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机油味儿、铁锈味儿，还有汗臭味儿，混在一起，就是我半辈子的味儿。

1984年，春天来得特别晚，风里还夹着北边儿传来的沙子味儿。

我在红星机械厂的车间里，听着车床刺耳的尖叫，一听就是二十年。

机油味儿、铁锈味儿，还有汗臭味儿，混在一起，就是我半辈子的味儿。

那天中午，食堂的白菜炖粉条里，肥肉片子薄得像纸，在汤里打着旋儿。

我对面是老张，他一边呼噜呼噜地扒拉饭，一边神秘兮兮地凑过来说：“卫国，听说了吗？村东头那座荒山，要卖。”

我“嗯”了一声，没当回事。

一座荒山，石头比土多，连根正经草都长不出来，谁要？

“三百块。”老张伸出三根油腻腻的手指。

我夹白菜的筷子停在了半空。

三百块。

那是我和我老婆秀琴，攒了快五年的家底。

是准备给儿子小军将来娶媳妇用的。

也是我们俩后半辈子唯一的指望。

老张看我愣住了，嘿嘿一笑：“疯了吧？三百块买一堆破石头。村长愁得头发都白了，说谁买谁是冤大头。”

冤大头。

这三个字像根针，一下子扎进了我心里。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在想什么。

也许是车床的噪音太吵了，吵得我脑子里嗡嗡响。

也许是那薄如蝉翼的肥肉片子，让我觉得这日子过得太没劲。

我只知道，一个念头疯了一样地长了出来。

我要买下那座山。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就是想有个自己的地方，一个不闻机油味，听不见车床响的地方。

一个真正属于我李卫国的地方。

那天下午，我破天荒地请了假，揣着怦怦直跳的心，跑回了家。

我们家住在厂区的家属楼，两间小屋，一开窗户就能看见对面楼老王家晾的裤衩。

秀琴正在搓衣板上洗衣服，肥皂沫堆得老高。

“你咋回来了？厂里没事了？”她抬起头，一脸惊讶。

我没敢看她的眼睛，低着头，声音发虚：“秀琴，咱家……咱家那三百块钱呢？”

秀琴的手停了。

肥皂沫顺着她的指缝滑下去。

“卫国，你问这个干啥？是不是小军又闯祸了？还是你爹妈那边要用钱？”

我摇摇头，喉咙发干。

“我想……我想买个东西。”

“买啥？”

“山。”

我说完这个字，屋里死一样地寂静。

搓衣板上的衣服，水滴滴答答地落在盆里，一声，一声，砸在我心上。

“你说啥？”秀琴的声音像从冰窖里捞出来的。

“村东头那座荒山，三百块。”我鼓足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

秀琴慢慢地站了起来，把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

她死死地盯着我，眼睛里先是疑惑，然后是震惊，最后是燎原的怒火。

“李卫国，你是不是疯了？！”

她这一嗓子，把隔壁正睡午觉的吴婶都给喊醒了。

“三百块！那是我们俩一分一分攒下来的！你拿去买一堆破石头？你脑子让驴踢了？！”

“那不是破石头，那是山！”我梗着脖子犟。

“山能当饭吃吗？山能当衣穿吗？小军马上要上学了，哪样不要钱？你爹妈年纪大了，万一生个病，我们上哪儿弄钱去？”

秀琴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一颗一颗砸在水泥地上。

“李卫国，这日子是不是过得太舒坦了，你非要折腾？”

我心里堵得像塞了一团棉花。

我知道她说的都对。

我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个混蛋。

可那个念头，就像扎了根，拔不掉了。

“秀琴，我就想有个自己的地方。”我声音很低，“在厂里，我是李师傅。在这楼里，我是小军他爸。可我到底是谁？我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了。”

“我在那山上，我就是我。”

秀琴愣住了，眼泪还挂在脸上。

她可能没听懂我这句混账话。

其实我自己也不太懂。

那天晚上，我们谁也没吃饭。

小军放学回来，感觉气氛不对，乖乖地在小桌上写作业，一声不吭。

我和秀琴背对背躺在床上，一夜无话。

我能听见她压抑着的抽泣声。

我的心也像被刀割一样。

第二天早上，我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起床，秀琴已经做好了早饭。

一碗玉米糊，两个窝头，一碟咸菜。

她把一个用手绢包得方方正正的小包放在我面前。

“钱都在这儿了。”

她声音沙哑。

“李卫国，你要是真买了，这辈子就别后悔。”

