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头子，别指望我照顾你。＂小兰头也不回地丢下这句话，扬长而去，医院走廊上只剩下消毒水的味道和我干瘪的叹息。

旧恩新泪

＂老头子，别指望我照顾你。＂小兰头也不回地丢下这句话，扬长而去，医院走廊上只剩下消毒水的味道和我干瘪的叹息。

我叫周建国，今年六十有八，是北方一座老工业城市退休的机修工。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真的老了，不仅是身体，连心也跟着枯萎了。

一九八九年的那个雨夜，我清晰记得窗外雷声轰鸣，雨点砸在旧瓦上发出密集的噼啪声。

正要睡下时，门外传来细微的啼哭。

推开门，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婴被放在门口的竹篮里，身旁只有张字条：＂好心人收养，我实在养不起了。＂

那时我刚过四十，妻子秋芝去世两年，车间里的同事们都劝我再找一个，可我心里始终过不去那道坎。

平日里独居陋室，倒也自在。

抱起那孩子，那双黑葡萄似的眼睛望着我，我心一软，就这么把她留下了。

给她取名小兰，因为院子里那盆兰花是秋芝生前最爱。

那年头，计划生育政策刚刚严起来，街道办的王主任找上门来，盘问这孩子的来历。

＂是我远房亲戚家的，他们实在揣不热（方言，养不起）这个闺女，我就领养了。＂我搪塞道，心里直打鼓。

好在街道办那会儿事多人少，王主任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开了个证明，算是把事情揭过去了。

工厂里的老马头儿摇着脑袋说我犯傻：＂建国啊，你这日子已经够苦的了，还往肩膀上搁担子，这闺女娃以后可有的操心咧！＂

可我心意已决，就琢磨着怎么把小兰养大。

那时候，国营厂里的工资虽然稳定，但也就够糊口。

车间里的师傅们知道我的情况，常常塞给我些鸡蛋、奶粉啥的。

李师傅家里孩子大了，还把存了几年的小儿推车给了我。

＂倍儿结实！咱厂大修车间的手艺，那可不是盖的！＂李师傅敲着推车的钢管架子，骄傲地说。

小兰刚来那几个月，夜里常常哭闹。

我白天上班，晚上哄孩子，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却还得蹑手蹑脚地换尿布、泡奶粉。

邻居张大娘有时候看不过去，会过来帮我带一会儿。

＂建国啊，你这命苦啊，媳妇儿走了没两年，现在又是老来得女。＂她一边摇着怀里的小兰，一边唠叨，＂不过这闺女长得水灵，将来肯定有福气。＂

日子虽苦，但也有盼头。

小兰一天天长大，从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每一个进步都让我这个当＂爸爸＂的欣喜若狂。

记得她第一次叫＂爸爸＂，是在她两岁生日那天。

我下了夜班，顶着蒙蒙细雨，从厂子后门的小卖部买了个奶油蛋糕，那可是当时的稀罕物，花了我大半个月的烟钱。

回到家，小兰站在炕沿上，伸着小手喊：＂爸——爸——＂

那一刻，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怎么也止不住。

她不是我亲生的，可这一声＂爸爸＂，却重如千钧，把我的魂都给唤得紧紧的。

那些年，工厂效益起起落落，我的日子也跟着波动。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的春风吹得猛了，我们厂也跟着改革，实行＂两保一挂＂工资制。

