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致James Campbell:请代为查明一种快艇的吨位和造价:它的前甲板防护平台上要装载一门80吨大炮,可以在500码外打穿20英寸厚的钢板。…问清这样一种军舰最低必须的吨位和优质货的最低价格。…速复!询问保密!勿提中国!”
“致James Campbell:请代为查明一种快艇的吨位和造价:它的前甲板防护平台上要装载一门80吨大炮,可以在500码外打穿20英寸厚的钢板。…问清这样一种军舰最低必须的吨位和优质货的最低价格。…速复!询问保密!勿提中国!”
1874年的10月23日，北京城里刚刚迎来一点秋日的气息。中日两国关于台湾事件的交涉仍在紧张地进行，东堂子胡同里的总理衙门充斥的全是关于日本险恶居心与“铁甲船”的种种诡异而骇人的传说。在这样一个微妙的时刻，一封措辞谨慎低调的电报正由气喘吁吁的邮役携带着，随马蹄的咯哒声奔驰在北京到上海的驿路上。数百小时后，这封电报经由外滩南京路5号的丹麦大北电报公司上海站，飞向远在不列颠的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
在19世纪70年代，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鹭宾·赫德是屈指可数的几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一。与他那位以脾气暴躁著称的同胞、剑桥高材威妥玛公使相比，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没毕业的39岁硕士显然更为熟稔于古老帝国的游戏规则。在他的主持下，中国海关成为大清政府最稳定和最有保障、并逐渐增长的主要税收来源。从1865年到1875年，海关收入由白银830万两增加到1200万两，占到中央财政年收入的近20%，自然令时时为一个“钱”字发愁的柄国重臣们喜笑颜开。而赫德又时常不失时机地强调自己作为中国政府雇员的身份，“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中国人民的同胞”，总理衙门自然也将他视为“可以信赖的顾问”。恭亲王曾不无褒奖地说过:“赫德虽系外国人，察其性情，尚属驯顺，语言亦多近礼...."
1874年，通商口岸制度仍是欧洲的“文明国家”在中国扩张经济利益的最佳方法，西方世界并不希望通过制造政治分裂来纷扰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但法国对东南亚的野心正在打破传统上由英国主导(英国当时控制中国外贸的60%以上)、列强均沾的东方世界经济格局。赫德先生的祖国，也需要这位“中国人民的同胞”协助巩固英国在中国的影响力。
台湾事件和随后的海防筹议给处于夹缝中的总税务司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一种“大炮换黄油”式的交易机会，即通过向中国提供海军建设上的援助来拉近与李鸿章等实权官员以及大清政府的关系。具体方案则是把海关建成负责为中国政府购买国防所需的机器、设备、弹药和军舰的机构。赫德曾著《局外旁观论》，对中国分散的军事、政治体制深有了解，沿海各省的重要官员--尤其是南北洋大臣在购买和建造军舰并用于本省防御上的权力之大他是一目了然的。
因此，当中日关系发生危机、中国需要紧急动员时，好几个省的总督都不得不筹措资金购置军火。而海防资金的最主要来源之一即为关税——这样一来，海关的无冕之王赫德在中国的海军事业上有了足够的发言权，终于可以如他所设想的那样，把海关变成一个中央军火采办机构了。从1874年开始的五年多间，台基厂头条的海关办公衙门几乎成为了军火商人们心中的麦加圣城:为了求得“真主的恩典”,任何形式的膜拜都是不为过的。
近代海军的新气象
在海防筹议中，李鸿章已经明确表达了大规模向外国购买海军舰艇的愿望。但他有限的专业知识决定了他只对“铁甲舰”这种具有巨大威慑力的武器抱有一点了解，至于其他，《防海新论》这本“圣经”更多的还在教授海岸防御的重要性。最糟糕的是，千疮百孔的帝国财税体制决定了中国一时还没有足够的经费来采购过于昂贵的铁甲舰。李鸿章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赫德这位执掌财权又有门路的“能人”身上。
不幸这位能人也并非海军装备的行家里手，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只能做到“平时帮闲，忙时帮忙”。至于购买何种军舰、具体技术细节、价格控制、具体操作流程，一切都要靠摸索。在这方面，赫德只能倚重他那位跛脚的密友、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
乔治·伦道尔，泰恩河畔阿姆斯特朗公司造船工程师，国会议院、阿姆斯特朗公司股东、造船和军火工业巨头斯图尔特·伦道尔的兄弟。乔治并非一位多么杰出的技术专家，但是因为兄弟的关系，在政界和造船行业相当活跃，而他本人时不时蹦出的一些奇思妙想，在英国海军舰艇发展思路“百家争鸣”的当时也频频赢得舆论的侧目。1860-1870年代初，阿姆斯特朗公司的主业是制造以质量优良、威力巨大而闻名于世的前膛大炮，造船不过是一个辅助性生产项目。乔治·伦道尔上任后，决心在这片贫瘠的处女地开垦出属于自己的天空。
1867年12月4日，伦道尔的划时代作品、被命名为“坚定”号的铁壳小炮艇在泰恩河畔下水。这条排水量仅200吨的小艇长22.86米，宽7.62米，吃水1.98米，外形极为粗短，装备两台蒸汽机、2座锅炉,功率134马力，双螺旋桨，航速仅7.5节。船首露天安装了一门9英寸口径的前膛阿姆斯特朗地阱炮，平时收在船体内，战时则通过液压系统在6-8分钟内升到甲板上，开火后借助后坐力退回船体内装弹。因为火炮沉重、旋回困难，因此采用整船瞄准法，通过军舰自身的转动来实现调整火炮的横向瞄准、射击。这艘小军舰的操作系统设计极为灵便，2分45秒即可以旋转一周。而最让造船界惊讶的是，这艘小船竟然完全取消了所有张挂风帆的设备，甚至连一根桅杆都没有!
