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军，去广东吧，那里遍地是黄金，捡都捡不完。”三叔喝了点酒，脸膛通红，唾沫星子喷我一脸。

1989年，我们村里的风，都往南边吹。

风里带着一股子钱的气味，呛得人心里直痒痒。

“文军，去广东吧，那里遍地是黄金，捡都捡不完。”三叔喝了点酒，脸膛通红，唾沫星子喷我一脸。

我爹闷着头抽烟，烟雾缭绕里，我看不清他的脸。

我娘在里屋咳嗽，一声一声，像把钝刀子在割我的心。

家里欠着债，我娘的药罐子一天都不能停。

我，李文军，十九岁，除了有一身力气，什么都没有。

去，必须去。

我捏着兜里我爹给的五十块钱，那是家里最后一点活钱了，纸币都起了毛边。

“到了那边，给家里来信。”我爹就说了这么一句。

我点头，不敢看他的眼睛。

我怕我一看，就走不了了。

绿皮火车像一条贪吃的长蛇，把我们这些做着发财梦的年轻人一个个吞进肚子。

车厢里，汗味、烟味、泡面味，还有一种说不清的、属于穷人的味道，混在一起，让人喘不过气。

我紧紧抱着我的帆布包，里面是我全部的家当，还有我娘给我煮的十几个鸡蛋。

一个鸡蛋，我掰成两半吃。

这是我的希望。

三天两夜，骨头都快散架了。

火车终于吐出了我们。

广州站，人潮汹涌，像一锅煮沸的粥。

我攥着一张纸条，上面是三叔给我的一个远房表哥的地址。

“找到他，他给你安排进电子厂，一个月两百块！”三叔的话还在耳边。

两百块！

我心跳得厉害，这在我们村，是天文数字。

我按照地址，七拐八拐，找到了一个城中村。

握手楼之间，只留下一线天。

阴暗，潮湿，空气里弥漫着下水道和饭菜馊了的混合气味。

一个瘦高个，戴着金链子（后来才知道是铜的），叼着烟，自称是我表哥，叫王浩。

他热情地拍着我的肩膀，“哎呀，文军老弟，可算把你盼来了！”

我当时傻，觉得亲人就是亲人。

他带我去吃了一顿饭，有肉。

我狼吞虎咽，差点把舌头吞下去。

“进厂呢，得打点关系，交个押金，三百块。”他一边给我夹肉，一边轻描淡写地说。

三百？

我心一沉，我全部家当加起来，不到五十。

我窘迫地告诉他实情。

他眼珠子一转，“这样，你先把钱给我，剩下的我给你垫上，等你发了工资再还我。”

我感激得差点给他跪下。

我把贴身藏着的钱全掏了出来，连带我的身份证，都给了他。

“你先在这招待所住一晚，明天我来接你去厂里办手续。”他拿着我的钱和证件，拍拍屁股走了。

那一晚，我睡在六块钱一晚的招待所大通铺上，兴奋得睡不着。

我梦见我赚了大钱，给我娘买了最好的药，给我爹盖了新房。

第二天，我从天亮等到天黑。

王浩没来。

第三天，我还在等。

招待所老板开始用怀疑的眼神看我。

第四天，老板把我赶了出来，因为我交不起房钱了。

我终于明白，我被骗了。

钱，身份证，全没了。

我成了一个黑户，一个流浪汉。

广州的街头，繁华得像一场不真实的梦。

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都和我无关。

我像一只被人踩了一脚的蚂蚁，卑微到了尘埃里。

饿。

饥饿的感觉，像有无数只虫子在啃食我的胃。

我开始在垃圾桶里找吃的。

和野狗抢食。

尊严？

当你的肚子叫得比雷声还响的时候，尊严就是个屁。

我睡在立交桥下，用几张捡来的报纸当被子。

夜晚的风，凉得刺骨。

我想家，想我娘。

眼泪混着鼻涕，怎么擦也擦不完。

我不能就这么回去。

我没脸回去。

我得活下去。

我开始去码头、去工地，找零活。

“身份证看看。”

一句话，就把我挡在了门外。

没有身份证，我就是个不存在的人。

后来，我听说有个黑市，专门招我们这种没身份的人。

工钱减半，爱干不干。

我去了。

那是一个砖窑厂，在城市的最边缘，偏僻得连狗都不愿意多待。

空气里永远飘着呛人的煤灰。

老板是个满脸横肉的胖子，叫肥彪，看我们的眼神，不像看人，像看牲口。

“一天五块，管两顿饭，干就留下，不干就滚。”

