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空气又湿又黏，像一床发了霉的棉被，死死捂在你脸上。林子里什么味儿都有，烂叶子味，不知名野花的甜腥味，还有泥土里翻出来的土腥气，混在一起，就是一股子让人恶心又绝望的味儿。

那一年，我十九岁。

名字叫陈劲。

劲是劲头的劲。

可那时候，我身上半点劲儿都没有，全被南亚的鬼天气给抽干了。

空气又湿又黏，像一床发了霉的棉被，死死捂在你脸上。林子里什么味儿都有，烂叶子味，不知名野花的甜腥味，还有泥土里翻出来的土腥气，混在一起，就是一股子让人恶心又绝望的味儿。

我们连队在那片林子里钻了快半个月。

指导员说，这是穿插，是尖刀，要插进敌人的心脏。

我听着热血沸腾，可真到了这鬼地方，热血早就凉了，只剩下流不完的汗和打不死的蚊子。

还有蚂蟥。

那玩意儿无孔不入，你坐在地上歇口气，它就从裤管里钻进去，等你发现的时候，它已经吸得滚圆，像一颗紫黑色的葡萄。

班长老马是个三十多岁的老兵，他总说：“怕个卵，这是给我们放血排毒呢。”

说完，他用烟头“滋啦”一下烫在蚂蟥身上，那东西疼得一抽，就掉下来了。

我学不来。

我每次都是用刺刀小心翼翼地把它刮掉，然后看着腿上那个小血窟窿往外冒血，心里一阵阵发毛。

我怕的不是死。

真的。

那时候的年轻人，谁没在心里演练过一百遍怎么堵枪眼，怎么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

我怕的是这种死法。

不是轰轰烈烈地死在冲锋路上，而是被一条蛇咬了，或者踩进一个涂了粪的竹签陷阱里，烂在泥水里，悄无声息。

那太窝囊了。

那天下午，雾很大。

白茫茫的，三米开外就看不清人影。

我们小队呈战斗队形搜索前进，我和老马一前一后，中间隔着新兵蛋子李卫国。

李卫国是河北人，才十八，长得白净，不像当兵的，像个高中生。他总念叨他娘做的烙饼。

“等打完仗回家，我能一口气吃十张。”他不止一次对我说。

我当时还笑他：“出息。”

突然，前面“噗”的一声闷响。

不是枪声，像是……什么东西扎进肉里的声音。

我心里一咯噔。

老马反应最快，一个侧扑滚进旁边的灌木丛，吼了一声：“趴下！有埋伏！”

我几乎是本能地往地上一趴。

李卫国慢了半拍。

我就看见他愣在原地，胸口上，多了一支黑乎乎的箭。

他低头看了看，脸上是那种难以置信的表情，然后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哇”地吐出一口血。

然后，他就那么直挺挺地倒下了。

我脑子“嗡”的一下，炸了。

四面八方都是枪声，AK47那种特有的“哒哒哒”声，像爆豆子一样，又急又脆。

子弹“嗖嗖”地从我头皮上飞过去，打在树干上，木屑乱飞。

“还击！还击！”

老马在吼，他的冲锋枪已经响了。

我也抱着枪，胡乱地朝着枪声传来的方向扫射。

我什么都看不见，只看到白茫茫的雾里，好像有无数黑色的影子在晃。

我不知道打了多久，直到枪管烫得握不住。

身边渐渐没了声音。

我扭头一看，小队里其他人，倒了一片。

老马也趴在那儿，背上全是血，眼睛还睁着，望着我的方向。

他的嘴还在动。

我爬过去。

“活……活下去……”

他说完这三个字，头一歪，就再也没动过。

我浑身都在抖，不是冷的，是怕的。

彻骨的寒意从脚底板一直窜到天灵盖。

周围安静下来了。

静得可怕。

只能听到我自己的心跳声，像打鼓一样，“咚咚咚”。

还有雾气里传来的，轻微的脚步声。

“沙沙，沙沙。”

