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七五年，绿皮火车像一条疲惫的巨龙，把我从上海的喧嚣，吐到了这片名为黄泥坡的陌生土地。

一九七五年，绿皮火车像一条疲惫的巨龙，把我从上海的喧嚣，吐到了这片名为黄泥坡的陌生土地。

车窗外的景象，从林立的楼房变成无尽的田野时，我就知道，我的青春要被另一种颜色浸染了。

不是弄堂里石库门的青灰色，也不是外滩的洋场金粉，而是这种，最纯粹、也最让人绝望的土黄色。

空气里混着牲口粪便和湿土发酵的味道，直往鼻子里钻。

我，陈劲，十九岁，高中毕业，标准的城市青年，此刻正拎着一个半新的帆布包，包里塞着几件换洗衣物和一本被翻烂的《红与黑》，站在黄泥坡的村口，感觉自己像个笑话。

接我们的是村长，一个皮肤黝黑、皱纹深得能夹死蚊子的老头，姓钱。

钱村长吧嗒着旱烟，浑浊的眼睛在我们这群“知识青年”身上扫了一圈，像在打量几头新来的牲口。

“以后，这儿就是你们的家了。”他的声音和他的烟一样，又干又冲。

家？

我心里冷笑一声。

我的家在上海，有抽水马桶和煤气灶，而不是这里，一个需要我用双脚去丈量土地，用双手去刨食的地方。

我们被分到知青点，一排泥坯房，夏天漏雨，冬天灌风。

第一天晚上，我躺在硬邦邦的土炕上，听着屋外不知名的虫鸣，第一次尝到了孤独的滋味。

那滋味，比黄连还苦。

劳动是日复一日的。

割麦、插秧、挑大粪，每一样都把我的城市自尊剥得一干二净。

我的手很快就磨出了血泡，血泡又变成厚茧。我学会了在田埂上三两口扒完一碗饭，学会了在烈日下眯着眼判断云的走向，也学会了沉默。

就在这种几乎要将人磨平的沉默里，我注意到了她。

林晚秋。

第一次见她，是在公社的打谷场上。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土布褂子，袖子高高挽起，露出两截瘦削但结实的小臂。

她不像村里其他的姑娘那样咋咋呼呼，总是低着头，默默地干活，扬起的谷糠在她周围形成一片金色的薄雾，阳光一照，竟有种不真实的美感。

她的动作很轻，却很利落，不像我，挥起连枷像在跟自己搏斗。

有一次，我笨手笨脚地被镰刀划了手，血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周围人只是看了一眼，继续埋头干活。这种小伤，在这里根本不值一提。

我一个人跑到田埂边，想用口水凑合一下，一道影子罩在了我头上。

是她。

她什么也没说，从口袋里摸出一小撮揉碎的草药，不由分说地按在我的伤口上。

一股清凉的涩味传来，血竟然慢慢止住了。

“马齿苋。”她终于开了口，声音很轻，像风吹过稻穗。

“谢……谢谢。”我有些结巴。

她点点头，转身就走，仿佛刚才只是顺手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有什么东西，悄悄地动了一下。

从那以后，我的目光总是不自觉地追随着她。

我发现她总是一个人。

出工时一个人，收工时一个人，在河边洗衣服也是一个人。

村里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说笑打闹，她永远是那个站在圈外的人。

她好像被一层无形的墙隔开了。

同来的知青老王拍拍我的肩膀，他比我早来一年，算是“老油条”了。

“别看了，陈劲。”他压低声音，“那姑娘，碰不得。”

“为什么？”我皱起眉。

“成分不好。”老王嘴一撇，做了个“你懂的”表情。

成分。

这个词像一把重锤，砸在我心上。

在这个年代，成分就是一道天堑，决定了一个人的一切。

我没再问下去，但我更好奇了。是怎样的成分，能让一个如此美好的姑娘，被孤立到这个地步？

我开始有意无意地接近她。

出工的时候，我会故意和她分在一组。

她不说话，我就没话找话。

“今天天气真好啊。”

“这麦子长得真壮实。”

“你家离这儿远吗？”

她大多数时候只是“嗯”一声，或者干脆不回答。

但我没放弃。

有一次休息，我看到她捧着一本破旧的书在看，封面都掉了。

我凑过去，是我带来的那本《红与 harvard-architectural-review-no-8-ethics-in-architecture-vol-8-1992-paperback-harvard-university-graduate-school-of-design-editor/dp/0847814838">与黑》。

