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记叙的是淮海战役最后一仗的战地见闻。这一仗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至一九四九年元月十日，历时四十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徐州的同时将原国民党徐州“剿总”由副总司令杜聿明统领从徐州南逃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和苏北、鲁南的师、团管区及地方部队，约三十万人

引子

拍摄于1948年11月15日的国民党“督导官”，其主要任务是“督饬各部不得擅自撤退”

正文

我记叙的是淮海战役最后一仗的战地见闻。这一仗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至一九四九年元月十日，历时四十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徐州的同时将原国民党徐州“剿总”由副总司令杜聿明统领从徐州南逃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和苏北、鲁南的师、团管区及地方部队，约三十万人，包围在距徐州一百二十里的河南永城县境，最后全部歼灭。这是解放江南、摧毁蒋家王朝关键性的一仗。解放军的辉煌战果早有文史记载。我只从国民党军队自徐州狼狈逃窜，沿途抢劫，互相践踏的战乱状态与进入解放军设置的包围圈后风声鹤唳，天寒地冻，三十万人嗷嗷待哺，度日如年的实况写些回忆和感受。

当时，我在徐州“剿总”办公厅任少校秘书，担任的工作是协助少将参议叶伯平处理总司令刘峙的私人函件。在徐州解放十天，刘峙乘飞机逃往蚌埠，兵权交给副总司令杜聿明。刘峙走时只带了办公厅副主任麻安邦，高参叶伯平、杨宪文、中校秘书邹古愚等十多个亲信人员。我不算刘峙的亲信，没有带去，后随总部南逃，进入了这个包围圈。现将这一段的亲身经历分述如下：

在徐州解放前夕，解放军在徐州外围纵横驰骋，大有席卷徐州之势。刘峙惊恐万状，早已逃往蚌埠。守城将领杜聿明等在四面楚歌中惶惶不可终日，官兵们也如惊弓之鸟。人们在街谈巷议：“九里山已闻到解放军的枪声，子房山已落下了解放军的炮弹！”

“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张克侠和七十七军军长何基沣分别率部在贾汪、枣庄起义，津浦北段的国民党军队全线崩溃！”

“解放军猛插津浦南段，击溃了北上增援的李延年兵团，徐州往蚌埠的交通完全断绝了！”

“徐州人民正在迎接解放，国民党官员准备溜之大吉。”

最混乱的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的一天一夜。徐州“剿总”在这天下令所属单位和部队准备第二天清早南撤。消息传出后，各单位纷纷准备行装，大官们忙于找汽车运家眷、装家私，小官们有家眷的找不到汽车而束手无策，焦急万分。逃亡在徐州的地方行政官员和地主豪绅，也忙于收拾细软，有如釜底游鱼。至于散兵游勇则东奔西跑，趁“火”打劫。整个徐州城一片混乱。

徐州“剿总”八大处和直属机关的官佐，约三千人，在这天夜晚分别集中在单位办公地点收检公文档件，准备装汽车运走，带不完的就焚毁。

总办公厅分两个科：文书科、译电科。除部分人员随刘峙走了，还有四十多人。办公厅中将主任郭一予给我们简单布置了准备南撤的事并具体安排了译电科由上校参议（兼科长）张志威负责，文书科因科长邓百丈不在，由我暂代科长。各科分配了一辆卡车装公文箱和私人行李或带一部分人。

这一夜我通宵未眠。又要安排装车，又要安排人备好早饭（原来的炊事员不愿跟我们走，回家去了），又要商议谁乘车、谁步行，搞得我头昏脑胀。其它处室的情况，我也没工夫去打听。