他们来了。

来打扫战场了。

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被俘虏。

我摸了摸腰间，最后一颗手榴弹还在。

我把手放在拉环上，手心全是汗，滑腻腻的。

我屏住呼吸，躲在一棵大树后面，像一只等着被宰的兔子。

脚步声越来越近。

一个黑色的影子从雾里慢慢显现出来。

是个越南兵，很瘦小，穿着一身土黄色的军装，戴着那种很有特点的凉盔。

是个女的。

我当时就愣住了。

她看起来比我还小，可能就十七八岁，脸很黑，但眼睛特别亮。

她端着一把AK，枪口微微下沉，一步一步，走得很小心。

她从李卫国身边走过，看都没看一眼。

她从老马身边走过，也看都没看一眼。

她的眼睛在搜索，像一头寻找猎物的豹子。

然后，她看到了我。

我们的目光在空气中撞上了。

那一瞬间，时间好像停了。

我能看清她脸上的每一丝细微的表情。

惊讶，然后是警惕，最后是一种……我看不懂的，复杂的眼神。

她手里的AK“哗啦”一下抬了起来，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我的眉心。

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

手指已经扣进了手榴弹的拉环，只要一用力，我们俩就一起完蛋。

可我动不了。

我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

我甚至觉得，死了也好。

死了就不用再怕了。

我闭上了眼睛。

一秒。

两秒。

十秒。

枪声没有响。

我悄悄睁开一条缝。

她还站在那儿，枪口还对着我。

但她的眼神变了。

不再是那种冰冷的杀意，而是一种……犹豫，或者说，是挣扎。

我的口袋里，一张照片滑了出来，掉在旁边的泥水里。

那是我临走前，我妈非要塞给我的，一张全家福。

照片上，我爸穿着旧中山装，一脸严肃。我妈穿着碎花衬衫，笑着。我站在中间，穿着新军装，笑得像个傻子。

她的目光落在了那张照片上。

她看了很久。

然后，她又抬起头，看着我。

她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没发出声音。

突然，她把枪口往旁边一偏，对着我身后不远处的一棵树，“哒-哒”两枪。

然后，她飞快地对我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另一只手指了指丛林深处，意思是让我快跑。

做完这一切，她转身就消失在了浓雾里。

我足足愣了一分多钟才反应过来。

求生的本能让我从地上一跃而起，什么也顾不上了，连滚带爬地朝着她指的方向没命地跑。

我不知道跑了多久，摔了多少跤，直到听见我们自己人的喊声。

“谁在那儿？口令！”

“猛虎！”我用尽全身力气喊了出来。

“下山！”

我得救了。

后来，我因为这次战斗中“孤身突围，带回重要情报”而立了三等功。

没人知道那个下午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也没对任何人说起过那个越南女兵。

这件事，成了埋在我心底最深的一个秘密。

一个我以为会带进棺材的秘密。

战争很快就结束了。

我退伍了。

回到老家那个北方小城，一切都好像没变，又好像全变了。

厂里给我安排了一个保卫科的闲差，每天的工作就是看大门，登记进出车辆。

日子过得像一杯温吞水。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我睡不着觉。

一闭上眼，就是那片湿热的林子，就是老马睁着眼睛的样子，就是李卫国胸口上的那支箭。

还有那个女兵的眼神。

我开始喝酒，喝很多。

只有喝醉了，才能睡个安稳觉。

我爸看不下去，骂我：“你这是要当一辈子吗？国家白培养你了！”

我妈就在旁边抹眼泪。

我知道他们为我好，但我控制不住。

我像个被拧断了发条的闹钟，停在了1979年的那个下午。

后来，我结婚了。

老婆叫李娟，是厂里工会介绍的，一个很本分，很踏实的女人。

她长得不漂亮，但很会过日子。

她知道我心里有事，但她不问。

她只是默默地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的脏衣服洗得清清爽爽，在我喝醉的时候，给我端上一碗热腾腾的醒酒汤。