不，不是我的那本，是另一本，更破旧，纸张都泛黄了。

“你也看这个？”我惊喜地问。

她像是被抓住了秘密的小偷，猛地把书藏到身后，一脸警惕地看着我。

“我……我捡的。”她小声说。

我笑了，从我的帆布包里拿出我的那本，“巧了，我也有一本。”

她的眼睛瞬间亮了，那是我第一次在她脸上看到除了平静之外的表情。

那是一种，对知识最纯粹的渴望和欣喜。

从那天起，我们之间那堵无形的墙，裂开了一条缝。

我们开始偷偷地交换书籍。

我把我带来的所有书都给了她，她则会给我一些我看不懂的、手抄的诗词。

我们的交流地点，是村子东头那片白杨林。

黄昏时分，当炊烟升起，村民们都回家吃饭时，就是我们碰头的暗号。

我会在那里等她，看她踩着落日的余晖，从田埂上慢慢走来，像一幅移动的油画。

我们聊于连，聊玛蒂尔德，聊那些离我们无比遥远的世界。

我发现她异常聪明，很多观点甚至比我这个“知识青年”还要深刻。

“于连的可悲，不是他向上爬的野心，”她有一次说，“而是他始终没明白，他追求的那些东西，本身就没什么价值。”

我愣住了，看着她被晚霞映红的脸，一时说不出话来。

她懂得太多了。

懂得不像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

我们的关系，在黄泥坡这个封闭的小世界里，自然没能瞒过所有人的眼睛。

风言风语开始传开。

“那个上海来的知青，跟林家那丫头好上了。”

“啧啧，真是瞎了眼，什么人不好找，找个‘地主崽子’。”

“地主崽子”这四个字，像一根毒刺，扎得我生疼。

我终于明白了她被孤立的原因。

原来，她是地主的女儿。

在这个“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时代，这四个字，就是原罪。

意味着她生来就有罪，要接受改造，要被所有人踩在脚下。

我去找老王喝酒，用我半个月的工分换来的一瓶劣质白干。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我灌了一口酒，辣得眼泪都出来了。

老王叹了口气，“陈劲，这浑水，你蹚不起。你知道她爹是怎么死的吗？当年斗地主的时候，被活活打死的。她娘也疯了，没两年就投了河。就剩下她一个，靠着村里给的一口救济粮活下来，从小到大，谁都能踩她一脚。”

我的心像被一只大手攥住了，疼得无法呼吸。

我眼前浮现出她总是低着头、沉默干活的样子。

那不是孤僻，是恐惧。

是长年累月的欺凌和歧视，在她身上刻下的烙印。

那天晚上，我喝得大醉。

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不管什么成分，什么阶级，我只知道，我喜欢她。

我喜欢林晚秋。

我要保护她。

第二天，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我的午饭——一个白面馒头，塞到了晚秋的手里。

那时候，白面馒头是稀罕物，只有我们这些拿国家补助的知青偶尔能分到。

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看着我们。

目光里有惊讶，有鄙夷，有嘲讽。

晚秋拿着那个馒头，手在发抖，她想还给我，眼睛里全是惊慌。

我抓住她的手，用了点力气，不让她退缩。

“吃。”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给你的。”

她看着我，眼圈慢慢红了。

最终，她还是收下了。

那是我第一次公开地，向整个黄泥坡宣告，我站在她这边。

代价很快就来了。

村里的干部开始给我“穿小鞋”。

最苦最累的活，都派给我。

别人的工分一天能挣到八分、九分，我的，顶天了只有五分。

这意味着我连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

村里的碎嘴婆子刘婶，见到我就阴阳怪气。

“哟，陈知青，这是要去挑大粪啊？小心别脏了你的白衬衫，林家那丫头可要心疼了。”

我咬着牙，不理会。

但我越是维护晚秋，他们就越是变本加厉地欺负她。

有一次，分派农活的时候，大队长故意把一片最贫瘠、最难啃的荒地分给了晚秋一个人去开垦。

那是连壮劳力都不愿意干的活。

所有人都看着，等着看她的笑话。

晚秋咬着唇，什么也没说，拿起锄头就往那片地走去。

我再也忍不住了。

我冲到大队长面前，“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故意欺负人！”