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但要过得好一点，还得靠超产奖金。

我争着干活，一人干两个人的活，就为了多挣点钱，让小兰的生活好一点。

小兰上小学那年，我省吃俭用给她买了新书包、新铅笔盒。

那铅笔盒是塑料的，上面印着孙悟空的图案，在当时可是稀罕物。

小兰爱不释手，整整一个星期，睡觉都要把铅笔盒放在枕边。

＂爸，我长大了要当老师。＂一天晚上，她突然对我说。

＂为啥想当老师啊？＂我一边给她梳小辫儿一边问。

＂因为刘老师说，知识改变命运，我想教更多的人读书，像爸爸这样的人。＂

我的手顿了一下，心头一热。

当时我只上过初中，认的字不多，看报纸还得对着字典。

小兰不知道从哪听来＂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倒是说到了我心坎上。

我不希望她像我一样，一辈子拧螺丝、修机器。

九三年的时候，厂里效益急转直下，很多车间开始减产停工。

我所在的机修班还算重要，暂时保住了工作，但工资也打了对折。

小兰已经上五年级了，各种费用一茬接一茬。

我晚上下了班，还跑到市场附近的修理铺子帮忙，专修那些新兴起来的家用电器——电风扇、收音机、电饭煲，一个月能多挣个七八十。

小兰懂事，从不乱花钱，学校组织春游，同学们都带零花钱买零食，她就自己带馒头和咸菜。

有一次学校要交学杂费，正赶上厂里发工资晚了，她愣是一个人扛着，没跟我提。

老师打电话到厂子里问情况，我这才知道，赶紧借钱交了费。

那晚上，我抱着她，心疼得直掉泪：＂闺女，有啥事跟爸说，爸就是砸锅卖铁，也不会耽误你上学。＂

小兰在我怀里摇摇头：＂爸，我知道你不容易。＂

一句话，让我这糙汉子鼻子发酸。

九七年那会儿，厂子里人心惶惶。

国企改革的浪潮席卷全国，我们这批老工人都面临下岗的危险。

小兰正读高中，功课繁重，我不敢有丝毫懈怠，起早贪黑跑修理，攒钱供她念书。

车间里的李师傅和老马头儿都下岗了，一个摆了个修自行车的摊子，一个去当了保安。

我心里直打鼓，万一我也下岗了，小兰的学费怎么办？

那段时间，全国上下都在讨论＂下岗＂这个新词儿。

我们厂的大喇叭天天播放着领导讲话，说什么＂为改革献身＂＂为国家分忧＂，可谁都知道，下岗就意味着失去了＂铁饭碗＂。

我夜里常常睡不着，听着窗外的蝉鸣，盘算着如果真的下岗，该怎么继续供小兰上学。

功夫不负有心人，小兰高考那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

厂里的师傅们都来祝贺，李师傅还特意买了两瓶好酒，拉着我喝到天亮。

＂建国，你闺女争气啊！这下可出息了！＂老马头儿拍着我的肩膀，眼里满是羡慕。

我心里比蜜还甜，尽管当时我已经下岗在家，靠着修理家电和退休金度日，但为了小兰，我硬是凑够了学费，送她去了省城的大学。

临走前，我在一张纸条上写道：＂爸爸的房子，日后就是你的了。＂

小兰看了，眼圈红了：＂爸，你胡说什么呢，我以后挣钱了，要给你养老的。＂

那时的我，心里比谁都踏实。

送小兰上了火车，我转身时眼前一黑，差点栽倒。

这些年来的辛苦，一下子全涌上心头。

但我不后悔，为了小兰，再苦再累都值得。

大学四年，小兰每个假期都回来，带着各种小礼物。

有一次她带回一个收音机，说是用勤工俭学的钱买的。

那收音机不大，但音质清晰，我每天早上都听新闻广播，感觉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她还给我买了老花镜，让我可以看清报纸上的小字。

这些细微的关心，让我这个粗人感动得不行。

小兰毕业那年，被分到了省城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

她回来告诉我这个好消息时，兴奋得像个小孩。

＂爸，我梦想成真了！我真的成了老师！＂

我笑得合不拢嘴，觉得这辈子值了。

小兰工作后，常寄钱回来，让我改善生活。

我舍不得花，都存了起来，心想留着给她将来结婚用。

不知从何时起，小兰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电话也是有一搭没一搭。

开始我以为她工作忙，后来听街坊说她在省城谈了个对象，是个做生意的，家境不错。

我心里暗自高兴，觉得闺女有了依靠，比什么都强。

又过了一年，小兰打来电话，说要结婚了。

我激动得手都抖，连声问：＂啥时候的喜事？我得准备准备！＂

电话那头，小兰沉默了一下：＂爸，我们打算简办，就在这边摆几桌，不麻烦你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转念又想，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不必强求。

