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叙事，全球回响：国际传播的“下沉”新路径

摘要：近年来，我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建设蓬勃发展，并呈现“下沉”趋势，成为建设立体化国际传播格局的重要地方支点。然而，内容同质化、历史深度不足、现代化实践表现乏力等问题制约了国际传播“地方转向”的广度与深度。因此，我们应从多重维度挖掘地方资源，提升内容表达的多样性与影

近年来，我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建设蓬勃发展，并呈现“下沉”趋势，成为建设立体化国际传播格局的重要地方支点。然而，内容同质化、历史深度不足、现代化实践表现乏力等问题制约了国际传播“地方转向”的广度与深度。因此，我们应从多重维度挖掘地方资源，提升内容表达的多样性与影响力，从而构建更为多层次、立体化的国际传播体系。

“传播”承载着全球信息流动与知识生产共享的重要功能，因此，国际传播的“地方转向”往往可以给予地方性知识与主体“浮现”的机会与表达的通道。这意味着真正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和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性——为普通民众提供表达的空间，让他们作为国家的主人成为讲述国家故事和展示国家形象的主体。这不仅挑战了精英主义主导的国际传播逻辑，还为国际传播注入了认知正义、传播正义和社会正义的维度。

国际传播呈现“下沉”趋势

近年来，我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建设蓬勃发展，并呈现“下沉”趋势。已正式成立的27家省级国际传播中心和超过百家的区（县）及以上级别的国际传播中心，已然成为建设立体化国际传播格局的重要地方支点。它们以地方文化和在地化故事讲述为基点，阐释国家发展理念与成就；建设融媒体国际传播矩阵，创新多元化文化产品；整合地方多方面资源，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开展民间交流，建立情感联结，实施精准传播等。毋庸置疑，我国国际传播中出现的“地方转向”趋势，为构建多渠道、立体式的对外传播格局开辟了新前沿，但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也提出了新挑战。

通过充分调用地方角色和地方资源组织的“走出去”和“请进来”国际人文交流活动已成为当下国际传播的“地方化”趋势。一方面，依托文化和旅游部“欢乐春节”等品牌项目的“走出去”活动，地方政府组织政经代表团和文艺队伍赴海外开展经贸推介会和文艺演出，让地方文化资源在海外展演中唱主角。例如，2024年春节，四川省成都市川剧研究院赴智利举办川剧演出；同年4月，中国（四川）—智利经贸文化推介交流会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市举行。另一方面，组织邀请外籍政党领导人、学者、媒体人、青少年等来华研修和人文交流的“请进来”活动，展示地方传统文化与区域发展模式。例如，2024年9月，美国青少年“青春同行”华盛顿州代表团访问了贵州、四川和山东，“未来之桥”中拉青年领导人前往甘肃敦煌深度体验中国西部文化与丝绸之路的历史。

成都市川剧研究院赴智利上演经典川剧《白蛇传》

然而，在“走出去”与“请进来”活动中，“走出去”存在地方经贸与文化推介以单向传播为主、互动性不足、演出内容多局限于传统文化等问题；“请进来”则往往止步于“抵达”和“看见”的层面，成果往往局限于新闻报道，未能建立起长期追踪反馈和联合知识生产机制。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崛起的背景下，地方国际传播虽已关注全球南方国家，但依然在传播内容、研修设计等方面缺乏针对性，未能充分激发促进全球南方团结的深层潜力。

注重“地方转向”的丰富叙事资源

当前，我国的地方国际传播实践主要集中于地方文化，但存在内容同质化、历史深度不足、现代化实践表现乏力等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国际传播“地方转向”的广度与深度，亟须挖掘多重资源维度，提升内容表达的多样性与影响力。

地方历史：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

地方历史是国际传播地方性资源中的重要维度，它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跨文化交流与人物故事，展现地方作为全球联结节点的历史价值。鼓岭因侨民与当地居民和谐相处、互帮互助，成为中外文化共享互鉴的典范社区。美国物理学家加德纳对其儿时居住过的鼓岭怀念终生，他与家人对鼓岭的情感为中美民间友谊提供了真实、感人的历史叙事与国际传播的切入点。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就曾于欢迎宴会上讲述鼓岭故事，引发中美两国各界强烈反响。自2015年以来，美国飞虎队中尉穆蔼仁的家族后人穆言灵积极联络鼓岭外侨后裔，创立“鼓岭之友”网站，并联合福州、上海的学术团队，他们通过建立外侨影像数据库与“鼓岭家·谱”系统，完善70多个外侨家庭的历史档案，开设鼓岭历史建筑展示馆与家族故事展示馆等方式，创新性地呈现了鼓岭的历史文化资源，也为鼓岭故事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扎实的内容支撑。

在鼓岭之外，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网络、港口城市的近代开放史以及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史等，深入挖掘这些地方历史中的跨文化联结与互动故事，借助现代传播技术创新表达，我们可以有效丰富国际传播的内容体系，拓展地方叙事的国际影响，使地方历史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

地方文化：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

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是国际传播的资源富矿，而这一富矿正是由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构成。广为人知的一些标志性“中国文化”符号，如长城、故宫、京剧、青花瓷、火锅等，实际上都源自具体某一地方的自然、建筑、艺术、工艺乃至饮食习俗等。这表明，真正能够打动国际受众的往往是具体而鲜活的地方文化元素。

笔者在与来自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国家的驻华使节和媒体人交流时，他们常常感叹中国的庞大和多样，对探索中国各地文化怀有浓厚兴趣。例如，智利驻华大使馆的两位青年外交官曾表示：“中国的每个省都像一个国家，我们需要更多时间去学习了解这里的文化。”通过以省、市乃至县为单位的地方文化传播，国际受众能从具体的地方故事和文化元素中找到“感知中国”的切入点，有利于破除其对中国陈旧单一的刻板印象或是经由西方媒体所塑造的负面形象。

