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把明朝灭亡单纯推给气候变化，那中国其他王朝的兴衰，是不是也和明末一样与气候相关？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细细探究。

明末席卷全球的小冰河期，常被当成压垮大明王朝的“气候绞索”。

在这百年难遇的极寒天气里，华北地区连年遭遇大旱，江南一带则洪水不断，粮食绝收后，流离失所的饥民像潮水般涌向京城。

不少历史学者都把明朝覆灭的原因归到这场天灾上，甚至有人感慨，清朝能入主中原，不过是“捡漏”的幸运儿。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把明朝灭亡单纯推给气候变化，那中国其他王朝的兴衰，是不是也和明末一样与气候相关？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细细探究。

一

明粉总爱把明朝灭亡的锅一股脑甩给明末小冰期，整天嚷嚷着“天亡大明”“清朝捡漏”，那架势仿佛只要当年气候稍微暖和那么一点点，大明就能千秋万代、永固江山似的。

可真要是翻开竺可桢先生《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构建的经典框架好好看看就知道，中国历史上哪里只有明末这一次小冰期？

四次典型的小冰期分别出现在商末周初（约前1100—前850年）、东汉末至西晋（250—350年）、唐末五代至北宋初（900—1000年），哪一次不比明末早？哪一次的王朝覆灭，能被说成是全怪气候的“天亡”？

先看商末周初的寒冷期，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明确指出：“约从公元前1100年即商末周初开始，县域进入寒冷期”。

这一时期竹类分布的北限大约向南后退1°-3°纬度，标志着从仰韶到殷墟时代的温和气候正式结束，中国转入了第一个寒冷期。可即便处在这样的寒冷气候中，也没人把商周更替简单归因于天气，因为王朝兴衰的核心从来不在自然，而在自身。

再看西汉，它亡于王莽篡汉（公元8年），那个时候正处在“秦汉温暖期”（前300—300年）的中段，年均温较现代高出1.5—2℃，气候条件好得没话说。

《史记·货殖列传》里清清楚楚写着，关中是“膏壤沃野千里”，山东“宜五谷桑麻六畜”，就连岭南地区都已经出现了双季稻种植。

汉武帝时期更是创下“太仓之粟陈陈相因”的繁荣景象，粮食多得吃不完。即便到了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垦田面积仍有8.27亿亩，粮食总产量约62亿斤，人均占有量高达570斤，这样的物质基础堪称雄厚。

可就是在这样优越的气候和经济条件下，王莽推行的“王田制”“五均六筦”等改革完全脱离实际，尤其是14年间四次大刀阔斧的币制改革，直接搞垮了全国的货币体系，还加剧了土地兼并，最终引发了赤眉、绿林大起义，葬送了西汉的江山。

《汉书·五行志》的记载更是直接打脸“气候亡国论”，西汉后期（前50—8年）全国性旱灾平均每10年才发生1.2次，灾害频率低得很，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是那些脱离实际的政策亲手毁了西汉，而非什么天灾。

接着看东汉，它亡于汉献帝禅位（220年），虽说是沾了第二次小冰期（250—350年）的边，但从实际灾害情况来看，完全算不上“天要亡它”。

根据竺可桢的研究，从大约公元初到公元600年的南北朝时期，中国进入第二个寒冷期，这一时期“平均温度较今约低0.7℃”。

而《后汉书·五行志》统计显示，东汉195年间共发生重大旱灾41次、水灾38次，年均才0.4次，频率并不算高。

就算到了灵帝时期（168—189年），黄河流域的旱灾频率也只是每5年1次，远远没到无法应对的地步。更何况东汉时期还有不少农业技术革新，有效缓解了气候带来的轻微压力。

崔寔在《四民月令》中记载的“区种法”，让干旱地区的亩产直接提高30%；南阳太守杜诗推广的水排冶铁技术，促进了铁制农具的普及，河北地区甚至出现了“垦田倍多，境内丰给”的景象。

可东汉真正的问题出在内部：从和帝到献帝的121年间，11位皇帝平均即位年龄仅9.5岁，这么小的孩子根本无法亲政，只能任由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朝廷治理彻底失效。

当时的豪族势力更是膨胀到了极点，“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而国家掌控的编户齐民，却从光武帝时期的4279万锐减至质帝时期的1500万，税源和兵源都快枯竭了。

