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风卷着内蒙过来的沙子，糊得人睁不开眼，也糊住了胡同里灰扑扑的屋顶和光秃秃的树杈。

1988年，北京的冬天来得又早又横。

北风卷着内蒙过来的沙子，糊得人睁不开眼，也糊住了胡同里灰扑扑的屋顶和光秃秃的树杈。

我叫李卫东，那年三十岁，在一家半死不活的国营纺织厂里当电工，每天的工作就是跟一堆比我还老、还不想动的机器打交道。

下班铃一响，我蹬上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顶着风往家蹿。

车把上挂着二两猪头肉，用油纸包着，是我闺女点名要的。老婆小芳没工作，在家带着孩子，一家三口就指着我那点死工资，日子过得紧巴巴，跟那风箱里的风似的，呼啦呼啦，听着热闹，其实全是空的。

回到家，屋里一股子煤烟味儿混着饭菜香。我妈正坐在小马扎上，就着昏黄的灯泡缝补我的工作服，一针一线，像是要把自己的命都缝进去。

“回来了？”她头也不抬。

“嗯。”我把猪头肉放桌上，“给婷婷解馋。”

我闺女婷婷从里屋跑出来，看见猪头肉，眼睛都亮了。

小芳端着一盘炒白菜出来，看了我一眼，嘴动了动，没说话，但那眼神我懂，又是嫌我乱花钱。

我懒得理她，脱了棉大衣，就着洗脸盆里的凉水胡乱搓了把脸，水跟刀子似的割在脸上，倒让我清醒了不少。

这就是我的生活，二十年来，日复一日。

自从1968年我爹出事以后，我们家就从天上掉进了泥里。

我爹叫李建诚，原来是厂里的技术员，老实巴交的一个人，见谁都笑，连只鸡都没杀过。

然后，一夜之间，他就成了“现行反革命”。

罪名是“蓄意破坏生产，偷听敌台，书写反动标语”。

我那时候才十岁，什么都不懂。只记得一群戴着红袖章的人冲进我们家，把东西砸得稀巴烂，把爹按在地上，拳打脚踢。

我爹的眼镜碎了，镜片扎进肉里，血顺着脸往下淌。

他没喊疼，就那么看着我，眼神里全是慌张和……让我快跑的意思。

我被吓傻了，尿了一裤子。

我妈抱着我，哭得撕心裂肺，被人一脚踹开。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我爹。

半个月后，一张纸，几行字，通知我们去领骨灰。

枪决。

两个字，把我妈的天给打塌了，也把我整个童年砸得粉碎。

“反革命的狗崽子”，这个名头跟了我整整十年。

上学被人打，走路被人吐唾沫，连分个馒头都轮不到我。

我学会了用拳头说话，用冷漠伪装自己。谁敢惹我，我能跟他拼命。

后来运动结束，乱七八糟的帽子都摘了，可我爹那个“现行反革命”的案子，就像一口钉死的棺材，没人再提，也没人敢提。

我们家就像活在所有人的记忆盲区里。

日子就这么凑合着过。我长大了，接了我爹的班进了厂，娶了小芳，生了婷婷。

我以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直到那天晚上。

我们一家人刚坐下吃饭，门“咚咚咚”地被敲响了。

这年月，晚上很少有人串门。

我有点不耐烦，“谁啊？”

没人应声，又是几下不轻不重的敲门声。

我心里骂了句“他妈的”，起身去开门。

门一开，门口站着个老头。

大概六十多岁的样子，头发花白，梳得一丝不苟。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干部服，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脚上的黑布鞋沾着些泥土。

他不说话，就那么看着我。眼神很复杂，有紧张，有愧疚，还有一种我说不清的恐惧。

“你找谁？”我皱着眉问。这人看着面生。

他嘴唇哆嗦着，目光越过我，看到了屋里我妈的侧影。

他整个身子都开始发抖。

然后，就在我毫无防备的时候，他“噗通”一声，对着我们家门，直挺挺地跪下了。

我操。

我当时脑子里就炸了。

这他妈什么情况？碰瓷碰到家门口了？

胡同里本来就没几家亮灯的，他这一跪，立刻就有好事儿的邻居从窗户里探出头来。

“这干嘛呢？”

