴。
一股说不出的亲切感让我停下脚步，悄悄站在门口听了会儿。没想到下课后，那位老者主动走过来，问我要不要也学种菜。
＂种菜多有意思啊，看着小苗一天天长大，心里就有奔头了。＂张德顺笑眯眯地说，眼角的皱纹像扇子一样展开。
就这样，我报了种菜班。张德顺教我们如何在阳台上种好小青菜，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播种、施肥、浇水，耐心得像对待自己的孩子。
他说：＂咱们这辈人，经历过缺吃少穿的年代，看见自己种的菜长出来，心里就踏实。＂这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慢慢地，我们这些老人在小区空地上辟了块园子，轮流浇水、施肥。有人种菜，有人种花，还有人专门负责除草。
张德顺知道许多种植技巧，毕竟他年轻时在农村插过队，那些知识都是实打实的经验。我则负责记账和安排值班表，把当年当班主任的那套本事又用上了。
＂桂芝同志，你这个小账本记得真仔细。＂张德顺看着我密密麻麻写满的小本子，笑着说道。这声＂桂芝同志＂叫得我心头一热，多少年没人这么称呼我了。
老伴在世时，总是这样叫我。那个年代，＂同志＂二字分量很重，是亲近又尊重的称呼。如今听来，倒像是从远处飘来的回音。
慢慢地，小区里的老人越聚越多，连那个总是板着脸的李师傅也加入了我们。他是个老军人，退役后在工厂当过保卫科长，说话办事都带着军人的干脆利落。
＂种菜要讲究战略战术，＂李师傅一本正经地说，＂先种什么后种什么，都得有计划。＂我们都被他逗笑了，但他的建议确实很有用。
就这样，我们这个小园子成了小区里的一道风景。年轻人下班回来，总会停下脚步看看我们的劳动成果，有时候还会竖起大拇指夸上两句。
＂你们老人家真了不起，这菜长得比超市的还好。＂一次，一个年轻小伙子由衷地说。那一刻，我感到一种久违的成就感，就像当年看到学生考出好成绩一样。
三月那场突发的胆囊炎，让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六十五岁后的难熬＂。那天我正在厨房准备晚饭，突然腹部一阵剧痛，冷汗直冒。
起初我以为是吃坏了肚子，吃了两片陈皮丸，可疼痛不但没有缓解，反而越来越剧烈。到了深夜，疼得我在床上直打滚，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对。
颤抖着手拨通了儿子的电话，那头传来睡意朦胧的声音：＂妈，这么晚有事吗？＂
＂小军，妈肚子疼得厉害，好像不是一般的肚子疼...＂我强忍着疼痛，尽量让声音听起来镇定一些，不想过分惊动远在深圳的儿子。
电话那头一下子清醒了，紧接着是一连串的询问和安排。儿子说他马上订机票，但最快也要第二天下午才能到。
女儿接到电话后也着急坏了，可上海到我这个小城市没有夜间的火车，她也只能等到天亮再出发。
挂了电话，我蜷缩在床上，从未感到如此无助。邻居们都已经睡了，我不忍心深夜去敲别人的门。这一刻，我深深体会到了独居老人的脆弱。
正当我疼得满头大汗，不知如何是好时，门铃响了。我艰难地挪到门前，透过猫眼看到张德顺和李师傅站在门外，神情焦急。
＂桂芝，你怎么了？＂张德顺一见我脸色苍白，立刻问道，＂我刚才路过你家，看见灯还亮着，不对劲。＂
原来他晚上睡不着出门散步，恰好看见我家还亮着灯，觉得不同寻常，就叫上住在一楼的李师傅一起来看看。
＂我肚子疼，可能是胆囊炎犯了...＂我虚弱地说。
两位老人二话不说，一个搀扶着我，一个去楼下叫出租车。就这样，深夜十一点多，他们连夜把我送到了医院。
医院的走廊冷冰冰的，值班医生匆匆做了检查，确认是急性胆囊炎发作，需要住院观察，情况严重可能要手术。
办理入院手续时，护士问：＂家属呢？＂我一时语塞，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们是她的邻居，也是家人。＂张德顺坚定地说，掏出自己的退休证和身份证作担保。李师傅也帮忙填表、交钱，忙前忙后。
那一晚，两位老人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守了一夜。张德顺坐在椅子上打盹，李师傅则靠在墙边，军人的警觉让他听到一点动静就睁开眼睛。
＂桂芝啊，咱们这把年纪，指望儿女不如指望自己和邻居。＂张德顺递给我一杯温水，眼里是朴实的关切。
这句话在我心里扎了根。是啊，儿女再孝顺，也有自己的生活和家庭，不可能随叫随到。而朝夕相处的邻居，反而成了最及时的依靠。
第二天下午，儿子匆忙赶到医院，看到我已经打上了点滴，精神状态比他想象的好多了。当他得知是两位老邻居连夜相助时，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
＂叔叔阿姨，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儿子握着张德顺和李师傅的手，眼里含着泪。
