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中国的造船业为何一落千丈？

摘要：明朝建立后，为了加强专制统治，政府欲垄断一切，包括收编海外贸易势力，实行海禁。这个海禁，禁止的是民间的出海贸易，朝廷的行为则不受影响，否则就不会有郑和七下西洋了。这个就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呀。

明朝建立后，为了加强专制统治，政府欲垄断一切，包括收编海外贸易势力，实行海禁。这个海禁，禁止的是民间的出海贸易，朝廷的行为则不受影响，否则就不会有郑和七下西洋了。这个就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呀。

郑和下西洋曾到达亚非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过非洲东海岸的马林迪和蒙巴萨一带，也就是现在的肯尼亚。

郑和的船队极其庞大，最多时一共载有二万七千八百余人，这样的人员数量已经超过许多小国家的军队总数了。舰队中有的船也很大，据说有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可以算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了。船舶数量也很多，共有六十二艘之多。作为对比，哥伦布在首次航行中只带有八十七人和三艘船，与郑和船队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而前往印度的达伽马也仅有一百七十名水手和四艘小船。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明朝初年，中国的造船业十分庞大，技术领先世界。但要说明的是，这不是明朝的功劳，因为建造大型船舶的技术并非出自明朝，而是自宋元以来民间技术的不断累积。明成祖只不过是利用前朝的技术建立起如此庞大的船队而已。

郑和船队

古代中国由于重农轻商，尤其不重视远洋商业，海陆丝绸之路基本上被中东或中亚地区的民族所控制。造成中国古代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不仅落后于中东与欧洲，甚至也落后于东南亚、印度。直至唐朝，中国才开始追赶，经过宋元几百年的积累，终于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从南宋至元朝，中国的海外贸易十分昌盛，尤其在东南亚海域游历经商的华人数量非常之多。自宋朝起，泉州、广州、明州三大港口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大海港，除了出洋经商定居的中国人之外，也有大量波斯人、阿拉伯人和马来人来往中国经商甚至定居。例如在泉州，就汇集了许多阿拉伯商人。

大明建立以后，理应承袭前制，继续推进海外贸易，提高造船水准。不料朱元璋却是满脑子小农思想，只求稳定，不思开拓。明成祖虽建立了庞大的船队，却并非用于远洋商业，而是借此限制民间造船，实行海禁政策。而郑和下西洋其实只是明帝国航运业的最后余晖。可叹的是，这么庞大的船队，如此众多的人员，这般漫长的航线，却从未产生过利润，反而渐渐成为国家财政的巨大累赘。因为郑和出海远航，更多是为了完成朝廷的任务，即找寻下落不明的建文帝，扬威于南海及印度洋上诸小国，以及满足朝廷对于部分奢侈品及奇珍异宝的需求。由于缺乏民间参与，这样以政治任务为主的远航自然是无法产生经济效益。长此以往，朝廷财政如何供养得起？

永乐二十二年(1424)，明成祖离世后，新即位的明仁宗立刻在大臣的建议下召回郑和，中止远航。因为对于郑和的远航，朝野上下意见纷杂，比如有大臣表示:“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

由此可见，一旦航运业、造船业被政府垄断，那么再大的利润也会消失殆尽，从而变成得不偿失。郑和下西洋虽为后世美谈，但也仅是昙花一现。

而终大明一朝的海禁政策及对民间造船与航运业的控制与打击，造成的影响却十分深远，不仅与西方及中东、印度文明缺乏交流，也造成东南沿海地区民间经济的衰落和中国造船业的一蹶不振。

海禁之后，由于民间航运处处受到限制，沿海地区最多只能建造前往东南亚的小船，再也无法与西方及中东的造船水准相提并论了。

于是明朝中叶以后，中国的造船业如同陨星般滑落，退化没落到微不足道的地步时，而欧洲的造船业却在突飞猛进。当葡萄牙人到来中国时，明朝仍在实行海禁。据其记载：

明朝政府禁止本国人出海，违者处死。如果当地人确实要去往附近的海岛，那么必须保证在同一年返回。在出发前，还必须向当地官员申请，保证在规定时间返回，这样才能获得批准。而且百姓驾驶的船只不得超过一百五十吨，以防百姓去往更远的地方。

不过明代的海禁政策虽然阻止中国人出洋，禁止民间前往海外贸易，但依然无法浇灭东南诸省民间探索海外财富的热情，即便在明朝最封闭的时候，福建、广东沿海的华人依然是东南亚地区贸易的主角。只是由于政府禁止大型海船出海，事实上也已经没有什么大型海船了，因为郑和那时造远洋大船的技术已经失传多年了。因此华人去更远的印度和斯里兰卡沿岸就力有不逮。

正因为种种限制，这才给欧洲人留下了在中国近海，如宁波双屿港等处走私贸易的机会。当然这些走私贸易据点最后也被朝廷发现后捣毁填埋或焚之一炬。

也就是说，当明朝限制百姓发展航海经济之后，其经济的衰落是之后造成中国与欧洲实力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二百年后，鸦片战争爆发时，中英战舰之间的差距，即造船水准的高低，已是云泥之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