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六岁，穿着我妈用旧床单改的跨栏背心，成天光着脚在院子里跑，脚底板燙得能烤熟一片肉。

那年夏天，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连墙角的狗尾巴草都打了蔫。

1970年。

我六岁，穿着我妈用旧床单改的跨栏背心，成天光着脚在院子里跑，脚底板燙得能烤熟一片肉。

我爷爷，方敬亭，就坐在那棵老槐树下，摇着一把破蒲扇，眯着眼，有一搭没一搭地抽着他的旱烟。

烟味呛人，混着夏日午后的尘土味，成了我记忆里那个年代的底色。

我们家不大，一个标准的北方小院，三间正房，两间厢房。

爷爷奶奶住东厢，我们一家三口住正房，西厢房堆着爷爷做木工活的工具和木料，那是我小时候的乐园，充满了刨花和木头的清香。

那天下午，我正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看得入神。

突然，院门那儿传来“哐当”一声。

很轻，像是有人没力气了，靠在了我们家那扇薄薄的木门上。

我扭过头。

一个“东西”倚在门框上，慢慢往下滑。

对，那时候在我眼里，她不是个人，就是个东西。

一个由泥、土、破布和乱糟糟的头发组成的，勉强能看出人形的“东西”。

她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几岁，头发像枯草一样结成了饼，脸上全是干涸的泥印子，只有一双眼睛，大得吓人，亮得也吓人，像两颗在黑夜里挣扎的星星。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然后，眼睛一闭，就那么软软地癱倒在我們家门口的尘土里。

我吓得“哇”一声就哭了，连滚带爬地跑到爷爷身边，死死拽住他的裤腿。

“爷，爷……门口……有个泥人。”

爷爷的蒲扇停了。

他放下烟杆，在我头上拍了一下，声音不响，但很沉稳。

“别瞎叫唤。”

他站起来，趿拉着布鞋，一步一步走到门口。

我躲在他身后，只敢探出半个脑袋。

爷爷蹲下去，伸出那双布满老茧和木刺痕迹的手，先是探了探那女孩的鼻息，然后又摸了摸她的额头。

“还活着，就是饿狠了，又发着烧。”

他自言自语。

然后，他做了一个我们全家都想不到的决定。

他打横抱起了那个女孩。

那个脏得看不出模样的女孩。

“抱回来干啥？”

奶奶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尖尖的，带着一股子焦虑。

她是听见我哭才出来的。

奶奶是个好人，但她更是个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

在那个年代，谁家不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我们家多一口人，就意味着每个人的碗里都要少一勺稀饭。

“方敬亭！你疯了！”奶奶冲到院子里，看着爷爷怀里那个“泥猴”，脸都白了。

“咱家锅都快揭不开了！你还往回捡人？哪儿来的？哪儿来的你給我送回哪儿去！”

爷爷没理她，径直把女孩抱进了堆杂物的西厢房，小心地放在那张积了灰的木板床上。

“先救人。”爷爷的声音很低，但一个字一个字砸在院子里，特别有分量。

奶奶气得直跺脚，指着爷爷的背影，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

“见死不 cứu，那还算人吗？”爷爷从西厢房出来，看着奶奶，又重复了一句。

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奶奶不说话了，眼圈红了，转身进了厨房。

过了一会儿，她端着一碗清水出来，还拿了块干净的（虽然也打着补丁）的毛巾。

她没好气地把碗和毛巾塞到爷爷手里。

“我告诉你方敬亭，就一顿！明儿天亮了，必须把人送走！”

爷爷接过碗，没吭声，算是默认了。

那天晚上，我们家喝的玉米糊糊比平时更稀了。

奶奶把省下来的那一小块红薯，掰了一半，煮进了给那个女孩的糊糊里。

糊糊熬好了，爷爷端着，我跟在后面，像个小尾巴。

西厢房里点了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女孩已经醒了，靠在墙上，还是那么惊恐地看着我们。

爷爷把碗递过去。

她没接，只是缩着身子，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喝吧，不烫。”爷爷的声音很柔和，是我很少听见的那种柔和。

