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 670 年，唐高宗李治咸亨元年，一场罕见的大旱席卷了大唐王朝的广袤疆域。自年初起，关中、河南、河北、河东等核心农业区便滴雨未降，持续的高温少雨导致土地龟裂、庄稼枯死，粮食产量锐减；至盛夏时节，旱情进一步蔓延至江南、陇右等地，多地出现河水断流、井泉干涸的景
公元 670 年，唐高宗李治咸亨元年，一场罕见的大旱席卷了大唐王朝的广袤疆域。自年初起，关中、河南、河北、河东等核心农业区便滴雨未降，持续的高温少雨导致土地龟裂、庄稼枯死，粮食产量锐减；至盛夏时节，旱情进一步蔓延至江南、陇右等地，多地出现河水断流、井泉干涸的景象，数百万百姓面临无粮可食、无水可饮的绝境。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高宗朝廷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遣使分赴各地赈济灾民，大规模减免受灾地区租赋，凭借成熟的赈灾体系与务实的治理举措，有效遏制了灾情的恶化，避免了大规模的流民暴动与社会动荡。咸亨元年的抗旱赈灾，不仅是对大唐国力与治理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更展现了高宗朝 “以民为本” 的执政理念，成为唐代灾害治理史上的典型案例。
要理解咸亨元年大旱的影响与朝廷赈灾举措的深层逻辑，必须回溯唐初以来的农业基础与灾害治理体系建设。自贞观之治以来，大唐王朝高度重视农业生产，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鼓励农民垦荒种地，兴修水利工程，全国耕地面积不断扩大，粮食储备日益充足。到高宗永徽、显庆年间，大唐的农业生产达到了新的高峰，长安、洛阳、扬州等大都市的粮仓储备丰厚，仅洛阳含嘉仓的存粮就足以供应全国数年之需，这为应对自然灾害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同时，唐初统治者吸取了前代王朝因灾害治理不力导致灭亡的历史教训，逐步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灾害治理体系。在预警机制上，朝廷在全国各地设立 “气象观察员”，由地方官员与乡绅负责记录降雨、气温等气象数据，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立即上报中央；在储备机制上，推行 “常平仓” 制度，各州府设立粮仓，丰年时高价收购粮食储存，荒年时低价出售，平抑粮价；在赈灾流程上，形成了 “地方上报 — 中央核查 — 遣使赈灾 — 后续安置” 的标准化流程，确保灾害发生后能够快速响应。此外，永徽年间完善的科举制与孝廉举荐制，为朝廷选拔了一批熟悉基层事务、体恤民情的官员，他们成为灾害治理的重要执行力量。这些制度建设，为咸亨元年的抗旱赈灾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咸亨元年的大旱并非突然爆发，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步蔓延的过程。根据《旧唐书・高宗纪》《新唐书・五行志》等史料记载，早在咸亨元年正月，关中地区便出现了 “无雨雪，麦苗枯黄” 的迹象，时任雍州刺史上报朝廷，请求采取灌溉措施应对。高宗当即下诏，令京兆府组织百姓疏浚渭河支流，引水灌溉农田，并减免关中地区当年春季的部分赋税，以减轻农民负担。但此后，旱情并未得到缓解，反而持续加重：二月，河南道的汴州（今河南开封）、豫州（今河南汝南）等地出现严重干旱，小麦几乎颗粒无收；三月，河北道的冀州（今河北衡水）、幽州（今北京）等地也遭遇旱情，玉米、谷子等秋粮作物播种困难；四月，旱情蔓延至江南道的苏州、杭州等地，原本水源充沛的江南地区也出现了 “河渠干涸，稻田龟裂” 的景象；至五月，全国受旱州府已达八十余个，占当时全国州府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灾情日益严峻。