＂那行，你把日子告诉我，我过去帮忙。＂

＂不用了，爸，我们忙得过来。＂小兰的声音有些疏远。

婚礼那天，我穿上存了多年的中山装，提着给小兰和女婿准备的礼物，坐了六个小时的长途车赶到省城。

到了酒店，我有些拘谨，不敢乱走。

周围的宾客衣着光鲜，说话带着我听不懂的洋词儿，我显得格格不入。

小兰看到我，脸上闪过一丝尴尬，但还是过来打招呼。

＂爸，你来了。＂她的语气平淡，没有我想象中的热情。

她介绍我认识她的丈夫王明亮，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

他礼貌地叫了声＂叔叔＂，但眼神里带着一丝审视，让我莫名不自在。

酒席上，我被安排在角落里的一桌，同桌的都是些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亲戚。

听他们闲聊，才知道女婿家是做建材生意的，家底殷实。

我心里五味杂陈，既为小兰找到好归宿而高兴，又为自己的寒酸而自卑。

婚礼结束后，我想和小兰多待一会儿，可她匆匆送我到车站，就说要回去招待客人。

＂爸，你回去路上小心，有空我和明亮回去看你。＂她说完，递给我一个信封。

我不用打开也知道是钱，但我没有接：＂闺女，爸有退休金，够用。这钱你们留着添置家当吧。＂

小兰有些不耐烦：＂爸，你就收着吧，我们不缺这点钱。＂

听到这话，我心头一酸，终究还是接了下来。

回到家，我把那信封放进了抽屉，一直没舍得用。

从那以后，小兰回家的次数更少了，每次打电话来也是匆匆几句话就结束。

我知道，孩子大了，有自己的生活，不能总围着我转。

但人老了，就喜欢念叨，总希望闺女能多回来坐坐，哪怕只是吃顿饭、说说话。

直到前年冬天，我在家修水管时从凳子上摔下来，伤了腰。

邻居王德福发现后，赶紧把我送到医院。

医生说是腰椎压缩性骨折，需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

王德福帮我给小兰打了电话，她第二天就赶来了。

见到她，我心里暖暖的，觉得再疼也值得。

可没想到，她看了我的病情和病房环境后，脸色变得很难看。

＂爸，这医院条件太差了，设备也不先进，要不我们换个好点的？＂

我摇摇头：＂不用折腾了，大夫说问题不大，养几天就能出院。再说我和这医院的大夫熟，有个头疼脑热的好照应。＂

小兰皱着眉头，嫌病房简陋，嫌我身上有股老人味。

她在医院待了不到两小时，就说有急事要回去。

临走前，她给我放下一些水果和一张银行卡，说是给我养病用的。

看着她匆忙离去的背影，我第一次感到，我和她之间，隔着的不只是地理距离。

康复出院后，我继续过着平静的退休生活。

每天早起锻炼，听收音机，下棋，偶尔去修理店帮帮忙，日子过得倒也充实。

去年初，市里启动了老城区改造工程，我住了三十多年的老房子被列入拆迁范围。

街道办的干部上门做工作，说是按照新政策，拆迁补偿会很合理。

我心里没底，这房子虽然破旧，但毕竟是我和小兰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里面有太多回忆。

没成想，因为地段好，最终评估下来，赔了一百七十六万。

这个数字把我吓了一跳，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街坊邻居都羡慕不已，说我发了财，老来有福。

我却有些忐忑，不知道该怎么处置这笔钱。

这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小兰耳朵里，她突然回来了，脸上的笑比蜜还甜，嘴上说要接我去省城享福。

＂爸，你一个人在这边多不方便，我们那边有大房子，还有电梯，你住着舒服。＂

我心里一暖，想着闺女终究还是惦记着我的。

＂行啊，正好我这几年没去看你们，也想去省城转转。＂

小兰热情地帮我收拾东西，还联系了搬家公司，准备把能用的家具都搬走。

她看到我抽屉里一直珍藏的那张纸条时，眼睛亮了一下，但什么也没说，只是小心地把它收进了自己的包里。

第二天，我正准备跟小兰去银行办理存款手续，突然接到了法院传票，小兰告我隐瞒房产，要求分割拆迁款。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再三确认后，才知道这不是噩梦。