女孩还是不动。

我看着那碗里唯一的一块黄澄澄的红薯，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那可是红薯啊。

爷爷看了我一眼，我赶紧低下头。

他叹了口气，把碗放在床边的小凳子上，自己坐到另一边，拿起他的烟杆，又开始吧嗒吧嗒地抽起来。

他不说话，女孩也不动。

屋子里只有他抽烟的声音，和女孩因为紧张而愈发急促的呼吸声。

过了很久很久，久到我站得腿都麻了。

女孩终于 slowly 地伸出了手。

她的手很小，指甲里全是黑泥，抖得像随时会断掉的树枝。

她碰了一下碗边，又飞快地缩了回去，好像那碗会烫伤她一样。

又过了一会儿，她才终于端起了碗。

她没有立刻喝，而是先看了一眼爷爷，又看了一眼我。

然后，她低下头，小口小口地，几乎是虔诚地舔着碗里的糊糊。

她吃得很慢，很小心，好像那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

那块红薯，她一直没碰。

直到把糊糊喝完了，她才用那根最干净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把红薯拨到嘴里，闭上眼睛，慢慢地嚼着。

我看见一滴眼泪从她紧闭的眼角滑落，掉进了空碗里，“嗒”的一声。

声音很轻，但在那个安静的夜晚，格外清晰。

吃完饭，爷爷问她话。

“妮儿，你叫啥？家是哪儿的？”

她摇头，不说话。

“爹妈呢?"

她还是摇头，眼泪却流得更凶了。

爷爷不问了，只是叹气。

“睡吧，明天再说。”

他站起来，帮她把被子（其实就是一条破棉絮）盖好，吹了灯，带我出了门。

第二天，女孩没走。

她烧得更厉害了。

奶奶嘴上骂骂咧咧，说她是讨债鬼，手上却没停，一遍遍地用凉毛巾给她敷额头。

爷爷翻箱倒柜，把他藏了半輩子的两块银元拿了出来，那是他年轻时给人打家具，人家赏的，他一直当宝贝。

他让我妈去镇上的药铺，抓了退烧的药。

“当家的，这可是……”我妈看着那两块亮闪闪的银元，有点犹豫。

“救人要紧。”爷爷摆摆手，不容置疑。

女孩在我們家那张木板床上，躺了三天三夜。

三天里，奶奶几乎没怎么合眼。

我有时候半夜起来撒尿，都能看见西厢房的灯还亮着，奶奶的影子映在窗户上，在给女孩换毛巾。

第四天早上，她退烧了。

能下床了。

她做的第一件事，是走到院子里，对着我爷爷奶奶，“扑通”一声跪下了。

磕了三个结结实实的响头。

额头都磕红了。

“爺爺，奶奶。”

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声音沙哑，但很清晰。

奶奶赶紧把她扶起来，眼圈又红了。

“你这孩子……快起来……”

从那天起，她就在我们家住了下来。

爷爷给她取了个小名，叫丫丫。

因为她刚来的时候，又瘦又小，像根豆芽菜。

奶奶没再提送她走的事。

丫丫很懂事，懂事得让人心疼。

她从不多说一句话，但家里有什么活儿，她都抢着干。

扫地，喂鸡，拣柴火，甚至学着我奶奶的样子，坐在小板凳上缝补衣服。

她的手很巧，针线活做得比我妈还好。

我们家的饭，依然很稀。

但每次吃饭，丫丫总是把自己碗里的干的匀给我一点。

我一开始还挺高兴，后来被爷爷發現了，用筷子敲了我的手。

“你是哥哥，要照顾妹妹。”

我那时候不懂，还挺委屈。

妹妹？我哪儿来的妹妹？她就是个外人。

我会因为她，偷偷跟我的小伙伴抱怨。

“我们家来了个要饭的。”

“她抢我东西吃。”