“李卫东家门口，跪着个老头！”

我脸“刷”地一下就红了，火气直冲脑门。

“你有病吧！赶紧给我起来！”我上去就想把他拽起来。

可那老头跟长在地上似的，死活不肯动。

他仰着头，看着我，老泪纵横。

“我对不起你们家……我对不起李建诚大哥……”

他一开口，我浑身的血都凉了。

李建诚。

我爹的名字。

已经快二十年，除了家里人，我没听过任何一个外人提起过这个名字。

我妈听见动静，也走了出来。

当她看到跪在地上的那个老头时，手里的抹布“啪”地掉在了地上。

她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整个人都在发抖。

“张……张伯轩？”我妈的声音都在打颤。

老头哭得更厉害了，“嫂子……是我……我对不起你们……”

张伯-轩。

这个名字像一把生锈的钥匙，猛地插进了我记忆的锁孔里。

我爹出事那年，他好像是革委会的一个什么……文书？

专门负责整理材料，写报告的。

我有点印象，他来过我们家，跟我爹下过棋，还夸我聪明。

他怎么会跪在这儿？

“你给我起来！有话进来说！”我压着火，不想让邻居看更多的笑话。

我使了狠劲，几乎是把他从地上架起来的。

他腿都软了，半个身子都靠在我身上。

我把他拖进屋，一脚把门踹上，隔绝了外面所有探究的目光。

小芳和婷婷都吓坏了，缩在墙角。

我把那叫张伯轩的老头扔在凳子上。

他还在哭，鼻涕眼泪糊了一脸。

“说！到底怎么回事！”我盯着他，声音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二十年了，你跑来我们家门口跪着，算怎么回事？”

我妈扶着桌子，慢慢坐下，死死地盯着他，一言不发。

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死人。

“卫东……嫂子……”张伯轩喘着粗气，从怀里掏出一个手绢，擦了把脸，“我对不起建诚大哥……他那个案子……是冤枉的！”

“冤枉的？”我冷笑一声，“这他妈用你说？我十岁就知道我爹是冤枉的！他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会是反革命？”

我的声音越来越大，胸口的怒火烧得我喉咙发疼。

“我问你的是，二十年了！你他妈早干嘛去了？现在我爹坟头草都换了几茬了，你跑来说他是冤枉的？你安的什么心！”

“卫-东！”我妈厉声喝止了我。

她很少这么大声跟我说话。

她看着张伯轩，声音沙哑地问：“老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今天来，就把话说清楚。”

张伯轩哆哆嗦嗦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手抖得几次都对不准嘴。

我一把抢过来，给他点上。

他猛吸了一口，像是要吸进肺里，呛得剧烈咳嗽起来。

等他缓过来，才缓缓开口。

“那年……那年运动刚起来，厂里成立了革委会，我是里面的办事员，就是……写写材料。”

“建诚大哥是技术员，人又好，跟谁都处得来。可就因为这个，有人……有人嫉妒他。”

“谁？”我追问。

“王志刚。”

王志刚。

这个名字我也有印象。当时是车间的主任，一个特会见风使舵的人。

“王志刚自己没本事，总想往上爬。建诚大哥当时搞了个技术革新，能让机器的效率提高不少，厂里准备给他报功。王志刚眼红，就想把功劳抢过去。”

“建诚大哥那脾气你们知道，老实，但认死理。他不同意，说这技术是他一宿一宿熬出来的，凭什么给你王志刚？”

“就为这事儿，王志刚就恨上他了。”

张伯轩又抽了口烟，烟雾缭绕，他的脸在烟雾后显得更加苍老和痛苦。

“那时候，抓‘反革命’的风声正紧。王志刚就动了歪心思。他知道建诚大哥喜欢听广播，有时候会调到一些国外的音乐台。他还知道建诚大哥有写日记的习惯。”

“他就……他就跟革委会举报，说建诚大哥偷听敌台，还把日记里一些……一些抱怨生活的话，说成是反动言论。”

