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河南虞城县稍岗镇孙楼村，黄河冲积平原上的普通村落，世代以耕种为生的土地里，藏着无数小人物的命运褶皱。

河南虞城县稍岗镇孙楼村，黄河冲积平原上的普通村落，世代以耕种为生的土地里，藏着无数小人物的命运褶皱。

孙村良，这个土生土长的孙楼村人，本该在三尺讲台上度过半生。

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 “开除”，被迫在田埂间刨食 22 年。

直到 2014 年，一则手机拍摄的短视频，才揭开了他身份被顶替的真相。

这场跨越两个世纪的人生错位，不仅是一个农民的个人遭遇。

更映照出基层治理的漏洞，与普通人追求公平正义的坚韧。

1977 年的孙楼村，泥土路两旁的白杨树刚抽出新芽。

村小学的土坯教室里，20 岁的孙村良握着粉笔，在黑板上写下 “天地人” 三个大字。

这一年，恢复高考的喜讯传遍全国。

但对于孙村良来说，能成为孙楼小学的民办教师，已经是 “祖坟冒青烟” 的好事。

他出生在村里的普通农民家庭，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勉强供他读完高中。

比起辍学务农的同龄人，他已经是村里少有的 “文化人”。

民办教师的工资不高，每月只有几十块钱。

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份工作足够让他在村里抬起头。

他教语文也教数学，白天带着孩子们念课文、算算术。

晚上就在煤油灯下批改作业，偶尔还会帮邻里写家书、算收成。

村民们见了他，都会客气地喊一声 “孙老师”。

这份尊重，让他把全部心思都扑在了教学上。

“那时候就想着，好好教孩子，说不定能让村里多走出去几个大学生。”

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孙村良的眼神里仍有光。

1980 年，孙村良娶了邻村的姑娘，两年后大女儿出生。

1985 年儿子降生，1990 年，小女儿的到来让这个家庭凑齐了 “好” 字。

日子虽不富裕，但有稳定工作，儿女绕膝，孙村良觉得人生就该这样安稳下去。

他甚至开始规划，等攒够了钱，就把家里的土坯房换成砖瓦房。

再给孩子们攒点学费，让他们比自己有出息。

可这份安稳，在 1992 年戛然而止。

那一年，全国计划生育政策进入严格执行阶段。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 的标语，贴满了村头巷尾。

孙村良因为生了第三个孩子，被认定为 “违反政策”。

一天下午，校长把他叫到办公室，递过来一张盖着学校公章的 “开除通知书”，语气沉重：

“上面查得紧，没办法，你先回家吧。”

孙村良拿着那张薄薄的纸，手止不住地抖。

他想辩解，说自己已经按规定缴纳了罚款。

但校长只是摇头：“这是上面的意思，我也保不住你。”

走出学校大门时，学生们正在操场上上体育课。

嬉笑声传来，他却觉得像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

他的讲台生涯，就这样突然画上了句号。

被开除后的第一个春天，孙村良扛着锄头走进自家的麦田，脚下的泥土沾在裤腿上，沉甸甸的。

以前他只在农忙时帮父母干活，如今却要靠种地养活一家五口，这让他有些手足无措。

播种时，他分不清种子的间距；除草时，会误把禾苗当杂草拔掉；收割时，别人一天能割一亩地，他半天也割不完半亩。

“那时候才知道，种地比教书难多了。” 孙村良说。

夏天的太阳晒得他脱皮，冬天的寒风冻得他手裂，可地里的收成却勉强够一家人糊口。

为了多挣点钱，农闲时他就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外出打零工。

在县城的工地上搬砖、和泥，一天能挣 15 块钱。

每次发工资，他都会把钱小心翼翼地包好，留一部分给家里买粮食和孩子的书本。

剩下的存起来，盼着能早点改善生活。

1995 年，大女儿上了初中，学费和住宿费成了新的负担。

孙村良不得不更拼命地干活，有时候一个月都回不了一次家。

有一次，儿子发高烧，妻子背着孩子走了十几里路去县城看病。

等他赶回来时，孩子已经退了烧，妻子却红着眼眶说：“要是你还在学校当老师，咱们也不用这么难。”