＂小伙子，别这么客气。你妈是好人，我们都愿意帮忙。＂张德顺笑着拍拍儿子的肩膀，＂你们在外地工作不容易，我们这些老邻居互相照应是应该的。＂
住院的一周里，儿子女儿轮流请假照顾我，但他们毕竟有工作，不可能长期留下。出院后，是小区里的老姐妹们轮流来我家帮忙做饭、打扫卫生。
这场病让我深刻体会到老年人的处境——身体随时可能出状况，而最需要的不是金钱，而是有人能在紧急时刻伸出援手。
想到这里，我决定要做点什么，不能只是被动地接受帮助。
康复后，我主动在社区老年活动中心做起了志愿者，组织＂邻里守望＂小组。我们互相学习使用智能手机，建立了微信群，教大家如何一键呼叫紧急联系人。
＂老姐妹们，咱们得学会用这个，比大声喊救命管用多了。＂我拿着手机，给大家演示如何使用紧急呼叫功能。
虽然有些老人手指不灵活，按键常按错，但大家都很认真地学习。看着七八十岁的老人拿着智能手机认真学习的样子，我感到一种特别的温暖。
我们给每个独居老人家门上都贴了应急电话，冰箱上放了病史卡，方便紧急情况时医护人员查看。还建立了＂邻里守望＂值班表，每天都有人负责打电话或敲门问候辖区内的独居老人。
＂桂芝，你这个点子真好！＂社区主任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看到我们的工作成效后连连称赞，＂这比我们安排社工效果还好呢。＂
我们的工作渐渐引起了社区的重视，区民政局还拨了一笔专款，支持我们扩大＂邻里守望＂的范围。我和张德顺被评为＂模范居民＂，照片贴在了社区的光荣榜上。
看着光荣榜上的照片，我不好意思地说：＂我这老太太有啥好表扬的，不就是做了点力所能及的事吗？＂
张德顺笑道：＂桂芝啊，别小看这些事。咱们老了，能帮助别人，自己也高兴。＂
确实如此。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少地想起孤独，越来越少地抱怨儿女不在身边。生活仿佛又有了色彩和节奏。
六月的一天，小区来了个拍纪录片的年轻导演，说要记录＂邻里守望＂的故事。他拿着摄像机，跟着我们一整天，记录下老人们互相帮助的点点滴滴。
＂阿姨，您为什么要组织这样的活动？＂年轻导演问我。
我想了想，回答道：＂人老了，最怕的不是没钱，而是没人说话、没人关心。我们这些老人啊，经历过艰难岁月，什么苦没吃过？但孤独这一关，却是最难熬的。＂
＂那您觉得子女应该怎么做？＂导演又问。
＂子女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不能太依赖他们。＂我平静地说，＂他们能常打个电话问候，节假日回来看看，我们就很满足了。老人真正需要的，是有尊严地度过晚年，不给子女添麻烦，也不被社会遗忘。＂
这段话被剪辑进了纪录片，后来在社区放映时，许多老人看着看着就落泪了。因为这道出了他们心中最深的感受。
前天，社区举办＂银发心声＂活动，请我上台分享经验。看着台下密密麻麻的白发和皱纹，我突然有些哽咽。
＂咱们老了，不能光守着儿女的电话，更要守望自己的尊严和热情。＂我用略微颤抖的声音说，＂人活七十古来稀，可咱们这代人，大多能活到八九十岁。这二三十年，咱得自己给自己找乐子，相互扶持着走。＂
台下掌声热烈，我看见许多和我一样年纪的眼睛湿润了。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拄着拐杖走上台，紧紧握住我的手：＂朱老师说得对，我们要互相照应，好好活着。＂
晚上回到家，我给远方的儿女打了视频电话，把活动的情况告诉他们。他们听了又是骄傲又是感动。
＂妈，您真厉害，比我们年轻人想得还周到。＂女儿由衷地说。
我笑了笑：＂妈老了，但心不老。你们放心在外面工作，妈这里有老姐妹们呢，热闹着呢。＂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前，看着夜色中的小区。楼下花园里，几位老人还在散步，说说笑笑。阳台上，我种的小葱和香菜长势喜人。
岁月如刀，最先割掉的是老人的存在感。但我们这些经历过艰难岁月的人，骨子里有着不服输的劲儿。
我想起小时候在农村，奶奶总说：＂人活一辈子，不在长短，在充实。＂那时候不懂，现在终于明白了。
如今，我每天清晨醒来，总会想：今天又有新的菜苗要浇水，新的老伙伴要照应，新的一天要热热闹闹地活着。
这大概就是我这个七十岁老太太的守望吧——不只是守望远方的儿女，更是守望身边的朋友，守望自己那颗仍然跳动的、不服老的心。
有人说，六十五岁后是老人最难熬的日子。我却想说，只要我们不放弃自己，相互扶持，这段路，一样可以走得踏实、走得温暖。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阳台上的小葱该收了，张德顺说要教大家种秋黄瓜，李师傅提议给社区的老人们做个应急联系卡。生活，还在继续。
来源：时光旅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