持续的干旱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给社会生产与百姓生活带来了沉重打击。在农业方面，关中、河南等核心产粮区的夏粮减产达七成以上，秋粮因缺水无法播种，全年粮食总产量预计不足常年的三分之一；许多农民为了寻找水源，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土地，四处迁徙，导致大量农田荒芜。在民生方面，受灾地区的粮食价格暴涨，长安市场上的米价从平时的每斗三十钱飙升至每斗三百钱，涨幅达十倍之多，许多百姓因无力购买粮食而陷入饥饿；部分偏远地区甚至出现了 “人相食” 的惨状，老弱妇孺因饥饿而死的情况屡见不鲜。在社会秩序方面，流民数量急剧增加，仅关中地区的流民就达数十万人，这些流民四处流浪，不仅给沿途地区的粮食供应带来压力，还可能引发盗窃、抢劫等治安问题，甚至威胁到地方稳定。
灾情的严重性引起了高宗的高度重视。咸亨元年五月，高宗在洛阳宫召集长孙无忌、李勣、上官仪等大臣召开紧急会议，商议抗旱赈灾事宜。会上，大臣们纷纷建言献策：有人主张 “开仓放粮，平抑粮价”，有人建议 “遣使安抚，组织抗旱”，也有人提出 “减免租赋，减轻民负”。高宗综合大臣们的意见，做出了一系列关键决策，正式启动大规模的赈灾行动。
高宗的赈灾举措主要围绕 “赈济灾民、减免租赋、组织抗旱、稳定秩序” 四个核心展开，形成了一套全方位、多层次的治理方案。
咸亨元年六月，高宗下诏，任命兵部尚书崔知悌为 “赈灾总指挥”，抽调二十余名朝廷官员，分赴受旱严重的关中、河南、河北、江南等道，全权负责当地的赈灾工作。这些使者均为 “素有贤名、熟悉地方事务” 的官员，其中不乏科举出身与孝廉举荐的优秀人才。朝廷给使者赋予了极大的权力，包括 “调运粮仓粮食、任免地方赈灾官员、制定当地赈灾方案” 等，确保他们能够快速有效地开展工作。
使者抵达各地后，立即展开行动：首先，核查灾情，统计受灾人数、缺粮户数与农田受旱面积，建立详细的灾情档案；其次，开仓放粮，命令各州府打开常平仓与义仓，以低价出售粮食给灾民，对于极度贫困、无力购买的百姓，则免费发放救济粮；再次，组织饮水工程，调集人力物力疏浚河渠、挖掘深井，解决灾民的饮水问题；最后，安抚民心，亲自前往灾区慰问百姓，宣传朝廷的赈灾政策，稳定百姓情绪。例如，崔知悌前往关中地区后，发现长安周边的流民达十余万人，他当即下令打开含嘉仓分粮，每日设置数十个施粥点，为流民提供免费食物，同时组织流民返回原籍，给予种子与农具，帮助他们恢复生产。
咸亨元年七月，高宗颁布诏书，宣布 “全国受旱州府，今年租庸调一律减免；其中受灾严重、颗粒无收的地区，免除次年租赋；流民返回原籍者，免除三年赋税与徭役”。这一举措涵盖了租庸调制的全部内容，包括粮食、布匹等实物赋税与劳役，极大地减轻了受灾百姓的负担。
为确保减免政策落实到位，朝廷采取了一系列保障措施：首先，明确减免范围，根据使者核查的灾情档案，将受旱地区分为 “严重受灾”“中度受灾”“轻度受灾” 三个等级，分别给予不同程度的减免，避免 “一刀切”；其次，加强监督，令监察御史分赴各地，核查地方官员是否严格执行减免政策，严禁 “虚减实征”“贪污克扣” 等行为，一旦发现违规，严惩不贷；再次，简化流程，允许百姓直接向使者或监察御史举报违规官员，确保政策红利真正惠及百姓。例如，河南道的郑州（今河南郑州）因受灾严重，被列为 “严重受灾” 地区，朝廷不仅免除了当年的租庸调，还调拨粮食种子，帮助农民在秋季补种荞麦、大麦等耐旱作物，次年又免除了全部租赋，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在赈济灾民的同时，朝廷高度重视抗旱自救与农业生产的恢复。高宗下诏，令各地官员组织百姓开展抗旱工作：对于有水源的地区，疏浚原有水利工程，开挖新的灌溉渠道，引水灌溉农田；对于缺水严重的地区，推广耐旱作物的种植，如荞麦、燕麦、谷子等，并发放耐旱种子给农民；鼓励百姓打井取水，对于打井的农户，给予一定的物资奖励。
为了提高抗旱效率，朝廷还调动了军队参与抗旱工作。例如，在关中地区，高宗令禁军抽调一万人，协助京兆府疏浚泾河、渭河流域的灌溉渠道，修复破损的堤坝，确保水源能够顺利输送到农田；在河南道，调遣地方驻军帮助百姓挖掘深井，仅汴州一地就新挖深井百余口，缓解了当地的缺水困境。此外，朝廷还组织农技人员前往各地，指导农民采用 “深耕细作”“覆盖保墒” 等抗旱技术，提高农作物的成活率。这些举措的推行，有效减少了旱灾带来的农业损失，为灾后农业生产的恢复奠定了基础。