我留下了。

工作是把烧好的砖从窑里搬出来，装车。

窑里刚熄火，温度高得吓人，像个巨大的烤箱。

进去待一分钟，浑身的汗就像水一样往下淌。

手上没有手套，滚烫的砖头把我的手掌烫得全是泡。

泡破了，血和肉粘在一起，再拿起一块砖，钻心地疼。

我咬着牙，一声不吭。

疼，总比饿死强。

工棚是石棉瓦搭的，冬冷夏热。

几十个男人挤在一个大通铺上，汗臭味、脚臭味能把人熏个跟头。

所谓的两顿饭，就是水煮白菜，配黄得发黑的馒头。

偶尔能看见几片肥肉，工头们先捞走了，轮到我们，只剩下清汤寡水。

在这里，没人把你当人看。

打骂是家常便饭。

工头看谁不顺眼，上去就是一脚。

反抗？

你连身份证都没有，打死你，往哪个山沟里一扔，谁知道？

我们这些黑户，命比纸薄。

就在这个人间地獄里，我认识了他。

他睡在我旁边的铺位。

年纪看起来有四十多岁，清瘦，背有点驼，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

他总是沉默着，干活最卖力，吃饭最安静。

别人聊天打屁，他就在角落里，用一根小木棍在地上划拉。

工友们都叫他“哑巴”。

一开始，我没怎么在意他。

在这里，每个人都自顾不暇，谁有空关心别人。

直到有一次。

那天我发高烧，浑身烫得像块烙铁，躺在铺上动弹不得。

我以为我就要这么死在异乡了。

迷迷糊糊中，我感觉有人在给我擦脸。

冰凉的毛巾，让我舒服了一点。

然后，一个粗瓷碗递到我嘴边。

是一碗白粥，里面竟然还有一个咸鸭蛋。

在这里，咸鸭蛋是神仙才能吃到的东西。

我睁开眼，看见了哑巴。

他指了指粥，又指了指我，示意我喝下去。

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这些。

我只知道，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是这个连话都说不出口的哑巴，给了我一口活命的粥。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抓着他的手，想说声谢谢，却哽咽得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只是拍了拍我的手背，眼神很平静，像一潭深不见底的古井。

从那以后，我开始留意他。

我发现他虽然不说话，但什么都懂。

谁的铺盖被雨淋湿了，他会默默地帮忙拿到太阳底下晒。

谁干活磨破了手，他会从自己的小布包里，掏出一点草药，捣碎了给人敷上。

工头欺负新来的，他会不动声色地站过去，用他那瘦弱的身体挡在前面。

工头看他一眼，骂骂咧咧地也就走了。

奇怪的是，这些凶神恶煞的工头，似乎对他还有几分说不清的忌惮。

我们慢慢熟络起来。

当然，都是我单方面地说，他安静地听。

有时候，他会拿出一支铅笔头，和一个小本子，在上面写字给我看。

他的字，写得很慢，但很端正。

我告诉他我家里的事，告诉他我怎么被骗。

我说得咬牙切齿，他听得面无表情。

等我说完，他在本子上写：过去了。

就这三个字。

我看着这三个字，心里的火气，竟然慢慢就熄了。

是啊，都过去了。

再恨，再怨，钱也回不来。

人得往前看。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家是哪里的。

他在本子上写：陈。

就一个字，再问，他就不写了。

我便叫他陈叔。

他没反对。

有一天晚上，工棚里几个老油子赌钱，输了钱的那个，看上了我的铺位。

我的铺位靠窗，夏天能稍微凉快点。

“小子，滚一边去，这铺位老子要了。”一个叫刀疤脸的家伙，恶狠狠地对我说。

我刚来不久，人也瘦弱，不想惹事。

但我不想让。

凭什么？

“这是我的位置。”我梗着脖子说。

“操你妈的，还敢顶嘴！”刀疤脸一巴掌就扇了过来。

我被打得眼冒金星，摔倒在地上。

他们几个人围上来，对我拳打脚踢。

我抱着头，感觉骨头都要断了。

就在我以为自己要被打死的时候，人群被分开了。

是陈叔。

他站在我面前，像一座山。

刀疤脸指着他鼻子骂：“哑巴，你他妈想找死是不是？给老子滚开！”

陈叔没动。

他只是看着刀疤脸，眼神冷得像冰。

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眼神，充满了杀气和决绝。

刀疤脸被他看得有点发毛，但仗着人多，还是壮着胆子推了他一把。

“推你妈呢！”

