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国灭亡（1234年）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亡国事件之一，其悲剧程度甚至超过了北宋的"靖康之耻"。在蒙古与南宋南北夹击下，金国最后一个都城蔡州城破，金哀宗自缢殉国，皇室成员几乎被屠杀殆尽，女真族人口从鼎盛时期的约700万锐减至不足10万，降幅超过98%。

金国灭亡（1234年）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亡国事件之一，其悲剧程度甚至超过了北宋的"靖康之耻"。在蒙古与南宋南北夹击下，金国最后一个都城蔡州城破，金哀宗自缢殉国，皇室成员几乎被屠杀殆尽，女真族人口从鼎盛时期的约700万锐减至不足10万，降幅超过98%。

金国灭亡时最令人震惊的是女真族人口的急剧减少。

《金史·食货志》记载，金朝鼎盛时期女真族人口约700万，而到1234年金国灭亡时，仅剩10万左右。惊人的降幅背后，是蒙古与南宋对女真族的系统性灭绝政策。

金国灭亡后，南宋在太医局研制出"验骨汤"，能通过骨骼形态辨别女真后裔，推行《辨验女真法》，规定"留辫者杀、说女真语者杀、有'完颜''徒单'等姓氏者杀"。

江西曾发生整村被屠惨案，只因当地汉人祖先与女真通婚。

南宋两淮制置使赵葵发明"耳纹辨认法"，因女真人幼时戴金属耳环造成耳垂变形，成为死亡标记。

这种科学手段加持的种族灭绝，让后世都自叹不如。

北宋 辽

金国人口锐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战争与饥荒导致的非正常死亡。

在1232年，汴京城爆发了一场大瘟疫，

据《金史》记载："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短短50日，汴京死亡人口超过90万，而当时汴京的总人口约在200-500万之间。

同时，汴京还经历严重的饥荒，"皮器物皆煮充饥"，甚至出现"老弱互食"的惨状。"大饿后大饱"引发的疫情，加上蒙古的军事打击，使金国人口迅速减少。

相比之下，北宋在"靖康之变"（1127年）中虽被金军俘虏徽钦二帝及3000余名皇室成员，但汉族人口并未遭受系统性灭绝，而是大量南迁。

北宋的灭亡虽然耻辱，但其人口损失远小于金国的种族灭绝。金国女真族的压迫政策最终导致整个族群的衰落，金国的悲剧，也是民族压迫的必然反噬。

金国灭亡时，皇室成员的遭遇极为凄惨。

金哀宗完颜守绪在蔡州城破前自缢身亡，其遗体被宋蒙联军分尸——宋军带回大部分遗体献给太庙，蒙古军仅获得一只手。对亡国之君的羞辱，与当年金国对宋徽钦二帝的对待如出一辙。

金国灭亡时，皇族男性几乎被屠杀殆尽。蔡州城破后，金哀宗的弟弟完颜仲德率数百死士投汝河自尽，上至参政、总师、元帅，下至兵丁，五百多人皆一时跳入汝水殉国。

金朝最后一位皇帝完颜承麟继位仅两个多小时，就被乱军所杀，成为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之一。金国皇室的男丁几乎无一幸免，被宋蒙联军全部处决。

皇室女性则沦为战利品，遭受羞辱。据记载，南宋主将孟珙曾命画师将侮辱金国皇后的场景画下来，取名《尝后图》。虽然这一记载的真实性存疑，但可以确定的是，金国皇室的女性成员普遍遭受了与当年宋朝皇室相似的待遇。

金哀宗从汴京出逃时含泪与家人道别："上（金哀宗）发南京，与太后、皇后、诸妃别，太恸"，暗示其家人可能被俘虏。

相比之下，北宋灭亡时，宋徽宗被金人带到草原后，虽备受屈辱，但最终被赐予三十亩地，得以种田为生；宋钦宗则在金国折磨下死去。

金国皇室在灭亡时的遭遇，与当年金国对待宋朝皇室的方式几乎如出一辙，历史的轮回与因果报应的回应。金哀宗的皇后赤足被拽出宫，成为宋军发泄的对象，这种场景与靖康之变时宋徽钦二帝皇后的遭遇何其相似。

金国灭亡过程中的城市惨状令人触目惊心。

1232年，汴京城爆发大规模瘟疫，据《金史》记载："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这场瘟疫持续50天，死亡人数超过90万，远超战争的非正常减员。

同时，汴京还经历了严重的饥荒，"皮器物皆煮充饥"，甚至出现"老弱互食"的惨状。

金国名医李杲认为，这种大饥大饱后又误用药物的情况，是导致大规模死亡的主要原因："以调治差误，变而似真伤寒之症，皆药之罪也"。

蔡州城破时的惨状同样令人震惊。1234年正月，宋蒙联军攻破蔡州城，金军残部与联军展开血腥巷战，从黎明至午后，街道满目疮痍，血流成河。

金哀宗自缢后，完颜承麟匆忙前来哭祭，却逢宋军破城，死于乱军之中。

剩余金军将士数百人在参政孛术鲁娄氏、总帅王志等率领下，全体投汝河自尽，无一人投降。城内守军万余人几乎全部战死或自杀，平民伤亡情况虽未明确记载，但结合金军"杀马赐器"、"老弱互食"的情况，可推测平民伤亡与守军相近，甚至更为惨重。