史上第一艘伦道尔型炮一-坚定”号。这艘小船竟然完全取消了所有张挂风帆的设备
近代铁甲舰产生于美国内战中，自其问世起，就伴随着与之互为矛盾的形形色色的“Anti- Ironclad”技术。从水雷到鱼雷，一代代技术发明家们都在尝试以低廉的价格和相对低端的技术抗衡雄霸天下的铁甲舰。伦道尔的小炮艇则是这种“奇兵”思想的最新产物:它拥有短小隐蔽的外形，威力巨大的火炮，低廉的造价和技术含量,恰似藏于大卫肩头的机弩，关键时刻足以一击终结恐怖巨人戈利亚。因此“坚定”号一经诞生，很快引起轰动，英国皇家海军立即订购了24艘装备10英寸巨炮的伦道尔型炮艇。其名气之大甚至传到了远隔重洋的中国，在海防筹议中，不少官员的奏折就提到过“师丹炮船”、“根驳炮艇”。
身在北京、眼睛却时时关注着英国造船界动态的赫德立刻对这种奇怪的小军舰表示了高度的关注。由于对未来中国海军的配置，无论恭亲王还是李鸿章都没有太明确的观点，根据搜集到的关于海防筹议的有限信息，加上本人的推测，赫德将主要购买方向设定为以下几项指标的最优结合:
1、具有较强的火力
2、价格相对低廉
3、与中国人深深恐惧又无比艳美的“铁甲舰”有一定关联。
而出于加强赫德本人在海防建设计划中的重要性和海关分量的私心，他又自作主张地将中国海军的发展规模限定为一支以近岸防御和巡逻、缉盗为主的小型舰队。伦道尔型炮艇无疑符合上述的一切标准，因此他立即电告金登干前往了解详细情况。
1875年，阿姆斯特朗公司的伦道尔型炮艇已经发展出大小四种型号:排水量1300吨，装备16.5英寸火炮；排水量440吨,装备12英寸火炮；排水量320吨，装备11英寸火炮;排水量260吨，装备9英寸火炮。金登干得到这些数据后，立即汇报给北京城里焦急等待的赫德。
深谙官场之道的赫德并不急于推出手中的产品。他花了不小的力气陈述他在为中国选购军舰时付出的努力与周全的考虑，充分表白了他辛勤劳动、诚实守信的荣辱观。接下来，他摆出一个耸人听闻的观点--在火炮技术日益发展的背景下，铁甲舰已经过时。最后他才亮出自己“精心挑选”的方案:这种小炮艇价格低廉，“据称”能击穿厚重的装甲，是在浅水区对付铁甲舰的利器，而且还能在海上作战-当然，最后一点其实是蓄意的夸大。“能在海上作战”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比如:这个“海”是近海还是远洋?海况如何?这一切都被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悄悄带过了。总之，呈现在李鸿章和恭亲王等人面前的是一种价廉物美的超值选择。
蒸汽时代的第一次大规模海战一 -1866年奥意利萨海战已经证明，当时的火炮对付装甲舰已没有多大效果，防御一方在战场上处于相对优势地位。赫德“铁甲舰已经过时”的煌煌高论，不过是为达成推销商品的目的而制造的烟幕而已。他内心十分清楚，伦道尔型炮艇实质只是一种水上浮动炮台，其打击的范围也仅限于港口周围的有限水域，根本不具备对于远洋的威慑力。而李鸿章也不是傻子；其实，他并不完全信任赫德的眼光，在他的心目中,“铁甲舰”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
在委托赫德置办英国军舰的同时，他私下还派人在丹麦、美国等国搜寻大型铁甲舰的出售信息。对于赫德推崇的这种炮艇不适用于海战、只能守口的弱点他也了然在心，但他认为“有此巨炮小船,守口最为得力,较陆地炮台更为灵活”，非常适宜江河与港湾的防御，因此仍支持购买。经过反复讨论，中国方面认为260吨方案火炮威力过小，而1300吨方案的16.5英寸巨炮质量尚未过关。
而320吨方案已经为阿根廷建造过4艘，质量和操作经验都有保证。最终。中方决定订购装备320吨级和440吨级伦道尔型炮艇各2艘。为防止阿思本舰队事件重演，李鸿章与赫德详细订立了购舰的章程。根据章程，320吨级炮艇造价每艘白银76659两(23000英镑)；440吨级单艘造价白银111322两(33400英镑),外加运费65940两，总计预算为45万两白银。从江汉、九江、江海、浙海、粤海五口洋税内提取。购舰合同签订后先付1/3，军舰建成一半后再付1/3，全成后支付剩余 1/3。