“你要是后悔了，我瞧不起你。”

我拿起那个小包，沉甸甸的。

那不是三百块钱，那是我老婆的信任，是我们这个家的全部。

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不后悔。”我咬着牙说。

我揣着钱，骑着厂里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一路冲到了村委会。

村长老杨正嘬着旱烟，看见我，眼皮都懒得抬。

“李师傅，啥风把你吹来了？”

“杨村长，我来买山。”

老杨一口烟呛在喉咙里，咳得满脸通红。

“你说啥？买……买山？”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对，东头那座荒山。”

老杨盯着我看了足足一分钟，那眼神，像在看一个傻子。

“卫国啊，你可是个文化人，咋也犯这种糊涂？那山邪性得很，种啥啥不活，养啥啥不长。白给都没人要，你还花钱买？”

“我就要了。”我把手绢包拍在桌上，“三百块，一分不少。”

老杨的嘴巴张成了“O”形。

他大概这辈子没见过这么上赶着当冤大头的。

手续办得异常顺利。

一张盖着村委会红章的牛皮纸，上面用毛笔写着：兹有红星机械厂职工李卫国，自愿出资叁佰元整，购得村东荒山一座，四至为……使用权永久归其所有。

落款，1984年4月10日。

我拿着那张纸，手都在抖。

从村委会出来，阳光刺得我眼睛疼。

我没回厂，也没回家，直接骑车去了那座山。

它就那么光秃秃地立在那儿，像个生了满身癞疮的巨人。

灰褐色的石头，稀稀拉拉的杂草。

风吹过来，带着一股萧瑟的土腥味。

这就是我的山了。

我把自行车往地上一扔，疯了似的往山上跑。

脚下的碎石硌得我生疼，可我一点都感觉不到。

我跑到山顶，不算高，但也能望见远处灰蒙蒙的厂区，像个巨大的怪兽趴在那里。

我张开双臂，对着空无一人的山谷，大吼了一声。

“啊——！”

积压在胸口二十年的闷气，好像都随着这一声吼，散了出去。

我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我李卫国，四十岁，终于有了一样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

哪怕，它只是一座鸟不拉屎的荒山。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天之内就飞遍了整个厂区。

我成了全厂最大的笑话。

车间里，人们看我的眼神都带着同情和讥讽。

“听说了吗？老李把家底都掏空了，买了座荒山。”

“嗨，读书读傻了吧，放着好好的铁饭碗不要，去当山大王？”

“山大王？我看是冤大王！”

连厂长都在全厂大会上，拿我当反面教材。

“我们有些同志，思想不稳定，不清醒，放着大好的生产工作不干，总想着搞些歪门邪道！比如我们车间的李卫国同志，花三百块钱买了座荒山！同志们，三百块钱啊！能买多少斤猪肉？能给孩子买多少身新衣服？他拿去买了什么？买了一堆没用的石头！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幻想主义！”

下面的人哄堂大笑。

我站在人群里，脸烧得像块烙铁。

回到家，秀琴一句话不说，只是默默地给我端来一碗热水。

我看着她红肿的眼睛，心里像被针扎一样。

“秀琴，对不起。”

她摇摇头，给我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

“买了就买了吧。别听他们瞎咧咧。日子是咱们自己过的。”

那一刻，我觉得，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不是买山，是娶了她。

从那天起，我像变了个人。

下了班，周末，所有的时间，我都泡在了山上。

我先是把山上的碎石一点点清理出来，在山脚下垒起一道矮墙。

手磨破了，就用布条缠上。

腰累得直不起来，就躺在地上歇会儿。

秀琴心疼我，每次都给我带着饭和水。

她不说话，就坐在旁边，看着我干活。

有时候小军也跟着来，在山坡上追着蚂蚱跑，咯咯的笑声传出老远。

石头清得差不多了，我开始琢磨着种点什么。

老杨村长说种啥啥不活，我不信这个邪。

我从镇上农技站买来书，一点点啃。

书上说，这种石头山，得先改良土壤。

我开始挑土上山。

从山下的小河边，一担一担地往山上挑。

家属院到山脚，骑车要半小时。

从山脚到我开垦出来的那片地，走得快也要二十分钟。

一担土，上百斤。

压在肩膀上，像压着一座真的山。

每天两个来回，我的肩膀被扁担磨得血肉模糊。

晚上回家，秀琴就着灯光，一边给我上红药水，一边掉眼泪。

“你这是何苦？”

“不苦。”我咧嘴一笑，“有奔头。”