大队长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眼睛一瞪，“怎么着，陈知青，你要替她出头？你是什么成分，她是什么成分？你跟一个地主崽子划不清界限，你的思想很有问题啊！”

“成分成分，你就知道成分！”我气得浑身发抖，“她爹是地主，她也是地主吗？她生下来就该被人欺负吗？这是哪门子的道理！”

我的话，像在平静的油锅里扔进了一滴水。

整个场面都炸了。

“反了反了！这个知青竟然给地主翻案！”

“思想太反动了！”

那天，我被关了禁闭，写了一份长长的检讨。

晚秋偷偷来看我，隔着门缝，塞进来两个热乎乎的烤红薯。

“陈劲，你别这样。”她的声音带着哭腔，“不值得的。”

“值得。”我靠在冰冷的墙上，轻声说，“只要是为了你，就值得。”

门外，是长久的沉默。

过了很久，我听到她轻轻地说：“我爹……他不是坏人。他读过书，还办过学堂，让村里的孩子免费念书。后来……后来……”

她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我心里酸楚得厉害。

我知道，她是在向我解释。她怕我真的以为，她是一个“坏人”的孩子。

那次冲突之后，我们反而走得更近了。

苦难是最好的催化剂。

我们不再满足于黄昏时在白杨林的短暂相会。

我们会趁着夜色，跑到村子后面的山坡上。

那里有一块大石头，躺在上面，能看到满天的星星。

在上海，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星星，亮得像钻石，仿佛一伸手就能摘下来。

我们并排躺着，谁也不说话。

但我觉得，我们的心是贴在一起的。

有一次，下着小雨，我们躲在一个废弃的牛棚里。

雨水顺着茅草屋顶的缝隙滴下来，在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坑。

我看着她被油灯映照的侧脸，长长的睫毛上仿佛沾着水汽。

我鬼使神差地，凑过去，亲了她的脸颊。

她的身体猛地一僵，像受惊的小鹿。

我以为她会推开我，甚至会生气。

但她没有。

她只是慢慢地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有委屈，有害怕，但更多的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炽热的情感。

然后，她主动地，吻了我的嘴唇。

她的嘴唇很凉，带着雨水的湿气，还有一丝青草的味道。

那个吻，笨拙，青涩，却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我。

我们在一起了。

以一种最秘密，也最决绝的方式。

我们像两只生活在黑暗里的鼹鼠，贪婪地分享着彼此的体温。

那段日子，很苦，但也很甜。

白天，我们在人前装作不熟，用眼神的余光寻找对方。

晚上，我们在山坡上，在白杨林里，在废弃的牛棚里，拥有整个世界。

她会给我唱她小时候听过的歌谣，我则会给她讲上海的霓虹灯和有轨电车。

“晚秋，”我抱着她，闻着她头发上淡淡的皂角香，“等我，等有一天，我一定带你回上海。我们去看电影，去逛公园，去吃大白兔奶糖。”

她把脸埋在我怀里，用力地点头。

我相信，那时的我们，都以为未来是可以通过许诺来预定的。

一九七七年冬天，一个消息像惊雷一样，炸响在所有知青的耳边。

恢复高考了。

那一瞬间，整个知青点都沸腾了。

压抑了十年的梦想，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

每个人都疯了一样地找书，复习。

我也是。

回城，上大学，这是刻在我们这代人骨子里的渴望。

我白天拼命干活，晚上点着煤油灯，把早就忘光的数理化知识一点点捡回来。

晚秋比我还紧张。

她会把她省下来的口粮偷偷塞给我，会在我熬夜的时候，给我送来一碗热腾腾的姜汤。

她从不多问，只是默默地帮我把煤油灯的火苗调亮一点。

我看着她操劳的模样，心里一阵阵地疼。

“晚秋，”我拉着她的手，“等我考上了，我就有正式工作，有城市户口了。到时候，我就回来接你，我们结婚。”

“嗯。”她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但我知道，她信了。

我也信了。

我发了疯一样地学习，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考出去，带她走。

考试那天，我走进考场，回头看了一眼。

她就站在远处那棵大槐树下，远远地望着我。

风吹起她的衣角，她瘦弱得像一片随时会飘走的叶子。

我冲她用力地挥了挥手。

几个月后，录取通知书来了。

我考上了。

是上海的一所师范大学。

知青点的人都来向我道贺，老王用力地捶着我的胸口，“好小子，有你的！出人头地了！”

