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的人生，就像厂里那台半死不活的老车床，卡在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每天发出让人牙酸的吱嘎声。
87年，我娶了领导的丑女儿，同事都笑我，婚后我才知她家有矿。
1987年，我叫李文军，二十四岁，在红星机械厂当技术员。
我的人生，就像厂里那台半死不活的老车床，卡在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每天发出让人牙酸的吱嘎声。
我是农村出来的，靠着一股子蛮劲考上了技校，分到这个厂里，成了城里人。
可城里人跟城里人，那也是不一样的。
我住集体宿舍，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块五，抽两块钱一包的“大前门”，还得掰着手指头算。
厂里的老师傅们，住着单位分的筒子楼，两家共用一个厨房，孩子在楼道里疯跑，那就算扎下根了。
我做梦都想有那么一天。
所以，我玩了命地干活，车间里最脏最累的活儿，别人不乐意干的，我抢着干。
图啥？
图领导能看见我。
图哪天分房子、提干的时候，花名册上能有我李文军的名字。
那天，工会管组织生活的王大姐把我叫到办公室，神神秘秘的。
“文军啊，个人问题，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嘿嘿一笑，挠了挠沾着油污的后脑勺，“王大姐，我这条件，谁看得上啊。”
这是实话。
王大姐把搪瓷缸子往桌上重重一放，水都溅出来了。
“你这小伙子，怎么说话呢！人实在，肯干活，技术好，多少姑娘抢着要！”
她顿了顿，压低了声音，像是在宣布一个天大的秘密。
“我跟你说个事，你可得兜住了。”
我赶紧把身子往前凑。
“咱们厂张副厂长的女儿，你知道吧？”
我心头猛地一跳。
张副厂长！那可是厂里说一不二的人物，主管生产，我的顶头上司的上司。
他的女儿？那不就是公主吗？
我脑子里立马浮现出一个穿着的确良连衣裙，扎着两个大辫子，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姑娘。
“知道知道，张厂长家千金，我哪敢想……”
王大姐一拍大腿，“有什么不敢想的！张厂长就看上你了！觉得你这小伙子踏实，有前途！”
我的血，“嗡”地一下就冲上了头顶。
幸福来得也太突然了吧？
这要是成了，别说筒子楼，怕是直接就能分个两室一厅！提干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我感觉自己走路都飘了，脚底下踩的不是水泥地，是云彩。
“王大姐，这……这是真的？”我结结巴巴地问，声音都抖了。
“那还有假？安排你们见一面，就在这周末，去厂里的小公园。”
我晕乎乎地走出工会办公室，车间里的噪音都好像变成了交响乐。
同事老刘看我跟丢了魂似的，拿胳膊肘捅了捅我。
“文军，捡钱了？魂不守舍的。”
我故作深沉地摇摇头，“你不懂。”
那几天，我把压箱底的白衬衫翻出来，拿肥皂搓了三遍，领口都快搓破了。
又狠心花五块钱，去理发店剃了个精神的板寸。
镜子里的人，虽然眼窝深陷，但眼睛里有光。
这光，叫希望。
很快，风声就传出去了。
车间里的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羡慕和嫉妒。
“听说了吗？李文军要当张厂长的乘龙快婿了。”
“这小子，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我听着这些话，心里美滋滋的，连干活都更有劲了。
但渐渐的，我发现了一丝不对劲。
那些议论里，总是夹杂着一些窃窃私语和古怪的笑。
“就是……张厂长那个女儿……”
“嘘，小声点，长得……有点可惜了。”
“何止是可惜，简直是……哈哈，反正李文军以后关了灯都一样。”
我的心，一点一点往下沉。
到了周末那天，我怀着一种上刑场般的心情去了小公园。
初秋的阳光暖洋洋的，可我后背全是冷汗。
假山旁边，站着一个姑娘。
她穿着一件蓝色的工装外套，身材有些……壮实。
我慢慢走过去，心跳得像揣了只兔子。
她转过头来。
那一瞬间，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之前所有关于的确良连衣裙和麻花辫的幻想，碎得像掉在地上的玻璃瓶。
她的脸……怎么说呢，五官都挤在一起，最要命的是，从左边眼角到嘴角，有一片暗红色的胎记，像一块没抹匀的油彩。
她看到我，似乎也很紧张，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低着头，声音细得像蚊子。
“你……你好，我叫张兰。”
我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那块胎记，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在我的眼睛里。
