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0年12月的最后一周，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红石兵工厂的地下实验室灯火通明。几位工程师围着一台粗大的心电监护仪，屏幕上跳动的波形属于编号为“65号”的年轻黑猩猩。没人知道，它距离真正的太空之旅只剩下三十五天。

1960年12月的最后一周，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红石兵工厂的地下实验室灯火通明。几位工程师围着一台粗大的心电监护仪，屏幕上跳动的波形属于编号为“65号”的年轻黑猩猩。没人知道，它距离真正的太空之旅只剩下三十五天。

那段时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水星计划”里走得异常匆忙。苏联把“史普特尼克”卫星送上天已经三年，美国的政治高层催促科研单位拿出可以“扬眉吐气”的成果。人与航天器的匹配还没彻底搞定，便有人拍板：先让灵长类去闯一闯。

65号原本生活在喀麦隆森林，1957年被猎捕后辗转来到迈阿密动物进口站。因为身体健康、性情温和，它进入了空军筛查名录。四十只候选黑猩猩里，65号反应速度最快，抗压能力也最好。研究员布鲁克斯调出数据时惊叹：“这家伙的心跳在24G离心机里才升到每分钟220，比人类飞行员低了接近三十。”

训练科目多且繁琐。白灯亮时按红键，蓝灯闪再拉杆，错误一次就被电刺激掌心。别的黑猩猩会愤怒尖叫，65号只是抿紧嘴唇，被电后也只是侧头张望。那种忍耐给科学家留下深刻印象，于是它被放在重点培养序列。

1961年1月2日，卡纳维拉尔角迎来最后一轮综合演练。火箭是改进后的红石三号，发射台气味刺鼻。主管技术的赫利在例行检讨会上向技师低声嘀咕：“压力舱密封环若是再渗漏，我就得跟国会解释损失。”技师只回了一句：“会好的。”这段对话后来被秘书笔录，成为事故调查的重要旁证。

1月31日清晨05时48分，倒计时钟归零，火焰喷柱划破天幕。坐在“水星—2”号太空舱里的65号，此时终于有了一个象征性的名字——“汉姆”。这个名字来自霍洛曼空军基地航空医学实验室（Holloman Aero-Medical）。汉姆的心率从安静时的160骤升至246，监测耳机捕捉到它连续三声低沉咳嗽。

升空三分钟后，飞行路径出现北偏3度的小误差。导航计算机延迟了7秒校正。紧接着，弹射塔提早分离，导致推力轴线不稳定。飞控中心里气氛陡紧，指挥官约翰·亚当斯咬牙自语：“别掉链子。”他根本想不到，真正的麻烦在五分钟后才到来。

当速度表突破每小时8000公里，推进剂温度超出设计范围，自动切断阀被迫提前关闭，舱内压力瞬间跌破300百帕。汉姆的腹带传感器显示胸廓收缩幅度增大，这是缺氧的第一信号。就在此时，蓝灯第一次闪烁。汉姆在4.8秒内准确拉下手柄，灯灭、阀门复位，备用氧源注入。工程师们松了口气，也因此得出宝贵结论：急减压并未让灵长类立即失能。

飞船最终飞得比预定高度高了40公里，落点偏东185公里，坠向大西洋。回收伞打开却拖慢了姿态调整，太空舱顶端直接闷进海水，灌水量达到360升。巡逻机在08时52分发现漂浮物，直升机12分钟后将舱门撬开。甲板照片中，汉姆蜷在座椅里，湿漉漉却睁着眼。有人把苹果递到它嘴边，它先嗅了嗅，才轻咬一口。这一幕登上《时代周刊》，象征“自由世界的新胜利”。

然而，医学团队两天后的全面体检却发现“哪里不对劲”。汉姆的红细胞比容异常升高，肾上腺皮质激素水平长时间维持在高位，最令人费解的是，它的心肌收缩频率一直无法降到基线。空军病理学家罗伊·斯诺把切片放在显微镜下，喃喃一句：“辐射的微损伤远比想象复杂。”

1961年2月至3月，汉姆被关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单独隔离。它的毛发开始成簇脱落，舌面溃疡难愈，体重迅速下降三公斤。研究日志显示，多次呼吁给它配群都被否决，因为单独饲养更方便持续采样。于是，汉姆度过了漫长而单调的前十年，游客看它的眼神充满好奇，又带一丝怜悯。