她说：“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人得往前看。”

是啊，人得往前看。

道理我都懂。

可往前看，是什么呢？

还是这个小城，这个半死不活的厂子，这份看大门的工作？

我不甘心。

90年代初，改革的浪潮已经席卷全国。

老家也开始有了变化，街上出现了“个体户”，有了“发廊”，有了穿着喇叭裤的年轻人抱着吉他唱着我听不懂的歌。

我心里那点不甘分，开始像野草一样疯长。

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赵大军的电话。

赵大军，我们都叫他老赵，是我当兵时的战友，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他比我早退伍一年，脑子活，胆子大，一退伍就没回老家，直接去了南方。

电话里，他的声音又大又亮，带着一股子钞票的味道。

“阿劲！还他妈在厂里看大门呢？！”

“嗯。”我有点不好意思。

“来深圳！来我这儿！”他吼道，“这遍地是黄金！你再待下去就废了！”

深圳。

那是个只在新闻联播里听过的名字。

一个据说一天盖一层楼的城市。

我犹豫了。

我有老婆，有刚出生的女儿。

女儿叫陈梦，我希望她能有个好梦。

我把这事跟李娟说了。

我以为她会反对。

没想到，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去吧。”

“家里怎么办？”

“有我呢。”她看着我，眼神很坚定，“你心里那股劲儿憋太久了，再不放出来，人就真废了。去外面闯闯，成不成，都比现在这样强。”

我当时眼圈就红了。

一个大男人，在战场上没掉过一滴泪，那一刻却差点哭出来。

我抱着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就这样，我揣着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有跟亲戚朋友借来的几千块钱，坐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火车开了三天两夜。

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空气里全是汗味、泡面味和脚臭味。

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心里既兴奋又忐忑。

我不知道，这一走，是对是错。

1993年的深圳，就是一个巨大的工地。

到处是脚手架，到处是轰鸣的机器，到处是扛着蛇皮袋，眼神里充满渴望的外地人。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尘土和海风混合的味道。

老赵来火车站接我。

他胖了，黑了，穿着一件花里胡哨的港版T恤，脖子上挂着一条小指粗的金链子，手里拿着一个砖头一样的大哥大。

“阿劲！你可算来了！”他给了我一个熊抱，金链子硌得我生疼。

他开着一辆二手的丰田佳美，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

“看见没？”他指着窗外那些正在施工的高楼，“这，就是机会！”

老赵在华强北做电子生意，说白了就是倒卖。

从香港那边弄来电子表、计算器、收音机，然后卖到内地去。

他说：“这玩意儿，转手就是一倍的利。”

我跟着他干。

我没他那么能说会道，也不会喝酒套近乎。

我就负责验货、打包、发货。

我这人，就剩点力气和实在。

那几年，是我这辈子最累的几年。

每天睡不到五个小时，吃饭都是在仓库里解决。

深圳的夏天比越南还热，仓库里没空调，像个大蒸笼。

我每天光着膀子，汗水顺着脊梁沟往下淌，一天能喝掉一暖壶的水。

但我不觉得苦。

因为我看到了希望。

我每个月给家里寄钱，从一开始的几百，到后来的一两千。

李娟在电话里跟我说，她给家里换了电视，给女儿买了新衣服。

我听着，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我觉得自己像个真正的男人了。

能为老婆孩子撑起一片天。

慢慢的，我也攒了点钱，有了自己的小档口。

不再是给老赵打工，而是自己当了老板。

生意不大，就是做一些电子元器件的批发生意。

我把李娟和女儿也接到了深圳。

我们租了一个城中村的农民房，两室一厅，虽然又小又潮，但一家人能在一起，比什么都强。

女儿陈梦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广东普通话。

她很聪明，学习一直很好。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深圳的变化太快了。

我们刚来时还是土路的地方，几年后就变成了宽阔的柏油马路。

一栋栋高楼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霓虹灯把整个城市照得像白天一样。

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我们从农民房搬进了商品房，虽然只是个小两居，但那是我们自己的家。