大规模的流民迁徙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因此，朝廷在赈灾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社会管控。首先，设立 “流民收容所”，在长安、洛阳、汴州等交通要道设立收容点，为流民提供临时住所、食物与医疗救助，避免流民四处流浪；其次，引导流民返乡，对于愿意返回原籍的流民，朝廷提供粮食、种子与路费，由地方官员负责组织返乡，并妥善安置；对于不愿返乡的流民，则根据其技能与意愿，安排到当地的官营作坊、水利工程或屯田区工作，给予一定的报酬，既解决了流民的生计问题，又为国家建设提供了劳动力。
同时，朝廷加强了治安管理，令各地官府增派巡逻人员，严厉打击盗窃、抢劫、囤积居奇等违法犯罪行为。例如，江南道的苏州曾出现部分商人囤积粮食、哄抬物价的情况，当地官员迅速出击，查封了囤积的粮食，将其低价出售给百姓，并对相关商人处以罚款；河北道的冀州曾发生流民抢劫富户的事件，官府及时抓捕了涉案人员，依法进行了惩处，同时加强了对流民的安抚与管理，避免了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这些措施的推行，有效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确保了赈灾工作的顺利进行。
咸亨元年的抗旱赈灾工作，在高宗朝廷的统筹部署与各地官员的积极执行下，取得了显著成效。至当年十月，全国大部分地区迎来了久违的降雨，旱情得到了缓解；受灾地区的粮食供应逐渐恢复，粮价从每斗三百钱回落至每斗五十钱左右；流民大多返回原籍，重新投入农业生产；社会秩序稳定，未发生大规模的流民暴动或地方叛乱。据统计，咸亨元年朝廷共调拨粮食二百万石用于赈灾，减免租赋折合粮食三百余万石，救助灾民达五百余万人，灾后农业生产恢复率达到了八成以上，大唐王朝成功度过了这场严峻的自然灾害。
咸亨元年的抗旱赈灾，不仅有效缓解了灾情，更对大唐的政治、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政治层面，赈灾的成功进一步巩固了高宗的统治基础。高宗朝自永徽元年以来，通过完善科举制、修订《五经正义》、推行孝廉举荐制等一系列举措，逐步巩固了中央集权，赢得了朝野上下的认可。而咸亨元年的赈灾行动，展现了高宗 “以民为本” 的执政理念与朝廷强大的治理能力，让百姓感受到了王朝的关怀与温暖，进一步增强了对朝廷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同时，赈灾过程中，一批表现优秀的官员得到了提拔重用，如赈灾总指挥崔知悌因功绩卓著被任命为宰相，地方官员中也有数十人因赈灾成效突出得到晋升，这些官员成为高宗统治的重要支柱，进一步稳定了朝堂局势。
在经济层面，赈灾举措虽然在短期内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支出，但从长远来看，有效保护了农业生产的基础，避免了因灾荒导致的经济崩溃。朝廷通过减免租赋、发放种子、兴修水利等举措，帮助农民快速恢复生产，确保了次年的粮食丰收，维持了大唐经济的持续发展。此外，赈灾过程中对常平仓、义仓的合理运用，进一步完善了粮食储备与调节体系，为应对未来的自然灾害积累了经验。
在社会层面，赈灾行动缓解了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灾荒之年，百姓最易因饥饿而陷入绝望，进而引发社会动荡。高宗朝廷通过大规模的赈济与安抚，解决了百姓的生计问题，避免了 “民不聊生” 的局面，同时通过加强社会管控，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此外，赈灾过程中，各地官员与百姓相互配合、同舟共济，形成了 “上下一心、共抗灾害” 的良好氛围，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
在制度层面，咸亨元年的赈灾实践进一步完善了大唐的灾害治理体系。朝廷在赈灾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原有的灾害预警、储备、赈灾流程等制度进行了优化：例如，进一步完善了气象观测与灾情上报机制，规定地方官员需每五日上报一次气象与灾情数据，确保中央能够及时掌握情况；强化了常平仓与义仓的管理，明确了粮食储备的数量与调拨流程，提高了应急响应能力；优化了赈灾官员的选拔与考核机制，将赈灾成效纳入官员的考核指标，激励官员积极参与灾害治理。这些制度的完善，为后世王朝的灾害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然而，咸亨元年的赈灾工作也暴露出一些潜在的问题与挑战。首先，部分地区的官员存在 “虚报灾情”“贪污赈灾物资” 等行为，虽然朝廷及时进行了查处，但也反映出基层治理中存在的腐败问题；其次，偏远地区的赈灾工作存在滞后性，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传递不畅，部分偏远州府的赈灾物资未能及时送达，导致当地灾情未能得到及时缓解；再次，粮食储备分布不均，关中、河南等核心地区的粮仓储备充足，而江南、陇右等偏远地区的储备相对不足，影响了赈灾的效率。
