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周明生，今年四十有五，在这座东北工业城市一家国企当了二十年技术员。九七年的下岗潮里，我侥幸幸存下来，在厂里改制后的私企混到了今天。那时候，大批工人背着铺盖卷回老家，有些人转行开出租，有些人摆地摊，而我，靠着会修几台老旧机器，勉强保住了饭碗。
各自的守望
＂你妈葬礼我去不了。＂杨丽华低着头，手指拨弄着碗中的饭粒，不敢看我。＂下周有重要项目验收，我请不了假。＂
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了谁。屋里只有电视机发出的嗡嗡声，八点档的电视剧正演到激烈处，可我们谁都没心思看。
我叫周明生，今年四十有五，在这座东北工业城市一家国企当了二十年技术员。九七年的下岗潮里，我侥幸幸存下来，在厂里改制后的私企混到了今天。那时候，大批工人背着铺盖卷回老家，有些人转行开出租，有些人摆地摊，而我，靠着会修几台老旧机器，勉强保住了饭碗。
杨丽华是九八年来厂里的，南方姑娘，瘦瘦小小的，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总是穿着朴素的深色衣服，在财务科当会计。我们在厂区旁的小公园相识，一个寻常的星期天下午，我在那儿喂麻雀，她在长椅上看书。那本书是王朔的《玩儿的就是心跳》，我鼓足勇气坐在她旁边，问她好看吗？她笑了笑，说：＂还行吧，打发时间。＂
那是一个变革的年代，人们刚开始听说＂AA制＂这个新鲜词儿。谈恋爱各付各的账单，不再是男方大包大揽。我和杨丽华交往时就是这样，吃饭看电影，各自掏钱，谁也不欠谁的。
＂咱俩处对象，得算明白账。＂她总这么说，＂钱财两清，感情才长久。＂
结婚后，我们延续了这种相处方式。两人工资卡各自保管，家用按月出，水电煤各半，谁也不问谁的钱袋子厚薄。十年来，我们像两棵挨着的白杨树，各自扎根，枝叶偶尔相触，却从未真正纠缠在一起。
母亲对这事颇有微词。她是老一辈人，赶上过三年自然灾害，受过苦，过过揭不开锅的穷日子，认为家就该一条心。＂你们这样过，哪像个家？像合伙开店呢！＂她常这么说，眼里满是不解。
每次杨丽华来看她，母亲总是拉着她的手，念叨着＂家里的事，哪有分得那么清的，日子是一块过的＂。杨丽华只是笑笑，不反驳，但也不改变。
记得有一次，母亲煮了一锅饺子，我和杨丽华去她家吃饭。吃完后，杨丽华非要给饺子钱，母亲气得直摆手：＂我这辈子活了六十多年，还没见过儿媳妇给婆婆付饭钱的！＂杨丽华脸一下子红了，但还是固执地把钱放在了桌上。
我没劝，也没表态。那天回家的路上，我们沉默了很久。
家里冰箱上贴着两张纸，一张写着＂周明生＂，一张写着＂杨丽华＂，各自记录着当月的支出。电费我出，煤气她出，米面油盐各半，甚至连洗衣粉都是轮流购买。我们的生活就像这两张纸一样，整齐划一，界限分明。
没想到两个月前，母亲突发脑溢血，没能挺过来。医院的日子里，杨丽华来过几次，但总是匆匆离开，说单位忙，走不开。母亲住院的费用，我从没提让她分担。这些年，我心里渐渐明白，AA制不只是钱的问题，更是一种心的距离。
＂她终究不是咱妈。＂我心里这么想，却没说出口。
葬礼那天早上很冷，初春的风里还带着冬天的寒意。天还没大亮，我就起来忙活。老家的风俗，出殡要赶在中午前。我穿着白色的孝衣，看着天空由灰转蓝，心里空落落的。
院子里摆了几张桌子，大婶们忙着包饺子，远房的堂叔拿来一摞纸钱，问我：＂明生，啥时候去上坟？＂
我环顾四周，看着熟悉的亲戚邻居来来往往，唯独不见杨丽华的身影。邻居刘大娘小声问我：＂你爱人呢？＂我支吾着说她单位走不开，刘大娘意味深长地点点头，没再多问。
队伍浩浩荡荡从家门口出发，穿过小区，沿着老街向郊外的公墓行进。一路上，我恍惚看见母亲年轻时的样子——她穿着蓝色的确良布衣裳，头发盘得整整齐齐，在厂子里被人叫做＂周师傅＂，车间里最难的活她都能干。
我不知道是眼泪模糊了视线，还是春风吹得眼睛发痒，总觉得每个路口都站着杨丽华，穿着那件浅灰色的风衣，欲言又止，却又在我转头时消失不见。
下午，一切仪式结束后，亲友散去，我在母亲墓前整理花束。枯黄的野草从泥土中钻出新芽，远处的树林里传来乌鸦的叫声。我忽然看见墓园外围，杨丽华站在那里，穿着一身灰色风衣，像一棵孤独的白桦。