原来，同事们的笑，是这个意思。
原来，这泼天的富贵，是有代价的。
那天的见面，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们俩一前一后地在公园里走着，隔着一米远的距离，谁也不说话。
空气里全是尴尬。
我甚至不敢看她的脸，只能盯着她脚上那双半旧的布鞋。
回到宿舍，我一头扎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
完了。
我的美梦，我的前程，都跟这张脸绑在了一起。
我一闭上眼，就是那块暗红色的胎记。
一想到以后要跟这样一张脸朝夕相对，我就一阵反胃。
可是，放弃？
我眼前浮现出老家那三间漏雨的土坯房，浮现出我爹妈那一张张被岁月刻满皱纹的脸。
我浮现出车间里那些老师傅们看着我时，那种轻蔑又带着点同情的眼神。
我李文军，不想一辈子当个臭修机器的！
第二天，张副厂长亲自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他办公室很大，红木的办公桌，后面一排书柜，比我们整个宿舍都气派。
他没跟我绕弯子，开门见山。
“文军，小兰这个人，就是长得……随她妈，不太起眼。”
他说得真委婉。
“但是，她心眼好，人也勤快。你是个好小伙子，有上进心，我不会看错人。”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串钥匙，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
“这是厂里新盖的家属楼，三楼，两室一厅，朝南。你们要是成了，这就是你们的新房。”
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串钥匙。
黄铜的，在阳光下闪着金光。
那不是钥匙，那是我梦寐以求的人生。
“另外，”他继续说，“车间副主任的位置，最近空出来了，我觉得你很合适。”
我的呼吸，瞬间就停滞了。
副主任！
新房子！
这两样东西，像两座大山，重重地压在我的天平上。
天平的另一头，是张兰那张脸。
我脑子里有两个小人儿在打架。
一个小人儿说：李文军，你不能为了前途就作践自己一辈子！
另一个小人儿说：傻子！一辈子才多长？穷一辈子才是真的作践！闭上眼，不都一样吗？
我沉默了很久，久到张厂长杯子里的茶都凉了。
最后，我抬起头，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
“张厂长，我愿意。我会对张兰好的。”
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感觉自己把灵魂卖给了魔鬼。
但魔鬼给的价钱，实在是太诱人了。
我和张兰的婚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厂里炸开了锅。
所有人都知道，我李文军，为了前途，把自己卖了。
那些之前羡慕我的人，现在看我的眼神，全是赤裸裸的嘲笑。
“看见没，新姑爷，为了个副主任，什么都豁出去了。”
“真有他的，这得是多大的决心啊。”
“以后回家，不得天天做噩梦？”
最损的是老刘，他当着我的面，跟别人挤眉弄眼。
“文军这叫‘为革命事业献身’，咱们得学习他这种‘关灯精神’！”
周围的人一阵哄堂大笑。
我的脸火辣辣的，拳头在袖子里攥得咯吱响，指甲都陷进了肉里。
但我脸上，还得挤出笑。
“刘哥，你说笑了。”
我像个小丑，任由他们观赏我的窘迫。
婚礼办得很简单。
就在厂里的食堂，摆了十来桌。
张厂长请的都是厂里的头头脑脑，我这边，就从老家来了我爹妈和大哥。
我爹妈看着气派的食堂，看着那些“大人物”，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放。
他们看着我的新娘子张兰，眼神里全是困惑和不解。
我娘把我拉到一边，小声问：“军啊，这……这姑娘脸咋回事啊？”
我心里一抽，强笑着说：“妈，胎记，天生的。人好，心善。”
我爹抽着旱烟，蹲在墙角，一句话不说，只是一个劲地叹气。
我知道，他们觉得我受了天大的委屈。
婚礼上，我像个木偶，被司仪指挥着，敬酒，鞠躬，说谢谢。
我全程没怎么敢看张兰。
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新衣服，那颜色，把她脸上的胎记衬得更加刺眼。
她好像也很紧张，一直低着头，手里的酒杯都在抖。
闹洞房的时候，车间那帮小子玩得最疯。
他们把一个苹果用绳子吊起来，让我和张兰一起咬。
我看着那张凑过来的脸，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我几乎是闭着眼，胡乱啃了一口。
“不行不行！没咬到！”
“文军你得主动点啊！”