等到黄巾起义（184年）爆发，朝廷因为财力匮乏，不得不允许地方自建武装，最终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东汉也就名存实亡了。

同样是沾了小冰期的边，明粉咋不说东汉是“天亡”？说白了就是赤裸裸的双标！

再看唐朝，它灭亡（907年）的时候，刚挨上第三次小冰期（900—1000年）的前夕，气候并没有到极端恶劣的程度。

竺可桢研究显示，从大约公元1000年到公元1200年的两宋时期，进入第三个寒冷期，这一时期年平均温度比现在约低2℃，而正宁县志也记载，两宋时期“县域气候处于寒冷期...到12世纪中叶达到最低点，比今天低将近2℃”，但唐朝末年还没到这个最冷的阶段。

数据显示，9世纪中后期中国东部湿润指数为1.28，仅比盛唐时期的1.32低一点，年降水量也只比开元年间（713—741年）减少5%，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微乎其微。

《唐会要》记载，当时长江流域“湖田广辟，桑柘满野”，农业一片繁荣；咸通年间（860—874年），江南漕粮年运量仍达120万石，足以维持关中地区的需求。

敦煌文献P.3633号《沙州都督府图经》也显示，西域的屯田“禾稼殷盛，果木繁滋”，说明西北农耕区也没有出现大规模收缩。

可唐朝的崩溃，根源在于安史之乱后形成的“藩镇—宦官—党争”三角死结。

全国49个藩镇中，仅有15个（主要位于江南）向中央缴纳赋税，像河朔三镇那样“自署官吏，不供贡赋”的割据势力，竟然持续了上百年。

宦官掌控的神策军，最多时达15万人，完全成了皇权的毒瘤——唐肃宗至昭宗的14位皇帝中，7人由宦官拥立，2人被宦官杀害。

牛李党争更是持续了40年（809—849年），让整个官僚体系陷入“日寻戈矛，不暇寝食”的内耗之中。等到黄巢起义（875—884年）席卷江南，失去了财税支柱的唐王朝迅速走向覆灭，而此时北方的年均温仅较盛唐下降0.8℃，还远远没突破农业生产的临界值。

明明是自身制度烂透了，怎么没人说唐朝是“气候亡国”？也就明粉，才会拼命把明朝的腐朽甩给老天爷。

最后说两宋，它们的灭亡更是把“气候非主因”的道理体现得淋漓尽致。北宋亡于靖康之变（1127年），正值第三次小冰期的尾声，年均温较现代低1.1℃，气候转冷确实让华北农耕区的北界从长城沿线南退到了海河平原，河北路的屯田也出现了“岁收仅足军食”的情况（《宋会要辑稿》）。

但宋朝人没有坐以待毙，占城稻（生长期仅100天）的推广直接创造了农业奇迹，据《鸡肋编》记载，江南地区出现了“早稻亩产二石，晚稻亩产一石”的双季稻丰收景象。

政和年间（1111—1117年），江南漕粮的运输量达到了600万石，占全国漕运总量的82%，这使得北宋即便在气候压力下，人口仍突破了1亿（1124年）。

南宋亡于崖山海战（1279年）时，气候已经进入回暖期，年均温接近现代水平。13世纪的气候转暖（较北宋高0.9℃），还促使棉花种植的北界从长江流域推进到了黄河流域，《农桑辑要》中就记载陕西、河南地区“木棉亦有多种”。

元军攻破临安（1276年）的时候，江南地区的粮食储备仍可供百万大军食用三年之久，可见南宋灭亡的主因，完全在于系统性衰竭，和气候没有半毛钱关系。

还有南宋朱熹在《申南康旱伤乞放租税及应副军粮状》中描述的当时旱灾情况：“伏睹本军今为久阙雨泽，早田旱损...今则早田十损七八，晚田亦未可知...访问耆老，皆云乾道七年之旱虽不止于如此，然当时承屡丰之后，富家犹有蓄积，人情未至惊忧”。

这恰恰反映了，即使在南宋寒冷期这样的气候背景下，灾害最终造成的影响，也与社会的应对能力、储备基础密切相关，而不是单纯由气候决定的。

再看元代的温暖期，研究表明，在五代至元之间的中世纪温暖期，中国农业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北宋时，在江、浙、闽、广、湖南、蜀川等地都有甘蔗种植”，“甘蔗盛于吴中”，甘蔗的经济种植北界比现代偏北近两个纬度。