这句话，像一根刺扎在孙村良心里。

他半夜坐在院子里抽烟，望着漆黑的夜空，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头。

日子一天天熬着，直到 1999 年的一个傍晚，正在读小学的儿子放学回家。

随口跟他说：“爸，我们班有个老师也叫孙村良，就是长得跟你不一样。”

孙村良心里 “咯噔” 一下， 他的名字不算常见，怎么会有别的老师也叫这个名字？

而且还是在自己曾经任教的学区？

带着疑问，他第二天一早就骑着自行车去了虞城县教育局。

在档案科，工作人员调出了 “孙村良” 的教师档案，照片上的人却陌生得很。

那是一个面色黝黑、嘴角有颗痣的中年男人，根本不是他。

“这不是我啊！” 孙村良指着照片，声音都变了调。

工作人员查了记录，说这个 “孙村良” 从 1992 年起就在附近的乡小学任教，至今还在岗位上。

那一刻，孙村良突然明白：1992 年的 “开除”，可能根本不是因为计划生育。

有人早就盯上了他的教师身份，借 “违反政策” 的名义，把他踢走，让别人顶替了他的位置。

从教育局回来后，孙村良一夜没睡。

他想起了孙楼小学的会计孙卫星，两人是同村，以前关系还算不错。

1992 年他被开除时，孙卫星还曾 “安慰” 过他，说 “以后有机会再回来”。

现在想来，那些话都是敷衍。

他直接去了孙卫星家，开门见山地质问。

起初，孙卫星还想抵赖，但在孙村良的追问下，终于松了口：

“是我舅舅，南纪成，他想找个稳定工作，我就……”

原来，1992 年，南纪成因为没工作，一直靠打零工过日子。

孙卫星利用自己管档案的便利，趁着孙村良 “违反计划生育” 的机会，伪造了开除手续。

把南纪成的照片贴到了孙村良的档案上，让舅舅顶替了教师岗位。

“我知道这事儿对不住你，但事都过去了，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每月给你 350 块钱，就当补偿。” 孙卫星带着歉意说。

孙村良看着眼前的熟人，心里又气又无奈 。

大女儿正在读高中，儿子马上要升初中，两个孩子都在学区内的学校上学。

要是闹大了，怕影响孩子；而且他没权没势，就算告上去，也不知道能不能赢。

思前想后，他答应了孙卫星的条件。

从此，每月月初，孙卫星都会悄悄把 350 块钱送到他家。

而他则继续种地、打零工，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只是每次路过学校，看到孩子们背着书包走进教室，他都会忍不住驻足。

那本该是他的战场，如今却成了别人的舞台。

这一忍，就是 15 年。

2005 年，大女儿考上了大学，家里的开销更大了，350 块钱早已不够用。

2010 年，儿子结婚，他掏空积蓄盖了新房，还借了不少外债。

期间，他也曾想过要回自己的身份。

但每次看到孙卫星 “恳求” 的眼神，想到孩子还在上学，就又把话咽了回去。

2014 年的一天，南纪成突然找上门，手里拎着一袋水果，脸上堆着笑：

“村良啊，我快退休了，办手续需要身份证，你先借我用用。”

孙村良愣了，南纪成用了他的身份 22 年。

现在退休了，还要用他的身份证办手续，把最后一点利益也占尽？

这一次，他再也忍不住了，斩钉截铁地说：“不行！这事儿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拒绝南纪成后，孙村良知道，摊牌的时候到了。

他先是写了举报信，寄给虞城县教育局、信访局，但信寄出去后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

“那时候才知道，老百姓想讨个公道有多难。” 他说。

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在外打工的儿子给他买了一部智能手机，教他怎么拍视频、发朋友圈。

“爸，现在网上啥都能说，你把你的事儿拍下来发上去，说不定有人能帮你。”

