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3年4月12日，新疆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爆发军事政变，省军参谋处长盛世才在混战中被推举为临时督办。此时的新疆哈密地区的农民起义已持续两年，回族军阀马仲英率部从甘肃西进，占据喀什噶尔；苏联通过中亚的突厥斯坦共产党，向新疆边境地区渗透革命思想，伊犁、塔城等

1933年4月12日，新疆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爆发军事政变，省军参谋处长盛世才在混战中被推举为临时督办。此时的新疆哈密地区的农民起义已持续两年，回族军阀马仲英率部从甘肃西进，占据喀什噶尔；苏联通过中亚的突厥斯坦共产党，向新疆边境地区渗透革命思想，伊犁、塔城等地出现亲苏团体；而南京国民政府对新疆的控制仅限于名义上的任命，实际政令难出玉门关。

盛世才上台后面临的首要危机，是马仲英部对迪化的威胁。1933年10月，马仲英率万余人进攻省城，盛世才的省军仅有8000兵力且装备落后。在此绝境下，盛世才向苏联求援。据《新疆近现代史》记载，1933年12月，苏联以“阿尔泰归化军”名义派遣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进入新疆，配备苏制M1910水冷式机枪和76毫米野炮，在紫泥泉战役中击溃马仲英主力。作为交换，盛世才允许苏联在新疆开采金矿、设立“苏新贸易公司”，并开放伊犁、塔城等口岸免税通商。

此次军事合作成为盛世才亲苏政策的起点。1938年9月，盛世才以“考察苏联建设”名义访问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秘密加入联共（布），档案编号РЦХИДНИ 558/11/3145显示，其入党申请书由斯大林亲自批注。访苏期间，苏联承诺向新疆提供军事援助，包括3000支莫辛-纳甘步枪、50门45毫米反坦克炮及配套弹药，并派遣以巴库林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常驻迪化。盛世才返疆后，在公开场合佩戴列宁徽章，宣称“新疆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在中小学推行俄语教育。

1940年11月26日，盛世才与苏联驻新疆总领事巴库林在迪化签署《新苏租借条约》（又称《新锡协定》）。这份长达32条的协议核心内容包括：苏联获得新疆独山子油矿、阿勒泰金矿等矿产的独家开采权，期限50年；苏联可在新疆修建铁路、架设电报线，沿线设立“苏侨保护区”；新疆生产的羊毛、皮革等原料需优先供应苏联，价格由苏方指定；苏联公民在新疆享有治外法权，不受中国法律约束。

时任国民政府驻新疆外交特派员朱绍良在日记中记录：“条约附件列明，苏联可随时调用新疆境内一切交通工具，包括民用车辆。此约若实施，新疆实同于苏联殖民地。”条约签订后，苏联迅速行动：1941年3月，独山子油矿苏方人员增至500人，引进苏联式炼油设备；4月，苏联红军第八团进驻伊犁，控制中苏边境交通要道；至1941年夏，苏联在新疆的侨民已超过2万人，形成独立于中国行政体系外的侨民社区。

1941年1月，盛世才进一步向苏联提出秘密计划：新疆脱离中国，成立“东土耳其斯坦苏维埃共和国”并加盟苏联。这一提议的背景是苏德战争爆发前的国际局势——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正与日本谈判《苏日中立条约》，急需在远东建立战略缓冲区。据《盛世才在新疆》记载，斯大林在苏共中央会议上称：“若新疆成为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可将中亚防线向东延伸2000公里，其战略价值超过三个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1942年3月19日23时许，迪化城突降春雨。盛世才四弟、机械化旅旅长盛世骐在寓所遇刺，凶手从后窗潜入，使用俄制TT-33手枪近距离射击，子弹贯穿后颈致其当场死亡。案发后，盛世才立即封锁现场，逮捕苏联驻新疆军事顾问团成员拉托夫及多名苏侨，指控“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策划刺杀”。

苏联解密档案显示，盛世骐生前曾反对亲苏政策，计划率部归附重庆国民政府，其办公室内搜出与朱绍良的密信草稿。但盛世才利用此案大做文章，于3月21日致电蒋介石，称“案发现场遗留苏制武器，证明苏联企图颠覆新疆政权”。蒋介石敏锐抓住机会，三次召见新疆驻重庆代表张元夫，密令：“借此时机，将新疆外交、军事收归中央。”

1942年7月3日，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携带蒋介石亲笔信飞抵迪化。信中称“吾弟之事业即为中正之事业，中必为吾弟负责解除一切困难”，并附中央军进驻新疆的军事方案。当日下午，盛世才与朱绍良在督办公署密谈三小时，确定六项合作条款：国民政府承认盛世才在新疆的军政统治权；中央军第36师进驻哈密、星星峡，控制入疆通道；在迪化成立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新疆外交事务统一由中央政府办理；苏联在新疆的军事设施由中央军接管；中共在新疆的人员一律遣返延安。

苏联对盛世才的转向迅速作出反应。1942年7月9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向蒋介石转交莫洛托夫致盛世才的密信副本，信中揭露盛世才1933年、1941年两次提议新疆“加盟苏联”的细节，并指出其“利用苏联力量巩固地位后背叛革命”。此举旨在拆穿盛世才的投机本质，阻止国民政府与其合作。

蒋介石对此采取双重策略：在公开场合对苏方表示“新疆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不得干涉”，私下则命朱绍良加速中央军入疆进程。1942年10月5日，盛世才向苏联总领事递交正式备忘录，限令苏联驻新疆的非外交人员于三个月内撤离，包括独山子油矿技术人员、红军第八团官兵及苏侨协会工作人员。据《新疆三区革命史》统计，此次撤离涉及3200余人，苏联在撤离时炸毁油矿炼油设备23台、销毁伊犁军火库储存的8万发炮弹，并爆破伊犁河上的木桥以阻碍中央军追击。

苏联的报复性措施在战后显现。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以“维持远东战略平衡”为由，迫使美英同意外蒙古独立，并要求中国承认苏联在大连、旅顺的特权。对此，参与中苏谈判的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苏联对新疆之恨，竟至影响外蒙问题，此乃1942年盛世才反苏之远因也。”

1943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新疆行营在迪化成立，朱绍良任主任，标志着中央政权对新疆的直接管辖。当中央军第42师的美式M3A3轻型坦克驶入乌鲁木齐时，盛世才在督办公署前主持升旗仪式，青天白日旗取代了他此前推行的“反帝旗”。至1944年，国民政府在新疆完成三项重要举措：设立新疆省银行，统一货币发行；推行国民教育，将汉语定为中小学必修课；修筑兰新公路西段，打通西北国际交通线。

盛世才则在1944年9月被调往南京，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结束了其在新疆的十年统治。他在晚年撰写的《新疆十年回忆录》中，将亲苏反苏的转变解释为“保境安民的权宜之计”，但历史档案显示，其统治期间新疆人口从1933年的257万降至1944年的237万，经济因苏新贸易垄断而濒临崩溃。

尽管盛世才的投机行为造成新疆主权严重受损，但他在苏德战争期间的反苏转向，客观上阻止了苏联将新疆纳入势力范围的企图。正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指出：“盛世才的变卦虽出于个人野心，却使中国避免了第二个外蒙古的出现，为后来的主权统一保留了法理基础。”

来源：西北小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