“我……我就是那个负责整理材料的。”张伯轩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叫，“王志刚是革委会的副主任，他拿着那些所谓的‘证据’，逼着我写报告。那份把建诚大哥定成‘现行反革命’的报告……是我亲手写的。”

他说完这句话，把头深深地埋了下去，肩膀剧烈地抽动着。

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

只剩下座钟“滴答滴答”的声音，像是在为我爹的冤魂倒数。

我感觉自己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原来是这样。

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政治阴谋。

就是因为一个卑鄙小人的嫉妒。

就是因为几句日记里的牢骚。

就是因为一个懦夫的附和。

我爹的一条命，就这么没了。

我浑身的血都往头上涌，眼前一阵阵发黑。

我猛地站起来，一脚踹翻了身边的凳子。

“王志刚！张伯轩！我操你妈！”

我像一头疯了的野兽，扑过去就要打他。

“卫东！住手！”

我妈死死地抱住了我的腰。

她力气不大，但那双干瘦的手臂却像铁钳一样。

“打死他有什么用？打死他你爹就能活过来吗！”我妈哭喊着。

小芳也冲过来，拉住我的胳膊，“卫东，你冷静点！为了这种人，把自己搭进去不值得！”

我挣扎着，眼睛血红地瞪着张伯轩。

他不动，也不躲，就那么任由我瞪着，脸上挂着泪，一副引颈受戮的样子。

“你为什么现在才说？”我嘶吼着，“二十年了！这二十年你是怎么睡得着的！”

张伯轩闭上眼睛，两行浑浊的泪又流了下来。

“我怕……”他声音发颤，“那些年，王志刚一直盯着我。我敢说一个字，下一个没命的就是我。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

“后来运动结束了，我想去说，可王志刚升官了，调到市里的二轻局当了领导。我一个普通工人，我拿什么跟他斗？”

“我这二十年，没有一天睡过安稳觉。一闭上眼，就是建诚大哥那张脸……他问我，老张，为什么？为什么？”

“我前年退了休，去年老伴儿也走了。孩子们都成家了，我了无牵挂了。”

“上个月，我查出来，是肝癌，晚期。”

他指了指自己的肚子，“没几个月了。我想着，死之前，我得把这件事说出来。不然我到了下面，没脸见建诚大哥。”

他说完，又想跪下。

我没让他跪。

我心里乱成一团麻。

恨他吗？

恨。我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

可看着他这副样子，一个将死之人，挣扎着来求一点心安。

我又觉得他可怜。

但我更恨那个王志刚。

那个踩着我爹的尸骨，步步高升的。

“王志刚现在在哪儿？”我问，声音冷得像冰。

“他……他现在是红星机械厂的厂长。”张伯轩说。

红星机械厂。

我知道那个地方，市里数一数二的大厂，效益好得很。

“你有证据吗？”我妈突然开口，她比我冷静得多。

张伯轩摇了摇头，“当年的那些材料，早就销毁了。我只有我这个人证。”

“那……那份我爹的日记呢？”

“也被王志刚拿走了，说是罪证，后来……就不知道了。”

我心里一沉。

没有物证，只有一个将死之人的口供。

二十年前的案子，想翻过来，比登天还难。

那天晚上，张伯轩不知道是怎么离开我们家的。

我脑子里浑浑噩噩，坐在凳子上一动不动，一直到天亮。

小芳给我披了件衣服，“卫东，别想了。这事儿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咱们好好过日子不行吗？”

我看着她，没说话。

好好过日子？

我爹的冤魂还在天上飘着，我怎么好好过日子？

我妈一夜没睡，眼睛肿得像核桃。

她给我端来一碗热粥，“卫东，吃了它。”

我没胃口。

“吃了它！”她把碗重重地放在桌上，“吃饱了，才有力气去给你爹讨个公道。”

我愣住了。

我看着我妈。

她不再是那个只知道哭泣和忍耐的女人。她的眼睛里，有一团火。

二十年的屈辱和悲痛，在这一刻，变成了坚不可摧的决心。

“妈……”

“别说了。”她打断我，“你爹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现在尸没了，至少得把这个‘名’给正过来。”