小兰坐在对面，冷静地说：＂爸，法律上你曾经承诺过房子是我的，现在房子拆了，补偿款自然有我的一份。＂

我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疼：＂兰啊，那张纸条是我想让你将来有个依靠，不是现在就要给你啊！＂

她嗤笑一声：＂那您打算什么时候给？等您百年之后吗？法律可不是这么规定的。＂

听到这话，我如遭雷击，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王德福知道这事后，气得直拍桌子：＂你养了这么多年的白眼狼，现在看你有钱了，就急着来分啊？＂

法庭上，我和小兰面对面坐着，仿佛隔着银河。

她的律师拿出那张泛黄的纸条，振振有词地说这是我的承诺，根据法律，拆迁款应该归小兰所有。

我哑口无言，只能低着头，任凭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正当法官要宣判时，王德福颤颤巍巍地站了出来。

＂我可以作证，＂他说，＂去年小兰回来看周建国住院，我亲耳听见她跟丈夫王明亮商量，说等拿到房子，就把周建国送去敬老院，把房子卖了换钱。当时我就在病房门口，他们没发现我。＂

小兰脸色大变，连忙辩解说王德福年纪大了，记忆有问题。

但王德福拿出了手机录音：＂我知道你们会不认账，所以我保存了证据。＂

录音里清晰地传出小兰和女婿的对话：

＂这老头子也活不了几年了，咱们先把房子弄到手，然后送他去敬老院，每月给点钱打发一下就行。＂

＂你说他会同意吗？毕竟是他一直抚养你长大的。＂

＂他那人软弱，再说了，我可是他认的闺女，我有权利继承他的财产。＂

录音放完，法庭上一片寂静。

我看着小兰，她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慌乱和羞愧。

我突然觉得很累，很想问她：这些年，我做错了什么？

法庭最终判决，我保留一百五十万，给小兰二十六万作为当年的教育补偿。

走出法院，小兰想要说什么，却被我摆手打断。

＂回去吧，＂我说，声音干涩，＂你有你的生活，我不打扰了。＂

就是在那一刻，她丢下了那句＂老头子，别指望我照顾你＂，然后离去。

拿到钱后，我没有大手大脚地花，而是用了一部分买了个小两居室，离老街坊们不远。

剩下的钱，我拿出五十万，在社区办了个＂夕阳红＂课堂，教老年人识字、读报、用智能手机，帮他们跟上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

社区居委会很支持，给我提供了场地和一些基础设施。

我的学生大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中有的是老工人，有的是退休教师，还有的是回城知青。

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聊天，一起回忆那些风雨飘摇的岁月，倒也其乐融融。

上周的课堂上，我正在教大家如何用手机缴纳水电费，忽然看见后排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小兰，她低着头，像当年犯了错的小女孩，安静地听我讲课。

课后，其他老人都走了，只有她还坐在原位。

我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

＂来多久了？＂我问。

＂三次了。＂她的声音很小，＂上次听说您在这教课，我就......＂

她说不下去了，眼泪大滴大滴地落下来。

我没有责备她，也没有安慰她，只是平静地说：＂下次来，带件厚衣服，教室里有点凉。＂

她抬起头，眼里满是惊讶和感激。

我站起身，整理好教案，准备离开。

＂爸......＂她犹豫地叫住我，＂我能回来看您吗？＂

我转身看着她，这个我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尽管她伤我至深，但血浓于水的亲情，又岂是一纸判决书能斩断的？

＂家门一直开着，＂我说，＂什么时候想起来了，就回来坐坐。＂

走出教室，夕阳正好，云霞满天。

我知道，旧恩也许不必计较，新泪自会风干。

人这一生，求的不过是个归处，无论心灵还是肉身。

而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归处。

来源：TiffanyWo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