起哄声，口哨声，混成一团。
我感觉自己被扒光了衣服，扔在人群里。
最后还是张厂长黑着脸进来，把那帮人赶了出去，这场闹剧才收场。
夜深了。
新房里，红色的喜字，红色的床单，红得刺眼。
张兰坐在床边，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我站在窗边，抽着烟，一根接一根。
我们俩谁也不说话。
最后，还是她先开了口。
“你……你睡吧，我……我去客厅睡沙发。”
她说着就要起身。
我心里一动，不知道是愧疚还是什么。
“不用了，”我掐灭烟头，声音干巴巴的，“床挺大的。”
那一晚，我们俩和衣而卧，中间隔着一条楚河汉界。
我一夜没睡。
婚后的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开始了。
我真的当上了车间副主任。
搬进了那套两室一厅的新房子。
房子真亮堂啊，推开窗户，能看到厂里那片小树林。
我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
可这个家，冷清得像冰窖。
我和张兰，更像是合租的室友，而不是夫妻。
我每天早出晚归，故意在厂里多待一会儿，就是不想回家。
回到家，她总是已经做好了饭。
三菜一汤，热气腾腾地摆在桌上。
她的手很巧，饭菜做得比国营饭店的大师傅还好。
可我俩吃饭的时候，几乎不说话。
我扒拉几口饭，就躲进另一间屋，看我的技术图纸。
她默默地收拾碗筷，洗衣服，拖地，把家里打理得一尘不染。
我的脏衣服，只要扔在盆里，第二天早上，肯定干干净净地叠好放在床头。
衬衫的领口，被她洗得雪白。
她从来不问我为什么晚归，也从来不抱怨我的冷漠。
她就像这个家的一个影子，安静，没有存在感。
但我知道，她不是没有感觉。
有一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她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对着窗外的月亮发呆。
她的肩膀，微微地抽动着。
她在哭。
我的心，像是被针扎了一下。
但我没过去。
我装作没看见，悄悄地回了房间。
我鄙视自己的懦弱和残忍。
可我就是过不去心里那道坎。
我承认，我就是个俗人，一个彻头彻尾的王八蛋。
我享受着她父亲给我带来的好处，却吝于给她一个好脸色。
厂里的人，看我的眼神也越来越复杂。
有的人开始巴结我，叫我“李主任”。
有的人，背地里还是管我叫“倒插门”的。
我升了官，可我的腰杆，好像比以前更直不起来了。
转机发生在一个月后。
那天我跟几个供应商喝酒，被灌多了，回来的时候，胃里翻江倒海。
我趴在马桶上吐得天昏地暗。
感觉五脏六腑都快吐出来了。
迷迷糊糊中，我感觉到一双温暖的手在给我拍背。
一杯温水递到了我嘴边。
是张兰。
她一脸的焦急，那块胎记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不那么刺眼了。
“怎么样？好点了吗？要不要去医院？”
我摆摆手，漱了口，她扶我到床上。
我躺下，感觉天旋地转。
她没走，拿了条热毛巾，轻轻地敷在我的额头上。
又转身去厨房，给我熬了一碗小米粥。
我喝粥的时候，她就坐在床边，静静地看着我。
“以后别喝那么多酒了，伤身体。”她说。
她的声音很柔和。
那一刻，我看着她，心里突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这是我结婚以来，第一次，真正地，仔细地看她。
她的眼睛，其实挺亮的，像两颗黑葡萄。
如果不看那块胎记，她的眉眼，其实也挺清秀。
我突然觉得自己特别不是个东西。
人家把我当丈夫，尽心尽力地照顾我。
我呢？
我把人家当什么了？当升官发财的垫脚石？
从那天起，我的态度，有了一点点微妙的变化。
我回家的时间，早了一些。
吃饭的时候，我会主动跟她说几句话，问问她白天都干了些什么。
她好像很惊喜，话也渐渐多了起来。
她说她喜欢看书，尤其是文学名著。
她说她喜欢养花，想在阳台上种几盆。
我这才发现，我们那个空荡荡的阳台，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摆上了几盆绿油油的吊兰和君子兰。
我还发现，她其实很聪明。
我有次在图纸上遇到个难题，一个数据怎么都算不对，烦得直抓头发。
她默默地给我端了杯茶，在我旁边看了一会儿。
然后，小声说：“你这个公式，是不是用错了？我记得中学物理书上，好像不是这么写的。”
我愣了一下，将信将疑地翻出书一对。
还真是！
我用正确的公式一算，问题迎刃而解。
我震惊地看着她，“你……你怎么知道？”
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就在家看书。”
我这才知道，她虽然没上过大学，但知识面比我还广。
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多。