同时，“冬小麦的北移”和“金朝茶树的变化”也显示了温暖气候对农业的积极影响。可即便有这样优越的气候条件，元朝也没能长久，最终还是因为制度腐败、民族矛盾等问题走向了灭亡。

这么多朝代的历史摆在这里，清清楚楚地证明了气候从来不是王朝兴衰的主因，明粉却偏要为明朝的制度失败找借口，把锅甩给小冰期，说到底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二

明粉总爱闭着眼睛渲染明末民不聊生、经济彻底崩溃，把所有烂摊子都一股脑甩给小冰期，整天哭丧着“天亡大明”，仿佛明朝就是被老天爷硬逼到绝路的。

可事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明末小冰期本就分阶段，1550—1620年是相对温和期，1620—1680年才是极端寒冷期，而明朝衰落的转折点1628年崇祯继位。

虽赶上个极端期，但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的万历至天启年间，社会经济明明繁荣得一塌糊涂，这脸打得简直响亮至极。

先说明成祖至明孝宗时期（1403—1505年）的“明朝盛世”，这个阶段本就处于小冰期初期，可气候带来的影响根本没到致命的地步。

《明实录》记载15世纪华北旱灾每10年才3.2次，比元代的4.5次还少，江南年均降水量有1100毫米，依然是适合水稻种植的好条件。

再加上朝廷推行“休养生息”政策，耕地面积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8.5亿亩（即《明太祖实录》记载的“八百五十七万六千二百三十三顷”，折合约8.5亿亩），一路增至弘治十五年（1502年）的10.5亿亩。

《明实录·孝宗实录》也明确记载：“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较洪武增二百万顷；梁方仲在《明代赋役制度》中也探讨过鱼鳞图册与黄册在土地统计中的作用，印证了这一增长。

《明史·食货志》同样记载：“洪武二十六年，核天下土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弘治时，官田视民田得七之一。”

耕地持续增加、农业基础稳固，这难道是“天要亡明”的迹象？明粉愣是选择性看不见。

再看嘉靖至万历前期（1522—1582年），这时候年均温较现代低1.2℃，确实有气候压力，但农业技术革新早就把这份压力对冲得明明白白。

万历年间，玉米、马铃薯在山西、陕西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当地耕地的15%。

何炳棣在《中国人口史》中也有相关记载，这些作物的耐旱特性让贫瘠山地的利用率直接提升30%，《农政全书·树艺》里也写着“今北土多树玉米，民资为粒，种之十得八九”。

江南地区推广“稻麦两熟制”，水稻亩产从宋代的2石提升至2.5石，樊树志在《晚明史》中也证实了这一增产成果；宋应星《天工开物·乃粒》记载的“区田法”在北方普及后，更是实现了“凡粟麦，亩收一石者，区种可收三石”，粟麦亩产直接提高20%。

还有万历《绍兴府志》中提到“湖州桑田，亩得茧百斤，丝十斤，其利倍于稼穑”，桑蚕业的收益远超粮食种植。明粉咋不提这些技术红利？光盯着零星天灾哭丧，仿佛明朝人都是坐以待毙的傻子。

就算到了1620—1644年小冰期最严酷的阶段，明朝核心经济区的发展数据也照样逆势上涨，压根没到崩溃的地步。

人口方面，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全国人口就有1.5亿，曹树基在《中国人口史·第五卷》中推测，崇祯三年（1630年）明朝人口约为1.9亿，即便按另一种说法崇祯三年增至1.7亿，也较明初增长了3倍。

粮食生产上，北方各省虽因连续17年大旱（《明史·五行志》）粮食减产40%，但江南、湖广地区凭借完善的水利设施和占城稻的广泛种植，粮食总产量仍比万历初年增长15%。

吴慧在《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中也验证了这一数据，《泉南杂志》里“闽广之米，仰给吴浙，岁漕数百万石”的记载，也能看出江南粮食对全国的支撑作用。

商业领域的繁荣更是藏都藏不住。气候压力促使经济重心加速南移，江南市镇呈现爆发式增长。

苏州府的市镇数量从弘治年间的29个激增至万历年间的59个。

樊树志在《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中详细记录了这一变化；松江府的棉布产业更是兴盛。