就在他手碰到陈叔的瞬间，陈叔动了。

快得像一道闪电。

我都没看清他是怎么出手的，刀疤脸已经捂着手腕，跪在地上惨叫起来。

他的手腕，以一个诡异的角度扭曲着。

其他几个人都看傻了。

陈叔一步一步走到刀疤脸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然后，他抬起脚，重重地踩在了刀疤脸另一只完好的手背上。

“咔嚓”一声脆响。

伴随着杀猪般的嚎叫。

整个工棚，死一般寂静。

所有人都用看怪物的眼神看着陈叔。

这个平时沉默寡言，逆来顺受的哑巴，竟然这么狠。

陈叔踩着刀疤脸的手，转过头，看了看肥彪的办公室方向。

他的眼神里，充满了不屑和警告。

然后，他松开脚，把我从地上扶起来。

拉着我，走出了工棚。

我们走到砖窑厂后面的一片荒地。

夜风吹过，我才感觉后背一片冰凉，全是冷汗。

“陈叔，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从兜里掏出那个小本子，借着月光，在上面写字。

“这里，不能待了。”

我心里一惊，“那我们去哪？”

他写：“跟我走。”

我看着他，没有丝毫犹豫。

“好。”

那天晚上，我们趁着夜色，逃离了那个地狱般的砖窑厂。

我一无所有，只带着一身的伤。

陈叔也只背着他那个小小的布包。

我们就像两条丧家之犬。

但我心里，却 strangely (奇怪地) 有一种踏实感。

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了。

我们走了很久很久。

走到天亮，来到一个更破败的城中村。

陈叔在一间低矮的棚屋前停了下来。

那与其说是房子，不如说是一个窝棚。

木板和石棉瓦拼凑而成，风一吹就摇摇欲晃。

他拿出钥匙，打开了那把锈迹斑斑的锁。

“吱呀”一声，门开了。

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屋里很小，一眼就能望到头。

一张木板床，一张缺了腿的桌子，几只板凳。

墙角堆着一些捡来的废品。

这就是他的家。

他指了指那张唯一的床，又指了指我。

然后自己抱了一床破旧的被子，铺在地上。

我赶紧说：“陈叔，我睡地上，你睡床。”

他摇摇头，态度很坚决。

我拗不过他。

那一晚，我躺在那张硬邦邦的木板床上，听着他轻微的鼾声，心里五味杂陈。

我何德何能，让一个萍水相逢的人，这样对我。

第二天，天还没亮，陈叔就起来了。

他用一个小煤炉，煮了两碗稀饭，还煎了两个荷包蛋。

金黄的荷包蛋，躺在缺了口的碗里，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我感觉自己像在做梦。

吃饭的时候，他拿出本子写：以后，这就是你家。

我的眼眶，又一次湿了。

我没有家了。

现在，我又有了。

陈叔带着我去了附近一个建筑工地。

工头看见陈叔，很客气，喊他“陈师傅”。

原来陈叔是个很厉害的木工师傅，手艺远近闻名。

因为他不喜欢说话，也不想被管束，才宁愿去砖窑厂打黑工。

“这是我侄子，刚从乡下来，让他跟着我学点东西。”陈叔在本子上写给工头看。

工头打量了我几眼，点点头，“行，陈师傅的人，我信得过。”

就这样，我成了陈叔的徒弟。

工地的活，比砖窑厂好多了。

虽然也累，但至少有尊严。

工钱一天八块，按时发放。

陈叔是大师傅，一天十五块。

他把我的工钱都给我，说：“攒着，寄回家。”

他自己只留下生活费。

我跟着陈叔学手艺。

他教得很认真。

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他都会先做一遍给我看。

我学得也很用心。

我不想辜负他。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很苦，很累，但心里很踏实。

我每个月都会给家里寄钱。

第一次寄钱回家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

我说我在这里很好，进了一个大厂，跟着一个好师傅，让我娘按时吃药，别担心我。

我没说我被骗的事，没说我睡立交桥的事，也没说我在砖窑厂差点被打死的事。

报喜不报忧，是所有在外漂泊的游子，共同的谎言。

大概过了半年，我的生活里，出现了一个意外。

那是个周日的下午，工友们都出去玩了。

我和陈叔在棚屋里收拾东西。

门，被推开了。

一个女孩站在门口。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连衣裙，扎着两条麻花辫，眼睛很大，很亮，像天上的星星。