有一次这话被丫丫听见了。

她没哭，也没闹，只是默默地站着，看着我。

那眼神，我现在还记得。

没有愤怒，没有委屈，只有一种我当时读不懂的，深深的悲伤。

从那天起，她不再给我匀饭了。

但她自己吃得更少了。

我开始有点后悔。

真正让我把她当成“自己人”的，是一次打架。

院儿里的孩子王，叫二虎，比我大三岁，仗着个子大，老欺负我。

那天他又抢我的玻璃球，我急了，跟他扭打在一起。

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被他按在地上，脸上挨了好几拳。

我疼得哇哇大哭。

就在这时候，一个瘦小的身影冲了过来，像只发怒的小豹子。

是丫丫。

她抓起地上的一把土，直接扬到了二虎的脸上。

二虎“嗷”的一声，捂住了眼睛。

丫丫趁机拉起我，把我护在身后。

她死死地盯着二虎，那眼神，比那天看我的眼神还要吓人，充满了狠劲儿。

二虎揉着眼睛，骂骂咧咧地走了。

我愣愣地看着丫丫。

她转过头，用她那件补丁摞补丁的袖子，轻轻擦掉我脸上的眼泪和鼻涕。

“哥，疼吗？”她小声问。

那是我第一次听她叫我“哥”。

我心里某个地方，一下子就软了。

“不疼。”我吸了吸鼻子，嘴硬道。

从那天起，我再也没叫过她“要饭的”。

她是我妹。

我亲妹。

谁敢欺负她，我跟谁急。

丫丫在我们家，一住就是十年。

这十年，她从一个黄毛丫头，出落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她话不多，但心思细腻。

奶奶的腰不好，她就每天晚上给奶奶捶背。

爷爷的眼睛花了，她就学着穿针引线，帮爷爷补衣服上最细小的破洞。

她还跟爷爷学了木工。

一个女孩子，学什么木工？邻居们都笑话她。

但丫丫不在乎。

她好像对那些刨子、凿子有着天生的领悟力。

爷爷一开始只是教她磨磨刨刃，认认木料。

后来发现她学得又快又好，索性就把压箱底的本事都教给了她。

“这孩子，是块好料。”爷爷不止一次跟我奶奶这么说。

丫丫做的第一件成品，是一个小小的木头梳子。

她用一块桃木， carved for a whole week, her fingers were pricked with many small holes.

梳子打磨得極其光滑，上面还刻了一朵小小的兰花。

她把梳子送给了奶奶。

奶奶拿着那把梳zǐ，摩挲了半天，眼睛里亮晶晶的。

“我这辈子，还没用过这么好的梳子。”

丫丫还偷偷给我做了一个木头的手枪，带扳机的那种，扣一下还能“嘎达”响一声。

那是我童年最宝贝的玩具。

她唯独没有给自己做过任何东西。

她好像天生就不知道怎么为自己着想。

她跟着爷爷学会了认字，打算盘。

爷爷有一本破旧的《九章算术》，她翻来覆去地看，上面的题她都会做。

有时候爷爷的木工活需要算尺寸，她心算比爷爷用算盘还快。

“丫丫这脑子，要是能上学，准是个状元。”爷爷总是感叹。

但那个年代，我们家连供我上学都勉强，更别提丫丫了。

上学，成了丫丫心里一个遥远的梦，也成了我们全家人的一个遗憾。

时间到了八十年代初。

改革开放的春风，像一股巨大的浪潮，从南方席卷而来。

空气里开始弥漫着一种躁动不安的气息。

下海，經商，去深圳，成了年轻人嘴里最时髦的词。

我们这个北方小城，也开始有人偷偷摸摸地南下。

丫丫那年十八岁。

有一天晚上，她把我爷爷奶奶，还有我爸妈都叫到了一起。

她又像十年前那样，跪下了。

“爷爷，奶奶，爸，妈……”她已经跟着我，改口叫我爸妈了。

“我想……我想出去闯闯。”

屋子里一片寂静。

奶奶的脸色一下子就白了。

“闯啥闯？一个女孩子家家的，出去能干啥？外面多乱啊！”

“我想去找找我的家人。”丫丫低着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我还想……挣钱。”