十二月一日清晨，南逃的机关和部队人员倾巢出动，汽车狂鸣，战马乱窜。徐州“剿总”各处室三千多官佐，二百多辆汽车走在中间。我跟郭一予主任同坐在文书科装东西的卡车上，一出徐州城，只见漫山遍野都是人马和车辆。部队在两侧行走，机关单位夹在中间，开头还有点秩序，走不上五里就乱起来了：路上车撞车，旷野人挤人。因拥挤相骂，因冲撞殴打，因冲车开枪，比比皆是；被汽车压死或马蹄踢伤的也到处可见。我坐在车上一会儿被别的卡车撞得颠簸摇晃；一会儿又因前面的车子挡路一停就是个把小时，真是心烦意乱，又饿又怕。环视四周一片兵荒马乱，噪音震天。更凄惨的是，败军所至，千村万户遭殃：先进村的抓鸡捉猪，后进村的牵牛拉驴，最后来的翻箱倒柜，家家被洗劫一空。青壮年被抓去做挑夫，老弱幼妇也挨揍挨踢，到处骂声、哭声不绝。

这一天，我们从清晨到傍晚，只走了六十里，已是人困马乏十分狼狈。这天晚上我在车上过夜，只吃了一点干粮，因找不到一点水喝，唇焦舌燥，十分难受。同行的人，有的挤在车上，有的就地躺下，到处是人，根本找不到宿营地。

第二天继续行进，秩序更坏。走到中途，我乘的那辆卡车的轮胎被拦车的散兵开枪打爆了两个，车子不能开。郭一予和我招呼有行李的拿下来，重要的公文箱装在译电科的那部车子上，大家背着行李卷走路。其实走路比乘车还快。因各走各的路，有几个司书和译电员走散了。此后没有见过面。这天，我们又算走了六十里，到了河南永城县境。大部队停止不动了。

第三天，徐州“剿总”在永城陈官庄安下了营寨，指挥南逃的部队二十多万人在周围三十里地防守。这时解放军已层层包围上来，形成了一个壁垒森严的大包围圈。从此拉开了解放江南，摧毁蒋家王朝关键性一战的序幕！

第三天，我们开始在包围里生活了。

徐州“剿总”除军务、参谋两处驻在陈官庄外，其它各处室分驻在附近三、五里的村子里。（陈官庄我没到过，对当时杜聿明的军事部署也不清楚。)

总办公厅只剩三十多人（走散了十人）住在一个叫不出名字的小村子（老百姓全吓跑了）这小村子只有五六栋土墙筑的茅屋。后来，总务处等单位也挤进来，我们只住了一个茅屋。办公厅中将主任郭一予，上校高参戴以道，上校参议兼译电科长张志威和我都住在一起。郭一予指定戴以道为办公厅的具体负责人，专门与各有关单位联系，主要是向总务处领粮食，安排三十多人的生活。

开始五、六天，每天我们能分得一点大米或大饼，以后就不行了，有一点吃一点，没有就饿肚。其它单位也是一样。大约过了五六天，飞机开始空投粮食。各兵团都有一个补给司令部，划分了空投地区让飞机空投。总部人员的给养也由兵团补给司令部分给，但为数有限，除指挥作战的人员经常可以吃到肉罐头和大饼，其它人员能分得一点大米充饥就算幸事。

一些杂牌部队和地方行政官员没有供给，就冒死冲进空投区去抢米袋，被警戒兵打死打伤的不计其数。

后来，包围圈逐渐缩小，飞机不敢低飞，怕解放军高射炮击落，飞行员为了完成任务丢完米袋了事，于是到处乱丢。人们一见米袋下来，就几十上百的人去抢。有时，当“甲”抢到一袋高兴朝前走，后面的“乙”一枪把“甲”崩倒，落得人米两空，当“乙”把夺来的米扛上肩，“丙”又照样在暗算着“乙”了！还有时人正在弓着腰捡米，上面又接连掷下几袋，把他的脊骨压断，甚至把脑袋砸裂。这些惨状每天都能见到或听到。

有了米，没水没柴又没锅，也是难事。有的人没有烧的就撕衣服布条或割胶鞋底生火；有的单位把汽车架打烂，把轮胎割成条条块块烧火煮饭。没有大锅就分散用把缸、脸盆或榴弹炮筒来煮。再没有上面这些条件的，只好嚼生米填肚了。