她没有走近，只是远远地站着，看了很久，然后转身离开。我没有叫她，她也没有看见我。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
回到家，邻居们帮我收拾完了院子，屋子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安静。电话铃响了，是厂里的老李，问我明天上不上班。我说上，生活还得继续。
挂了电话，我开始整理母亲的遗物。她的房间很简朴，一张老式木床，一个衣柜，还有一个放了几十年的五斗橱。橱子上摆着一台红双喜牌收音机，那是她退休时厂里发的纪念品，每天中午她都要听评书。
抽屉里有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一个装着老照片的铁盒子，还有几个存折。最下面一层抽屉里，我发现一个旧木盒，里面是她的日记本。
母亲是个半文盲，日记写得歪歪扭扭，像是小学生的作业。翻开泛黄的纸页，我看到了五年前的一段文字：＂明生媳妇的父亲病了，我悄悄给他们家寄了两千块钱，没告诉任何人。这孩子心气高，要是知道了会不自在。她虽然跟明生过日子有自己的规矩，但人不坏，对明生有情义。＂
我愣住了，这事我从不知道。五年前，杨丽华确实请过一周假，说是回老家看父亲。回来后，她比往常沉默了许多，但从未提过钱的事。
继续往下翻，我又看到了零星的记录：＂今天下雪，腿疼得厉害。丽华送来一瓶跌打药酒，说是她们那边的土方子。＂＂小区门口修路，丽华怕我出门不方便，买了好多菜放冰箱里。＂＂过年了，丽华给我织了件毛衣，穿着挺暖和。＂
合上日记本，我泪流满面。原来母亲一直明白，只是不说。杨丽华也有自己的方式关心着这个家，而母亲，也用自己的方式爱着这个倔强的儿媳。
我拿出母亲的照片，黑白的，是她年轻时在厂里的合影。那时候她刚从农村来到城里，参加了国家的大建设，脸上洋溢着自豪。照片背面写着＂一九六二年七月＂，那是她刚进厂的日子。
推开窗户，春风夹着土腥味吹进来。对面楼上，邻居家的老头正在阳台上浇花。他朝我招招手，喊道：＂明生，节哀啊！＂我点点头，努力挤出一个笑容。
晚上九点多，杨丽华回来了。她放下包，站在玄关处，像是不知道该不该进来。头发有些凌乱，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
＂你回来了。＂我说。
她点点头，欲言又止。
我走进厨房，煮了碗面，加了两个鸡蛋，放在她面前。＂吃点吧，一天没吃东西了吧？＂
她看着面，又看看我，眼泪又涌了出来。＂对不起，我该去的......＂
＂你去了。＂我说，＂我看见你在墓园外面。＂
她低下头，肩膀微微颤抖。＂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大家，我总觉得婆婆不喜欢我们的方式...我怕别人说闲话...＂
我从抽屉里拿出母亲的日记本，翻到那一页，递给她。杨丽华接过去，慢慢读着，眼泪滴在纸上，晕开了字迹。
＂我不知道......＂她哽咽着说，＂我爸住院那次，家里确实收到了两千块钱，我们以为是远房亲戚寄来的...＂
＂妈她什么都懂。＂我说，＂她只是不说而已。她比我们想象的要理解得多。＂
杨丽华捧着日记本，像捧着一件珍宝。她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写着一个月前的日期：＂今天心口疼，可能是老毛病又犯了。没告诉明生，怕他担心。看着他和丽华这些年，虽然过得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但也有自己的好处。人各有各的活法，老了才明白，不能光让儿女跟着自己的想法走。＂
窗外，小区的路灯亮了，黄色的光晕笼罩着初春的夜。远处，有人家在放着老歌，是崔健的《一无所有》。
＂咱妈这辈子不容易。＂我说，＂从农村到城里，赶上国企最艰难的时候，一个人把我拉扯大。她固执，脾气倔，但心里装着我们每一个人。＂
杨丽华擦干眼泪，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这是我这几年存的钱，我想...＂她顿了顿，＂我想给妈...给她老人家修个好点的墓碑。＂
我接过信封，沉甸甸的。＂妈这辈子没讲究过，墓碑她不在乎。＂