她看见我，愣了一下。

“爸。”她轻声喊道。

我当时就傻了。

爸？

她喊陈叔“爸”？

陈叔看见她，一直平静的脸上，露出了罕见的、温柔的笑容。

他朝她招招手，示意她进来。

然后，他指了指我，又在本子上写：李文军，我徒弟。

接着，他又指了指那个女孩，写：陈雪，我女儿。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这个像仙女一样的女孩，竟然是陈叔的女儿。

“你好。”我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放，脸上火辣辣的。

“你好。”她冲我点点头，声音很好听，像山泉水。

她叫陈雪，在附近的一家纺织厂当女工，每个周末都会来看陈叔，给他送些好吃的，洗洗衣服。

她提着一个篮子，里面是她包的饺子。

那天中午，我们三个人，围着那张破桌子，吃了一顿饺子。

猪肉白菜馅的。

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饺子。

我不敢多看她，只能埋头猛吃。

但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时不时会落在我身上。

带着一丝好奇，一丝探究。

从那以后，每个周末，陈雪都会来。

我们渐渐熟悉了。

她会问我老家的事情，问我学手艺累不累。

我也会跟她说工地上发生的趣事。

陈叔就在一旁，安静地看着我们，脸上总是带着笑。

我知道，我喜欢上陈雪了。

这种喜欢，像一棵小树苗，在我心里悄悄地发了芽。

我不敢说。

我算什么东西？

一个被骗光了钱的穷小子，一个黑户，寄人篱下。

我配不上她。

她那么好，像一朵开在淤泥里的莲花，干净，纯洁。

我只能把这份喜欢，深深地埋在心底。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学手艺上。

我要变强，我要赚钱。

只有这样，我才有资格，哪怕只是站在她身边。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是一年。

我的手艺，在陈叔的教导下，突飞猛进。

我已经能独立完成一些复杂的活计了。

工头很看重我，给我涨了工钱，一天十二块。

我攒下了一些钱。

除了寄回家的，我还剩下三百多块。

我用这笔钱，通过一个老乡，给自己办了个假的身份证。

虽然是假的，但至少，我不再是黑户了。

我感觉自己，终于能像个人一样，站在这片土地上了。

生活，似乎正在一点点变好。

但命运，总喜欢在你看到希望的时候，给你一记重拳。

那天，我们正在一栋三层楼的楼顶上赶工。

突然，脚下的脚手架，发出一声令人牙酸的“咯吱”声。

“快跑！”我听见有人在喊。

我下意识地回头，看见陈叔就在我身后。

他离断裂的地方更近。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脚手架塌陷的瞬间，陈叔猛地推了我一把。

我被他推了出去，滚到了一边。

而他，随着断裂的钢管和木板，一起掉了下去。

“陈叔！”

我撕心裂肺地喊着，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

我冲到楼边，往下看。

陈叔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身下一片殷红的血。

我疯了一样往下跑。

工地上乱成一团。

我跪在陈叔身边，想抱他，又不敢。

他的腿，以一个不自然的角度弯曲着。

“救护车！快叫救护车！”我冲着周围的人吼。

工头肥彪也跑了过来，看到这场景，脸都白了。

“他妈的，怎么回事！”

我死死地盯着他，“是你！是你让用这些生了锈的钢管！是你为了省钱！”

肥彪眼神躲闪，“你他妈别胡说八道！”

“我胡说？这些钢管有问题，陈叔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听了吗？”我红着眼，像一头要吃人的野兽。

我只想杀了他。

如果陈叔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一定跟他同归于尽。

救护车来了。

我跟着上了车，紧紧握着陈叔的手。

他的手，冰凉。

到了医院，陈叔被推进了急救室。

我在外面，像一只无头苍蝇。

我该怎么办？

我该通知陈雪。

我跑到医院的公用电话亭，手抖得连号码都拨了好几次。

电话通了。

“喂？”是陈雪的声音。

“陈雪，是我，李文军……”我的声音在发抖。

“文军？怎么了？你声音不对。”

“陈叔他……他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了，现在在医院抢救……”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

然后，是压抑的哭声。

“我马上过去。”她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靠在墙上，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是我害了陈叔。

如果不是为了推我，他可能不会摔得这么重。

是我欠他的。

我这条命，是他给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急救室的灯灭了。

医生走了出来。

我冲上去，“医生，他怎么样？”

“命保住了，但是……”医生摘下口罩，叹了口气，“右腿粉碎性骨折，以后……恐怕是站不起来了。”

