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秦汉至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从分裂走向统一、中央集权制度确立并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朱砂凭借其稀缺性、文化象征意义与实用价值，成为皇室与贵族阶层专属的重要物质，被广泛用于玺印、丹书、丧葬礼仪等领域，成为彰显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力符号”；同时，随着炼丹术的兴

#分享我的头条荣誉#秦汉至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从分裂走向统一、中央集权制度确立并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朱砂凭借其稀缺性、文化象征意义与实用价值，成为皇室与贵族阶层专属的重要物质，被广泛用于玺印、丹书、丧葬礼仪等领域，成为彰显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力符号”；同时，随着炼丹术的兴起与中医药理论的发展，朱砂在医药领域的应用更加深入，在手工业领域的应用也进一步拓展，推动了中国物质文明在多个领域的突破与创新。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为彰显皇权的至高无上，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礼仪制度，而朱砂作为一种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物质，被纳入皇权礼仪体系，成为皇室专属的“御用之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丹书铁券”与“传国玉玺”的使用。

“丹书铁券”，又称“丹书铁契”，是皇帝赐予功臣、贵族的一种特权凭证，以铁为券，用朱砂书写文字，内容包括受赐者的功绩、所获特权（如免死、世袭爵位等）。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建立汉朝后，“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券，金匮石室，藏之宗庙”，将用朱砂书写的铁券作为巩固统治、笼络功臣的重要手段。朱砂在这里的作用，不仅是一种书写颜料，更具有象征意义——朱红色代表着皇权的威严与神圣，用朱砂书写的铁券，意味着皇帝的承诺具有不可更改的“神圣性”，是皇权与功臣之间“契约”的物质见证。这种做法被后世朝代所沿用，成为中国古代皇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朱砂也因此成为皇权象征的重要物质载体，其在物质文明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传国玉玺”是秦朝至唐朝时期象征皇权的重要信物，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命丞相李斯以蓝田玉雕刻传国玉玺，印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而印文的书写便使用了朱砂。朱砂的朱红色与玉的白色形成鲜明对比，使印文更加清晰、庄重，彰显出传国玉玺的神圣性与权威性。此后，传国玉玺成为历代王朝更替的重要象征，每当王朝更迭，新王朝的统治者都以获得传国玉玺为荣，而朱砂作为印文的书写材料，也随之成为皇权传承的“物质见证”，其与皇权的紧密关联，进一步强化了其在物质文明中的特殊地位。

在丧葬礼仪方面，秦汉时期的皇室贵族更是将朱砂的使用推向了极致。秦始皇陵作为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帝王陵墓，其内部大量使用朱砂，成为当时丧葬用朱砂的典型代表。根据考古勘探与研究，秦始皇陵的地宫底部铺垫有一层厚厚的朱砂，厚度约3-5米，总面积达12000平方米，用量保守估计超过100吨。如此大规模使用朱砂，一方面是延续先秦时期“以丹砂护尸”的观念，认为朱砂能够防止尸体腐烂、驱邪避凶；另一方面，朱砂具有毒性，能够有效防止盗墓者进入地宫，起到防盗的作用。此外，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青铜车马等文物表面，也残留有朱砂彩绘的痕迹，如兵马俑的面部、服饰均用朱砂绘制出细节，青铜车马的车厢、车轮等部位也用朱砂装饰，展现出当时高超的彩绘工艺。秦始皇陵对朱砂的大规模使用，不仅反映出秦汉时期皇室对朱砂的重视，更体现出当时朱砂开采、运输、加工技术已达到极高水平——能够满足如此巨大的用量需求，同时也推动了古代矿业、手工业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除皇室陵墓外，汉代诸侯王、列侯的墓葬中也大量使用朱砂。例如，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苍及其家属的墓葬）中，一号墓（利苍之妻辛追墓）的棺椁之间填充有大量朱砂，总量约500公斤；棺木的内壁涂抹有朱砂层，随葬的丝织品、漆器、玉器等文物表面，也使用朱砂进行装饰或书写。江苏徐州楚王陵（西汉楚王的陵墓）中，墓道、墓室的地面与墙壁均涂抹有朱砂，出土的青铜兵器、玉器等文物上，同样残留有朱砂痕迹。这些墓葬中朱砂的使用，虽然在规模上不及秦始皇陵，但也反映出汉代贵族阶层对朱砂的普遍重视，以及朱砂在当时物质文明中的广泛应用。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玄学兴起，道教文化逐渐发展壮大，炼丹术作为道教追求长生不老的重要手段，开始盛行于世。而朱砂因具有“化而为汞”的特殊化学性质——加热后可分解为汞（水银），被炼丹家视为“长生之药”的重要原料，成为炼丹术发展的核心物质之一，推动了中国古代化学、医药学等科技领域的进步。