“掙錢干什么？家里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爷爷的声音有些沙哑。

丫丫抬起头，眼睛里含着泪。

“爷爷，我想让你们过上好日子。我想让奶奶看病不用再心疼钱，想让你抽上好烟叶，想让哥能娶个好媳ö妇……”

她看着我，“我想让你上大学，不用再为学费发愁。”

我当时正在读高中，成绩不错，考大学是我的梦想，也是全家的希望。

但我们都知道，那笔学费，对我们家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我跟爷爷学了手艺，我会算账，我能吃苦，我饿不死。”丫丫说。

“我打听过了，去南方，去广州，那里有机会。”

那一晚，我们家开了个很长很长的家庭会议。

奶奶从头哭到尾。

我爸我妈沉默着，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有爷爷，抽了一晚上的旱烟，屋子里烟雾缭绕。

天快亮的时候，爷爷终于开口了。

“让她去。”

就三个字。

奶奶“哇”的一声哭得更厉害了。

“你个老东西！你心怎么这么狠！她是咱们的閨女啊！”

“正因为是咱们的闺女，”爷爷看着丫丫，眼睛里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复杂情绪，有不舍，有担忧，但更多的是一种……期许。

“雏鹰长大了，总要飞的。咱们不能把她一辈子拴在身边，耽误了她。”

丫丫要走的那天，天还没亮。

奶奶给她煮了十几个鸡蛋，用布包了一层又一层。

“路上吃，别舍不得。”奶奶的眼睛肿得像核桃。

爸爸媽媽把家里所有能凑出来的钱都拿了出来，一共是五十三块七毛。

wrinkled bills, crumpled coins, that was our family's entire savings.

爷爷把丫丫叫到西厢房。

他从床底的一个木盒子里，拿出一样东西，用红布包着。

打开来，是一套小巧的木工工具。

刨子，凿子，锯子，墨斗……都是爷爷親手做的，按比例缩小了，每一件都像艺术品。

“这手艺，是爺爺给你的嫁妆，也是你在外头安身立命的本事。”

“走到哪儿，都别忘了，我们是手艺人。手艺人，活要干得漂亮，人，要做得正直。”

丫丫哭得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儿地磕头。

临走前，爷爷又塞给她一个小布包。

“这里头是两百块钱，是爷爷的棺材本。你拿着，穷家富路。”

丫丫死活不要。

“拿着！”爷爷吼了一声，那是他第一次对丫丫这么大声。

丫丫不敢再推辞，含着泪收下了。

我送她去长途汽车站。

一路上，我们俩谁也没说话。

秋天的早晨，有点凉。

到了车站，车已经发动了。

丫丫上了车，隔着满是灰尘的玻璃窗看着我。

“哥。”她用口型对我说。

“保重。”我也用口型回答。

她对我笑了笑，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

汽车开动了，我跟在车后面跑，一直跑，一直跑，直到汽车变成一个小黑点，再也看不见了。

我站在原地，突然觉得心里空了一大块。

我的妹妹，走了。

丫丫刚走的那两年，每个月都会来一封信。

信写得很长，告诉我们她在哪儿，干什么，吃得好不好。

她说她到了广州，人生地不熟。

她没去找什么亲人，因为她知道，找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她在一个建筑工地上找了个活儿，给人当小工，搬砖，和水泥。

一个女孩子，干男人都嫌累的活儿。

信里，她从来不叫苦。

她只说，工地的伙食很好，顿顿有肉吃。

我们都知道她在骗我们。

她把每个月挣到的钱，省下一大半，全都寄回家。

第一笔钱寄来的时候，是一百块。

奶奶拿着那一百块钱，手都在抖。

“这孩子……这得吃多少苦啊……”

爷爷拿着信，看了又看，然后对我说：“给你妹回信，告诉她，家里一切都好，让她自己多留点钱，别苦了自己。”