很多人没有住的地方，就露宿旷野。后来飞机空投子弹箱，上面系有降落伞。抢到了降落伞的正好用来做帐篷，一把伞撑开可容十多人藏身。但只能避避风，大雨大雪也是里外俱湿。有时积雪把帐篷压垮，不时听到被压人的呼叫声。如“剿总”联秘处一个姓罗的上校科长，带了一家人住一个帐篷。原有五个女儿，在包围圈里又生下一个男孩。一天夜晚，厚雪把他的帐篷压垮，一家八口埋在雪里，第二天，有人扒打开雪一看，只有罗某还剩一口气。

三十里的包围圈逐渐缩小为十华里，好几万非作战人员和家属挤在一块。一清早，男男女女大大小小都在一起拉屎屙尿。“太太”们也不顾羞耻，拉开裤子就在陌生的男人跟前解溲。

在四十天里下过两次尺多深的雪，多少人冻在雪地里奄奄一息，或埋在冰窟窿里成了僵尸。

此景此情，勾引起多少人厌战求生，苦于插翅难飞的悲切之感。

十二月中旬，由华中“剿总”调来的黄维兵团在距永城百余里的双堆集被解放军围困，黄维不断向杜聿明告急求援。蒋介石和顾祝同也电告杜聿明迅速向黄维兵团靠拢，刘峙也在飞机上指挥继续向南突围。但邱清泉总是按兵不动。邱不动，杜聿明也没有办法。邱有自己的打算。因为蒋介石在淮海战场上只有两张王牌，一是黄维兵团，另一便是邱清泉兵团，这两个兵团都是美式装备，人员又充足。在解放战争初期，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是先打敌人的薄弱环节，有意避开过这两个兵团。因此黄维兵团在陇海线上横冲直闯，邱清泉兵团在津浦线上也是得意忘形。现在黄维兵团垮了，只有邱清泉“独占鳌头”，所以他幸灾乐祸，袖手旁观。他没有估计到解放军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了。他在包围圈里还狂妄地说：“我和共军较量了两年，他们闻风丧胆。现在我即使不打他们，他们也吃我不烂；如果我要走，他们也挡我不住。”（这几句话是办公厅主任郭一予向我们传达的）。不久，黄维兵团被歼，解放军迅速加强对我们那个包围圈的围攻，并将缴获黄维兵团的重炮，狠狠向包围圈里轰击，邱清泉感到祸事临头了，日夜命令炮兵向解放军阵地开炮，还想利用飞机轰炸和施放毒气掩护突围。他的梦想很快就破灭了，包围圈越缩越小，远射程的榴弹炮打不出去，只能开口炸，往往杀伤自己。飞机也不敢低飞，乱炸无济于事。施放毒气，哪有这多防毒面具？李弥和孙元良兵团的军师长都埋怨邱清泉早不突围。杜聿明这时也指挥失灵，只有让各兵团各自为战。解放军在元月七日发动总攻，三天三夜的时间，全歼了这三个兵团。结果是杜聿明被俘，邱清泉被击毙，李弥潜逃。孙元良早离开了徐州没有进入包围圈，在包围圈里只有他的两个军。李弥为什么能潜逃？据他的部属说，李弥早作了被俘的准备。他的一个部下在济南战役被俘，解放军发给了释放证他把这张释放证揣在身上，临时化装一个尉官，手持解放军的释放证，混过民兵检查，溜出去了。

