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失败，有很多政治，军事和经济原因。其中少为人注意的，是抗战前后左翼思想在知识分子群体的传播和影响。尤其在抗战后期及胜利后，大批知识分子越来越趋于左倾并开始强烈批评国民政府的所有政策，给国民政府的政策实施和民意造成巨大影响，这当然归结于国民党在政

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失败，有很多政治，军事和经济原因。其中少为人注意的，是抗战前后左翼思想在知识分子群体的传播和影响。尤其在抗战后期及胜利后，大批知识分子越来越趋于左倾并开始强烈批评国民政府的所有政策，给国民政府的政策实施和民意造成巨大影响，这当然归结于国民党在政策制定及实施上的严重失误，以及政治对手极为有效的对知识分子群体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和高效统战。但为什么左翼思想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群体有特殊的吸引力？尤其苏联模式在30年代后的肃杀之气已经见诸中外媒体，为何还有大量知识分子还是对社会乌托邦全力拥抱而几乎毫无免疫力？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左翼是似乎是一个占据道德优势的图腾，张开双臂拥抱它却无力驾驭它。近现代历史学者杨奎松说民国时代的左翼知识分子：“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的一群；最后，他们却在革命成功后成了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的一群”。近读法国作家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以及杨奎松《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对这个现象都给出不同角度精彩的分析。本文尝试结合史料对其中的核心观点进行整理。

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法国作家雷蒙·阿隆通过批判性分析，揭示了知识分子容易被左翼思想吸引并陷入意识形态陷阱的深层原因。具体表现为左翼知识分子将“左派”“革命”等概念塑造成具有宗教色彩的“政治神话”，赋予其超越现实的道德优越性。例如：左翼被包装为“进步”“理性”“平等”的化身，但实际内部充满矛盾（如自由与平等的冲突）。知识分子通过模糊左派的历史定义（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左派与苏联式左派有巨大区别），将其简化为一种抽象的道德符号。革命被赋予“突破历史必然性”的浪漫色彩，知识分子沉迷于暴力推翻旧秩序的激情，却忽视革命往往只是权力更迭的工具，而非社会进步的保障。工人阶级被理想化为“解放全人类”的先驱，但现实中工人阶级的地位并未因革命改变，只是知识分子通过“道德想象”将其神圣化。

雷蒙.阿隆在书中尖锐论辩，左翼知识分子大多放弃理性批判。面对社会复杂性，知识分子选择用左翼理论简化现实，将复杂问题归结为“阶级对立”或“制度压迫”，拒绝深入分析具体历史条件。他们以辩证法为工具，强行将现实矛盾解释为“历史必然性”，并刻意忽略苏联模式带来的社会问题。阿隆更加尖刻地指出，左翼思想为知识分子提供“道德制高点”，批评资本主义的“不公”成为其身份认同的核心；而苏联或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压制则被以“反法西斯”等名义合理化。

在中国，从二十年代起塑造和包装大多是以左翼知识分子完成的，其中占据这种道德制高点以获取社会尤其是青年认同的，以左联为代表。二十年代起以上海为中心，左翼知识分子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等团体，并逐步扩展至北平、天津、广州等地，形成覆盖全国的左翼文化网络。1930年成立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文总）进一步整合了各领域左翼力量，成为文化界反国民党的核心阵地。左翼知识分子通过论战驳斥托派、和以梁实秋，胡适，张君劢为首主张自由主义的新月派等反左翼思潮。他们全力论证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以便为民主革命提供理论依据。例如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持续十余年。左翼知识分子通过翻译《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以及创作《大众哲学》《新教育大纲》等通俗读物，将左翼理论转化为大众可接受的形式。其中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发行百万册，成为青年思想启蒙的重要读物。左翼作家提出“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的口号，通过街头剧、工人夜校、通俗刊物等形式深入基层。鲁迅、茅盾，夏衍等作家通过杂文和小说揭露社会矛盾，将文学创作与革命斗争紧密结合。