后来，丫丫的信里说，她不搬砖了。

工地上一个木工老师傅，看她一个女孩子干体力活太辛苦，就收了她当徒弟。

她把我爷爷教她的手艺拿了出来，老师傅一看，惊为天人。

她说，她终于又闻到了熟悉的刨花香。

再后来，她说她跟着师傅，开始自己接活儿了。

做家具，做装修。

她寄回来的钱越来越多。

从一百，到两百，到五百。

我考上大学那年，她一次性寄回来两千块钱。

信里说：“哥，这是我给你攒的学费。一定要好好读书。”

我捏着那笔“巨款”，一个人在房间里哭了很久。

那是我第一次，那么深刻地体会到“妹妹”这个词的分量。

大学期间，我和丫丫的通信更频繁了。

我们聊理想，聊未来。

她说，她不想一辈子只当个木匠。

她发现广州的家具市场特别大，但是好的设计太少了。

她想开一个自己的家具厂，做自己设计的家具。

“哥，你信我吗？我能行。”她在信的末尾写道。

“我信。”我在回信里只写了这两个字。

我当然信。

从她用一把土为我赶走二虎的那天起，我就知道，我这个妹妹，身体里藏着一股谁也想象不到的力量。

但是，就在她的事业刚刚有点起色的时候，她的信，突然断了。

最后一个月，她没寄钱回来。

第二个月，还是没有。

第三个月，依然杳无音信。

我们给她写的信，也全都石沉大海。

我们家一下子就慌了。

奶奶每天都坐在门口，望着南方的方向，嘴里不停地念叨。

爷爷的烟抽得更凶了，人也沉默了好多。

我爸跑去邮局问了好几次，都说查不到这个人。

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消失了。

“出事了……肯定是出事了……”奶奶哭着说。

我们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我当时正在读大三，我跟学校请了假，揣着家里凑的几百块钱，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我要去找我妹。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

火车坐了三天两夜。

到了广州，我彻底傻眼了。

高楼大great buildings, dense crowds, a dialect I couldn't understand a word of.

我拿着丫丫最后那封信的地址，挨个去找。

那是一个巨大的城中村，巷子窄得只能容一个人通过，空气里充满了潮湿和各种食物混合的味道。

我找到了那个地址，是一家小小的木工作坊。

门锁着，上面贴了张封条。

我问旁边的邻居。

一个阿婆告诉我，这家店的老板，一个姓林的女孩子，因为跟人合伙做生意，被骗了。

不仅赔光了所有的钱，还欠了一屁股债。

“人好像跑路了。”阿婆说。

跑路了？

我不信。

丫丫不是那样的人。

我在广州待了半个月。

白天，我拿着丫丫的照片，在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问。

火车站，汽车站，人才市场，建筑工地……

晚上，我就睡在最便宜的旅馆里，十块钱一晚的通铺。

半个月下来，我瘦了十斤，但还是一无所获。

钱花光了，我只能回家。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

我只记得，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爷爷奶奶时，奶奶当场就晕了过去。

爷爷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

从那以后，丫丫这个名字，成了我们家的一个禁忌。

没人再提起她。

但我们都知道，每个人心里，都压着一块石头。

爷爷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他不再做木工活了，那套他最寶貝的工具，被他用布包好，重新放回了床底。

他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西厢房的方向，一坐就是一下午。

我知道，他在想丫丫。

时间就这么一年一年地过去。

我大学毕业，留在了省城工作，结了婚，生了孩子。

我们家也搬进了楼房。

那个留下我们无数记忆的小院，在城市改造中，被夷为平地。

一切都变了。

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对丫丫的思念，和那份沉甸甸的担忧。

她还活着吗？

她过得好吗？

她是不是还在某个角落里吃苦？

这些问题，像针一样，时不时地刺痛着我们。

转眼，就到了2000年。

距离丫丫离开，已经快二十年了。

距离她失踪，也过去了十几年。

我们几乎已经绝望了。

那年秋天，爷爷病重住院了。

医生说是肺癌，晚期。

我知道，这是他那些年抽闷烟抽出来的病。

爷爷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他唯一的请求，是不想住在医院里。

“回家。”他说，“我想回老屋。”