《松窗梦语》中描述“苏州之民，利尽棉布，织机之声彻夜不绝”，松江府棉布年销量高达2000万匹。

扬州钞关的商税收入也很可观，《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十九年，扬州钞关岁征银一十八万两有奇”，较嘉靖时期增长30%，

海外贸易方面，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明朝每年输入白银200吨，《阅世编》中提到“崇祯间，白镪充溢，南北通行，殆逾三亿”。

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更是明确崇祯年间全国流通白银达3.5亿两；《万历会计录》也记载“太仓银库岁入，万历中期至四百余万两”，财政储备相当充足。

江南的生丝产业表现尤为亮眼。《肇域志》中说“嘉兴滨海之地，尺寸之堤必树桑柘”，《便民图纂》也记载嘉兴、湖州“尺寸之堤，必树之桑”，万历年间浙江生丝产量较明初增长5倍。

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的“冷盆种”育蚕法，将茧丝长度从800米提升至1200米，让生丝质量大幅升级。

《补农书》中也提到“蚕桑之利，厚于稼穑；棉布之入，倍于丝绢”。国际市场对明朝生丝需求旺盛，《澳门纪略》记载“澳夷每岁运丝千六百担，值银百四十万两”，也就是崇祯十年（1637年）葡萄牙商人从澳门运出生丝1600担，价值144万两白银，《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也印证了这一数据。

而范金民在《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中说明，生丝出口占江南农业产值的35%。

再看看所谓的“天灾影响”，其实根本没波及全国核心经济区。

张德二在《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明清卷》中统计，1628—1644年直隶、山东、河南受灾州县占比虽高，但这些地区的耕地仅占全国22%，而江南、湖广、四川占全国耕地的55%，这些核心产区的水灾频率较正常年份仅增加12%。

而且江南地区早就有成熟的抗灾机制，《明经世文编》中周忱的奏疏就提到“苏、松、常、镇，水利大兴，旱涝有备，岁入倍蓰”，苏州、松江地区官绅修建的“减水坝”“涵洞网”，比如万历年间昆山至常熟的水利工程，受益农田达80万亩，让水灾损失控制在5%以内。

就算个别农户受点影响，也能通过种植棉花、染料作物弥补损失，《沈氏农书》中就明确写着“棉桑之利，三倍于稻”，《天下郡国利病书》也记载“陕北大饥，而吴下棉帛之利，反倍往岁”。

当然，明末确实有极端气候现象。《自然灾异志》综合史料记载，景泰四年（1453年）冬，太湖及杭嘉湖内河皆封冻，持续雨雪四十日，浙北最大积雪深度达六至七尺，冻死人民、牲畜甚众，还系统整理了明代浙江的洪涝灾害数据，

《明清宇宙期》等研究也论及“明清宇宙期”内（例如1470-1520年、1620-1720年、1840-1890年）的典型冷期，其中1620-1720年的冷期与明末清初高度重合。

学者通过对比元、明两代官方史书的旱灾记载，也发现明朝初期（14世纪末至15世纪中期）华北地区旱灾频率相对较低，但15世纪中后期（小冰期寒冷阶段）又显著上升。

可即便如此，明朝通过技术革新、水利建设、产业调整，依然具备强大的抗灾和经济调节能力，《日知录》中也提到“吴中岁办漕粮百万，而民间蓄积常足支数年”，《五杂俎》更是描述“江南地力虽瘠，工巧百出，桑麻鱼盐之利，尽入机杼”。

这么多实打实的文献记载和数据摆在眼前，明粉硬是选择性失明，看不见明朝经济的韧性和活力，看不见技术革新带来的抗灾能力，只会一味喊着“天亡大明”，把明朝自身的问题都推给气候，何其荒谬！

说白了，就是不愿承认明朝的灭亡根本不是天灾所致，而是自身制度腐朽的必然结果罢了。

三

明粉最津津乐道的就是“清朝捡漏”这套鬼话，整天幻想着清朝入关刚好避开了小冰期，纯属坐享其成捡了大明的便宜。

可史实偏要狠狠打他们的脸——清朝初年至中期，才是整个小冰期里最严酷、最折磨人的阶段，气候恶劣程度比明末狠了不止一个档次，可人家偏偏在这种地狱模式里搞出了康乾盛世！

先把证据摆出来，让明粉睁大眼睛看清楚：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还有张德二团队耗时多年编纂的《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足足梳理了8432种古籍、22万条气象数据），都清清楚楚证明了一个事实。