针对这些问题，高宗朝廷在灾后采取了一系列改进措施：加强对基层官员的监督与考核，设立专门的 “赈灾监察御史”，负责核查灾情与赈灾物资的使用情况；改善交通与信息传递条件，修建了多条驿道，提高了灾情上报与物资调拨的速度；优化粮食储备布局，下令各地州府按照人口数量与耕地面积，合理增加常平仓与义仓的储备，确保偏远地区也有足够的粮食应对灾害。这些措施的推行，进一步完善了大唐的灾害治理体系，提高了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
咸亨元年的大旱与赈灾，是唐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不仅展现了大唐王朝的强盛国力与成熟的治理能力，更体现了中国古代 “以民为本” 的执政理念与 “天人合一” 的灾害治理思想。在自然灾害面前，高宗朝廷没有消极等待，而是积极主动地采取应对措施，通过 “赈济、减免、抗旱、稳序” 等全方位的举措，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灾害带来的损失，保障了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咸亨元年的赈灾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对唐初以来灾害治理体系的一次全面检验与完善，为后世王朝的灾害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它展现了大唐王朝的社会凝聚力与向心力，证明了中央集权制度在应对大规模自然灾害时的优势；它进一步巩固了儒家思想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地位，“以民为本”“仁政爱民” 的理念通过赈灾行动深入民心，成为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精神纽带。
回望咸亨元年的那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既是对一个王朝国力与治理能力的考验，也是推动制度完善与社会进步的契机。高宗朝廷在抗旱赈灾中展现出的务实作风、高效组织能力与 “以民为本” 的执政理念，值得后世借鉴。同时，咸亨元年的赈灾实践也告诉我们，应对自然灾害，不仅需要充足的物质储备与完善的制度保障，更需要各级官员的责任担当与百姓的积极参与，只有上下一心、协同发力，才能战胜灾害，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如今，一千三百余年过去了，咸亨元年的大旱早已被历史的长河所淹没，但那场抗旱赈灾中展现出的智慧与精神，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在面对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时，必须建立健全应急响应机制，完善物资储备与调配体系，加强部门协同与区域合作，同时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动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咸亨元年的抗旱赈灾，是大唐盛世的一个缩影，它见证了大唐王朝的强盛与包容，也见证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成熟与进步。这段历史，不仅是唐代灾害治理史上的光辉篇章，更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研究。
来源：坤仔音乐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