这次被歼的部队，除地方保安团队是乌合之众外，邱、李、孙三个兵团并不是不堪一击的。从指挥官来看，杜聿明在东北失败后，蒋介石还是重用他，要他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取刘峙而代之。杜聿明也打算重整旗鼓，戴罪立功，报答蒋介石的青睐。所以在被包围时，毛主席敦促他投降，他仍然抗拒，说明他当时的顽固性。邱清泉兵团全部美式装备，这个兵团早在杜聿明当兵团司令时曾远征缅甸，与日军作过战，确有实战能力。抗战胜利后，杜聿明由兵团司令一擢为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长官，就是靠这起家的。邱清泉原是杜的副手，杜调升后，邱紧步杜的后尘，飞扬跋扈，自认为敢打敢冲，舍我其谁！真是旁若无人。李弥兵团也是武器装备较好的部队，在解放战争时期，没有受过重创。李弥本人鬼计多端，人称“智谋干将”。孙元良兵团的两个军也是正规部队。三个兵团都配有炮兵团和装甲师，看起来实力相当雄厚。据徐州“剿总”作战处的章处长（名字我忘了）在徐州撤退前一天，跟部分单位负责人（办公厅郭一予主任在内）说了蒋介石的“徐州会战”计划——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全部撤出徐州，与黄维兵团会师，力阻共军南下；并与北上的李延年兵团会合与共军在徐州百余里的开阔地带决战，消灭共军主力，再回师徐州和郑州，收复陇海，津浦两线的失地，确保南京安然无恙。郭一予在开始进入包围圈时，将章处长这席话转达我们，消除我们的恐惧心理。后来郭一予看到情况变化，经常摇头：这不可靠！这不可靠!

战争性质早注定了蒋介石“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彻底失败的命运!

不过，疯狗总是要咬人的。当国民党军三个兵团从徐州撤出，有如决堤的洪水，为了堵截这股“洪水”，解放军用了很大的牵制力，也化了一定的代价。毛主席早洞察了敌军内部分崩离析，矛盾重重，大部分官兵不愿为统治者卖命，貌似庞然大物，毕竟是黔驴技穷，最后只好乖乖就范。

取得这次战斗的伟大胜利，因素是多方面的。首要是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英明战略决策，决胜千里，和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由刘伯承、陈毅、粟裕等同志组成的前委，运筹帷幄，实地指挥百万大军，出奇制胜。

解放军的军事部署我不清楚。从耳闻目睹的三件事，可以说明几点胜利要素。

（一）原在徐州外围的解放军追击敌三个兵团，完全靠步行，一天一夜行程百余里，还要侧击和阻击敌人；第二天就超越了敌军两天的车马行程，迅速与两翼的解放军会合，组成包围圈，行军强度与战斗任务多么艰巨，他们出色地完成了这艰巨的任务！

（二）解放军的政治宣传工作干得出色，对分化瓦解敌军力量起了很大作用。解放军的战地广播和喊话，日夜不停，还做了很多具体的策反工作。如在大雪天里，国民党的士兵在阵地上挨饿受冻，解放军做好饭抬到前沿阵地，呼喊他们去吃，吃了又让他们回去。边吃饭边向他们讲形势政策，讲解放军官兵一致，启发他们忆苦，鼓励他们弃暗投明。有的吃了饭不走了要求参加解放军，有的吃了饭回去大讲解放军的好处，做了义务宣传员。他们互相串连，互相影响，成群结队投奔解放军。从而扩大范围，整排、整连、整团向解放军投诚。后来还有的师，有的军在战地起义，投诚的。据我知道，原任国民党吉、太师管区的司令当时是军长的余锦源，就是在战地率领全军向解放军投诚的。

（三）解放区的人民全力以赴支援前线。我被俘离开战地时，只见到处是民兵、民工，他们满怀胜利的战斗豪情，协助解放军打扫战场，抬运伤员和战利品，押解俘虏，还有运弹、运粮、运菜的络绎不绝，他们日夜兼程，不顾劳累，走着、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充分体现了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

当时我回顾国民党军队军纪败坏，士气低落，到处抢劫……与解放军众志成城，军民情如鱼水，人人献身革命，对比鲜明，使我深刻地认识到军心、民心的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元月十日拂晓，我在原住的那个小村子跟总办公厅，总务处还有几个单位的人一起被俘。其中有中将主任郭一予，上校处长唐志华、上校科长张志威，代少将高参戴以道等共二百余人。