明末小冰期（1550—1700年）的极寒核心时段就是1620—1720年。而清朝1644年入关，到1722年康熙驾崩，刚好完整踩中了这个极寒周期，一点没落下！

肖杰、郑国璋等学者在《明清小冰期鼎盛期气候变化及其社会响应》中也明确将1560-1890年界定为小冰期鼎盛期，《清代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研究：进展与展望》一文也综合论述了清代气候变化的阶段性及其社会影响，这可不是随便编的！

北京17世纪中叶的冬季平均气温较现代低了足足2℃，初霜期提前30天以上，华北地区更是持续遭遇干旱和冻灾交织的绝境。

1689—1692年，山西、陕西、河南三省遭遇“四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仅山西一省因饥荒死亡的人数就高达81万，地方志里满是“树皮草根被剥食殆尽”的记载，这比明末的旱灾惨烈多了吧？

明粉咋不说说，这么狠的天灾，咋没把清朝给亡了？

清初的水患更是呈爆发式增长，1644—1722年间，全国性水灾的发生频率较明代直接激增40%，黄河作为“灾患之首”，决口次数从明代的年均0.7次飙升至1.2次。

《清史稿·灾异志》明确记载“康熙元年，黄河决兰阳，淹四十三州县”，《清实录》里也写着“漂没田庐无算，饥民遍野”，汹涌的洪水把豫、鲁、皖三省43个州县变成一片泽国；淮河更是频繁封冻。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6记载“顺治十年十二月，淮安大雪平地丈余，淮水冻合，车马行冰上”，《清史稿·灾异志》也有“康熙九年冬，淮冰复合，可行车马”的记录。

清初短短60年间，这种淮河河面冰封能行车马的奇景竟然出现了5次，而明代近三百年里才仅有3次。这气候恶劣到这份上，明粉还敢说清朝“捡漏”？

就算到了18世纪，所谓的“气候回暖”也微弱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波动极大。

姚檀栋团队对古里雅冰帽δ18O的高精度分析显示。

小冰期以来青藏高原气候经历了多次冷暖波动。17世纪中叶（约1620–1670年）达到小冰期最冷阶段，此后气温有所回升。

但进入18世纪，气候并未持续转暖，而是再次波动。

18世纪初气温虽从17世纪的极寒中有所恢复，但整体仍处于相对寒冷时期；至19世纪初，气温再次急剧下降，在约1820年达到冰芯记录中的最冷期，并持续到20世纪初。

《清史稿·灾异志》记载，雍正二年（1724年）直隶、山东“春夏不雨，秋禾绝收”，颗粒无收的农户只能举家逃亡。

乾隆八年（1743年）北京遭遇极端酷暑，《高宗实录》里写着“七月流火，人多热毙”，仅北京城内因高温死亡的人数就达11400人，街道上随处可见中暑倒毙的尸体，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长江中下游爆发“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荆州城被洪水完全淹没，“城内水深丈余，官署民房尽毁”，整座城市沦为泽国。

更夸张的是物候记录，康熙元年（1654年），福建、两广这些本该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地区，竟然出现了“冬，大雪四十余日，草木皆枯”的极端天气，连耐寒性较强的柑橘树都被成片冻死。

康熙十五年（1676年）江西遭遇“奇寒凛冽”，赣南地区传统的柑橘产区，果树死亡率高达90%，原本四季常青的果园变得一片荒芜。

更让人震惊的是，这种低温灾害竟波及热带边缘的海南岛：清代有4次明确记载——康熙二十二年（1683）文昌：“冬大寒，雨雪，海鱼冻死，椰槟尽枯”（《文昌县志》）、康熙二十三年（1684）琼山：“冬十一月，雨雪，卉木陨落，椰榔枯死过半”（《宣统琼山县志》）、康熙四十二年（1703）琼山：“冬，天雨雪如霜，若树皆萎，槟榔死过半”（《琼山县志》）、嘉庆二十年（1815）澄迈：“冬十一月，天降大雪，榔椰树木多伤”（《光绪澄迈县志》）。