儿子的话，给了他新的希望。

2014 年 10 月的一个上午，孙村良坐在自家院子里，对着手机镜头，从 1992 年被开除说起。

讲到 1999 年发现身份被顶替，再到南纪成上门借身份证，一字一句，说得朴实又恳切。

“我不要别的，就想要回我应得的公道，让那些做错事的人受到惩罚。”

视频的最后，他抹了把眼泪，对着镜头深深鞠了一躬。

儿子帮他把视频上传到了当时热门的短视频平台，还配了文字：

“河南虞城教师身份被顶替 22 年，求扩散！”

没想到，短短三天，视频的播放量就突破了 100 万。

评论区里，网友们纷纷留言支持：“必须讨回公道！”“严查顶替者！”“不能让老实人吃亏！”

舆论的发酵很快引起了河南省政府的注意，省里迅速成立了专项工作组，进驻虞城县调查。

工作组调取了孙村良的原始档案，走访了孙楼村的老村民、孙村良曾经的同事，还找了孙卫星和南纪成谈话。

面对铁证，孙卫星和南纪成再也无法抵赖，如实交代了顶替身份的全过程。

2015 年 1 月，调查结果公布：南纪成顶替孙村良教师身份属实，取消其教师资格，追回 22 年违规领取的工资，并处以 1000 元罚款。

孙卫星利用职务之便伪造手续，给予行政记过处分，调离原岗位；虞城县教育局因档案管理不严，相关负责人被问责。

同时，政府决定给予孙村良 60 万元的经济补偿，弥补他 22 年的损失。

拿到补偿款的那天，孙村良拿着银行卡，在银行柜台前坐了很久。

他想起自己在地里干活的日子，想起打零工被拖欠工资的窘迫，想起无数个辗转难眠的夜晚，眼泪又忍不住掉了下来。

这 60 万，来得太不容易了。

拿到补偿款后，孙村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里的老房子重新翻修了一遍。

换上了新的门窗，铺了水泥地面。

接着，他还了之前借的外债，给老伴买了一身新衣服，又给孙子孙女存了教育基金。

“终于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了。” 他说。

有人劝他拿着钱去县城买套房子，或者做点小生意，但他拒绝了：

“我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还是种地踏实。”

他依然每天早起去地里干活，只是不再像以前那样拼命。

农闲时就在家带孙子，陪老伴散步，日子过得平静又安稳。

孙村良的案子，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对 “身份顶替” 问题的关注。

河南省借此机会，对全省范围内的老教师、老职工档案进行了清查。

又挖出了好几起类似的顶替事件，相关责任人都受到了处罚。

虞城县教育局也出台了新规定：教师招聘必须经过资格审查、面试、公示等多轮环节，档案管理实行 “双人双锁”，从制度上堵住了身份顶替的漏洞。

如今，再提起那段往事，孙村良已经能平静地讲述。

他说：“我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就算受了 22 年的苦，也没放弃过希望。现在公道回来了，我就满足了。”

只是偶尔，他还会去孙楼小学门口转转。

看着孩子们在操场上奔跑，听着教室里传来的读书声，眼神里会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那是他曾经失去，又永远无法重来的青春。

孙村良的故事，结束在 2015 年的那个冬天，但它留下的思考，却远未停止。

从 1992 年到 2014 年，22 年的时间里，他从一个年轻教师变成了中年农民，又靠着一部手机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公道。

这场人生的错位，既是个人命运的波折，也是时代发展的缩影。

它让我们看到，基层治理曾经存在的漏洞。

也让我们见证，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普通人维权的渠道越来越通畅。

公平正义的阳光，终究会照到每一个角落。

如今的孙楼村，泥土路变成了水泥路，村小学盖起了新的教学楼，曾经的 “计划生育” 标语早已被 “乡村振兴” 的宣传画取代。

孙村良依然在田里耕种，只是他的故事，已经成了村里老人教育孩子的例子：

“做人要老实，但遇到不公，也得敢说话、敢争取。”

这或许就是孙村良故事的意义，它不是一个传奇，而是一个普通人用坚韧书写的人生答卷。

告诉我们：即使命运布满荆棘，只要不放弃对公平正义的追求，终会等到云开雾散的那一天。

来源：南栀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