从工作，到文学，到国家大事。
我发现，跟她聊天，是一件很舒服的事。
她总能很安静地听我说，然后，偶尔提出一两个很有见地的看法。
我不再刻意躲避她的脸。
我看习惯了，那块胎记，好像也没那么碍眼了。
它就在那里，成了她的一部分。
就像我鼻子旁边的一颗痣一样。
我甚至开始跟她开玩笑。
有一次，我故意逗她，“你说，咱俩这算不算包办婚姻？”
她愣了一下，然后很认真地看着我。
“不算。”她说。
“你当时，是有选择的。”
我一下子就没声了。
是啊，我当时是有选择的。
我选了前途。
现在看来，我好像，也选对了一个人。
快到年底的时候，厂里评先进，我名列前茅。
奖品是一台十四寸的“飞跃”牌黑白电视机。
我找了两个同事，吭哧吭哧地把电视机抬回家。
张兰看到电视机，眼睛都亮了。
我们俩像孩子一样，摆弄了半天，终于调出了一个满是雪花点的频道。
那天晚上，我们俩第一次并排坐在沙发上，看完了整部《新闻联播》和一集《西游记》。
当孙悟空把妖怪打得落花流水时，她看得咯咯直笑。
我看着她的侧脸，在电视机屏幕的光影下，那块胎记若隐若现。
我突然觉得，这样的日子，真挺好的。
安稳，踏实。
我甚至开始习惯，每天下班，推开门，看到她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
习惯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
习惯她给我递过来的那杯热茶。
快过年了。
张兰跟我商量，“过年，咱们……回我家一趟吧？”
我心里咯噔一下。
去她家？
我一直以为，她家就是张厂长在厂里分的房子。
“回哪个家？”我问。
“回我老家。”她说，“我爸也回去。”
我这才想起来，我跟张兰结婚这么久，连她老家是哪的都不知道。
我一直以为张厂长就是本地人。
“你老家在哪啊？”
“山西。”她说。
山西？那可是个产煤的地方。
我心里没多想，就当是过年去亲戚家串个门。
我跟张厂长打了声招呼，他点点头，给了我一沓“大团结”，让我买点年货。
“路上照顾好小兰。”他嘱咐我。
我点点头，“爸，您放心。”
这是我第一次，真心实意地叫他“爸”。
去山西的火车，是绿皮车。
硬座，挤得像沙丁鱼罐头。
过道里都站满了人，空气中弥漫着泡面、汗水和香烟混合的怪味。
我好不容易才护着张兰挤到座位上。
路途很长，要坐一天一夜。
晚上，车厢里冷。我把自己的军大衣脱下来，盖在她身上。
她睡着了，头歪着，靠在我的肩膀上。
她的呼吸，轻轻地喷在我的脖子上，痒痒的。
我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漆黑的田野，心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
这趟旅程，好像把我和她的距离，拉近了很多。
火车到了山西一个我不认识名字的小县城。
下了车，一股夹杂着煤灰味的冷风，吹得我一哆嗦。
车站很破旧，站台上的人，大多穿着灰扑扑的棉袄，脸上带着一种被风沙磨砺过的沧桑。
我心里琢磨着，这张厂长，估计也是从这穷山沟里飞出去的金凤凰。
我提着大包小包的年货，跟在张兰身后，准备去挤公共汽车。
结果，张兰拉住了我。
“文军，等一下。”
我正纳闷，一辆黑色的，锃光瓦亮的“上海”牌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我们面前。
在那个自行车都算大件的年代，这种轿车，我只在电影里见过。
一个穿着中山装的司机，快步下车，拉开车门，恭恭敬敬地对张兰说：
“兰小姐，您回来了。”
我当时就懵了。
兰……兰小姐？
我手里的网兜“啪”的一声掉在地上，里面的苹果滚了一地。
张兰好像习惯了这种场面，她弯腰帮我捡苹果，然后对我说：
“上车吧，文军。”
我机械地坐进车里。
车座是真皮的，软得像沙发。
车里有一股淡淡的檀香味。
我局促不安地坐着，手都不知道该往哪放。
我偷偷看了一眼张兰，她很平静，就像平时在家里一样。
车子开出县城，没有往我想象中的村庄土路走，而是上了一条新修的柏油路。
路两边，光秃秃的黄土高坡连绵不绝。
开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前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院落。
青砖高墙，朱漆大门，门口蹲着两个威风凛凛的石狮子。
这阵仗，哪是普通人家？倒像是旧社会的地主大院。
大门口，站着两个穿着军大衣的男人，看见我们的车，立刻立正敬礼，拉开了沉重的大门。
车子开进去，我彻底傻眼了。
里面不是一个院子，是好几个院子连在一起的院群。亭台楼阁，假山流水，跟我们厂里那个小公园比，简直是皇宫。
张厂长，不，我岳父，已经站在正屋门口等我们了。
他身边，还站着一个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的老人，穿着一身唐装，手里拄着一根龙头拐杖。