我端起碗，大口大口地把粥喝了下去。

滚烫的粥，烫得我眼泪都流了出来。

我决定去找王志刚。

我跟厂里请了假，说我妈病了。

车间主任是个老好人，也没多问就批了。

我揣着张伯轩给我的地址，骑着车，去了红星机械厂。

那是个大厂，光大门就比我们整个厂都气派。门口站着保安，进出都要证件。

我被拦在了外面。

“我找你们王厂长。”我说。

保安斜着眼看我，“有预约吗？”

“没有。你跟他说，有个姓李的故人找他。”

“厂长忙着呢，哪有时间见什么故人。”保安一脸不耐烦地挥手，“去去去，别在这儿碍事。”

我他妈火了。

一个看门狗都这么横。

我推着车就要往里闯。

两个保安立刻上来把我架住了。

“嘿！你小子想干嘛！想闹事啊！”

我们三个在门口推搡起来，引得不少人围观。

就在这时，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开了过来。

保安一看见车牌，立刻松开我，立正站好，一脸媚笑。

车窗摇下来，一个戴着金丝眼镜，梳着大背头的胖子探出头来。

“吵吵什么呢？”他语气很不悦。

“王厂长，这小子没证件，非要往里闯，说是您故人。”保安点头哈腰地报告。

那个胖子，就是王志刚。

他比我记忆里胖了，也老了，但那双三角眼里的精明和算计，一点没变。

他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全是陌生和疑惑。

“我不认识你。你是谁？”

“你不认识我？”我冷笑，“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我姓李，我爸叫李建诚。”

我说出“李建诚”三个字的时候，王志刚的脸色明显变了一下。

虽然只有一瞬间，但我捕捉到了。

那是一种被踩到尾巴的猫一样的惊慌。

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

“李建诚？没听过。”他摆了摆手，“小刘，把他弄走，别影响厂里的形象。”

车窗缓缓升起，就要隔绝我的视线。

我猛地扑到车前，死死扒住车窗。

“王志刚！你别他妈给我装蒜！二十年前的事，你都忘了？”

“张伯轩已经全告诉我了！是你！是你害死了我爹！”

我像疯了一样地拍打着车窗。

王志刚的脸在车里扭曲了。

他眼神里闪过一丝恐惧，但更多的是恼羞成怒。

“！”他骂了一句，对司机喊，“开车！撞死他我负责！”

司机一脚油门，车子猛地向前一蹿。

我被一股巨大的力量甩了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

胳膊和腿火辣辣地疼。

黑色的伏尔加没有丝毫停留，绝尘而去，留下一股难闻的尾气。

保安跑过来，踢了我一脚。

“妈的，给脸不要脸！赶紧滚！”

我趴在地上，看着那辆车消失的方向，拳头死死地攥着。

指甲陷进肉里，流出血来，我却感觉不到疼。

王志刚，我跟你没完。

我从地上爬起来，一瘸一拐地推着车回家。

胳膊肘和膝盖都摔破了，渗着血，和裤子黏在一起。

回到家，我妈和小芳看到我这副样子，都吓坏了。

“怎么了这是？跟人打架了？”小芳赶紧找来红药水和纱布。

我没说话，任由她给我处理伤口。

我妈看着我，叹了口气，“见到他了？”

我点了点头。

“他不认。”

“我猜到了。”我妈的反应比我想象的要平静，“这种人，怎么可能轻易承认。”

“妈，怎么办？他现在是厂长，有钱有势。我们斗不过他。”我第一次感到了无力。

那种感觉，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

我妈沉默了很久，昏黄的灯光照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沟壑纵横。

“卫东，”她忽然开口，“你爹当年，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我一愣，“东西？家都被抄了，还能留下什么？”

“你再想想。有没有什么……他特别宝贝，藏起来的东西？”

我努力地回忆着。

十岁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

我只记得我爹有个小木箱，上了锁，平时谁也不让碰。

他出事那天，抄家的人把箱子也翻出来了，用斧子劈开，里面是一些书，还有……还有一本日记。

那本日记，就是王志刚拿走的“罪证”。

等等。

我脑子里灵光一闪。

我爹不止一本-日记。

他写日记的习惯很多年了，每年都会写满一本。

那被拿走的，是1968年那一本。

那之前的呢？

“妈！我想起来了！我爹以前的日记！他有好几本，都放在那个木箱里。抄家那天，他们只拿走了那一年的！”