1970年夏天，一位名叫玛丽·布莱克的女兽医在查房时轻轻拍了拍栏杆。“嗨，伙计，你还记得蓝灯吗？”汉姆抬头看她，伸出手指轻触铁网。短短一句对话，只被记录成一句：“动物对外界刺激仍有主动回应。”可在很多工作人员心里，那是汉姆第一次主动求抚摸。

1980年，北卡罗莱纳州动物园新建灵长馆，需要一只“明星”镇场。航空航天局同意转运汉姆。转场当天，一位老记者感慨：“十年前它是英雄，如今只是宣传册上的配图。”货车一路向南，汉姆看着窗外闪过的树林，轻轻发出咕噜声。那是成年黑猩猩表示好奇的低语。

新环境提供了活动架、绳索和同类。起初，汉姆对伙伴持观望态度，三周后才加入觅食。园方观察到，它对年轻雌性表现友好，却经常被雄性驱赶。群体竞争让它体重略微回升，但长年射线损伤难以恢复。到1983年1月，心肌纤维化加重，静息心率始终徘徊在115。1月19日清晨，护理员发现它倒在稻草上，呼吸极浅，十分钟后停止心跳。享年26岁，仅及野生黑猩猩寿命的一半。

遗体被送往阿伯丁试验场解剖，骨骼标本封存进国家健康与医学博物馆。其余遗骸葬于新墨西哥国际太空名人堂。墓碑上刻着一句话：“他跨出的不是人的一步，却照亮了人的前路。”这句铭文出自水星项目主管吉尔鲁斯，倒是没有媒体大肆渲染。

把镜头拉回冷战年代，动物先行方案是美苏共同遵循的“最低风险”原则。早在1948年，美国就用V-2火箭把猕猴“艾伯特一世”送到63公里高空。那只可怜的猴子在舱体回落时窒息身亡。随后艾伯特二世、三世、四世继续殒命。直到1959年5月28日，恒河猴“艾布尔”和松鼠猴“贝克”搭乘朱比特火箭飞到480公里处并安全回收，美国才第一次让灵长类活着回家。

苏联路线稍有不同。它们挑选流浪犬，一方面体型适合狭小载具，另一方面耐寒耐饥。1957年11月3日，“斯普特尼克2号”带走了雌犬“莱卡”。仅七小时，温控系统失灵，机舱温度飙升，莱卡死于过热与应激。消息却被官方隐瞒多年，直到1989年才公开。不过，莱卡的牺牲给苏联工程师敲响警钟，新一代“东方”号的生命保障系统由此升级。

法国科研部门也不甘人后。1963年10月18日，他们将猫“菲利赛特”送至157公里高空，并通过颅骨电极记录脑电。任务成功，可两个月后就因后续取样被实施安乐死。事隔半个世纪，它才于2019年在巴黎获得一尊雕像。可见，在时代浪潮中，实验动物往往享受不到“同等荣誉期”。

若把目光聚焦到“汉姆事件”，技术教训更值得思考。第一，载人环境控制必须留冗余。水星—2的气密环质量不过关，直接导致舱压下降；第二，回收环节容错设计不足，主伞绳包磨损造成入水角度过大；第三，生理监测数据需要配合长时间随访，否则无法还原辐射对组织的潜移默化损坏。

研究者从汉姆的反应延迟中得到一个大胆结论：失重状态下，灵长类的操作迟滞仅增加16％，远低于预期。正是这些数字，让阿兰·谢泼德得以在1961年5月5日乘坐“自由7号”完成15分钟亚轨道飞行。随后是1962年约翰·格伦的环地球飞行，再往后，阿波罗计划一步步铺开。可以说，没有那只沉默的黑猩猩，就没有美国人后来站在月球表面的荣耀。

值得一提的是，汉姆的经历也推动了实验动物福利的立法进程。1966年，美国国会通过《实验动物福利法》，要求研究机构在得到农业部许可后才能使用灵长类，并规定必须提供群体环境与精神刺激。汉姆是被写进会议记录的典型案例，它的名字第一次不再只是编号，而是具有“伦理警示”的符号。

又过了二十年，欧洲多国在“3R原则”基础上增设“尊重”（Respect）与“责任”（Responsibility），将黑猩猩列为“仅在无替代方法时方可使用”的高等实验动物。1996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宣布逐步退出黑猩猩侵入性实验。可以说，汉姆用短暂生命换来的，不仅是航天数据，还有人类对边界与底线的再认识。