＂但我在乎。＂杨丽华坚定地说，＂这些年，咱们各过各的日子，各管各的钱，我以为这样最公平。可现在我明白了，家人之间，哪有那么公平的事？＂
我握住她的手，第一次发现她的手如此柔软而温暖。＂咱们各自的坚持，其实都在守望着对方。只是方式不同罢了。＂
她点点头，轻轻靠在我肩上。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坐着，听着窗外的风声和远处的歌声。多年来，第一次没有计较谁该洗碗，谁该拖地。
那晚，我梦见母亲年轻时的样子，她站在厂门口，穿着蓝色工作服，笑着朝我招手。梦里，我看见杨丽华走到她身边，两人说着什么，然后一起笑了起来。
第二天清晨，我起床时，发现杨丽华已经做好了早饭，桌上放着小米粥和煎鸡蛋。她穿着母亲去世前送她的那件毛衣，虽然有些旧了，但很暖和。
＂今天请了假，＂她说，＂咱们一起去看看妈吧。＂
我点点头，忽然发现冰箱上那两张记账的纸不见了。杨丽华注意到我的目光，轻声说：＂我想咱们可以换种方式过日子，不用算得那么清楚。＂
我笑了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行，听你的。＂
出门时，邻居刘大娘正在楼道里倒垃圾。看见我们一起出门，她有些惊讶：＂丽华今天不上班？＂
＂去看婆婆。＂杨丽华自然地挽着我的胳膊，语气平静而坚定。
刘大娘笑了：＂这才对嘛，家里有事一起扛。＂
春天的阳光洒在街道上，小区里的梧桐树冒出了嫩芽。我和杨丽华走在去公墓的路上，不再像从前那样一前一后，而是并肩而行，偶尔手臂相触。
路过花店时，杨丽华买了一束白菊花。我掏钱时，她笑着摇摇头：＂别算了，咱们是一家人。＂
在母亲的墓前，我们一起整理了花束，擦拭了墓碑。杨丽华从包里拿出一小瓶二锅头，倒在土上。＂妈，我来看您了。＂她轻声说，＂以后我常来，给您讲讲我和明生的事，您别担心我们。＂
风轻轻吹过，墓前的白菊花微微摇晃，像是点头。
走出墓园，杨丽华问我：＂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样子吗？＂
我笑了：＂记得，你那会儿正看王朔的书呢。＂
＂那会儿流行AA制，我觉得挺新潮的。＂她望着远处的树林，＂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家里条件不好，总怕欠人情，怕被人看不起。＂
＂我知道。＂我说，＂咱们这代人，都不容易。＂
回家的路上，我们路过了那个我们初次相遇的公园。十年过去了，公园里的长椅换成了新的，但那些麻雀还在，像许多年前一样，在草地上蹦蹦跳跳。
杨丽华突然停下脚步，指着长椅说：＂咱们坐会儿吧。＂
我们坐在长椅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忽然，杨丽华从包里拿出一本书，正是王朔的《玩儿的就是心跳》，封面已经泛黄，边角有些卷曲。
＂你还留着呢？＂我有些惊讶。
她点点头：＂一直留着，那天之后，我就没再看过。今天早上收拾东西，发现它夹在柜子深处。＂
她翻开书，从中间掉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的电话号码，还有一句话：＂请你吃饭，我请客。——周明生。＂那是我第一次鼓起勇气约她。
＂你还记得我当时怎么回答的吗？＂她问。
我笑了：＂记得，你说＇各付各的，我不吃白食＇。＂
她靠在我肩上，轻声说：＂以后不这样了，咱们在一起，不管多久，钱不钱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在彼此身边，像妈说的那样，一家人。＂
窗外，春风吹绿了院子里的小树。我想，也许守望本身，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相濡以沫。十年的坚持，十年的固执，终于在母亲离去后，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彼此，也重新理解了家的含义。
不是各自独立，也不是完全依赖，而是在各自成长的同时，始终守望着对方的光。
来源：CarlaPor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