我妈的眼睛也亮了，“那些日记呢？”

“我不知道……可能……可能被当成废品扔了，也可能……”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地方。

我们家院子里有棵老槐树，树下有个地窖，是冬天用来储藏白菜土豆的。

我爹出事后，那地窖就荒废了。

我小时候好像……好像看到我爹把一个铁盒子埋进过地窖的墙角。

当时我问他是什么，他笑着说，是给未来的我留的宝藏。

难道是……

我顾不上身上的伤，抄起一把铁锹就往院子里跑。

地窖口被一块石板盖着，上面积了厚厚的尘土和落叶。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石板挪开。

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我打着手电筒，顺着梯子爬了下去。

地窖里又黑又潮，墙角结满了蜘蛛网。

我按照记忆中的位置，开始用铁锹挖。

泥土很硬，挖起来很费劲。

挖了大概半米深，铁锹“当”的一声，碰到了一个硬物。

我心里一喜，扔下铁锹，用手刨了起来。

一个生了锈的铁盒子，出现在我面前。

我把它抱出来，激动得手都在发抖。

盒子上了锁，锁已经锈死了。

我用铁锹把它撬开。

里面用油布包着几样东西。

几本发黄的笔记本。

一本技术手册，上面画满了图纸和数据。

还有……一张全家福。

照片上，年轻的父亲抱着我，母亲站在旁边，笑得一脸幸福。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拿起那些笔记本。

翻开第一本，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

是我爹的日记。

从1965年到1967年，整整三年。

我像捧着圣旨一样，把这些东西抱回了屋里。

我妈，我，还有小芳，三个人围在灯下，一页一页地翻看那些日记。

日记里记录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今天厂里发了什么福利，明天我考试得了双百，后天他又琢磨出了什么技术上的小窍门。

字里行间，都是一个普通男人对生活的热爱，对家庭的眷恋。

“找到了！”我妈忽然喊了一声。

她指着1967年10月5日的那一篇。

上面写着：

“今天终于把那个齿轮的改良方案搞出来了，画了三天三夜的图，总算没白费。拿给王主任看，他很高兴，说要给我报功。但我总觉得他那眼神有点不对劲，像是要把我的图纸吃了一样。算了，不想那么多，能为厂里做贡献就好。”

往后翻了几页，10月12日：

“王主任今天又找我，说报功的材料他来写，让我把图纸和数据都给他。我没同意。这是我自己的心血，凭什么给他？他当时脸就拉下来了，说我不识抬举。嘿，我李建诚就是这臭脾气，一是一，二是二。”

再往后，10月20日：

“厂里最近气氛很紧张，到处都在抓什么‘坏分子’。王主任在车间大会上点名批评我，说我思想僵化，有个人主义倾向。我懒得理他。身正不怕影子斜。”

看到这里，一切都对上了。

这些日记，清清楚楚地记录了王志刚想要侵占我爹技术成果的全过程。

这，就是动机！

还有那本技术手册。

上面详细记录了那个技术革新的所有数据和图纸，每一页都有我爹的签名和日期。

日期是1967年9月。

这些，都是铁证！

“太好了！太好了！”我激动得浑身发抖，“有了这些，我们就能去告他！”

我妈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她抱着那个铁盒子，像是抱着我爹的骨灰。

“建诚，你睁开眼看看，老天有眼啊……”

小芳也替我们高兴，但她还是有些担心。

“卫东，就算有证据，这事儿也不好办。王志刚现在是领导，我们是平头百姓。我们去哪儿告？”

她说的是实话。

我们能去哪儿？

去公安局？二十年前的案子，人家会管吗？

去市政府？我们连门都进不去。

我冷静下来，开始思考。

直接硬碰硬，肯定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一个能让王志刚无法抵赖，能让所有人都看到的办法。