站不起来了。

这四个字，像四把刀，插进了我的心脏。

对于一个靠手艺吃饭的木匠来说，站不起来，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的天，塌了。

就在这时，陈雪跑了过来。

她脸色惨白，嘴唇没有一丝血色。

“我爸呢？”

我看着她，张了张嘴，却说不出那个残忍的结果。

医生把情况跟她说了一遍。

她的身体晃了晃，差点摔倒。

我赶紧扶住她。

她的身体，在我的怀里，不停地颤抖。

“不会的……不会的……”她喃喃自语，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我心里难受得要死。

我恨自己。

肥彪来了。

带着几个马仔，手里提着一个果篮，假惺惺的。

“哎呀，陈师傅怎么样了？这事闹的……”

我看到他那张虚伪的脸，怒火“噌”地就上来了。

我冲过去，一拳就打在他脸上。

“我操你妈！”

肥彪被我打得一个趔趄，鼻子顿时见了红。

“你他妈敢打我？”他捂着鼻子，恼羞成怒。

他身后的几个马仔立刻围了上来。

“都给我住手！”陈雪突然喊道。

她擦干眼泪，走到肥彪面前，眼神冷得像刀子。

“我爸的腿，是你害的。”她一字一句地说。

“小姑娘，话可不能乱说，这是意外。”

“意外？”陈雪冷笑一声，“工地上几十个工友都看着，脚手架的钢管是什么货色，你心里清楚。这件事，你要是不给个说法，我们就去告你，去劳动局，去报社！我们光脚的，不怕你穿鞋的！”

我愣住了。

我没想到，平时看起来柔柔弱弱的陈雪，竟然有这么大的勇气和力量。

肥彪的脸色变了。

他最怕的就是把事情闹大。

他这种黑心老板，屁股底下不干净，一查一个准。

“你……你想要什么说法？”他有点怂了。

“我爸的医药费，你全包。另外，赔偿。二十万。”陈雪说。

“二十万？你怎么不去抢！”肥彪跳了起来。

“我爸这条腿，一辈子的手艺，难道不值二十万？”陈雪寸步不让，“你要是觉得多，那我们就法庭上见。”

肥彪盯着陈雪，又看了看我。

他知道，今天这事，不花钱是摆不平了。

他咬了咬牙，“十万，不能再多了。”

“二十万，一分不能少。不然，我现在就去报案。”陈雪的态度异常坚决。

最后，肥彪妥协了。

二十万。

在1990年，这是一笔巨款。

肥彪当场写了欠条，按了手印。

解决了钱的问题，我心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钱再多，也换不回陈叔的腿。

陈叔被转到了普通病房。

他醒了。

看到我们，他没说话，只是眼神黯淡。

当他知道自己的腿再也站不起来的时候，这个一向坚强的男人，背过身，肩膀不停地耸动。

我看到，枕头湿了一大片。

他没有哭出声。

哑巴的哭，是无声的。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我和陈雪轮流在医院照顾陈叔。

白天我去工地干活，晚上来换陈雪。

我把木工的活全揽了过来，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

我得赚钱，为陈叔治病，为这个家。

陈雪在纺织厂的工作也辞了，专心照顾她爸。

我们很少说话，但彼此都懂对方心里的痛。

在无数个深夜里，我们并肩坐在医院的走廊上。

她会靠在我的肩膀上，无声地流泪。

我只能笨拙地拍着她的背，说一些连自己都不信的安慰的话。

“会好起来的。”

有一次，她问我：“文军，你恨我爸吗？如果不是为了救你……”

我打断她：“别这么说。陈叔的命，就是我的命。以后，我就是他的腿。”

陈雪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也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情绪。

她告诉我很多关于陈叔的往事。

陈叔年轻时，不是哑巴。

他也是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在老家的一个工厂当技术员。

后来，工厂里发生了一场大火。

为了救一个被困的工友，他被掉下来的房梁砸中了头部，伤了声带，从此就再也说不出话了。

他的妻子，也就是陈雪的妈妈，受不了跟着一个残疾人过苦日子，在他出事后不久，就跟人跑了。

陈叔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把陈雪拉扯大。

他怕村里人说闲话，怕女儿受委屈，才带着她南下。

他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从没向生活低过头。

听着这些，我手里的本子，感觉有千斤重。

这个男人，承受了太多。

出院那天，我去接他们。

陈叔坐在轮椅上，陈雪推着。

他瘦了很多，头发也白了大半。

看到我，他朝我招了招手。

我走过去。

他从怀里掏出那个小本子，递给我。

上面只有一句话。

“小雪，交给你了。”