当时解放军只一个班进入这个小村子，叫我们投降。我们知道大势已去，投降为妙；不过心里非常恐惧。我们恭听解放军的一位指导员宣布政策。

他第一句叫“朋友们！”我们感到受宠若惊。他接着说：“共产党、毛主席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就是朋友’。所以我叫你们朋友！”

他又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战场上的解放人员①不杀，②不辱，③不没收私人财产。自现在起，你们的生命得到了保障”,他还说：“我们既然交了朋友，就要互相了解，必须经过一个过程，也就是一个学习阶段，所以请你们到我们老解放区学习。你们的生活，用不着担心，我们会很好安排”。他停一下又补充说：“你们一律不准隐藏武器，要听护送你们的解放军和民兵的指挥。你们不要认为我们是押解你们，其实是保护你们，不然你们往徐州的回头路走，老百姓很痛恨你们，说不定要打得你们头破血流”。

话虽简短，句句感人肺腑！

后来，我们到了山东滕县，进了华东军区解放军官教导团，被俘的军官数万人，都到了这里。分大队、中队按将、校、尉三级编队学习。每天生活很有规律，清早做操，白天听报告，讨论或学习报纸、文件，晚上还有文娱活动。劳动时完全是搞环境卫生和个人清洁，并没有什么劳役。干部对我们以朋友相待，从未听到叫一声“俘虏”，都是称“同学”或“老张”、“老李”。有病进行治疗，伙房还要为病人作稀饭或面食。真正做到体贴入微。

当时有几点我很不理解，后来搞通了。

1、一编队学习就登记哪些是“一次解放”“二次解放”或“三次解放”。我担心“二次”“三次”的一定要严办，屡教不改嘛！其实经过次数越多的，越先释放，后来干部解释：“你们虽然经过解放回去难免还要到国民党军队去混碗饭吃，我们不怪你。只要再碰上我们就放下武器，仍能得到我们的优待。”这样做，对以后解放江南很起作用。

2、有一次听一位政委作报告，说到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和对日本采取投降主义，降官如毛，降兵如潮。一个行伍出身的营长站起来叫“不大对头！”并脱下棉衣，露出身上几块伤疤，说：“这是日本的枪弹打的”。当时我们真为他捏一把汗，按国民党的做法不拉去枪毙才怪。政委毫不动声色，招呼他坐下，要他继续听下去。政委就他的提法讲了一些具体事例，他慢慢信服了。开完会政委又找他单独谈心，不但不惩办他，还争取他后来参加了解放军。

3、在教导团的学习内容，首先要把各人的原级职搞清楚。在那里不叫“坦白交代，互相检举”更没有什么逼、供、信；而是号召“进步”。自己越说得清楚，越算进步；说别人的情况，叫帮助别人进步。有的将官，怕职位高，永远关禁，总是不敢如实填表，混进尉官队里，希望早日释放，填在表上是准尉司务长或少尉排长。也有些是真正的司务长，排长之类，看到将官队里都是吃细粮（馒头、面条），故意填少将师长或副军长的。经过鉴别后，分别送到同级的队里去，干部并不呵责，也不歧视，还宣布“他们真正进步了”！干部说：“你们是受了国民党的欺骗，不了解我们的政策，你们隐瞒自己的历史或贪图眼前的生活亨受是情有可原的”。

我当时也怕说出自己当过刘峙的秘书，开头填准尉司书，后来自己慢慢进步，别人又帮我进步，才亮出本来面目。

感动人的事太多了，不能一一枚举。

我在滕县学习了三个月，因当时大军南下很需要一些搞文书工作的人员，领导上要我随军学习，参加解放上海的战斗，当时我编在华东军区政治部当见习工作员，主要工作是写墙上的大标语和刻油印，宣传党的政策。上海解放不久，吉安也解放了，我因家庭生活无着，要求上级资遣回家，得到批准，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回到吉安市，蒙吉安市人民政府及时安排我教书直到现在。

一九四九年，是我的生命转折点最难忘的一年。也是我枯木逢春的一年。

资料来源：

《江西文史资料》第六辑(1981年9月)

来源：自然与社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