厂里的人看我更是像看怪物。

“老李这是真魔怔了，还挑土上山，他以为他是愚公啊？”

“我看他不是愚公，是愚蠢的公。”

我不管。

他们说他们的，我干我的。

日子就像我挑的土，一担一担，一天一天。

两年过去，我硬是在那片灰褐色的山坡上，开出了一亩见方的黄土地。

土不厚，也就一尺深，但那是我一担一担挑上去的。

我看着那片地，就像看自己的孩子。

我决定种果树。

桃树，杏树，梨树。

树苗是我托人从外地买来的，一棵就好几块钱。

秀琴这次没说啥，只是把家里仅剩的一点布票拿去换了钱，塞给我。

栽树那天，是个大晴天。

我和秀琴，还有已经上了小学的小军，一家三口，在山上忙活了一整天。

我挖坑，秀琴扶着树苗，小军提着小水桶，一趟一趟地从山下的小溪里提水。

我们把一百多棵树苗，整整齐齐地栽在那片黄土地上。

栽完最后一棵，夕阳正好落在山头，把我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

小军满脸是泥，却笑得特别开心。

“爸，以后我们就能吃自己种的桃子了吗？”

“能。”我摸着他的头，“管够。”

秀琴看着满山的树苗，也笑了。

那是买山以来，我见她笑得最舒心的一次。

“卫国，你说，它们真能活吗？”

“能。”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一定能。”

树活了。

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第二年春天，那些光秃秃的树干上，就抽出了嫩绿的芽。

第三年，开出了星星点点的花。

那年头，没什么农药化肥，我就是靠着一股笨力气，除草，浇水。

山上的泉水特别清甜，浇灌出来的果子，味道也格外好。

第五年，也就是1989年，果树开始挂果了。

桃子红得像姑娘的脸蛋，杏子黄澄澄的，梨压弯了枝头。

第一个桃子熟的时候，我没舍得吃。

我摘下来，用衣服擦了又擦，捧着回了家。

我把它放在桌子中央。

我们一家三口，围着那个桃子，看了半天。

最后，我用小刀，小心翼翼地把它切成三瓣。

我一瓣，秀琴一瓣，小军一瓣。

我咬了一口。

甜，的甜。

那股甜味儿，从舌尖一直甜到心里。

五年的汗水，五年的嘲讽，五年的委屈，好像都在这一口桃子里，烟消云散了。

那年秋天，我的果园丰收了。

拉到镇上，刚摆上摊，就被抢购一空。

人们都说，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果子。

第一笔钱，卖了三百多块。

正好是我当年买山的钱。

我把那一堆毛票、角票，摊在炕上，我和秀琴数了一遍又一遍。

秀琴摸着那些钱，哭了。

“卫国，我们……我们把本钱挣回来了。”

我也想哭，可我笑了出来。

“秀琴，我说过，不后悔。”

从那以后，我们家的日子，肉眼可见地好起来。

每年光是卖果子，就能挣上千块。

我成了厂里第一个“万元户”。

虽然这个“万”是好几年攒下来的。

我还是在车间上班，但下了班，我就是“李老板”。

厂里的人看我的眼神又变了。

从讥讽，变成了羡慕和嫉妒。

当年说我是冤大头的，现在见了面，都喊我“李总”。

“李总，你那山可真是个聚宝盆啊！”

“老李，你当初是咋想的？这眼光也太毒了！”

连王厂长都拍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卫国啊，我就知道你小子不一般！有魄力！有远见！给我们厂争光了！”

我心里冷笑。

争光？

当年你在全厂大会上骂我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但我脸上还是得笑着：“哪里哪里，都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人啊，就是这么现实。

你穷的时候，呼吸都是错的。

你富的时候，放屁都是香的。

我把家里的两间小屋，换成了三室一厅的大房子。

给秀琴买了金戒指，她嘴上说我浪费钱，可洗衣服的时候，总会小心地摘下来，放在枕头底下。

小军也考上了重点高中，学费生活费，我供得起，而且供得风风光光。

他再也不用穿带补丁的衣服了。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我以为，我的后半辈子，就会守着这座山，守着我的果园，安安稳稳地过下去。