老屋早没了。

我只能在医院附近，给他租了一个带院子的一楼。

他躺在床上，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

偶尔清醒过来，就让我把他扶到院子里。

他看着天空，眼神空洞。

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

也许，他还在望着南方的方向。

那天，我正在公司上班，突然接到了我媽的电话，声音带着哭腔。

“儿子，你快回来！你爷爷……可能不行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什么都顾不上了，抓起车钥匙就往医院跑。

我冲到医院附近那个租来的小院门口。

让我意外的是，院门口停着一辆我从没见过的，黑得发亮的轿车。

车牌号我不认识，但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

我心里咯噔一下，也来不及多想，推开院门就往里冲。

院子里站着几個穿西装的人，看起來像是保鏢。

一个穿着一身精致的米色套裙，头发盘得一丝不苟的女人，正背对着我，站在爷爷的床前。

她的背影，很陌生，又有一丝说不出的熟悉。

我妈和我爸站在一边，表情很复杂，像是在哭，又像是在笑。

“妈，怎么回事？爷爷怎么样了？”我冲过去，焦急地问。

我妈没说话，只是指了指那个背对着我的女人。

女人听到我的声音，身体微微一颤，然后慢慢地转过身来。

当我看清她的脸时，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那是一张成熟、优雅、带着岁月沉淀的从容的脸。

但那双眼睛……那双眼睛！

和三十年前那个夜晚，那个倒在我家门口的“泥人”，一模一样！

大大的，亮亮的，此刻正噙满了泪水。

“丫丫？”

我试探着，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声音。

女人再也控制不住，眼泪决堤而下。

“哥！”

这一声“哥”，穿越了二十年的光阴，瞬间击溃了我所有的防线。

真的是她！

我的妹妹，丫丫，回来了！

她快步走到我面前，想抱我，又有些犹豫，双手停在半空中。

我一把将她紧紧抱住。

“你……你这个死丫头！你上哪儿去了！你知不知道我们多想你！”我吼着，眼泪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对不起……哥……对不起……”她在我怀里，哭得像个孩子。

这时候，病床上的爷爷，发出了微弱的声音。

“水……水……”

我们赶紧分开。

丫丫 wiping her tears, walked quickly to the bedside.

她从旁边一个极其精致的保温杯里倒出一杯温水，用一根吸管，小心地送到爷爷嘴边。

“爷爷，喝水。”她的声音哽咽着。

爷爷的眼睛半睁着，眼神已经有些渙散了。

他看了看丫丫，又看了看我，嘴唇动了动。

“你是……谁啊？”

我的心猛地一沉。

爷爷……已经不认识人了。

丫丫的身体晃了一下，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她强忍着泪水，俯下身，在爷爷耳边轻声说：“爷爷，是我，我是丫丫啊。”

“丫丫？”爷爷浑浊的眼睛里，似乎闪过一丝光亮。

他努力地想抬起手，去摸摸丫丫的脸。

丫丫赶紧握住他那只干枯得只剩下皮包骨头的手，贴在自己的脸上。

“爷爷，是我，我回来了……”

“丫丫……”爷爷喃喃地念着这个名字，“我的……丫丫……”

他的手在丫丫的脸上轻轻摩挲着。

“瘦了……”他说。

丫丫再也忍不住，趴在爷爷床边，放声大哭。

那天下午，丫丫给我们讲了她这些年的经历。

原来，当年她并没有跑路。

那个骗了她的合伙人，卷走了所有的钱，还诬告她，让她背上了巨额债务。

要债的人天天上门逼债，她一个女孩子，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她不敢跟我们联系，怕连累我们。

最绝望的时候，她甚至想到了死。

但她一想到爷爷奶奶，想到我，就舍不得。

“我想，我死了，爷爷会伤心的。”她说。

后来，她遇到了一个香港老板。

那个老板也是做家具生意的，来广州考察市场，无意中看到了丫丫设计的一张图纸。

老板很欣赏她的才华，不仅帮她还清了债务，还把她带到了香港，让她去他的公司当设计师。

丫丫抓住了这个机会。

她拼命地学习，学设计，学管理，学英语，学粤语。

那些年，她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她说，她一闭上眼，就是爷爷那句“人，要做得正直；活，要干得漂亮”。

