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没人知道，这个坐在哈佛讲堂最前排、穿着旗袍的女孩，会把艾略特的《荒原》带进中国，她叫赵萝蕤，1912年生于浙江。

文：水木史记

编辑：水木史记

——《前言》——

她拒绝钱钟书，她翻译《荒原》。

她把一生赌给了一个诗人。

这些事，一件就够让人记住一个名字，她做了三件。

——《壹》——

没人知道，这个坐在哈佛讲堂最前排、穿着旗袍的女孩，会把艾略特的《荒原》带进中国，她叫赵萝蕤，1912年生于浙江。

家里信教，讲英文，吃西餐。

父亲是清末的乡绅，母亲弹钢琴，她五岁识字，七岁读莎士比亚，13岁那年，她站在燕京大学的草地上，和一群比她大三四岁的学生一起考试。

监考老师说，这个小女孩的作文像个二十岁的女诗人。

第二年，她考上了燕大英文系，那时的燕京，不缺才女，但赵萝蕤是最特别的那个，不是因为成绩，而是因为她“不像学生”。

她穿带花边的旗袍，画睫毛膏，走在操场上引来男生侧目。

她的寝室里有一整套英文原版小说，《呼啸山庄》《福尔摩斯》《简·爱》，还有一本注解极多的《荒原》，旁人只觉得晦涩，她却翻来覆去地读。

“艾略特让人绝望，也让人警醒。”这是她在日记里写的第一句话。

那时，中国大地刚从军阀混战中喘口气，北平知识界正流行海德格尔与冯友兰，赵萝蕤却迷恋上了“无意义”的现代派。

老师戴望舒说她疯了，她笑，说：“疯正好。”

她20岁时考入清华研究院，是全场最年轻的学生，教授说：“德语你零分啊。”她点头：“我会英文。”他们说：“那你去读艾略特吧。”

没人想到她真的去了，她翻译《荒原》时只有23岁。

在北平的出租屋里，一个冬天，她烧炭取暖、裹毛毯，在打字机上反复敲打那几句：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它让丁香从死地苏醒。”

这是中国第一版《荒原》，她删掉了五行注释，加了八行脚注。

她说：“不是谁都读得懂，但必须有人做。”哈佛教授邀请她赴美，艾略特请她共进晚餐，她去了，穿的是一件绛红色丝绒旗袍，在场的都是男人，都是批评家。

——《贰》——

她太聪明，聪明到没人敢追，燕大的男生都怕她，有人送诗，有人送花，没人敢多说一句话，只有一个人不怕，钱钟书。

那年两人都在清华研究院读书。

钱钟书写诗、引经据典，用英法中三语写十四行诗送她，一共七首，每封信都用毛笔写，夹一朵刚摘的玉兰。

赵萝蕤看完后，只说了一句：“太匠气。”

真正吸引她的，是另一个人，陈梦家，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古文字学者，住在借来的房间里，穿旧长衫，整天研究甲骨文。

长得倒是好看，眼睛狭长，鼻梁挺，像旧时的江南戏子。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图书馆的地下阅览室，赵萝蕤走进去，看到一个人坐在角落，翻的是西周铜器铭文的拓片。

没人知道他们怎么走在一起的，她不说，他更不会说。

后来才有人知道，陈梦家从没追她，是她主动提的，他们结婚时，连喜宴都没摆，她父亲差点气昏过去，赵萝蕤不在乎。

婚后，他们去了西南联大，那是最穷的日子，赵萝蕤不再是“才女”，她是一个家庭主妇，清晨烧火做饭，上午洗衣做汤，中午送饭进山，晚上翻译书稿到深夜。

她手上起茧，背上生疮，没人再记得她翻过《荒原》，她也不提。

她说：“我嫁了一个不赚钱的人，但我知道他脑子里有金子。”她卖掉自己的嫁妆，一件法国香水瓶，换成了字典和拓片纸。

陈梦家写诗，她校对，他研究青铜器，她抄录资料，她把自己藏起来，用沉默支撑一个男人的事业。

——《叁》——

她失去了陈梦家，不是离婚，不是背叛，是突然倒下，没有告别，他倒在讲台上，手里还握着讲稿，送去医院不到两个小时，没了。

那年，赵萝蕤54岁，她一下子瘫了。

三天三夜没吃饭，第四天开始自言自语，邻居说她疯了，有人把她送去精神病院，她在病房里待了九个月，出来时，头发花白，说话不多。

没人知道她这九个月经历了什么。

她没讲过，只说了一句：“我还活着。”她搬去了一个南城的小屋，墙上发霉，地板吱嘎响，她一个人住，窗户糊着旧报纸，桌子上放着一叠厚厚的稿纸。

她开始翻译《草叶集》。

不是重拾翻译，是重新开始，从第一行抄写开始：“我歌唱自己， 我用我灵魂所歌唱的。”她说：“我不想歌唱别人了。”

没人理解她为什么选这本书。

惠特曼是美国的诗人，长诗琐碎、口语化、毫无韵律，不像诗，更像街头呓语，但赵萝蕤认定了，她说：“这个世界，有太多人装，惠特曼不装。”

她把稿纸钉在墙上，一张一张贴，像画一样。

每段翻译都用三种颜色修改：黑色是初稿，红色是删改，蓝色是重译，屋里没有空调，夏天40度，她用脸盆装冰水，把脚泡进去。

她说：“热也得翻。”

有一段实在译不通，她跪在地上把整段诗重新拆句，把动词、主语、句式，用铅笔标出，像做中学语法分析。

整整76万字，她用了12年。

她说：“我不求出版，我要翻出来。”那年她79岁，眼睛开始模糊，她靠着放大镜查字典，有人劝她歇歇，她说：“再不做，就来不及了。”

十二年过去，她完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草叶集》译本。

无删节，无简化，按原序排版，她没写长篇译者序，只在扉页写了一句话：“这是我对世界最后的回答。”这本书后来在芝加哥大学出版。

登上《纽约时报》头版，出版社来信，她没回复，她已经不再写信了。

——《肆》——

赵萝蕤这一生，有两个“宝贝”，一个是文字，另一个，是铜，不是她自己的铜，是她和陈梦家在北平那些年追着抢回来的铜器。

没人记得她干过这事，但她确实做过。

事情要从抗战前说起，北平陷落那年，城里的古董商开始变卖文物，有人偷偷把战国青铜器卖去天津租界，准备出海。

陈梦家当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他知道这些东西一旦流出去，就再也回不来了，他去找赵萝蕤，说：“你能不能陪我走一趟？”他们坐上慢车，去天津。

在一家酒楼的后巷里见到一个外国人，拿着三件青铜器。

一个鼎，一个壶，还有一件“狮子湖”，“狮子湖”，是春秋晚期的重器，失传百年，曾记载在《禹贡图考》里。

陈梦家不说话，赵萝蕤问价。

对方要黄金，整整一千两，她没有钱，只有一件南洋回来的珊瑚项链，是母亲的嫁妆，她脱下，放在桌上，说：“换这件。”

对方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他们用口袋把器物包好，连夜回北平，没有登记，没有奖励，没有人写文章称赞，他们只是把东西送回博物馆。

国家博物馆重开，“狮子湖”被放在展厅正中，赵萝蕤去看了。

她站在玻璃外面，看了半个小时，一句话不说，有人认出了她，悄声问：“赵老师，您还翻译吗？”她说：“我不翻了。”

“那您还写吗？”她笑了笑，说：“写得太多，心就会乱。”

那天，她戴了一顶旧帽子，穿一件浅灰的外套，像个普通老人，她坐了一会儿，慢慢起身，走出了展馆。

来源：水木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