我甚至在山顶上盖了间小木屋。

周末的时候，我和秀琴就住在那儿。

看日出，看日落，听风声，听鸟叫。

我觉得，这就是神仙过的日子。

我常常想起四十岁那年的那个下午。

如果当时我没有头脑一热，如果我听了秀琴的话，如果我被别人的嘲笑吓退了。

现在会是什么样？

我可能还在那个充满机油味的车间里，听着刺耳的噪音，等着退休，然后用那三百块钱，给小军在家属楼里再换一间大点的屋子。

我的人生，可能就像那条流水线，一眼就能望到头。

幸好，我没有。

我的人生，因为这座山，拐了一个大弯。

这个弯，拐得的值。

时间一晃，就到了1994年。

整整十年。

我的果园，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招牌。

我的山，也不再是荒山，而是郁郁葱葱的“花果山”。

小军也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学的是地质。

他说，他从小就喜欢山上的石头，想搞明白这些石头里到底有什么名堂。

我笑着说：“能有什么名堂？不就是石头吗？还能蹦出个孙悟空来？”

没想到，一语成谶。

那年夏天，小军放暑假回来，带了几个同学，背着些叮叮当当的仪器，说是要做什么地质勘探的课题作业。

我没当回事，由着他们在山上敲敲打打。

“爸，我们发现点有意思的东西。”几天后，小军拿着几块黄澄澄的石头，一脸兴奋地跑来找我。

那石头看着跟普通的黄铁矿差不多，俗称“愚人金”。

山上多的是。

“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不就是几块破石头吗？”我不以为意。

“爸，这不一样！”小军很激动，“它的比重很大，硬度也跟书上说的不太一样。我们怀疑……”

他顿了顿，压低了声音，像怕吓着我。

“我们怀疑，这山里，可能有金矿。”

金矿？

我差点把嘴里的茶喷出来。

“你小子，跟你爹开什么玩笑？这要是金矿，母猪都能上树了。”

我压根没信。

我觉得是儿子学地质学魔怔了。

小军看我不信，急了：“爸，是真的！我们用仪器初步测过了，数据显示有异常！我们想把样本带回学校，让老师用专业设备化验一下！”

我摆摆手：“去吧去吧，别耽误了正事。你那果子再不摘，就熟过头了。”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可我没想到，两个月后，我的人生，再一次被彻底颠覆。

那天，我正在山上给果树剪枝。

山下来了好几辆吉普车。

车上下来一群人，穿着制服，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为首的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气质儒雅，后来我知道，他就是省地质局的陈教授。

还有我们市里、县里的领导，连已经退休的王厂长都跟在后面，满脸堆笑。

“请问，哪位是李卫国先生？”陈教授问。

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就是。”我从树上跳下来，拍了拍手上的土。

“李先生，你好。”陈教授走上来，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们是省地质勘探队的。是您的儿子李军，把矿石样本寄给了我们。经过我们反复化验、分析，以及初步的遥感探测，我们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

他看着我，眼睛里放着光。

“您这座山，不是一座普通的荒山。”

“它是一座储量惊人的……金矿！”

金矿。

这两个字，像一颗炸雷，在我耳边炸开。

我整个人都懵了。

我看着陈教授，又看看他身后那些领导。

他们的表情，有震惊，有激动，有羡慕，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

我仿佛又回到了十年前。

那个在全厂大会上被当成傻子，被所有人嘲笑的李卫国。

十年了。

我靠着这座山，证明了自己不是傻子。

可我从来没想过，老天爷会用这种方式，给我开这么大一个玩笑。

我买的不是荒山。

我买的是一座金山。

这个消息，比我当年买山的消息，传播得更快，更广。

我，李卫国，红星机械厂一个普通的车间工人，成了传奇。

一个花了三百块钱，买下一座金山的传奇。

我家门槛都快被踏破了。

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几十年没联系过的老同学，都冒了出来。

“卫国啊，你可真是咱们老李家的骄傲啊！”

“老同学，还记得我吗？当年我还借给你半块橡皮呢。”

王厂长更是天天往我家跑，比自己亲爹还亲。

“卫国，我就说你小子有出息！当年我就看出来了！你这叫什么？这就叫真人不露相！我当年在大会上‘批评’你，那是为了保护你啊！怕你太张扬，被人惦记！你看，我用心良苦啊！”

我看着他那张菊花般的老脸，只觉得恶心。

我懒得理他们。

我把自己关在家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秀琴坐在我旁边，也是一脸茫然。

“卫国，这……这是真的？”

“真的。”

“那……那我们不是发大财了？”

我苦笑一声：“发财？恐怕是发了个大麻烦。”