我的心，猛地一跳。

我抬头看陈雪。

她的脸，红得像晚霞。

她低下头，没有说话。

我明白了。

我什么都明白了。

我看着陈叔，重重地点了点头。

“陈叔，你放心。”

肥彪的赔偿款，分期给了。

我们用那笔钱，在城中村租了一个小院子。

虽然不大，但有了一个真正的家。

我用剩下的钱，盘下了一个小门脸，开了一家小小的家具作坊。

我既是老板，也是工人。

陈叔虽然站不起来了，但他的手艺还在。

他坐在轮椅上，画图纸，指导我。

他的脑子，就是一本木工的百科全书。

陈雪则负责管账，照顾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作坊，叫“文雪家私”。

一开始，生意很难。

没人知道我们。

我就骑着一辆破三轮车，载着做好的小板凳、小桌子，去集市上卖。

我们的东西，用料扎实，做工精细，价格也公道。

慢慢地，有了回头客。

口碑，一点点传开了。

有人开始找我们定做大件的家具，衣柜，床，组合柜。

我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从天亮干到天黑。

身上永远是木屑和汗水的味道。

但我一点也不觉得累。

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为自己一个人在奋斗。

我身后，有一个家。

有我爱的女人，有我敬如父亲的岳父。

是的，岳父。

在我心里，早已经把他当成了我的岳父。

1991年的春天。

我们的作坊走上了正轨，每个月都有了稳定的收入。

家里的生活，也好了起来。

陈雪的脸上，笑容越来越多。

陈叔的气色，也一天比一天好。

他开始在他的小本子上，画一些花鸟鱼虫，画得很传神。

我觉得，是时候了。

那天晚上，我特意炒了几个好菜，还买了一瓶酒。

我们三个人，围坐在一起。

我给陈叔倒了一杯酒，也给自己倒了一杯。

陈雪看着我，有点奇怪。

我端起酒杯，站了起来。

然后，我“扑通”一声，跪在了陈叔面前。

陈叔和陈雪都吓了一跳。

“文军，你这是干什么？”陈雪赶紧来扶我。

我没起来。

我看着陈叔，一字一句，说得无比清晰，无比郑重。

“陈叔，我想娶小雪。我想照顾她一辈子，也照顾您一辈子。请您把她嫁给我。”

我说完，重重地磕了一个头。

屋子里，很安静。

陈雪捂着嘴，眼泪流了下来。

陈叔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他的眼神里，有欣慰，有不舍，有感慨。

他没有拿出他的本子。

他伸出那只布满老茧的手，颤抖着，摸了摸我的头。

然后，他张开嘴，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从他喉咙里，发出了一个嘶哑、干涩、无比艰难的音节。

“……好。”

就这一个字。

他已经十几年没有说过话了。

为了我，为了他的女儿，他拼尽全力，说出了这个字。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我抱着他的腿，哭得像个孩子。

陈雪也跪了下来，我们三个人，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那是幸福的眼泪。

后来，我们结了婚。

没有盛大的婚礼，只是请了几个平时要好的邻居和工友，摆了两桌酒。

那天，陈叔喝了很多酒。

他没再说话，但一直在笑。

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婚后，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作坊扩大了，雇了几个工人。

我们也从城中村，搬进了楼房。

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孩子们都很黏他们的外公。

他们会围在陈叔的轮椅边，听他用“啊啊”的声音，讲那些我们谁也听不懂的故事。

但孩子们好像能听懂。

他们总是咯咯地笑。

陈叔的本子，越写越厚。

上面有给孙子孙女画的小人书，有给我们设计的家具图纸，还有他每天记录的生活点滴。

有一页，他写道：文军是我的腿，也是我的嘴。

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一个人在阳台上，抽了半包烟。

有时候，我会想起1989年的那个夏天。

那个被骗得身无分文，在立交桥下瑟瑟发抖的少年。

我觉得那像一场噩梦。

但如果没有那场噩梦，我就不会遇到陈叔，不会遇到陈雪。

命运关上了一扇门，但它也为你打开了一扇窗。

窗外，是万家灯火，和一个等你回家的人。

如今，我已不再年轻。

手上的老茧，比陈叔当年的还要厚。

但我知道，我这一生，最幸运的事，不是赚了多少钱，不是有了多大的家业。

而是那年，在那个地狱般的砖窑厂，有一个沉默的男人，分给了我半碗粥。

后来，他成了我的岳父。

他用他无声的语言，教会了我什么是责任，什么是爱。

他是我一辈子的恩人。

来源：雨落星为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