从技术脉络梳理，动物实验在航天史上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评估加速、振动、辐射对高阶神经的影响；二是检测生命维持系统在非理想工况下的稳定性；三是验证回收方式的安全系数。黑猩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胶质细胞密度与人类差距只有5％，在认知与应激反应测试里能提供高价值对照。汉姆所在的项目，恰好填补了生理-行为-环境三维一体数据的空白。

1961年的世界实在太着急。冷战、核竞赛、间谍战，把所有科研机构逼上加速带。动物成了可替换的螺丝钉。这种功利取向随着人类第一次绕月而渐渐松动。因为科学家们发现，真正长远的航天使命——诸如空间站、深空探测——需要对生命体保持更完整、更持续的观察，而不是一次性消耗。

时间走到今天，回看当年的技术决策，可以体会那个年代的迫切与粗糙，也能看见人性觉醒的背影。1961年的汉姆没有选择，被束缚在座椅上完成使命；而2020年代的研究里，工程师们正在开发“体外器官芯片”模拟复杂生理反应，希望让未来的火星任务不再需要高等灵长类参与。科学进步的同时，伦理底线也在向前移动，这或许是汉姆留给后人的另一份遗产。

延伸｜从汉姆到深空：灵长类试验的转向与边界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世界航天强国在讨论一件事——如果人类要去火星，仍要不要动物先行？一次火星往返最短也要五百天，辐射、防护、心理动荡全是考验。2007年，美国国会专门组织听证会，邀请生物学家、伦理学家以及航天工程师发言。会上暴露的最大鸿沟，不是技术，而是价值取舍。

支持者的核心理由有三点。一是深空中高能粒子流动模式仍有未知，动物模型能够提供实时、生理层面的伤害评价；二是长期失重对骨密度、免疫系统影响复杂，细胞培养皿难以完整体现；三是极端孤立环境对认知与情绪的冲击，需要有情感系统接近人类的物种作预实验。

反对者则提出：“既然目标是让人类安全抵达，那么就应把高能辐射实验集中在衍生性器官片段，而不是拥有社会行为、痛觉与情感的完整灵长类。”他们列举汉姆过世后发现的心肌纤维化、免疫紊乱等案例，指出“即时成功不代表长时无害”。

在技术层面，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相继推出微型化“生物卫星”。2013年，俄罗斯“Bion-M1”带去八只蒙古沙鼠与十五只壁虎，测试长时间失重对前庭系统与生殖的影响。飞船降落时，仅有一半沙鼠存活，壁虎全数死亡。失败引发俄联邦杜马内部激烈辩论，最终催生对动物航天任务更严格的审批程序。

中国的做法更为稳健。早在1990年，“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就将生物回收舱送上太空，带去斑马鱼卵、丝瓜籽、矮牵牛种子等。而在载人航天发射前，科研人员注重用模型与高原实验替代高等动物。2022年“问天”实验舱中，中心生物生态柜把水稻和拟南芥当作主角，为未来长时间闭路再生生命保障系统积累数据。

与此同时，伦理讨论的阵地也在亚洲铺开。北京、东京、新德里同步建立了航天生物伦理委员会，强调“非必需不使用高等动物”“全过程公开可追溯”。这种制度建设的背景里，能看到汉姆、莱卡等先驱留下的惨烈记忆。

尽管如此，灵长类在医学生物学领域仍很难完全被取代。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罕见遗传代谢病，新型基因编辑黑猩猩与猕猴模型依旧活跃在实验台。只是监管部门将审批门槛抬得更高：目的必须与重大公共医疗需求直接相关，且证明无可替代手段后方可执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指南中甚至写明，应为每只实验黑猩猩提供终身养老计划，并允许社会组织全程监督。

技术变革正在加速掘开新的选项。“人-机共生”航天服、“人工重力睡眠舱”与“磁场辐射盾”连续取得突破，让人类对深空旅程的信心增加。若终点是火星、木星卫星甚至更远星系，那么实验动物或许可以从极限先锋的角色，慢慢退居到补充性模型。只有到了那时，汉姆们的故事才可能划上真正的句号。

直到那一天，人类才算完成对这位沉默航海者的欠礼。

来源：心动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