我笑着，心里却空落落的。

我要走了。

离开这片我曾经无比厌恶的黄土地。

离开我爱的人。

走的前一晚，我们还是在那个山坡上。

夜色很浓，连星星都藏了起来。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只是紧紧地抱着对方，仿佛要将彼此揉进自己的身体里。

“陈劲，”她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到了上海，别忘了我。”

“不会的。”我吻着她的头发，“我每个月都会给你写信，放假就回来看你。等我一毕业，我就回来娶你。”

“我等你。”她说。

这三个字，比任何誓言都重。

火车开动的时候，她站在站台上，没有哭，只是拼命地朝我挥手。

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和那片黄土地融为一体。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汹涌而出。

回到上海，恍如隔世。

高楼，汽车，商店里的琳琅满目，一切都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

我像一个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士兵，带着满身的硝烟和疲惫，无法融入这片和平的繁华。

我开始给晚秋写信。

我告诉她大学里的生活，告诉她我又读了什么新书，告诉她我又看到了什么新奇的东西。

每一封信的结尾，我都会写：等我。

她的回信总是很短，字迹清秀，说的都是村里的琐事。

谁家的牛生了崽，谁家的地又丰收了。

关于她自己，却提得很少。

只在信末写：盼你。

大一的寒假，我迫不及待地买了火车票，回黄泥坡。

我带了很多东西，给她的布料，雪花膏，还有一根在上海很时髦的红围巾。

可是，当我风尘仆仆地赶到村里时，却听到了一个让我如遭雷击的消息。

晚秋结婚了。

就在我走后不到三个月。

嫁给了邻村一个木匠。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疯了一样地冲到她家那间低矮的土坯房前。

门开了，走出来的，是一个憨厚老实的男人，手里还抱着一个襁褓。

晚秋跟在他身后，看到我，脸色“刷”地一下变得惨白。

她瘦了，也憔悴了，但那张脸，还是思夜想的模样。

“你……”我看着她，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怀里揣着的那条红围巾，此刻像一团火，灼烧着我的胸口。

“陈大哥，你回来了。”那个男人，也就是她的丈夫，热情地招呼我，“快，屋里坐。”

我没有动。

我只是死死地盯着晚秋。

我要一个解释。

晚秋低着头，不敢看我。

“她……她有了。”男人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娘说，不能再等了，对孩子不好。”

有了？

我感觉天旋地转。

孩子是谁的？

是我的吗？

我看着晚秋，她依然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

我明白了。

那天晚上的山坡，那个没有星星的夜晚……

我的心，像是被撕成了两半。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的。

我只记得，我把那条红围巾，连同我所有的希望和承诺，一起扔进了村口那条冰冷的河里。

回到上海，我大病了一场。

我不再写信，也不再想起那个地方。

我把那段记忆，连同那个名字，一起埋在了心底最深处。

我努力学习，参加社团，谈了一个家在本地的女朋友。

毕业后，我留校当了老师，结婚，生子。

生活走上了所有人都认为“正确”的轨道。

我成了一个体面的大学教授，家庭美满，事业有成。

黄泥坡，林晚秋，都成了上个世纪的尘埃。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

直到二零一零年，我退休了。

时间一下子多了起来，过去那些被刻意压抑的记忆，开始像潮水一样，不受控制地涌上心头。

我总是在午夜梦回时，看到一个穿着蓝色土布褂子的姑娘，在金色的谷糠里，对我回眸一笑。

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我的妻子察觉到了我的异常。

“老陈，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我看着她，这个和我相伴了三十年的女人，突然有了一种倾诉的冲动。

那天晚上，我把我跟晚秋的故事，原原本本地，都告诉了她。

妻子听完，久久没有说话。

最后，她叹了口气，“去看看吧。去了，你的心结，或许就解开了。”

我动心了。

是的，我想回去看看。

不为别的，只想知道，她过得好不好。

那个孩子……我们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时隔三十多年，再次踏上那片土地，早已物是人非。

当年的黄泥坡，现在已经变成了“黄泥镇”。

泥泞的小路变成了宽阔的水泥路，低矮的土坯房被一栋栋两三层的小楼取代。

我凭着记忆，找到了当年村子的位置。

知青点早就拆了，变成了镇上的一个文化广场，大妈们正在那里跳着广场舞。

我像一个异乡人，茫然地站在那里。

我该去哪里找她？

我走进镇政府，想打听一下。

接待我的是一个年轻的办事员。

当我报出“林晚秋”这个名字时，他愣了一下。

“您找她？您是……”