我的目光，落在了那几本日记上。

我忽然有了一个主意。

一个很大胆，甚至有点疯狂的主意。

第二天，我没去厂里，而是去了邮局。

我把父亲日记里关于王志刚的那几页，还有技术手册的关键几页，都复印了很多份。

那个年代，复印机还是个稀罕物，花了我不少钱。

然后，我开始写信。

我没有写给什么公安局或者纪委。

我写给了市里几家大报社的编辑部。

我还写给了红星机械厂的上级主管单位——市二轻局的领导。

我还写给了红星机械厂的工会。

信里，我没有用激烈的言辞去控诉，而是用一种近乎白描的方式，把我父亲的遭遇，张伯轩的忏悔，以及日记里的内容，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

最后，我附上了那些复印的“证据”。

我没有留我的真实姓名和地址。

落款是：一个屈死冤魂的儿子。

做完这一切，我把几十封信，投进了不同的邮筒。

然后，回家，等待。

那几天，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几天。

我每天坐立不安，吃不下睡不着。

一方面期待着能有回音，一方面又害怕石沉大海，甚至招来王志刚的报复。

小芳看我这样，也很担心，但她没再劝我，只是默默地把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

我妈比我镇定。

她每天还是照常做饭，洗衣，缝补。

只是有时候，我会看到她拿着我爹的那张全家福，一看就是半天。

一个星期过去了，杳无音信。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

难道，真的没用吗？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事情，起了变化。

先是胡同里的邻居开始对我指指点点，眼神很奇怪。

然后是我去上班，厂里的同事看我的眼神也变了。

有人同情，有人好奇，有人幸灾乐祸。

“卫东，听说你把红星厂的厂长给告了？”车间主任把我拉到一边，小声问。

我心里一惊，“你怎么知道的？”

“现在外面都传疯了！”主任说，“说红星厂的王厂长，二十年前为了抢功劳，害死了一个技术员。市里报纸都登了，虽然没点名，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谁。”

我赶紧跑出去买了一份《北京晚报》。

在社会新闻版的一个小角落里，我看到了一篇豆腐块大小的文章。

标题是：《一桩尘封二十年的旧案》。

文章隐去了所有人的真实姓名，只说某厂的“王某”，利用特殊年代的混乱，诬陷同事“李某”，致其死亡。如今，“李某”的儿子正在为父申冤。

文章的结尾，引用了一句古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我拿着那张报纸，手都在抖。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角落，但它见报了！

这说明，我的信，起作用了！

事情的发酵，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

接下来的几天，越来越多的小道消息传了出来。

有人说，市二轻局派了调查组进驻红星机械厂。

有人说，王志刚被停职了。

还有人说，公安局已经开始重新调查李建诚的案子。

我每天都去买报纸，像追连续剧一样追踪着事件的进展。

终于，在一个星期后，《北京日报》的头版，刊登了一篇重磅文章。

《一个正直技术员的悲剧，一个卑劣者的发家史——关于原XX厂技术员李建诚同志冤案的调查报告》。

这一次，所有人的名字，都是实名！

文章详细披露了王志刚如何为了侵占技术成果，罗织罪名，伪造证据，将我父亲一步步推向死亡的深渊。

文章还附上了我父亲日记的影印件，和我父亲那本技术手册的图纸。

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文章的最后，是市委的批示：要求市政法委、市纪委、市公安局成立联合调查组，彻查此案，严惩元凶，还逝者一个公道！

我看完那篇报道，在报亭门口，哭了。

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二十年了。

二十年的冤屈，二十年的屈辱，二十年的等待。

终于，要看到天亮了。

我拿着报纸，一路飞奔回家。

“妈！妈！见报了！上头版了！”

我把报纸递给我妈。

我妈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

她读得很慢，很仔细。

读着读着，眼泪就下来了。

她没有哭出声，只是任由眼泪无声地滑落，滴在报纸上，浸湿了“李建诚”那三个字。

“你爹……你爹他能瞑目了……”

那天，我们家做了一大桌子菜。

小芳把那瓶我一直舍不得喝的西凤酒也拿了出来。

我给我妈倒了一杯，给我自己倒了一杯。

还有一杯，我洒在了地上。

“爸，儿子没给你丢人。”