事实上，地方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当前国内激活传统文化、振兴乡土文明、开展县域文旅等政策实践相互呼应。对地方文化的挖掘与传扬，为对外文化传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丰富资源。比如，随着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在国际上爆火，山西省文旅厅顺势推出“跟着悟空游山西”主题旅游线路，并融入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外国游客在参观过程中，不禁感叹山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被中国古代建筑的精湛工艺深深震撼，进一步增进了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与喜爱。

更重要的是，地方文化的传播超越了消费主义商业文化的同质化逻辑，以及西方“文化研究”框架中对文化的狭隘定义。作为地方文化的重要特质，乡土文化的真正内涵在于提供了一种在消费主义文化霸权之外重新回答“什么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好生活”的思想资源。同时，中国乡土文明还与全球南方各地的传统文化思想有着多重共鸣，例如中国的“乡土共同体”村社文化与非洲乌班图（Ubuntu）文明中的社区精神、中国“天人合一”的自然理念与拉美原住民文化中对“Pachamama”（大地母亲）的崇拜，等等，均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单一文明之外的多样性地方思想。地方文化因此成为超越地域界限、连接多元文明的重要桥梁，也是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

地方红色文化具有世界意义

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是我国弥足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与历史资源。通过游击战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中国革命实现了最终胜利，其中许多重要、艰苦的战斗都发生在偏远的山区和农村。基于档案、口述与实物考证所得的地方革命故事直观地呈现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中国共产党人形象，他们如何在困境中坚守理想、探索斗争与建设道路的真实故事，其曲折性与感染力丝毫不亚于西方影视产业中的英雄故事，通过新闻报道、影视改编以及红色旅游路线的创新，从而实现在国际友人中的展现和传播。

更进一步，中国革命的地方性斗争本质上也是全球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中国的许多革命根据地不仅孕育了红色文化，还成为世界解放斗争的“课堂”，例如，古巴、越南等国家的革命斗争都深受中国革命经验的启发。此外，地方革命文化中也常有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精神的体现，如美国夫妇寒春与阳早在解放战争期间怀揣寻找另类发展模式和另一种生活理想的希望来到中国，先后在陕北三县交界处的三边牧场、西安东郊草滩奶牛场、北京郊区的红星公社等地扎根，一生致力于推动新中国的牛群品质提高和奶牛场机械化改良事业。这些具体的“地方”场所不仅可以作为国内的红色培训教育基地，还可以作为中国革命中国际主义精神事迹的传播载体。

“因地制宜”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富有感召力的叙事锚点

中国式现代化在全国各地的实践成就与“因地制宜”的内核，为国际传播提供了与时俱进、富有感召力的叙事锚点。

通过讲述地方性的发展故事，可以更鲜明地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多样性、灵活性与可学性，特别是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发展灵感与实践方案。比如，中国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减贫目标，不仅促进了乡村产业的现代化进程，还兼顾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社会治理等多个维度，给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带去了启发与鼓舞。

中国式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区域间协作机制的成功实践。在许多国家，内陆地区的发展常常被遗忘，但中国东西部地区间的协作机制以及浙江等地内部的“山海协作”机制，通过政策、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共享，显著缩小了地区间发展差距。电视剧《山海情》讲述了宁夏西海固人民在国家扶贫政策引导及福建省对口帮扶下，从贫瘠的“干沙滩”走向富裕的“金沙滩”的艰辛历程。类似的“山海情”故事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还有更多，有待各地进一步联合挖掘与整理，将其转化为具有鲜明特色的国际传播资源，并为其他国家在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上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的经验表明，现代化并非只有单一的路径，只有立足地方特色和条件，充分尊重并创造性地转化当地乡土社会文化，因地制宜，才能探索出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全中国2843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如义乌的“小商品全球化”模式，皆是丰富的国际传播资源。以地方故事为切入点讲述中国式现代化，可以更有效地增强全球受众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理解与认同。

人民主体的日常交往：蕴含构建情感共同体的可能

人民之间朴素的交往常常超越宏大叙事和理论说教，成为最打动人心的交流方式。在义乌的鸡鸣山社区，被跨国商贸吸引而来的近70个国家的外籍居民与当地居民和谐相处，在共同参与丰富的文化活动和社会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共建了这个独具特色的国际社区。而随着“China Travel”热潮的兴起，广大外国游客在中国各地普通百姓身上感受到的热情也成为令其印象深刻的体验。同样，来自地方的群众走上国际舞台讲述亲身经历，2024年11月18日，在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浙江省绍兴市农民黄天明分享了自己和村民共同守护上千岁的古香榧树群、保护生态环境并拓展香榧产业链的故事，打动了国际观众，也将当地政府保护古树名木的创新实践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传向了国际社会。

中央与地方在国际传播中同频共振

充满地方关切、发扬人民主体声音的国际传播不仅是可能的，且应当如此。人民的声音既可以是个体的表达，又可以代表国家意志；国家的传播可以通过中央权威的渠道，也同时反映地方的呼声——体现出国家和人民、中央与地方在国际传播中的同频共振。

因此，“具体生动”“因地制宜”“人民主体”“央地联动”是国际传播“地方转向”的四个关键词。通过民间论坛、友城合作、侨团网络、人才培养、内容拓展和基层代表等多元传播路径，中央与地方能够形成合力，构建更为多层次、立体化的国际传播体系。在此过程中，地方宣传部门与媒体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武器，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将全球视野、国家高度、地方资源与人民立场相结合，才能在正确方向上更有效力地开展国际传播工作。与此同时，从事国际传播研究的学者也要完成自我的“地方转向”，深入基层田野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之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切实可行的智慧与实践经验。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76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