一群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小，都围在旁边。
看见张兰下车，那老人脸上立刻笑开了花。
“我的乖孙女，可算回来了！”
张兰快步跑过去，抱着老人的胳膊撒娇，“爷爷！”
我跟在后面，像个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手足无措。
张厂长给我介绍：“文军，这是小兰的爷爷。”
我赶紧鞠躬，“爷爷好。”
老人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那眼神，锐利得像鹰。
我被他看得心里发毛。
半晌，他点点头，“嗯，一表人才，精神。”
晚上的年夜饭，摆了足足五大桌。
我被安排在主桌，坐在张兰旁边。
桌上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但看穿着气度，都不是一般人。
他们说话，我一句也插不上。
他们聊的，不是“今年的产量”，就是“新的运输线”，要么就是“跟南边哪个老板谈的合作”。
我像个傻子一样，只顾着埋头吃饭。
我偷偷问张兰，“你家……到底是干啥的？”
张兰看了我一眼，小声说：“挖煤的。”
我心里一颤。
挖煤的？
我以为是那种戴着安全帽下井的煤矿工人。
可看这架势，不对啊。
酒过三巡，一个看起来是管家模样的人，走到老爷子身边，耳语了几句。
老爷子点点头，对一个坐在下首的中年男人说：
“老三，你跟文军聊聊。”
那个叫“老三”的，是张兰的三叔。
他把我叫到旁边一个偏厅。
偏厅里烧着炭盆，暖烘烘的。
三叔给我倒了杯茶，开门见山。
“文军，我们家的情况，你大概也看到了。”
我点点头，心脏砰砰直跳。
“我们家，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起，就在这片山里讨生活。早年是开小煤窑，后来公私合营，交给了国家。这几年，政策松动了，我们家又把几个快废弃的矿，承包了下来。”
他看着我，眼神很深邃。
“说白了，这方圆几十里的几个煤矿，都是我们张家的产业。”
我手里的茶杯，差点没拿稳。
煤矿……是他们家的产业？
我脑子里嗡嗡作响。
我一直以为，我娶的是一个厂长女儿。
我以为我攀上了高枝，最多就是从技术员变成了副主任，从集体宿舍搬进了两室一厅。
我从来没想过……
我娶的，哪是什么厂长女儿。
我这是娶了一个矿主的女儿！
怪不得……怪不得张厂长对我那么“慷慨”。
一个车间副主任，一套房子，对他们家来说，算什么？
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三叔继续说：“兰兰是我们这一辈唯一的女孩，从小被我们捧在手心里。就是这脸……唉，小时候发高烧，留下的后遗症，用了很多办法都去不掉。”
“她心思重，敏感。我们怕她在本地嫁人，被人指指点点，受委屈。她爸，也就是我二哥，才想了这么个办法，让她去他那个小厂里，找个知根知底，人品靠得住的。”
“二哥观察了你很久，说你这小伙子，有野心，但不坏。肯吃苦，也聪明。把兰兰交给你，他放心。”
我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原来，我在他们眼里，是透明的。
我的那点小算盘，那点肮脏的心思，人家看得一清二楚。
人家不是傻，人家只是在赌。
赌我李文军，还有点良心。
三叔拍了拍我的肩膀，“文军，我们家不图你什么。就一条，对兰兰好。你只要对她好，你想要的，都会有。”
那天晚上，我躺在那个雕花大床上，又是一夜没睡。
我看着身边熟睡的张兰，心里五味杂陈。
震撼，羞愧，庆幸……
我像个傻子，一直以为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
原来，我才是那个被照顾，被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人。
我嘲笑她丑，我嫌弃她。
可人家，从来没有嫌弃过我穷，没有嫌弃过我出身农村。
人家只是想找个踏实的人，好好过日子。
我李文-军，何德何能？
我伸出手，第一次，轻轻地触碰她脸上的那块胎记。
那触感，温热，细腻。
它不再丑陋，不再刺眼。
它像是一枚勋章，记录着这个善良的姑娘，所承受过的一切。
从山西回来后，我像是变了一个人。
在火车上，我看着窗外，张兰问我在想什么。
我说：“在想，我运气真好。”
她愣了一下，笑了。
她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我发现，她笑起来真好看。
回到厂里，一切照旧。
同事们还是会拿我开玩笑。
有一次，在食堂吃饭，老刘又当着一群人的面，大声说：
“哟，李主任回来了？这趟山西之行，没被你那‘貌美如花’的媳妇吓着吧？”
周围的人又是一阵哄笑。
以前，我可能会尴尬地笑笑，然后躲开。
但这次，我没有。
我放下饭盒，站起来，冷冷地看着他。