明代有三次次相关记录——正德元年（1506）万州：“冬雨雪”（《正德琼台志》）、正德七年（1512）万州：“是年冬，全州降雪”（《正德琼台志》）。

崇祯九年（1636）临高的：“十二月十五日，下雪三日夜，树木尽枯”（《光绪临高县志》）已是明末。

论低温灾害的频次和严重程度，清朝分明比明末恶劣得多，可明粉咋不说“清朝该亡”？咋不说“天亡大清”？这般双标的嘴脸，也太明显了！

可偏偏就是在这样地狱级的气候条件下，清朝却硬生生实现了“灾害频仍而粮产递增”的奇迹，开创了实打实的康乾盛世。人家面对天灾，想的是怎么解决问题，而不是像大明那样坐以待毙，更不像明粉那样只会哭丧“天亡我朝”。

在治水方面，康熙十六年专门设立河道总督专司河务，《清会典事例》卷929也记载“康熙十六年设河道总督，岁支河银三百万两”。

靳辅、陈潢提出“治河当合河道、运道为一体”的整体方案，在1677—1688年治河高峰期。

《清史稿·河渠志》明确记载“靳辅治河十一年，筑堤自徐州至海八百余里”“建减水坝三十座，费帑金二百八十万”，累计修建堤坝1040里、减水坝18座，2800万两治河银的投入，相当于明代年均治河费用的12倍。

彻底改变了明末黄河“三年两决”的失控状态，为农业生产创造了稳定的环境。

在耕地开发方面，清朝展现出的拓荒力度远超前朝。

《清朝文献通考·田赋考》记载“顺治更名田二十万顷”，顺治年间推行的“更名田”政策，把明藩王的20万顷庄田无偿分配给无地农民，直接促成了《清朝文献通考·田赋考》中“康熙二十四年垦田六亿七百万亩”的成果，较清初增长11%。

在南方水乡，围湖造田的规模化推进堪称农业革命，洞庭湖周边兴起的“堤垸经济”，至乾隆中期形成大小堤垸1300余处，新增耕地400万亩，让湖南从“产粮有限”一跃成为“湖广熟，天下足”的核心产区。

太湖流域的“圩田升级工程”，通过修建五丈一闸的标准化水网，将苏州府的耕地从明代的900万亩增至1200万亩，配合“浅耕深耘、稀播密植”的耕作改良，水稻亩产达到2.5石，较宋代提升25%，创造了亚热带季风区“寸土寸金”的耕地利用典范。

《清朝通典·食货》也记载“雍正二年垦田八亿九千万亩”，耕地面积持续大幅增长。

在农业技术革新上，清朝更是下足了功夫。康熙皇帝亲自参与选育的“御稻种”，以生长期短（130天）、耐低温的特性，在江南实现了“早稻亩产三石、晚稻亩产两石”的双季丰收。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23记载“雍正末年御稻种推广十五万顷”，至雍正末年已推广至长江中下游1500万亩稻田，相当于新增300万吨粮食产能。

北方旱作农业区则依托《农政全书》的技术体系，将“区田法”从理论转化为实践，直隶地区通过“每亩开深沟，纳粪三尺”的集约耕作，使小麦亩产从明代的1石增至1.5石，山西粟米种植引入“间作套种”后，亩产提升20%。

即便在1690年山西大旱中，采用新技术的州县仍保持60%的收成。

何凡能等研究者也关注到清代农业技术改进和作物推广在应对气候压力方面的作用，吴慧在《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中更是证实，1720年全国1.2亿吨粮食产量中，水稻、小麦、粟三大传统作物占比高达95.7%，而番薯、玉米合计仅贡献1.2%，彻底驳斥了明粉所谓“清朝依赖美洲作物度荒”的无稽之谈。

在制度保障上，清朝也甩了大明几条街。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与雍正“摊丁入亩”政策，让隐匿的人口大量浮出水面。

《清实录》记载“康熙五十年丁二千四百六十二万”，到了“乾隆六年人口一亿四千三百四十一万”。实际人口早就突破1.2亿。

配套的粮食安全体系同步升级，《清史稿·食货志》记载“常平仓千九百余，贮谷四千八百万石”，全国1900座常平仓形成“省—府—县”三级储备网络，4800万石的储粮规模（约合57.6亿斤），足以应对任何单一省份的全年灾荒。

江南地区的“社仓—义仓”网络更实现了“一乡一仓”，《清史稿·食货志》也提到“社仓义仓遍设乡里，灾年粮价不逾十之一”，苏州府每个市镇平均储备粮食500石，确保灾年粮价波动不超过10%。