蚊炮舰--外购舰船的开端
经朝廷批准，购买伦道尔型炮艇的活动在1875年的夏天全面开始了。6月22日，赫德致电金登干:购买4艘炮艇的经费已经到帐，相关的委托授权文书将于7月30日寄至英国。1/3经费支付后，前两艘炮舰的舰体随即在船体承包商泰恩河畔米切尔船厂开工建造(注:关于这批军舰的性能，中国海军史研究会已经有专门文章介绍，在此不再赘述)。按照合同，320吨级炮艇的建造周期为8个月,440吨级为13个月。为方便起见，金登干用希腊文字母给它们编号为“a(阿尔法)”、“β(贝塔)”、“γ(伽马)”、“8(德尔塔)”。有国外资料称之为“字母”级炮艇。
1876年6月14日，先期完工的“a”“β”两艘320吨炮艇出海试航，主炮施放正常、航速也达到合同规定的标准9节，完全符合要求。十天后，由前皇家海军舰长拉普里曼达吉和汉密尔顿指挥的“a”、“β”正式踏上了返回中国的航程。为航行安全考虑,11英寸的主炮由商船单独运往中国。因为远渡重洋过程中可能出现加煤困难的情况，船厂在军舰上添加了2根桅杆来张挂风帆，水手们则在甲板上搭帐篷露宿。两条小船在风浪中经历了重重考验，还遇到风暴袭击，所幸有惊无险。11月20日，经过5个月的航行，这支小小的舰队抵达天津。27日，李鸿章与赫德亲往验收，对这种“海口战守利器”十分满意,将其正式命名为“龙骧”、“虎威”，一派威武之气。由于中日关系紧张，两艘炮艇随即被调往中日对抗的最前沿台湾海峡巡防，警戒传说中的日本铁甲舰。
1876年，在泰恩河上进行航试的中国第一艘伦道尔型炮艇“龙骧”。
1877年2月17日，2艘440吨级炮舰“y”、“δ”也在朴茨茅斯进行海试，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亲临现场,并亲手演放了12英寸巨炮。28日，“Y”、“δ”由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和劳伦斯·庆指挥，也踏上了回国的航程。6月25日，两艘军舰在福州移交给中国,随即也投入到台湾海峡一线防务中。它们被李鸿章命名为“飞霆”和“策电”，以显其短小精悍、神出鬼没。日后的中国史料，把这种小船称为“蚊子船”。
4艘新式军舰的成功回国，在中国国内引起了一股“伦道尔狂热”。南洋大臣沈葆祯、福建巡抚丁日昌先后写信给李鸿章，对于这种据说有“四两拨千斤”之力的小船表示羡慕，请求调拨。沿海各省的督抚提到这四艘炮艇的时候，如同见到了招财进宝的“福娃”，纷纷表示应当继续购买。
在总理衙门授意下，李鸿章通过赫德内弟、海关总理文案税务司裴式楷致电金登干(当时赫德本人正在欧洲操办中国参加巴黎国际博览会一事)，追加订购4艘伦道尔型炮艇。1878年8月29日，金登干与阿姆斯特朗公司签订合同，续购4艘“δ”型炮艇，单价白银112500两 (合32500英镑)，另加运费16万两，总预算共计白银61万两。与之前的2艘440吨级炮艇相比，4艘新军舰改装上了阿姆斯特朗公司新研制的11 英寸前装线膛炮，穿甲能力更强，还加装了小口径火炮，船头和船尾都安装了舵,提高了操纵性。金登干用希腊文字母将它们命名为“5(埃普西隆)”、“n(伊塔)”、“0(埃塔)”和“It(西塔)”。
1879年7月30日，在琅威理率领下，4艘新式炮艇启航回国。当天的《泰晤士报》称,这些炮艇上的舰炮比英国自己的舰炮装药量更多，“中国人作此突然的冒险一跳，已经跳到我们前面去了”。订购这批炮艇的南洋大臣沈葆桢将4艘军舰命名为“镇北”、“镇南”“镇西”、“镇东”。
然而，在军舰进入中国领海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李鸿章坚持要求4艘新舰抵达大沽，由他自己验收。11月19日，他在大沽检阅新炮艇完毕后，忽然以先斩后奏的手段扣下这4艘新舰，留作北洋自用。而将已经使用数年、船底铁板锈蚀、机器零件也有松损的4艘旧炮艇“龙骧”、“虎威”、“飞霆”、“策电”送往上海大修后拨归南洋舰队。他提出的理由极为荒诞;沈葆桢当年曾请求分拨“龙骧”、“飞霆”为由，如今“如愿以偿”，真是求仁得仁了!须知沈葆桢连未来统带战舰的管带-福建船政后学堂毕业生刘步蟾都已经挑选好了，如今自然大为光火，却又无可奈何。李鸿章这个汰旧换新的伎俩得逞以后，南北洋的矛盾愈积愈深,对日后的中国政局和海防建设将带来深刻的影响。