我也买了车，一辆桑塔纳。

有时候，我开着车，行驶在深圳宽阔的滨海大道上，看着两边璀璨的灯火，会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我还是那个在北方小城看大门的陈劲吗？

我还是那个在越南丛林里吓得发抖的十九岁新兵吗？

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战争的记忆，像一张褪了色的旧照片，被我压在了箱底。

我很少再做噩梦了。

那个越南女兵的脸，也渐渐模糊。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

我会和老赵一样，变成一个满身铜臭味的深圳中年男人，每天谈论着房价、股票和孩子的升学。

直到1999年的那个夏天。

那一天，也是一个又湿又热的下午。

跟二十年前的那个下午很像。

我刚谈完一笔生意，对方是个香港老板，很挑剔，磨了半天，口干舌燥。

送走客户，已经过了饭点。

我开着车，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晃。

路过一个叫“城东”的工业区，这里聚集了很多小工厂和小作坊，环境很乱，到处是拉货的三轮车和行色匆匆的工人。

我肚子饿得咕咕叫。

看见路边有一家不起眼的小店，招牌上写着三个字：越南粉。

我心里一动。

来深圳这么多年，我还从没吃过这东西。

鬼使神差地，我把车停在路边，走了进去。

店面很小，就四五张桌子，油腻腻的。

一个中年男人在灶台后忙活，应该是老板。

店里没什么客人，只有一个穿着工服的男人在埋头呼啦呼啦地吃粉。

“老板，来碗招牌的。”我找了个靠墙的位置坐下。

“好嘞！”老板头也不抬地应了一声。

很快，一碗热气腾腾的粉就端了上来。

汤很清，上面飘着几片牛肉，几颗豆芽，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绿色香料。

一股奇特的香味钻进我的鼻子。

这个味道……

很熟悉。

一下子就把我拽回了二十年前的那片丛林。

那股烂叶子和野花混合的甜腥味。

我心里一阵烦躁。

他妈的，吃个饭都不得安生。

我拿起筷子，没什么胃口地挑着碗里的粉。

“阿玲，过来把这张桌子收一下！”老板朝着里屋喊了一句。

“来了。”

一个略带沙哑的女声回应道。

然后，一个穿着围裙的女人从里屋走了出来。

她大概四十多岁的样子，身材有些发福，头发简单地在脑后挽成一个髻，几缕汗湿的头发贴在额头上。

她的脸上刻着明显的岁月痕迹，眼角和嘴角都有了深深的皱纹。

很普通的一个中年妇女。

在深圳，这样的女人，满大街都是。

她拿着抹布，默默地走到旁边那张桌子，开始收拾客人吃剩的碗筷。

我本来没在意。

只是无意中抬起头，瞥了她一眼。

就是这一眼。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然后，开始疯狂地加速。

“咚！咚！咚！”

比二十年前在丛林里听到的心跳声还要响。

我手里的筷子，“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

是她。

不会错的。

虽然她老了，胖了，脸上的皮肤也粗糙了。

但是那双眼睛。

那双眼睛，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

又大又亮，眼神里带着一种倔强和……疲惫。

我敢肯定，这双眼睛，我看过一次，就刻在了脑子里，一辈子都忘不掉。

我像被雷劈了一样，定在原地。

浑身的血液好像都凝固了。

是她吗？

真的是她吗？

怎么可能？

全世界几十亿人，全中国十几亿人，怎么可能就在深圳，就在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店里，让我给遇上了？