“我是她……一个老朋友。”

办事员的表情变得有些古怪。他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儿，一个五十多岁、看起来像个干部的男人走了过来。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您好，我姓李，是这个镇的镇长。您找林晚-……您找她有什么事吗？”

我注意到，他提到那个名字时，也犹豫了一下。

“我就是想来看看她，很多年没见了。”

李镇长沉默了一会儿，说：“这样吧，陈教授，您跟我来办公室坐坐。”

他竟然知道我的身份。

在镇长办公室里，李镇长给我倒了杯茶。

“陈教授，您是上海来的贵客。有些事，本来不该提。但既然您问了……”

他拉开抽屉，拿出一个泛黄的牛皮纸档案袋，推到我面前。

“这是关于林晚秋同志的档案材料。”

我的手有些抖，打开了档案袋。

里面是一些发黄的纸张，有手写的，有打印的。

第一页，就是她的个人信息。

姓名：林晚秋。

性别：女。

民族：汉。

出生年月：1956年。

家庭成分：地主。

那两个字，像烙铁一样，再次烫伤了我的眼睛。

我往下看。

父亲：林甫，大地主，1951年被镇压。

母亲：周氏，1954年投河自尽。

我继续翻着。

里面记录了她从小到大的所有“表现”。

“该人思想消极，不积极向组织靠拢。”

“与返城知青陈劲关系不清，存在作风问题。”

“于1978年初，与邻村村民王建国结婚。”

看到这里，我的心又是一阵刺痛。

然后，我看到了一份情况说明，时间是1978年秋。

上面写着：

“关于林晚秋与其夫王建国之子王念的户口问题。经查，该子并非王建国亲生。据王建国本人交代，林晚秋嫁给他时，已有身孕，系前返城知青陈劲所留。因林晚秋本人成分问题，为保护孩子，故冒名顶替……”

我的脑袋“轰”的一声，像是被炸开了。

我早该想到的！

我早该想到的！

她那么刚烈的性子，怎么可能在我走后那么快就嫁给别人！

她是为了孩子！

为了我们的孩子，能有一个清白的“成分”，能像一个正常的孩子一样长大！

我继续往下看，看到了更让我震惊的东西。

那是一份申请。

不，是一份血书。

是晚秋写给当时公社革委会的。

时间，是我考上大学后，离开前。

信上，她用血写着：

“我，林晚秋，地主子女，自知罪孽深重。现恳请组织，不要因为我的成分问题，影响知识青年陈劲同志的前途。我与他之间的一切，皆是我主动勾引，与他无关。我愿承担一切后果，只求组织明察。”

下面，是一个鲜红的血手印。

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那份血书上。

原来，在我为自己的前途奋力拼搏的时候，她却在用这种方式，为我扫清障碍。

我一直以为，是我在保护她。

可原来，从头到尾，都是她在保护我。

保护我的前途，保护我的声誉，甚至，保护我们的孩子。

“她……她人呢？”我抬起头，声音嘶哑地问李镇长。

李镇长叹了口气，指了指档案的最后一页。

那是一张死亡证明。

姓名：林晚秋。

死亡日期：1985年3月。

死因：胃癌。

我的世界，在那一刻，彻底崩塌了。

“怎么会……怎么会……”我喃喃自语。

“积劳成疾，加上心情郁结。”李镇长低声说，“她嫁给王建国之后，日子也不好过。王建国是个老实人，对她不错，但他的家人，因为她的成分，一直看不起她。她什么苦活累活都抢着干，就是想证明自己。饭也舍不得吃，有了病也舍不得看……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

“那……那个孩子呢？”我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王念啊，这孩子有出息。”李镇长脸上露出了一丝欣慰，“他妈妈走后，王建国一个人把他拉扯大。这孩子像他妈，聪明，也倔。当年考上了北京的大学，现在在北京一家大公司当高管呢。”

“他……知道我的事吗？”

李镇长摇了摇头，“王建国把这个秘密守了一辈子。他说，不能让孩子知道自己有个那样的爹，更不能让他去打扰你的生活。晚秋走的时候也交代了，这辈子，就让陈劲当她做了一场梦。梦醒了，就过去了。”