炼丹术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对矿物、植物等物质的炼制，得到能够使人长生不老的“仙丹”。朱砂作为炼丹术中最重要的矿物原料之一，被认为是“阳精之魂”，具有“镇心安神、延年益寿”的功效。东晋著名炼丹家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对朱砂的炼丹应用进行了详细记载，如“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准确描述了朱砂与汞之间的相互转化过程；同时，葛洪还记载了多种以朱砂为主要原料的炼丹方剂，如“九转还丹”——将朱砂与雄黄、雌黄、曾青等矿物按一定比例混合，经过多次加热、冷却、提炼，最终得到“仙丹”。虽然炼丹术的最终目标（长生不老）无法实现，但炼丹家在长期的炼丹实践中，积累了大量关于朱砂的化学性质、炼制方法的知识，如掌握了朱砂的加热分解温度、与其他物质的反应规律等，这些知识为中国古代化学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推动了矿物加工技术的发展——炼丹过程中需要对朱砂进行精细的研磨、提纯、混合，促使炼丹家发明了一系列专门的炼丹设备（如丹炉、丹鼎、研磨器等），这些设备后来也被应用于手工业生产，推动了物质生产技术的进步。

在医药领域，魏晋时期的中医药学家在继承战国、秦汉时期朱砂药用经验的基础上，对朱砂的药性、功效与应用进行了更加系统的研究，使朱砂成为中医药体系中的重要药材。西晋时期的《肘后备急方》（葛洪著）中，记载了大量以朱砂为主要成分的方剂，用于治疗“癫狂”“失眠”“痈肿”等疾病，如“治卒得惊邪，恍惚方：丹砂一两，末，以酒服之，日三”；“治痈疽发背方：丹砂、雄黄各一两，末，以猪脂和敷之”。南北朝时期的《本草经集注》（陶弘景著）中，将朱砂列为“上品”药材，称其“味甘，微寒，无毒。主身体五脏百病，养精神，安魂魄，益气，明目，杀精魅邪恶鬼。久服通神明，不老”，并对朱砂的产地、鉴别方法、炮制工艺进行了详细描述，如“丹砂出符陵、始兴、临贺、桂阳、南康、临江、兴古诸郡，近道亦有，皆生于山谷”“凡修事丹砂，先于一静室内，焚香斋沐，然后取砂，以香水浴过，研如粉，用甘草、紫背天葵汁煮三伏时，去汁，取砂研用”。这些记载表明，魏晋时期的中医药学家已对朱砂的药用价值有了全面、系统的认识，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朱砂药用体系，推动了中国古代医药健康文明的发展。

在手工业领域，魏晋时期的朱砂应用也有新的突破，尤其是在书法、绘画领域。随着纸的普及与书法艺术的发展，朱砂作为一种稳定的红色颜料，开始被广泛用于书法创作，如书写碑刻、经文等。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北魏时期碑刻中，部分碑刻的文字使用朱砂书写，历经千年仍清晰可辨；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的魏晋时期壁画中，朱砂被用于绘制人物服饰、山水背景等，色彩鲜艳，与其他颜料相互搭配，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此外，魏晋时期的漆器工艺也继续使用朱砂作为装饰颜料，如江苏南京出土的魏晋时期漆器，以黑漆为底，用朱砂绘制出云纹、卷草纹等图案，线条流畅，色彩饱满，展现出当时漆器工艺与朱砂颜料结合的成熟水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朱砂的加工技术也有了新的提升，出现了专门用于研磨朱砂的“丹臼”，能够将朱砂研磨成更细腻的粉末，使颜料的附着力更强、色彩更均匀，为手工业产品质量的提升提供了技术支撑。

来源：了了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