这比我当年中彩票的几率还低。

我一定是看错了。

是啊，肯定是太累了，出现幻觉了。

我低下头，想去捡筷子，但我的手在抖，抖得厉害，根本不听使唤。

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我再次抬起头，仔细地看她。

她正弯着腰，把碗筷一个个摞起来，动作很麻利。

侧脸的轮廓……鼻梁的弧度……

越看越像。

越看我心里越是翻江倒海。

她收拾完桌子，端着盘子，转身准备回后厨。

就在她转身的那一刻，我们的目光，再一次对上了。

隔着二十年的时光。

隔着一场早已被遗忘的战争。

隔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她的眼神里，是茫然，是疑惑。

她可能在奇怪，这个男人，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着自己。

她冲我礼貌性地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

然后，她就端着盘子，走进了后厨。

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碗里的粉，热气已经散了，汤也开始凉了。

我脑子里乱成一锅粥。

是她。

我百分之百肯定，就是她。

那个在1979年的雨林里，用枪口指着我，最后却放了我一马的越南女兵。

我该怎么办？

上去跟她相认？

我说什么？

“嘿，你还记得我吗？二十年前你没杀我那个。”

她会不会把我当成疯子？

或者，她会害怕？

毕竟，我是她当年的“敌人”。

我现在出现在她面前，她会怎么想？以为我是来寻仇的？

我拿起桌上的水杯，猛地灌了一大口凉水。

不行。

我不能就这么走了。

如果今天错过了，我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安宁。

那个埋藏了二十年的秘密，那个改变了我一生的瞬间，我必须弄清楚。

我必须知道，她为什么放过我。

我必须知道，她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这不仅仅是好奇。

这是一种……执念。

是压在我心头二十年的一块巨石，今天，我必须把它搬开。

我站起身，走到柜台前。

老板正在算账，头也不抬地问：“一共八块。”

我从钱包里掏出一张十块的递过去。

“老板，”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刚才那个……收拾桌子的大姐，是越南人？”

老板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是啊，怎么了？”

“哦，没什么，就听她口音有点像。”我胡乱编了个理由。

“她叫什么名字？”我又问。

老板有点不耐烦了：“你查户口的啊？她叫阿玲，阮氏玲。找她有事？”

阮氏玲。

阿玲。

我把这个名字在心里默念了一遍。

“没事，没事。”我摆摆手，转身准备走。

可我的脚像灌了铅一样，迈不动。

我回头看了一眼后厨的门帘。

心一横。

我今天必须见到她。

我走到店门口，没有离开，而是靠在墙边，点了一根烟。

烟雾缭绕中，我看着店里。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她又从后厨出来了，手里提着一个垃圾桶，看样子是要去倒垃圾。

她低着头，从我身边走过，没有看我。

我跟了上去。

垃圾站就在旁边的小巷子里。

巷子很窄，很脏，堆满了各种杂物。

她把垃圾倒进垃圾桶，然后直起腰，捶了捶后背。

就是现在。

我走上前去。

“你好。”

我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巷子里，显得很突兀。

她吓了一跳，猛地回过头，警惕地看着我。

“你……你有什么事吗？”她的普通话带着很浓的口音，但能听懂。

我看着她的眼睛。

是的，就是这双眼睛。

我紧张得手心冒汗。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我问出了这句最老套的搭讪台词。

她皱起了眉头，仔细地打量着我。

“先生，你认错人了吧？我不认识你。”她摇摇头，转身就要走。

“等等！”我急了，一把拉住了她的手腕。

她的手腕很粗糙，能摸到常年干活留下的老茧。

她像触电一样，猛地把手抽了回去，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愤怒。

“你想干什么！”她后退了两步，靠在墙上，声音都变了调。

我意识到自己太鲁莽了。

“对不起，对不起。”我连忙道歉，“我没有恶意。”

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问：“1979年，谅山外围的丛林里，你……还记得吗？”

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死死地盯着她的脸。

她的身体，猛地一僵。

脸上的血色，“唰”地一下全退了，变得惨白。

瞳孔在一瞬间放大。

那种表情，不是疑惑，不是茫然。

是震惊。

是如同见鬼了一般的震惊。

我知道，我没有认错人。

就是她。

她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只是用那双惊恐的眼睛看着我。

“你……你……”