她不能给爷爷丢脸。

后来，她成了香港那位老板最得力的助手。

再后来，老板退休，把公司交给了她。

她把公司从香港，开回了内地。

她成立了自己的品牌，叫“方木记”。

“方”，是爷爷的姓。

“木”，是爷爷教给她的手艺。

如今，“方木记”已经是國內知名的家具品牌。

而她，林秀雅——这是她后来给自己取的名字——也成了商界赫赫有名的女企业家。

“我一直在找你们。”丫丫红着眼眶说，“我成功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回来找你们。但我回去的时候，老院子已经拆了，到处都找不到你们的下落。”

“我找了十几年，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关系，直到昨天，才终于打听到你们在这里。”

我们都沉默了。

原来，在我们思念她的时候，她也一直在疯狂地寻找我们。

“爷爷的病……”我开口问。

“我已经联系了北京最好的专家。”丫丫立刻说，“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就派专机，送爷爷去北京治疗。”

“費用……”我爸犹豫着。

“爸，”丫丫看着我爸，眼神无比真诚，“你们养我十年，这份恩情，我这辈子都还不完。从今以后，你们的事，就是我的事。钱的事，你们一个字都不要提。”

第二天，爷爷真的被专机送去了北京。

丫丫没有一起去，她说公司有急事要处理，但她派了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全程陪同。

她留了下来。

她给我和爸妈，在省城最好的小区，买了一套最大的房子。

她给我换了一辆新车。

她甚至想让我辞职，去她的公司当副总。

这些，我都拒绝了。

“丫丫，你回来，我们就很高兴了。”我说，“我们不需要这些。”

“哥，我知道你们不是图这些。”丫丫说，“但这是我的一片心意。我亏欠你们的太多了。我只想尽我所能，让你们过得好一点。”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有点陌生。

眼前的这个林秀雅，精明，干练，从容，果断。

她和我记忆里那个沉默寡言，只会埋头干活的丫丫，判若两人。

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这种感觉，很复杂。

我为她的成功感到骄傲，但又隐隐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了一层看不见的墙。

那层墙，叫“金钱”，叫“地位”。

爷爷在北京治疗了一个月。

情况一度好转。

丫丫每天都会打电话过来询问病情，事无巨aranged every single detail.

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只是在延续时间。

爷爷的身体，早就被掏空了。

一个月后，爷爷的病情突然恶化。

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

我们全家，还有丫丫，都赶到了北京。

在爷爷最后的时刻，我们都在他身边。

他已经说不出话了，但神志是清醒的。

他看着我们每一个人，最后，目光落在了丫丫身上。

他伸出手，丫丫赶紧握住。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在丫丫的手心，画了一个“方”字。

然后，他的手垂了下去。

爷爷走了。

走得很安详。

葬礼上，丫丫一直跪在爷爷的灵前，不吃不喝，谁劝都没用。

我知道，她心里有多痛。

爷爷对她来说，是父亲，是恩师，是她生命里的那束光。

处理完爷爷的后事，丫丫没有立刻离开。

她陪着奶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她好像又變回了从前的那个丫丫。

她会陪奶奶聊天，给奶奶捶背，扶着奶奶在院子里散步。

她脱下了昂贵的套裙，换上了普通的棉布衣服。

她甚至钻进了厨房，学着给我奶奶做饭。

虽然，她做的饭，并不好吃。

有一天，她把我叫到书房。

她拿出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

“哥，这是我给你准备的。”

我打开一看，是一份股权转让协议。

她要把“方木记”百分之三十的股份，转到我的名下。

我惊呆了。

“你疯了？”我把文件推了回去，“我不能要。”

“为什么不能要？”丫丫看着我，“‘方木记’，本来就该有你的一份。没有爷爷，就没有我，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林秀雅。”

“这是两码事。”我态度很坚决，“丫丫，我们救你，养你，不是为了让你报答的。”

“我知道！”丫丫的情绪也激动起来，“我知道你们不是！但这是我唯一能为你们做的事了！我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爷爷走了，我连让他老人家多享一天福都做不到！我……”

她说着说着，又哭了。

我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

我突然明白了。

这些年，她背负的不仅仅是成功的荣耀，更是沉重的感恩的枷Dà.

