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663年的白江口海面，浓烟裹着焦糊味飘了三天三夜——唐军1.3万人、170艘战船，把日本4.2万大军、400艘战船打得片甲不留，《新唐书·刘仁轨传》里写“焚其舟四百，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日军主帅直接跳海自尽，残兵跪着求降。可谁能想到，这场碾压式胜利后，唐

公元663年的白江口海面，浓烟裹着焦糊味飘了三天三夜——唐军1.3万人、170艘战船，把日本4.2万大军、400艘战船打得片甲不留，《新唐书·刘仁轨传》里写“焚其舟四百，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日军主帅直接跳海自尽，残兵跪着求降。可谁能想到，这场碾压式胜利后，唐朝居然转身撤兵，给这个日后搅乱东亚千年的邻居，留了条生路。

这不是中国古代唯一一次“放虎归山”，算下来至少有三次彻底解决日本问题的机会，全因为战略短视和认知局限错过了，成了千古遗憾的地缘失误。

第一次机会，就是唐朝白江口之战。当时的日本还处于“部落联盟+模仿唐朝”的阶段，国力远不如中原。唐军打赢后，其实完全有能力跨海追击——当时刘仁轨已经摸清了日本列岛的航线，唐朝的造船技术也能支撑大规模渡海。可为啥没干？说白了就是没把日本当回事。唐朝的核心威胁在西域，要对付突厥、吐蕃，东边的日本在他们眼里就是个“偏远蛮夷”，打服了就行，没必要花人力物力占领。更关键的是，当时朝廷觉得“教化蛮夷”比武力征服更体面，日本后来派了十几批遣唐使来学习，唐朝就真以为“蛮夷已归化”，压根没料到这个学生心里藏着“取而代之”的野心。

第二次机会，是明朝万历朝鲜之役。1592年，丰臣秀吉带着20万大军入侵朝鲜，扬言要“借道朝鲜打中国”。明朝刚经历张居正改革，国力尚可，派李如松带着4万援军入朝，后来增至7万，硬生生把日军从平壤赶到釜山，《明史·朝鲜传》记载日军前后伤亡超10万，丰臣秀吉忧愤而死。这时候明朝完全有机会乘胜追击，直捣日本本土——当时日军精锐几乎全耗在朝鲜，国内空虚，而明朝的水师虽然不如陆军，但凑够渡海兵力不成问题。可最终还是撤兵了，原因很现实：打了七年仗，花了近2000万两白银，占了国库三年的收入，百姓不堪重负；再加上明朝海防一直是短板，跨海作战风险太高，朝廷里的大臣大多觉得“教训一下就够了，穷兵黩武没必要”。更要命的是“天朝上国”的心态，觉得跟一个“小岛国”死磕掉价，却没看清日本的扩张野心已经成型。

第三次机会，是清朝甲午战争前的几十年。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起步，当时的清朝国力还在日本之上，北洋水师1888年成军时，舰艇总吨位亚洲第一。这时候清朝如果能持续打压——比如在日本吞并琉球时强硬反击，在朝鲜半岛制衡日本的势力，甚至在日本海军没成型前主动施压，完全能把日本的野心掐死在摇篮里。可清朝偏偏选择了“不作为”：北洋水师成军后就没再添新舰，军费被挪用去修颐和园；1874年日本侵台，清朝明明占理，却赔了50万两白银，等于变相纵容；朝廷上下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觉得日本“不过是弹丸小国，掀不起大浪”。结果呢？日本每年把国库60%的钱投给海军，短短十几年就完成了对北洋水师的超越，1894年甲午一战，清朝彻底战败，不仅丢了朝鲜，还割了台湾，日本从此彻底崛起，成了东亚的大患。

回头看这三次机会，不是古人笨，而是受限于当时的地缘认知和现实条件——唐朝缺跨海作战的动力，明朝缺持续作战的财力，清朝缺居安思危的警惕。但从千年地缘格局来看，这确实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失误：本该在日本羽翼未丰时解决隐患，却一次次错过，让它后来成为东亚的“定时炸弹”。

其实地缘博弈从来都是“趁你病要你命”，错过最佳时机，再想解决就难如登天。你觉得这三次机会里，哪一次最该抓住？如果唐朝或明朝真的跨海征讨，东亚历史会改写吗？

来源：霞光映翠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