“那天下午，雾很大。”我继续说，声音也有些颤抖，“我的战友都牺牲了，我躲在一棵树后面，你发现了我。”

我每说一句，她的脸色就更白一分。

“你用枪指着我，”我指了指自己的眉心，“但是，你没有开枪。”

巷子里死一般地寂静。

我能听到自己和她的呼吸声，都又急又重。

“我的口袋里，掉出来一张照片。”我看着她，说出了那个最关键的细节，“一张全家福。”

当我说出“全家福”三个字的时候，她身体最后一丝力气好像被抽干了。

她靠着墙，慢慢地滑坐到了地上。

她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开始剧烈地耸动。

压抑的、细微的哭声，从她手臂间传了出来。

我站在那里，手足无措。

我预想过很多种重逢的场面。

我想过她可能会不承认，想过她可能会惊慌失措，甚至想过她会报警。

但我从没想过，她会是这种反应。

哭声里，没有重逢的喜悦，也没有被揭穿的恐惧。

只有一种……无尽的悲伤和委屈。

好像我刚才那几句话，不是在揭开一个秘密，而是在揭开一道血淋淋的伤疤。

过了很久，她的哭声才渐渐停了下来。

她抬起头，眼睛又红又肿，脸上全是泪痕。

她看着我，眼神很复杂，有悲伤，有恐惧，还有一丝认命般的绝望。

“你想怎么样？”她沙哑地问。

“我……”我一时语塞。

是啊，我想怎么样？

把她扭送到公安局？说她是当年的敌特？

别开玩笑了。

那场战争都过去二十年了。

“我不想怎么样。”我蹲下身，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温和一些，“我就是想……跟你说声谢谢。”

她愣住了。

“谢谢？”

“对，谢谢你当年，没有开枪。”

我说的是真心话。

如果没有她，就没有后来的我，没有我的家庭，没有我女儿，没有我现在拥有的一切。

她看着我，眼神里的戒备和恐惧，似乎消散了一些。

取而代代的是一种深深的疲惫。

“都过去了。”她低声说，像是在说给我听，又像是在说给自己听。

“你……这些年，过得好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她自嘲地笑了一下，笑容比哭还难看。

“好？你看我这样子，像是过得好的吗？”

她指了指自己身上那件沾满油污的围裙，又指了指这条又脏又臭的小巷子。

“我叫阮氏玲。”她看着我，缓缓地说，“我们村子，就在谅山附近。那年，我十六岁。”

她说，战争开始的时候，村里的男人都被征召走了，包括她的父亲和两个哥哥。

后来，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再后来，战火烧到了她们村子。

村里的女人和孩子，都被组织进了民兵队。

发给她们枪，教她们怎么埋地雷，怎么打冷枪。

“我不想杀人。”她说，眼泪又流了下来，“我看到血就怕。但是他们说，你们是侵略者，是来抢我们土地，杀我们家人的。不杀了你们，我们就要死。”

“那天在林子里，我看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开枪。”

“我哥哥就是被你们的炮弹炸死的，尸首都找不到。”

“但是……”她顿了顿，声音更低了，“我看到你那张照片。”

“你看起来，比我还小。你照片上的妈妈，笑起来，跟我妈妈很像。”

“我突然就在想，如果我杀了你，你妈妈会不会也像我妈妈一样，每天坐在村口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我下不了手。”

“我朝天开了两枪，让你快跑。我当时想，就当我……为我哥哥积点德吧。”

我听着，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又酸又胀。

原来，这就是真相。

没有复杂的政治原因，没有深奥的人性挣扎。

就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在扣动扳机的那一瞬间，想到了自己的妈妈，然后，动了恻隐之心。

就这么简单。

简单得让人心碎。

“后来呢？”我问。

“后来，战争结束了。但我们那儿，已经全毁了。田地里全是地雷，房子也塌了。没法活了。”