她把“报恩”当成了自己人生的终极目标。

她以为，用钱，用物质，就能填平她心里那份亏欠。

但她错了。

我走过去，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丫丫，你听我说。”

“爷爷如果还在，他不会希望你这样的。”

“他当年救你，只是出于一个普通人的善心。他教你手艺，是希望你能凭自己的本事，堂堂正正地活下去。”

“你做到了。你做得比我们所有人想象的都好。你就是爷爷这辈子最得意的作品，是他最大的骄傲。”

“这，就是对他最好的报答。”

“至于我们……我们从来没想过要你报答什么。我们只希望你过得好。你过得好，我们就安心了。”

丫丫愣愣地看着我，眼泪还在流，但眼神，却慢慢地变了。

“报恩，不是用钱来衡量的。”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你如果真想为我们做点什么，那就把爷爷的‘方木记’，做得更好，更大。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老方家的手艺，我们老方家的人品。”

“还有，”我顿了顿，“以后，多回家看看。奶奶想你，我也想你。”

丫丫再也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

那份股权转让协议，最后被她自己撕掉了。

从那以后，丫丫好像真的变了。

她不再执着于用物质来“补偿”我们。

但她回家的次数，明显多了起来。

有时候，她会推掉几百万的生意，就为了回来陪奶奶吃一顿饭。

有时候，她会特意飞回来，参加我儿子的家长会。

她成了我们家最普通的一员。

她会和我老婆一起逛街，讨论哪件衣服好看。

她会和我儿子一起打游戏，被我儿子嫌弃“太菜”。

她会和我喝酒，聊她生意场上的烦心事。

我们之间那层看不见的墙，消失了。

她还是那个商界女强人林秀雅。

但在我们面前，她永远是那个会跟在我屁股后面，小声叫我“哥”的丫丫。

2010年，丫丫做了一个决定。

她以爷爷方敬亭的名义，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

基金会的名字，就叫“丫丫助学基金”。

专门资助那些像她当年一样，因为贫困而上不起学的孩子。

基金会成立那天，她邀请我去做演讲。

我站在台上，看着台下坐着的那些，和当年的丫丫一样，眼神里充滿了对知识渴望的孩子们。

我想起了三十年前那个夏天。

想起了那个倒在我家门口的“泥人”。

想起了爷爷那句“见死不救，那还算人吗？”。

我想起了爷爷临终前，在丫丫手心画下的那个“方”字。

方，是方方正正的方。

是爷爷一辈子做人的准则。

丫丫把这个“方”字，刻进了她的品牌里，也刻进了她的生命里。

而现在，她又通过这个基金会，把这份“方方正正”的善意，传递给了更多的人。

我想，这才是真正的报恩吧。

它不是一次性的偿还，而是一种精神的延续。

就像一颗种子，当年爷爷把它种下。

如今，它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并且，撒下了更多的种子。

演讲的最后，我说：

“我的爷爷，是一个普通的木匠。他这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只是在三十年前一个普通的下午，做了一件他认为应该做的事。”

“他救了一个女孩。”

“他没想到，他这个小小的善举，会改变一个女孩的一生，甚至，会影响到今天在座的各位。”

“所以，永远不要低估善良的力量。”

“你今天递出去的一碗粥，一句安慰，一次援手，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绽放出最灿烂的光芒。”

我讲完，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我看到丫丫站在台下，看着我，眼睛里含着笑，也含着泪。

那一刻，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瘦瘦小小的丫头，护在我身前，对我说：“哥，别怕。”

是啊，别怕。

这个世界，也许有很多的艰难和不如意。

但总有一些温暖和善良，会穿透所有的阴霾，给你力量，照亮你前行的路。

就像爷爷，就像丫丫。

就像那碗改变了一切的，玉米糊糊。

来源：雨落思起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