（冯雪峰）

左翼的思想影响不仅体现在对左翼知识分子，也体现其影响的高校学生及学生组织。在有些时候，左翼对意识形态的争夺甚至超过了民族利益。1936年11月，在日本人的策动下，分裂势力伪蒙古军政府试图用武力驱赶驻守在绥远的中国军队。得到蒋介石中央军的援助，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指派傅作义为总指挥，率晋绥主力予以了有力的还击，并乘胜于收复了国民政府蒙政会所在地 - 百灵庙。史称百灵庙大捷。对于这一作战及其胜利，国内各派及舆论几乎一致欢呼并予以了高度评价，但清华学生救国会却对南京政府的抗战诚意公开发出质疑。而清华学生救国会又受北平学联领导，北平学联更是尖锐指责政府对绥远抗战有意延误，且组织不力。为此，北平学联更不惜在百灵庙战役进行的同时，发动全市学生进行总罢课，向南京政府举行示威。得知绥远战役再告停止，北平学联又发动全市学生大游行，抗议政府再度妥协。而得知张学良在西安发动事变，一举扣押了蒋介石及其随行军政要员后，北平学联则马上开会通电公开响应张学良、杨虎城所提要求。所有这些，当时都引起了在北平的众多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强烈反感。

阿隆在书中特意提及苏联，指苏联在将其意识形态向全球输出时，痛感全球尤其是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数量极少因而不利于开展斗争。为了扩大斗争规模苏联巧妙地把反殖民斗争与“阶级解放”叙事结合，形成“民族解放即阶级解放”的简化逻辑。这对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传统断裂与身份危机的亚洲社会以及其知识分子群体极具诱惑力。于是在中国争取到很多在思想上原来并不认可左翼思想的走“中间路线”和“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左翼的“平等社会”蓝图成为精神寄托，但亚洲和中国知识分子更趋向苏联模式的“国家主导的革命”，将暴力革命视为实现此平等社会的捷径，不再顾及制度演化的渐进性。这在中国的民主党派中表现明显。例如罗隆基、张东荪等曾经和张君劢等自由派知识分子一起创立国家社会党，主张中国实行改良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如国共合作、经济学社会主义，但政治服从国家利益之类的主张。但之后他们和张君劢决裂，退出国社党加入日趋左翼的民盟，公开发表文章肯定和开始拥抱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及路线。更有知识分子认为国民党政权已沦为“法西斯独裁”，将国内战争视为“反法西斯民主的延续”，从希望国内和平到必须对国民党实现革命。

（罗隆基）

中国知识分子深受传统科举制度的影响，有着根深蒂固的“入世情结”。知识分子通过支持左翼政权获得政权体制下的话语权，并以“进步”之名服务于权力结构，换取政治参与空间。例如1947年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后，民盟被迫解散，知识分子如张澜、沈钧儒等公开转向支持左翼。1948年民盟全会在香港召开，明确宣布接受统战领导，提出“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纲领。民革、民建等党派相继效仿，形成以香港为中心的左翼联合阵线。民主党派通过左翼化完成从“第三势力”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盟的转型，而民盟，民建成员如沈钧儒、李济深等成为新中国政权的重要建设者。知识分子从“社会改良者”转变为“革命参与者”，朱自清、吴晗等学者公开拒绝国民党的“抢救大陆学人”计划。费孝通（民盟成员）在《乡土中国》中批判乡村社会结构，间接支持土地革命。民主党派左翼化更使知识分子成员在建国初期成为新政权的“智囊团”。大批左翼知识分子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如民盟成员梁漱溟参与新中国农村政策设计； 民建成员章乃器主持新中国贸易部工作等。

一边倒地拥抱左翼模式，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知识分子自主性的丧失，美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费正清便批评民盟“放弃独立批评传统”，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但这些声音在声势浩大的国家革命的形势下显得十分微弱。阿隆在书里说得尖刻。他将意识形态比作“世俗宗教”，在传统宗教衰落的背景下，左翼思想提供“历史必然性”的新信仰，承诺通过革命实现完美社会。阿隆说；“知识分子对左翼的迷恋本质是理性的自负与道德的懒惰结合的结果。他们既渴望通过思想改造世界，又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最终选择沉溺于意识形态的鸦片中”。而在亚洲，”历史创伤催生革命想象，抽象理论替代现实分析，道德激情消解政治理性“。亚洲各国知识分子对左翼思想的迷恋均源于对“完美社会”的乌托邦幻想，而非对现实问题的审慎回应。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