那顿饭，我们吃得又哭又笑。

王志刚的倒台，是摧枯拉朽式的。

联合调查组进驻后，很快就查清了所有事实。

原来，当年王志刚不仅诬陷了我父亲，还利用职权，干了不少贪污腐败的勾当。

墙倒众人推。

以前被他欺压过的工人们，纷纷站出来揭发他的罪行。

一个月后，处理结果下来了。

王志刚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以诬告陷害罪、贪污罪等多项罪名，被依法逮捕，判处无期徒刑。

我父亲李建诚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市政府专门为我父亲举行了追悼会，市领导亲自出席，为我父亲恢复了名誉。

追悼会那天，张伯轩也来了。

他比上次见到时更加苍老和憔悴，几乎是被人扶着来的。

他没有上前，就远远地站在人群的最后面。

追悼会结束后，他走到我面前。

“卫东，我对不起你们。现在，我死也瞑目了。”

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说。

他冲我鞠了一躬，然后转身，蹒跚着离去。

看着他的背影，我知道，我们之间的恩怨，也了结了。

两个月后，我听说，张伯轩死了。

是安详地死在自己床上的。

为父亲平反后，我们家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

厂里给我家分了一套新的两居室，告别了那个住了几十年的大杂院。

我的工资提了两级。

小芳也被安排进了街道工厂，有了一份工作。

婷婷上学，再也没人敢欺负她是“坏分子的孩子”。

走在路上，邻居和同事们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敬佩和善意。

我们家，终于能像个正常人一样，挺直腰杆活在阳光下了。

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我以为，故事到这里，就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但是，我错了。

那天，我下班回家，看到家门口围了一群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还以为又出什么事了。

挤进去一看，我愣住了。

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年轻人，跪在我们家门口。

那个女人，大概五十多岁，穿着讲究，但神情憔悴，满脸泪痕。

那个年轻人，低着头，一言不发。

“你们是？”我问。

那个女人抬起头，看着我，嘴唇哆嗦着。

“你是……李卫东同志吧？”

“我是。你们有什么事吗？”

“我……我是王志刚的老婆。这是我儿子，王平。”

我操。

我脑子又炸了。

这家人是阴魂不散吗？

打发了老的，又来了小的。

我脸色立刻就沉了下来，“你们来干什么？看我们家笑话？还是想来报复？”

“不不不！”王志刚的老婆拼命摇头，哭着说，“我们是来……来替那个赎罪的！”

她一边说，一边从旁边拿过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

“李同志，这是我们家所有的积蓄，一共是……两万块钱。我们知道，再多的钱也换不回你父亲的命。但这……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求求你，收下吧。”

两万块钱。

在1988年，那是一笔天文数字。

我看着那个布包，又看了看跪在地上的母子俩，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我恨王志刚，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

但看着他的老婆孩子，跪在我面前，苦苦哀求。

我那股子恨意，突然就不知道该往哪儿撒了。

“你起来。”我对那个女人说，“钱，我不会要。你们走吧。”

“不！你不收下，我们就不起来！”她哭喊着，“那个做了对不起你们家的事，我们替他还！我们这辈子，都会活在愧疚里！”

她旁边的儿子王平，也抬起头，看着我。

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羞愧和痛苦。

“李叔叔，”他开口了，声音沙哑，“我爸他……他不是人。他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全家。我……我替他给你磕头了。”

说完，他真的“砰砰砰”地在地上磕起了响头。

我看着他，仿佛看到了二十年前的自己。

父亲的罪名，像一座大山，压在子女的身上。

这份沉重，我比谁都懂。

我沉默了。

我妈和小芳也从屋里出来了。

看到这番情景，她们也愣住了。

周围的邻居议论纷纷。

“这是王志刚家的人吧？还真有脸来。”

“造孽啊，上一辈的恩怨，让孩子来还。”

我妈走到那对母子面前，把她们扶了起来。

“起来吧。”我妈的声音很平静，“上一辈的事，跟你们没关系。”

“不！有关系！”王志"刚的老婆哭着说，“要不是他，我们家也不会……大姐，我对不起你……”

“他已经得到报应了。”我妈说，“这件事，到此为止吧。你们把钱拿回去，好好过日子。”