她说，九十年代初，她听说在中国南方，有很多工厂，能赚钱。

她就跟着同乡，偷渡到了广西，然后一路辗转，来到了深圳。

没有身份，没有学历，只能打黑工。

在工地搬过砖，在餐厅洗过碗，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

“这家粉店的老板，是我同乡，看我可怜，才收留我。”

“一个月八百块。包吃住。”

她平静地叙述着这一切，好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我心里却翻江倒海。

我，陈劲，当年的“战斗英雄”，如今身家百万，开着小车，住着楼房。

而她，阮氏玲，当年救了我一命的恩人，却在这个城市的角落里，为了一个月八百块钱的工资，苦苦挣扎。

这他妈的叫什么事！

命运，真是个喜欢开玩笑的混蛋。

“你结婚了吗？有孩子吗？”我问。

她点点头：“嫁给了一个四川来的建筑工人。后来他……在工地上出事，摔断了腿，回老家了。”

“我们有一个儿子，今年十五岁了，在读初三，学习很好。”

说到儿子，她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一点光彩。

“我想多赚点钱，供他上大学。他想考北京的大学。”

我看着她，看着她那张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脸，看着她那双充满希望又充满疲惫的眼睛。

我从钱包里，掏出所有现金。

大概有三千多块。

我塞到她手里。

“你干什么！”她像被烫到一样，猛地把钱推了回来，“我不要你的钱！”

她的反应很激烈，眼神里又充满了警惕。

“我不是在施舍你！”我急了，“这……这是我欠你的！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

“我救你，不是为了让你还钱！”她站起身，情绪很激动，“我说了，都过去了！我不想再跟过去有任何关系！你走！你快走！”

她几乎是把我往巷子外面推。

“我求求你，就当我从来没见过你，你也从来没见过我，好不好？”

她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哀求。

我明白了。

她怕。

她怕我这个“过去”的出现，会打破她现在虽然艰辛但还算平静的生活。

她一个没有身份的黑工，最怕的就是惹上麻烦。

我如果大大咧咧地给她钱，反而会害了她。

我站在巷子口，看着她瘦弱的背影消失在后厨的门帘后，心里五味杂陈。

我没有再回粉店。

我开着车，在深圳的夜色里漫无目的地游荡。

车窗外是万家灯火，流光溢彩。

可我心里，却是一片冰冷的黑暗。

我该怎么帮她？

直接给钱，她不要。

给她找个好点的工作？她没有身份证明，正规的公司根本不会要。

难道我就眼睁睁地看着我的救命恩人，在这个城市的底层苦苦挣扎？

我做不到。

我陈劲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也知道什么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何况，她给我的，是救命之恩。

第二天，我又去了那家越南粉店。

这次，我没再去找她。

我像个普通食客一样，点了一碗粉，吃完，付钱，走人。

第三天，我又去了。

第四天，我又去了。

我成了那家店最忠实的顾客。

有时候我一个人去，有时候我带着公司的员工去，有时候我请客户去。

我对他们说：“这家店味道很正宗，老板是越南华侨，不容易，我们多来捧场。”

老板一开始还觉得奇怪，后来渐渐也习惯了。

每次看到我，都会热情地打招呼：“陈老板，又来啦！”

每次去，我都能看到阿玲在店里忙碌的身影。

她还是那样，沉默寡言，埋头干活。

她看到我，会下意识地躲闪，眼神不敢跟我接触。

我也不去打扰她。

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默契。

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知道她最大的秘密，她也知道我最大的秘密。

但我们，一句话都不说。

一个月后，我找到了粉店老板。

我请他去附近最好的酒楼吃饭。

酒过三巡，我对他说了我的想法。

“黄老板，我看你这家店，生意不错，但地方太小了，装修也旧了点。”

“是啊，”黄老板叹了口气，“我也想换个大点的地方，可手头紧啊。”

“我想投资你的店。”我说。

黄老板愣住了：“陈老板，你……你不是开玩笑吧？”

“我从不开玩笑。”我给他倒上一杯酒，“我出钱，你出技术和管理。我们把店面扩大，重新装修，做成深圳最高档的越南餐厅。赚了钱，我七你三。”