蔡州被围三个月期间，城内粮尽，守军不得不"拘其肉以食"，即斩杀败军全队，将其肉拘起来食用。

相比之下，北宋灭亡时，汴京虽然被金军攻破，但并未经历如此严重的饥荒与瘟疫。靖康之耻中，金军主要进行系统性的劫掠与俘虏，而非对城市进行毁灭性打击。金国在灭亡时，不仅失去了政权，更几乎丧失了整个民族的生存基础，这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亡国惨状。

金国灭亡的根本原因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蒙古世仇、宋蒙联盟与统治腐化。

首先，蒙古与金国的世仇是导致金国灭亡的核心动力。

金世宗时期，金国对蒙古实施"减丁政策"，定期派军北上屠杀蒙古青壮年并掳掠儿童为奴，导致蒙古高原部族失衡，反而加速中部和西部蒙古部族（如乞颜部）的崛起。

"减丁战"短期内削弱蒙古，但从长远看激化了民族矛盾，埋下亡国祸根。

成吉思汗家族与金国也有世仇。

金熙宗曾将成吉思汗先祖俺巴孩汗钉死在木驴上，金世宗推行的"减丁政策"使蒙古人"怨入骨髓"。

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在1170年被塔塔尔人（依附金国）毒杀，这些仇恨成为蒙古灭金的直接动力。

其次，南宋与蒙古的联合是加速金国灭亡的关键因素。

1233年11月，南宋与蒙古达成协议，约定灭金后以"陈州、蔡州以南"归宋。

宋朝派遣孟珙率两万兵力、三十万石粮支援蒙古。

南宋"联蒙灭金"的决策，一雪靖康之耻，但违背了"唇亡齿寒"的战略原则。

不过，南宋之所以选择联蒙灭金，是因为金国在1217年主动进攻南宋，破坏和解可能。

金宣宗在蒙古威胁下仍发动侵宋战争，导致金国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

同时，南宋内部存在争议，主战派（如孟珙）推动联合，而主和派（如乔行简）担忧唇亡齿寒，但最终因金国主动攻宋而倒向联蒙。

最后，金国统治腐化是加速其灭亡的内在因素。

金宣宗1214年迁都汴京（开封）是一个重大战略失误，导致战略纵深丧失，被蒙古南北分割。

金国统治者对地方豪强的政策失误，如册封河北、山东豪强为"九公"，加速地方分裂，削弱中央控制。

金国后期的腐败问题尤为突出。

权臣术虎高琪擅杀忠臣（如李英、完颜承晖），压制抗蒙声音，导致军民离心。

金国在野狐岭之战（1211年）惨败后，陷入被动防御，又因侵宋消耗兵力，无法集中抵抗蒙古。

经济上，金国南迁后中原地区的经济崩溃与军事失败形成恶性循环，加速灭亡进程。

在政治决策方面，北宋因轻信金国"海上之盟"失去屏障，金国因迁都汴京放弃战略纵深，均暴露政权决策者对地缘政治的误判。

北宋与金国的盟约虽然短期内实现"收复失地"的目标，但长期来看却导致辽国灭亡后金兵南下的困境。金国迁都汴京虽然避开蒙古的锋芒，但失去北方祖地，也失去战略回旋余地。

在民族关系方面，金国对汉族、契丹的压迫与南宋对女真族的种族灭绝政策形成恶性循环。金国建立初期，女真族仅70万户，通过不断扩张，到1207年猛安谋克户已达771万人。扩张伴随着对其他民族的压迫，最终导致内部离心与外部敌对。

南宋为复仇而对女真族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虽然一雪靖康之耻，但也加剧仇恨，最终加速南宋自身的灭亡。

在军事教训方面，北宋轻武重文、依赖工事（郭京"六甲神兵"溃败）的失败方式，与金国迁都后防御崩溃、两线作战的困境形成对比。

北宋灭亡时，虽然汴京城防坚固，但因内部腐败而迅速失守。金国在蔡州的防守虽顽强，但在宋蒙联军的夹击下同样难以维持。

在政权寿命方面，北宋共9位皇帝，平均在位19.6年，享国167年；金国同样有9位皇帝，但平均在位仅14.2年，享国119年。

金国国祚相对较短，但其灭亡的突然性与惨烈程度远超北宋。金国灭亡时，女真族几乎遭遇灭族之灾，而北宋灭亡后，汉族人口并未遭受系统性灭绝，而是大量南迁。

金国灭亡的历史教训在于，一个政权的衰亡往往源于其对其他民族的压迫与不公正对待。金国对蒙古的"减丁政策"，对汉族、契丹的歧视，最终导致内部离心与外部敌对。

南宋为复仇而对女真族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虽然一雪靖康之耻，但也加速了自身的灭亡，最终在蒙古的铁骑下走向衰亡。

"以暴制暴"的循环，最终导致整个东亚地区的动荡与重塑。

金国灭亡时的惨状，与当年金国对待宋朝的方式几乎如出一辙。

金国从一个崛起的游牧政权，到最终被联军灭亡，女真族人口从700万锐减至10万，皇室成员几乎全部被屠杀，城市遭受严重破坏，这些惨状远超北宋的靖康之耻。

金国的灭亡不仅是女真族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与政权兴衰的典型案例。

民族压迫反噬效应，战略短视与统治腐化可能导致亡国灭族。

一个政权的兴衰不仅取决于军事力量，更取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只有全面协调民族关系，避免压迫与歧视，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来源：历史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