那对母子俩千恩万谢，哭着走了。

看着她们的背影，我心里空落落的。

我赢了吗？

我为父亲报了仇，洗刷了冤屈。

可是，我并不快乐。

王志刚倒了，他的家庭也毁了。

一个新的悲剧，在另一个家庭上演。

冤冤相报，何时了？

晚上，我一个人喝着闷酒。

小芳坐到我身边，“还在想白天的事？”

我点了点头。

“我突然觉得……没意思。”我说，“我把王志刚送进了监狱，可我爹还是回不来。我还毁了另一个家庭。”

小芳握住我的手，“卫东，你没做错。你只是在追求公道。如果善恶没有报应，那这个世界不就乱套了吗？”

“至于他的家人，那是王志刚自己造的孽，不该由你来背负。你妈说得对，这件事，到此为止了。”

我看着小芳，她眼神里的温柔和坚定，让我混乱的心，慢慢平静下来。

是啊。

到此为止了。

我不能永远活在仇恨里。

我还有我的家，我的妻子，我的女儿。

我还有我的未来。

几天后，我把父亲的那些日记和技术手册，捐给了市档案馆。

我希望，后人能从这些泛黄的纸页里，看到一个时代的缩影，看到一个普通人的坚守和悲剧。

也希望，这样的悲剧，永远不要再发生。

日子，又恢复了平静。

但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我不再是那个浑身是刺，对全世界都充满敌意的李卫东。

我开始学着跟我妈聊天，听她讲我小时候的趣事。

我开始学着跟小芳道歉，在她累的时候，帮她分担家务。

我开始学着陪婷婷玩，给她讲故事，听她那些天马行空的幻想。

我们家的笑声，渐渐多了起来。

1990年春天，我妈在一个午后，安详地走了。

她走的时候，脸上带着微笑。

手里，还紧紧攥着那张全家福。

我知道，她去找我爹了。

在另一个没有冤屈，没有痛苦的世界里，他们终于团聚了。

办完我妈的丧事，我整理她的遗物。

在她的枕头下，我发现了一个小布包。

打开一看，是两万块钱。

是王志刚老婆那天送来的钱。

我妈没有还回去，她收下了。

钱的下面，压着一张纸条，是我妈的字迹，歪歪扭扭：

“卫东，这钱不是给我们的。用它，去做点有意义的事吧。”

我拿着那笔钱，在原地站了很久。

我明白了。

我妈不是原谅了王志刚，她只是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来结束这场恩怨。

那年夏天，我用那笔钱，以我父亲李建诚的名义，在我们厂里设立了一个“建诚技术创新奖励基金”。

专门用来奖励那些像我父亲一样，踏实肯干，勇于创新的普通工人。

基金成立那天，厂长亲自给我颁发了证书。

我站在台上，看着台下那些和我一样，穿着油腻腻工作服的工友们，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希望和热情。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我父亲的影子。

我终于明白，真正的胜利，不是复仇，而是传承。

是把父亲那种对技术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对善良的坚守，传承下去。

让他的精神，在更多人身上，得到延续。

后来，我的人生，走上了另一条路。

我不再满足于当一个电工。

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重新学习我父亲留下的那些技术手册，研究各种机械知识。

几年后，我靠着一个技术革新项目，拿到了我自己设立的“建诚奖”。

再后来，我被提拔为车间主任，副厂长，最后，成了那家纺织厂的厂长。

我把那家濒临倒闭的工厂，一步步带出了困境。

婷婷也长大了，考上了大学，学的是法律。

她说，她要成为一名律师，用法律去维护正义，不让爸爸和爷爷的悲剧重演。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还是会想起1988年的那个冬天。

那个跪在我家门口的老干部，那桩尘封了二十年的冤案。

它像一道深刻的疤，永远地留在了我的生命里。

但它也像一根鞭子，时刻提醒着我，要如何去活。

要活得正直，活得善良，活得有担当。

要相信，即使黑夜再漫长，天，总会亮的。

我叫李卫东，这是我的故事。

一个关于仇恨，也关于宽恕的故事。

一个关于一个普通家庭，在一个特殊年代里，如何挣扎着，找回尊严和希望的故事。

来源：惦念星为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