黄老板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但他又有些犹豫：“陈老板，你图什么啊？这小本生意，你也看得上？”

“我图的，不是钱。”我看着他，“我只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店里所有的老员工，都必须留下。尤其是阿玲，阮氏玲。要给她涨工资，给她最好的待遇，还要想办法，帮她解决她儿子的户口和上学问题。”

黄老板是个聪明人。

他看着我，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陈老板，你这个朋友，我交了！”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新的餐厅很快就开业了。

名字叫“西贡往事”。

我请了最好的设计师，把餐厅装修得既有越南风情，又很现代雅致。

开业那天，我没有去。

我只是让老赵送去了一个最大的花篮。

后来，老赵回来跟我说：“行啊你小子，不声不响搞了个副业。那餐厅，气派！服务员都穿着奥黛，跟电影里似的。”

“阿玲呢？”我问。

“阿玲？谁啊？”

“就是那个……四十多岁，个子不高，有点胖的那个。”

“哦，你说玲姐啊！”老赵一拍大腿，“她现在是领班了！穿着一身干净的制服，精神着呢！就是话不多，老是低着头。”

我听着，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我没有再去过“西贡往事”。

我怕我的出现，会打破她好不容易得来的平静。

我只是偶尔会从黄老板那里，听到一些关于她的消息。

黄老板说，阿玲工作很努力，很负责，客人都很喜欢她。

黄老板说，他托了关系，正在帮阿玲的儿子办积分入户，应该快了。

黄老板说，阿玲的儿子考上了深圳中学，那是全市最好的高中。

每次听到这些，我都会由衷地感到高兴。

我觉得，我当年的那笔“投资”，是我这辈子做得最正确的一笔生意。

时间一晃，又是几年过去。

女儿陈梦也考上了大学，去了北京。

我和李娟，也成了真正的中年人。

我的生意不好不坏，深圳的房价越来越高，我的白头发也越来越多。

生活，就像那碗越南粉的汤，看起来清汤寡水，但里面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

有一年春节，女儿从北京回来。

一家人吃饭的时候，她突然说：“爸，我给你和妈在‘西贡往事’订了位子，明天我们去尝尝，听说特有名。”

我愣了一下。

李娟说：“好啊，我早就听你王阿姨说那家店不错，一直想去呢。”

我没法拒绝。

第二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去了“西贡往事”。

餐厅里人很多，生意很火爆。

一个穿着奥黛的年轻服务员把我们引到预留的位子上。

我环顾四周，没有看到阿玲的身影。

心里，竟有一丝说不出的失落。

我们点了菜。

女儿叽叽喳喳地跟我们说着学校里的趣事。

李娟一脸慈爱地看着她。

我看着她们娘俩，心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和温暖。

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过来。

是阿玲。

她穿着一身深紫色的奥黛，应该是餐厅经理的制服。

她比几年前胖了些，但气色好了很多，头发也打理得很整齐，脸上化了淡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了不少。

她手里拿着一个本子，正在巡视餐厅。

她走到了我们桌旁。

“几位好，菜品的味道还合口吗？”

她的声音很柔和，普通话也标准了很多。

李娟笑着说：“很好，味道很正宗。”

女儿也说：“阿姨，你们店的春卷真好吃。”

阿玲笑了笑：“谢谢，喜欢就好。”

然后，她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脸上。

这一次，她的眼神里，没有了惊恐，没有了躲闪。

只有一种……平静和坦然。

我们对视了足足有三秒钟。

“这位先生，”她看着我，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了。

我听到我的女儿惊讶地问：“爸，你认识这位阿姨？”

我听到我的妻子关切地问：“老陈，你怎么了？”

我没有回答她们。

我只是看着阿玲，点了点头。

然后，我笑了。

发自内心地笑了。

“是的。”我说，“我们见过。”

“在很久，很久以前。”

来源：渝鲜生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