近代中国海军的隐忧
中国传统官场有一套艰深复杂的不成文“潜规则”:对于政治问题的解决，一般冠以非政治的名义，所以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们罪名不是“生活作风”就是“身体健康”;而对于非政治问题，则倾向于采用政治手段处理，无怪乎学术问题也可以提到政治高度。
洋务大佬李鸿章无疑是个中高手。在采购两批炮艇的过程中，他已经深深认识到:唯有始终把关于海军发展趋势和舰艇数据的信息垄断在自己手中，方能最大限度地限制其他省份发展海防的自主性,把分散的财权和发展方向统一为他李鸿章的意见,加强海防建设的集中性和有效性；尤其是在集中购舰的名义下集中各省的财源，为经费匮乏的北洋服务。客观地说，在“百鬼夜行”、发展涣散甚至互相掣肘的中国海防发展初期，这一做法还是很具必要性的，并且也得到了与他私交甚笃的恭亲王奕欣的支持--当然，恭亲王的考虑，在于通过李鸿章加强朝廷的控制力。而李鸿章采取的手段就显得令人玩味了。在中国采购伦道尔型炮艇期间，日本吞并了中国属国琉球，购买新型巡洋舰和铁甲舰、提高中国海军远海威慑能力成为当务之急。
但李鸿章为最大程度地加强自己的发言权、继续主导海军发展的潮流，竟然上奏建议增购当初由他提议的伦式炮艇。奕欣的支持又加强了这种意见的分量。结果，对海防建设只有粗浅认识的官员们“心领神会”地表示了支持。根据总理衙门的建议，广东、台湾各需购买2艘，浙江和山东各需1艘，而且指明“令该督抚自行定购，似不如径由该大臣一手经理”,“将来各船购到时，并由该大臣验收”。最后，山东认购了2艘炮艇，而两广只肯认购1艘，数据与“镇北”完全相同;另外由机器专家温子绍捐款和主持，在黄埔船坞仿造了1艘装备11英寸后膛炮的木制伦式炮艇“海东雄”。
中国北洋舰队装备的“镇”字号炮艇在威海卫陷落后悉数被日军俘获,“镇北”更是曾屈辱地悬挂白旗投降。
1881年初，3艘炮艇由英国水手驾驶开赴中国。7月到达广州，命名为“海镜清”的一艘被两广留用;其余两艘则于8月抵达大沽。李鸿章立刻故伎重演，以“集中管理”的名义将这两艘军舰纳入了北洋的编制。参照之前几艘的命名法，将它们命名为“镇中”、“镇边”。
中国和北方恶邻俄国关系的迅速恶化改变了李鸿章的最初打算。光绪五年(1879年)八月十七日，出使俄国的钦差大臣崇厚在胁迫下擅自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签订了关于西北问题的《里瓦几亚条约》十八条，中国仅收回伊犁城，却丧失了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以及塔尔巴哈台地区斋桑湖以东的全部土地，并要赔偿对方兵费500 万卢布以及增开多处通商路线。
条约签订后，国内舆论哗然，纷纷谴责崇厚丧权辱国，清政府以此约“流弊甚大”，拒绝批准，并将崇厚革职拿问。沙俄居然提出“抗议”，在俄中边境集结大量部队，并于1880年8月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沿海活动，扬言要对中国实行封锁，而中国已经购买的伦道尔型炮艇太小、不宜远洋作战。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一个国家完整的国防体系中,海、陆实不可分。鉴于俄国海军的威胁，李鸿章认为中国需要有适于远离海岸作战的进攻型舰艇。至此，中国海军结束了伦道尔型炮艇的采购，开始转向更大的现代化战舰。(未完待续……)
来源：心如止水HJL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