这种“藏粮于仓”与“藏粮于民”的结合，让1713年直隶、山东、河南在低温灾害中仍实现“粟米每石七钱”的平稳市价，较明末灾年粮价暴涨10倍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

从1662年到1722年，清朝的核心发展数据更是亮眼。

全国耕地从5.49亿亩增至8.51亿亩，粮食总产量从1.1亿吨跃升至1.6亿吨，人口从8000万增至1.2亿，三项核心指标同步实现50%以上的增长。这些成就的取得，靠的是官府主导的大规模治水工程（占同期财政支出22%）、精耕细作的技术升级（使单位亩产提升18%），以及土地政策的突破性调整（将30%的无主荒地转化为耕地）。

正如《湖广通志》记载的乾隆初年景象：“虽洞庭冰合、淮河断流，然堤垸相连处稻香四溢，官仓积粟可供三年之需”——这个在小冰期严寒中崛起的农业帝国，用制度创新与技术深耕，成功抵御了自然的侵害。

同样是面对小冰期，明朝扛不住就甩锅给老天爷，明粉跟着起哄“天亡大明”；清朝顶着更狠的天灾，却通过实打实的治理开创盛世。

明粉还死抱着“清朝捡漏”的论调不放，不如好好反省一下，为啥同样的气候压力，大明却烂到连天灾都扛不过去？！

四

明粉总爱把明朝灭亡的锅甩给小冰期，整天哭哭啼啼喊“天亡大明”，说白了就是自欺欺人，不敢面对大明制度烂到根儿上的真相。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的“大历史观”早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

气候变迁不过是检验王朝制度弹性的“试金石”，明朝的悲剧，是制度在稳定期滋生的惰性，让它彻底丧失了应对危机的基本能力，小冰期顶多是压垮这台腐朽机器的最后一根稻草，真把亡国归因于天气，纯属掩盖历史真相的懦夫行为！

先说说明朝中后期那堪称历代之最的土地兼并，《明实录》记载得明明白白，弘治十五年（1502年）全国耕地有10.5亿亩，而宗室、官僚占田就达2.2亿亩，足足占了全国耕地的五分之一强。

《明史·食货志一》也载：“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 而官田、民田之数，已见其略。

到了万历三十年（1602年），就连搞改革的张居正家族都占田8万亩，福王朱常洵就藩时的赐田更是夸张，《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四十六，万历二十八年四月丁未条记载：“诏赐福王赡田二千顷，如潞王例，中州腴土不足，取山东、湖广田益之。” 最终封地高达200万亩。

土地都被权贵霸占了，赋税却全压在老百姓身上——60%的赋税重担，硬生生落在了仅占30%耕地的自耕农头上。

《明史·食货志二》提到“一条鞭法”推行时的情况：“条鞭法行，谓均徭、里甲与两税为一，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

可实际执行中呢？官僚们借着“火耗、淋尖踢斛”等名目额外加派，江南地区的实际税负比法定税率高出40%，把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

1628年陕西大旱，三边总督杨鹤都看得明明白白，说“饥民止求一饱，非真有叛逆心”，可官府愣是视而不见，该催科的催科，该加赋的加赋，这能怪气候？分明是权贵和官僚们吸着民脂民膏，把国家根基蛀空了！

再看那烂到骨子里的官僚体系，早就把皇权架空，形成了“国势陵夷”的死结。张居正改革想清查一下土地，触动了士绅官僚的利益，结果他一死，改革就被全面反扑，万历皇帝干脆把“考成法”搁置了30年，导致六部“中外缺官至数千人”。

《明史·神宗本纪二》更是明确记载：“（万历三十七年）时上深居日久，中外章奏悉留中。……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四人，十三道止五人。”

整个官场形同虚设。到了天启年间，魏忠贤阉党与东林党人的斗争更是愈演愈烈，《明史·阉党列传》及《东林列传》等史料都有详细记载，《明史·魏忠贤传》载：“当是时，忠贤愤甚，欲尽杀异己者。……”