果不其然，麻烦很快就来了。

市里的领导找我谈话。

办公室里坐了一圈人，气氛严肃。

“卫国同志，首先，要恭喜你。同时，也要感谢你，为国家发现了这么大一座金矿，这是大功一件。”领导先是肯定。

然后话锋一转。

“但是呢，根据我们国家法律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你当年买的，是山林的使用权，不包括地下的矿产资源。”

我心里一沉。

来了。

“所以，国家要对这座金矿进行开采。当然，考虑到你在这十年里，对这座山的投入和贡献，以及你作为发现者的功劳，国家会给你一笔合理的补偿。”

“多少？”我问。

领导伸出一根手指。

“十万？”我试探着问。

在1994年，十万块，已经是一笔天文数字了。

领导摇了摇头。

“一百万？”秀琴在我身后倒吸一口凉气。

领导还是摇了摇头，然后缓缓开口：

“一万。”

一万块。

我愣住了。

我看着领导那张一本正经的脸，突然想笑。

十年的血汗，十年的付出。

一座储量惊人，据说价值上亿的金矿。

最后，就值一万块钱的“补偿”？

“领导，你们这是打发叫花子呢？”我的火气“噌”地就上来了。

“李卫国同志，注意你的态度！”旁边一个干部敲着桌子，“这是国家的政策！是组织上的决定！给你一万，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照顾了！”

“照顾？”我笑了，“我李卫国辛辛苦苦十年，把一座荒山变成花果山，你们一句话就要收走？我那一百多棵果树怎么办？我那间小木屋怎么办？我流的那些汗，受的那些罪，就值一万块？”

“至于你山上的果树，我们会按照市场价格，给你评估补偿的。”领导慢悠悠地说。

“那我不同意呢？”我盯着他。

办公室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领导的脸色沉了下来。

“李卫国，我劝你想清楚。这是为了国家建设，为了大局。你不要因为个人的一点私利，对抗组织，对抗国家。”

一顶大帽子就这么扣了下来。

我突然觉得很累。

跟他们，是讲不通道理的。

“让我回去想想。”我站起身，拉着秀琴就往外走。

回到家，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秀琴给我倒了杯水，手都在抖。

“卫国，咋办啊？咱……咱斗不过他们的。”

是啊，我一个普通工人，拿什么跟他们斗？

那几天，我吃不下，睡不着。

我跑到山上，看着我一手一脚开垦出来的果园，看着那些挂满果实的树，心里像刀割一样。

这里，是我十年的心血啊。

难道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没了？

我不甘心。

我把我那张发黄的牛皮纸合同，翻来覆去地看。

上面白纸黑字写着：“使用权永久归其所有”。

永久！

我给在北京上大学的小军打了个电话。

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小军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爸，你别急。这事，我们不能就这么认了。我们有合同！现在是法治社会，得讲道理，讲法律！”

“法律？”我苦笑，“法律是他们说了算。”

“不一定！”小军的声音很坚定，“爸，你信我。我去找我的老师，他是学法律的。我们研究一下。你等我消息。”

挂了电话，我心里稍微有了一点底。

但更多的是不安。

那几天，厂里，街道，甚至区里的领导，轮番来我家“做思想工作”。

话里话外，都是威胁和利诱。

“老李，想开点，拿一万块钱，再给你儿子安排个好工作，多好？”

“李卫国，你别不识抬举！胳膊拧不过大腿！”

连王厂长都来劝我：“卫国啊，听哥一句劝，见好就收吧。跟国家作对，没你好果子吃。”

我把他们全都赶了出去。

我李卫国的字典里，没有“认怂”这两个字。

十年前，所有人都笑我傻，我没认。

十年后，所有人都逼我怂，我更不能认！

一个星期后，小军回来了。

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他还带回来一位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的老人。

“爸，这是我们学校的张教授，著名的法学专家。”

张教授看了我的合同，又听我讲了整个过程，点了点头。

“小李，你别怕。这个官司，有得打。”

张教授告诉我，根据当年的政策和法律，我这份合同是完全合法有效的。虽然矿产属于国家，但征用我的土地，必须给予我“合理”的补偿。

而“一万元”，显然是不合理的。

“他们这是在欺负你不懂法，想用行政压力逼你就范。”张教授一针见血。

“那……我们该怎么办？”我问。

“打官司。”张教授说得斩钉截铁，“把他们告上法庭。”

告状？

告官？

我这辈子想都没想过。

“能赢吗？”秀琴小声问。

“不一定能赢。”张教授很坦诚，“但是，能把事情闹大。能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不是他们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的。我们要的不是钱，是理，是公平。”