“老刘，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
我的声音不大，但食堂里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看着我。
“张兰是我媳-妇，是我李文军明媒正娶的妻子。你再让我听到一句对她不尊重的话，别怪我李文军对你不客气。”
我盯着老刘的眼睛，一字一顿。
老刘被我的眼神吓住了，张了张嘴，没敢吱声。
我端起饭盒，拉着旁边同样目瞪口呆的张兰，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走出了食堂。
从那以后，厂里再也没有人敢当着我的面，说张兰半句闲话。
他们看我的眼神，从嘲笑，变成了敬畏。
他们可能以为，我是靠着岳父的势力，腰杆硬了。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腰杆，不是因为张厂长硬起来的。
是因为张兰。
是因为我心里，终于有了底气，有了担当。
我开始学着做一个真正的丈夫。
我会在下班路上，买一束她喜欢的栀子花。
我会在她看书的时候，给她披上一件衣服。
我会在周末，骑着自行车，带她去市里新开的公园。
有一次，我们去逛百货大楼。
她看中了一条真丝的连衣裙，摸了又摸，但看到价格，就默默地放下了。
第二天，我取了半个月的工资，偷偷去把那条裙子买了回来。
我把裙子递给她的时候，她愣住了。
然后，她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她没说谢谢，只是抱着那条裙子，哭了。
我知道，她等的，不是这条裙子。
她等的，是我这份心。
我的生活，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我不再是那个一心只想往上爬，钻营算计的李文军了。
我还是努力工作，但我不再是为了给别人看。
我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让张兰过上更好的日子。
第二年，张兰怀孕了。
她孕吐得厉害，吃什么吐什么。
我心疼得不行，学着给她做各种开胃的小菜。
那段时间，我一下班就往家跑，菜市场，厨房，成了我新的阵地。
看着她日渐隆起的肚子，我心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幸福。
孩子出生的那天，是个男孩，七斤六两，哭声洪亮。
护士把孩子抱给我看。
我看着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手都不知道该怎么抱。
我傻笑着，眼泪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我当爸爸了。
我跑进病房，张兰脸色苍白，但眼睛里全是光。
我握着她的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重复：
“辛苦了，辛苦了……”
她看着我，笑了。
“文军，你看，他长得像你。”
我看着她，看着她额头的汗珠，看着她因为生产而更显憔悴的脸。
那块胎记，在我的眼里，已经变成了一朵最美的印记。
我俯下身，在她的额头上，轻轻地亲了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主动亲吻她。
我的人生，从1987年那个夏天开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很多人都说，我李文军是走了天大的狗屎运，娶了个家里有矿的老婆，一步登天。
他们只看到了我从技术员变成了副厂长，后来又在岳父家的帮助下，下海经商，办了自己的工厂。
他们只看到了我从集体宿舍，搬进了大别墅，开上了进口的小轿车。
他们都羡慕我。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这辈子最大的运气，不是娶了一个有矿的女儿。
而是娶了张兰。
是她，在我最落魄，最功利，最不是个东西的时候，没有嫌弃我。
是她，用她的善良和安静，一点一点，把我从一个被欲望扭曲的空壳，变回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她才是我这辈子，挖到的最大的宝藏。
现在，我和张兰已经老了。
儿子早已成家立业，比我当年有出息得多。
我们俩搬回了那个小县城，住进了那个大院子。
天气好的时候，我会陪着她，在院子里散步。
她的头发白了，眼角有了皱纹，但那块胎记，颜色好像淡了一些。
我经常看着她的脸发呆。
她会问我：“看什么呢？老头子，看了一辈子，还没看够？”
我笑着，握紧她的手。
“没看够。”
“下辈子，还想看。”
来源：欢喜星为友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