梦？

我瘫坐在椅子上，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原来，我所以为的背叛，是一场深沉的保护。

我所以为的遗忘，是一场刻骨的铭记。

而我，这个自以为是的“知识青年”，这个体面的大学教授，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懦夫，一个傻瓜！

李镇长把我送出了镇政府。

“陈教授，去看看她吧。就在镇子东面的山坡上。”

东面的山坡。

是我们曾经看星星的地方。

我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山坡还是那个山坡，只是当年的那块大石头，已经被风雨侵蚀得不成样子。

在山坡的最高处，我看到了一个孤零零的坟包。

没有墓碑。

只有一个小小的土堆，前面长满了杂草。

我知道，那就是她。

我走过去，跪倒在坟前，失声痛哭。

“晚秋，我回来了……我回来晚了……”

我把脸贴在冰冷的泥土上，仿佛还能感受到她当年的体温。

对不起。

这三个字，我欠了她一辈子。

我在坟前坐了整整一个下午，从日正当中，到夕阳西下。

我跟她讲我这三十多年的生活，讲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工作。

讲得越多，我越觉得空虚。

我拥有了世人眼中的一切，却弄丢了唯一的那颗真心。

天黑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喂，请问是陈劲，陈教授吗？”电话那头的声音，年轻，沉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疏离。

“我是。”

“我是王念。”

我的心猛地一跳。

“李镇长把您的事告诉我了。”他的声音很平静，“我刚下飞机，在镇口的宾馆，您有时间吗？我想跟您谈谈。”

我们在宾馆的茶室见了面。

他长得很像晚秋，尤其是那双眼睛，清澈，明亮，也带着一丝忧郁。

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气质干练，与这个小镇格格不入。

他就是我的儿子。

我们相对而坐，沉默了很久。

“我父亲，前年去世了。”他先开了口，“临走前，他把所有事都告诉了我。包括这个。”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小木盒子，推到我面前。

我打开，里面是一条红色的围巾。

已经很旧了，颜色也暗淡了，但还能看出当年的模样。

“我父亲说，这是我母亲唯一的遗物。当年你走后，她偷偷从河里捞了上来，一直藏着。”

我的眼泪又一次涌了上来。

“她……恨我吗？”我颤抖着问。

王念摇了摇头，“我父亲说，我母亲从来没说过你一句不好。她只是经常一个人，看着这条围巾发呆。她说，你给了她这辈子最快乐的日子。”

他顿了顿，继续说：“她给我取名叫‘念’，思念的念。她说，让我不要忘记，我是带着一个人的思念出生的。”

我再也说不出话来，只能任由眼泪纵横。

“陈教授，”王念看着我，目光复杂，“我今天来见您，不是为了认亲。我姓王，我父亲是王建国，这一点，永远不会变。他给了我母亲一个家，把我养大，他是我唯一的父亲。”

“我明白。”我点头，心如刀割。

“我只是想把这条围巾还给您。”他说，“它不属于我母亲，也不属于我。它属于您和您那段已经结束的过去。我母亲的一生，很苦。我不希望她走了，还要被一段不属于她的记忆捆绑着。”

他站起身，“我明天一早就回北京了。陈教授，您……保重。”

他走了，没有回头。

就像当年，我离开她时一样决绝。

我一个人坐在茶室里，手里攥着那条冰冷的红围巾，坐了整整一夜。

我终于明白，我失去的，不仅仅是一段爱情。

我失去的，是一个女人用她的一生，为我筑起的，一个关于爱与牺牲的梦。

而我，亲手把这个梦，打碎了。

第二天，我离开了黄泥镇。

我没有带走那条围巾。

我把它，连同那本《红与黑》，一起烧在了晚秋的坟前。

火光中，我仿佛又看到了她。

她站在金色的谷糠里，穿着蓝色的土布褂子，对我回眸一笑。

笑容里，没有怨恨，只有我年少时，最熟悉的温柔。

回到上海后，我把黄泥镇的那套小楼买了下来，过户到了王念的名下。

我没有告诉他。

这是我唯一能为他，为晚秋，做的事。

我的人生，还在继续。

我依然是那个体面的退休教授，每天散步，看报，含饴弄孙。

只是，再也没有人知道。

在我的心里，永远埋葬着一个叫林晚秋的姑娘。

和一个，我欠了她一辈子的，一九七五年的秋天。

来源：风过晨为邻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