是理，是公平。

这五个字，一下子说到了我心坎里。

我豁出去了。

“好！我告！”

我一纸诉状，把市里告上了法庭。

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了。

我成了全市的头号新闻人物。

一个敢告政府的“刁民”。

压力排山倒海地涌来。

厂里直接给我办了停薪留职。

家门口，总有陌生人晃悠。

甚至有人半夜往我家窗户上扔石头。

秀琴吓得整夜整夜睡不着。

“卫国，要不……要不算了吧？我怕……”

我抱着她：“别怕。有我呢。大不了，我们还回去住那两间小屋，我回车间上班。这座山，我不要了。但这口气，我咽不下！”

开庭那天，法院门口围满了人。

我站在被告席上，对面坐着一排西装革履的干部。

我这辈子第一次上法庭，腿肚子有点转筋。

但我一想到张教授的话，一想到我那十年的汗水，我的腰杆就挺直了。

庭审很激烈。

对方的律师，抓住“矿产属于国家”这一点不放，指责我漫天要价，贪得无厌。

而张教授，则从合同的合法性、补偿的合理性、以及信赖保护原则等我听都听不懂的法律条文入手，据理力争。

他说，政府不能因为后来发现土地下有金矿，就单方面撕毁当年白纸黑字的承诺。

“如果政府的承诺可以随时推翻，那政府的公信力何在？法律的尊严何在？”

张教授最后这番话，掷地有声。

法庭上鸦雀无声。

那场官司，打了很久。

一审，我们输了。

意料之中。

但我没有放弃。

在张教授和小军的支持下，我们继续上诉。

这件事，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有几家有良心的报纸，开始报道我的故事。

从十年前被嘲笑的“冤大头”，到十年后勤劳致富的“果农”，再到如今为了权益状告政府的“硬汉”。

舆论开始慢慢转向。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同情我，支持我。

他们说，李卫国要的不是金山，要的是一个公道。

事情闹得越来越大，最后，惊动了省里。

省里派下来了调查组，重新审核这个案子。

最终，在省高院的调解下，我们和市里达成了和解。

我放弃那座山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作为补偿，政府一次性支付给我三百万。

并且，对我十年来的付出和发现金矿的功劳，进行公开表彰。

三百万。

在1995年。

那是一笔我几辈子都挣不来的钱。

拿到那张支票的时候，我的手一直在抖。

我没有欣喜若狂。

我只觉得，很累。

像跑完了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尘埃落定。

金矿开始正式开采。

山被夷为平地。

我种的那些果树，我盖的那间小木屋，都没了。

我再也没有回去过。

我用那笔钱，在市中心最好的地段，给小军买了一套大房子。

剩下的钱，我以小军的名义，成立了一个助学基金，专门资助那些像他一样，从山里走出来，想读书的穷孩子。

我和秀琴，没有搬进大房子。

我们还是住在家属楼。

只是把原来的房子重新装修了一下。

我也没有再回厂里上班。

我提前退休了。

每天的生活，就是养养花，遛遛鸟，跟秀琴一起去菜市场买菜。

日子过得平淡如水。

有时候，我会坐在阳台上，望着东边。

我知道，那个方向，曾经有一座属于我的山。

秀琴会给我端来一杯茶。

“又想你的山了？”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

“秀琴，你说，我这辈子，值吗？”

秀琴笑了，眼角的皱纹像花儿一样绽开。

“值。”她说，“你没白活。”

是啊，没白活。

我当过工人，当过农民。

当过别人眼里的傻子，也当过别人眼里的传奇。

我跟人斗过，跟天斗过，跟自己斗过。

我失去了一座山，但我赢回了一个理。

我没能给儿子留下一座金山，但我给他留下了一个挺直的腰杆。

2004年，我七十岁生日。

小军带着妻儿从北京回来给我祝寿。

他已经是国内顶尖的地质专家了。

饭桌上，他给我敬酒。

“爸，我敬你一杯。”

“这杯酒，不是因为你当年买了一座金山。”

“而是因为，你教会了我，人活着，得有点别人不理解的坚持。得有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

“你就是我心里，那座永不倒塌的山。”

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老酒辛辣，一如我的人生。

窗外，阳光正好。

我仿佛又看到了十年前，二十年前。

那个在车间里满身油污的工人。

那个在荒山上挥汗如雨的汉子。

那个在法庭上挺直脊梁的“刁民”。

他们一个个，都笑着，看着我。

我知道，他们都是我。

我，李卫国，这辈子，活得挺带劲。

来源：星闪雨为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