党争让官僚体系彻底陷入“宁负国家，不负朋党”的怪圈，大家眼里只有派系利益，哪有什么家国天下？

1640年李自成围攻开封，国家都快亡了，江南官僚还拖欠赋税320万两，户部尚书倪元璐只能哀叹“国家财赋，半耗于不急之务，半入于贪墨之手”。

看看汉唐宋，西汉有王莽改革，东汉有“度田制”，唐朝有“两税法”，宋朝有“方田均税法”，哪个王朝不是在危机中搞制度自救？

可明朝自张居正之后，再无任何实质性革新，1630年孙传庭请求赈济灾民，当时的内阁首辅温体仁竟以“灾荒乃常事”拒绝。

《明史·温体仁传》评价他：“体仁荷帝殊宠，益忮横，中伤善类，为政弗恤民瘼。”

其救灾不力可见一斑。这样的官僚体系，这样的治理能力，就算没有小冰期，明朝能长久吗？

最讽刺的是，1644年李自成进京，国库存银仅20万两，可王公大臣们的私产加起来却超过7000万两！《甲申纪事》等明末清初的笔记野史中，就常记载李自成进北京后，向明朝勋戚大臣追赃助饷得银数千万两的事，例如有“派饷于在京各官，不论用与不用。用者派少，令其自完；不用者派多，一言不辨即夹。……” 之类的描述，虽非正史，但流传甚广，从侧面反映了当时舆论认为官员贪墨积聚财富的普遍认知。

老百姓的日子呢？《沈氏农书》记载，明末江南佃农要把50%的收成上缴地主，清初学者张履祥在《补农书》中也描述：“佃户终岁勤动，祁寒暑雨；吾安坐而收其半。” 这比清初“摊丁入亩”后的30%高出20%，农民一年忙到头，连温饱都难保证。

1640年山东大饥荒，《明季北略》卷十三“责臣罪己”条记载的崇祯诏书里就间接反映了吏治问题：“……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惟此民穷，归咎于朕。……”

卷五“马懋才备陈大饥”条更是详细描述了惨状：“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

而官府不仅未能请赈，反而“催科日益”，甚至把赈粮低价贱卖牟利，最终导致“饥民相食，道殣相望”。

《明史·流贼传》序言中也分析明末民变原因：“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

很明显，天灾只是诱因，真正的根源是党局、民耗、法坏、赋重。

别的王朝在气候压力下，要么搞制度革新，要么推技术升级，总能找到活路。

可明朝呢？土地被兼并、官僚在贪腐、党争在内耗，整个国家机器彻底瘫痪，面对危机只会坐以待毙。

《明史·食货志六》记载，万历六年太仓岁入还有四百五十余万两，后来却“内帑匮竭，国用大绌”，这不是制度腐烂是什么？

明粉们偏偏看不见这些铁一般的史实，一门心思把锅甩给小冰期，说到底就是不愿承认大明亡于自身的腐朽无能。

这种自欺欺人的论调，不仅侮辱了历史，更辜负了“以史为鉴”的意义，说到底，不过是一群不愿面对现实的失败者的自娱自乐罢了。

五

明粉之所以死死抱住“气候亡国论”不放，不过是想找块遮羞布，掩盖明朝制度的积重难返、官僚集团的贪婪无度，以及皇权体制的僵化腐朽。

竺可桢、张德二的量化研究早已给出铁证：西汉、东汉、唐、宋亡国之际，气候灾害的强度与影响，皆远不及明末。

可这些王朝终究因制度崩坏而走向覆灭，明朝的灭亡，本质上也是同样的逻辑——制度失灵才是根源，气候不过是压垮腐朽机器的最后一根稻草。

把亡国责任一股脑推给小冰期，既是对明末官僚集团贪腐无能、尸位素餐的刻意遮蔽，更是对“以史为鉴”核心精神的公然背叛。

说到底，不过是明粉不愿正视、不肯承认，大明的崩塌，从来不是天亡，而是败于自身无可救药的腐朽罢了。

参考资料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张德二《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

姚檀栋团队古里雅冰帽δ18O分析

《明实录》

《明史·食货志》

《明史·神宗本纪》

《沈氏农书》

《明季北略》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张宪博《东林党复社研究》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康熙《御稻种推广实录》

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

靳辅《治河奏绩书》

《清实录》

《清史稿·河渠志》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陈锋《清代财政史》

《汉书·食货志》

《后汉书·光武帝纪》

冯茜《唐宋之际礼学思想的转型》

《四民月令》

《农政全书》

周魁一《中国水利史》

李平日《广东古树气候研究》

《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

孙传庭《白谷集》

《崇祯长编》

《明季北略》

彭慕兰《大分流》

岸本美绪《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