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姚鼐（1732-1815），字姬传，世称惜抱先生，清代桐城派散文的集大成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时年四十二岁的姚鼐毅然辞官，此后的四十年余生，他主要辗转于江南各大书院之间，而其中执教时间最长、倾注心血最多、成就最为卓著的，便是南京的钟山书院。从乾隆五十

引言

姚鼐（1732-1815），字姬传，世称惜抱先生，清代桐城派散文的集大成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时年四十二岁的姚鼐毅然辞官，此后的四十年余生，他主要辗转于江南各大书院之间，而其中执教时间最长、倾注心血最多、成就最为卓著的，便是南京的钟山书院。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至嘉庆二十年（1815年）病逝于任上，姚鼐先后三度主讲钟山书院，长达二十余年。这二十余年，是姚鼐学术思想的完全成熟期，是桐城派弟子遍及天下的鼎盛期，也是南京作为清代学术文化重镇地位得以巩固的关键期。因此，探讨姚鼐在南京的作为，不仅是研究其个人生平的核心环节，更是理解桐城派传播史与清代江南文化生态的重要窗口。在纪念姚鼐逝世210周年之际，重返其南京岁月，挖掘其历史贡献与当代价值，对于今日南京的文化建设与学术繁荣，尤具镜鉴意义。

一、 历史贡献：姚鼐与南京的文化重塑

姚鼐在南京的贡献是多维度的，他不仅是一位教育家，更是一位理论家、一位文学实践者，他以钟山书院为基地，深刻地参与并重塑了清代中期南京的文化格局。

（一） 教育贡献：执掌钟山，开宗立派

姚鼐对南京最直接、最显著的贡献在于教育。他使钟山书院从一所区域性官办学府，一跃成为全国性的古文研究与传播中心。

1. 构建人才培养体系，奠定桐城派中兴基业。姚鼐辞官讲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传播其古文理论与学术思想。钟山书院为他提供了理想的平台。他以其人格魅力与学术造诣，吸引了四方学子“著录者益众”，其中最著名者如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姚门四杰”，皆在钟山书院受业。梅曾亮更是在其影响下，由骈文转向古文，成为姚鼐之后桐城派的核心领袖。正是通过钟山书院这一枢纽，姚鼐成功地构建了一个以南京为中心、辐射全国的学术网络，使桐城派由一家之地域文派，成长为“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的主流学派。南京，因此成为桐城派的“延安”，是其思想发散和人才输出的策源地。

2. 确立“因声求气”的教学方法，注重人格熏陶。姚鼐的教育并非简单的知识传授。他继承并发展了刘大櫆的“神气”说，提出“因声求气”的独到方法，主张通过诵读古文的音节、节奏来体会其内在的神韵与思想情感。这种强调感性体验与实践的教学法，使得古文学习变得鲜活而深刻。同时，他教育弟子“为文不可有注疏、语录气”，强调文章的文学性与艺术性。在育人上，他更注重品格的培养，其本人淡泊名利、治学严谨的风范，为弟子们树立了楷模，形成了独特的“书院精神”，这种精神熏陶远比单纯的知识灌输影响更为深远。

（二） 理论与文献贡献：熔铸经典，体系大成

南京时期是姚鼐学术思想的成熟期和总结期，他在此完成了其理论体系的构建与经典文献的编纂。

1. 完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的理论。这一核心理论虽在入钟山之前已有雏形，但在南京的长期讲学与论辩中得以系统化、完善化并广为传播。针对当时汉学考据的繁琐与宋学义理的空疏，姚鼐在南京的学术环境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三者相济的主张。他认为，“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强调三者是优秀文章不可或缺的有机整体。这一理论在南京的成功实践，为陷入僵局的清代学术界提供了一条中和之路，重塑了古文创作的评判标准，也确立了桐城派的理论基石。

2. 编纂《古文辞类纂》，树立文章典范。这部在钟山书院讲学期间编纂的75卷巨著，是姚鼐“义理、考据、辞章”理论的具象化产物。该书精选战国至清代的古文，分为十三类，并加以精当评点。它不仅是钟山书院的权威教材，更迅速风行海内，成为此后两百余年学习古文的“第一入门书”。《古文辞类纂》的编成于南京，意味着桐城派的“文统”得以确立，文章法度得以明确，南京由此成为古文正统的“释经”之地，其文化权威性得以空前提升。

（三） 文学与精神贡献：浸润文脉，树立风标

姚鼐以其文学创作与人格魅力，为南京的山水注入了人文精神，为城市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1. 文学创作中的“南京印记”。虽然姚鼐的传世名篇《登泰山记》作于山东，但其在南京期间创作的大量诗文，同样是他文学理念的实践。他的诗歌清拔淡远，文章雅洁深醇，其笔下的钟山、秦淮、玄武湖等金陵风物，都带有一种理性与情感交融的惜抱风度。这些作品是清代南京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并延续了自六朝以降的南京文学传统。

2. “从容进退”的人格风范成为南京士林楷模。姚鼐中年辞官，选择在南京以教书育人为业，这种“立德立功不如立言”的人生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精神感召。他身处名利场边缘的南京，却心无旁骛地致力于文化传承，其坚韧、豁达与淡泊，为南京的士人群体树立了一个不同于官场显贵或隐逸山林的新的榜样——即“在朝市而怀山林之心”的文化守护者形象。这种人格力量，与南京历来作为“退隐之都”的文化气质深度契合，强化了南京作为文化守成与精神栖息之地的城市品格。

二、 当代学术价值：跨越时空的启示

姚鼐在南京的实践与思想，并未随着桐城派的式微而湮没。在今日大力倡导文化自信与传统文化复兴的背景下，其当代价值愈发凸显。

（一） 对南京文脉传承与文化建设的启示

1. 打造持续性文化高地的启示。姚鼐的成功在于，他并非短暂逗留的过客，而是通过长达二十余年的深耕，将个人学术生命与城市文化生命紧密融合。这对于今日南京的文化建设极具启发：文化的繁荣需要“定力”与“深耕”。我们不仅需要引进大师、举办活动，更需要为顶尖学者提供长期、稳定的平台，让他们能安心治学、潜心育人，形成持续性的文化产出与辐射效应。恢复“书院精神”，建设新型的高端学术传播平台，应是南京作为世界文学之都的重要发展方向。

2. “三位一体”理论对文化创新的启示。姚鼐“义理、考据、辞章”相济的理论，对于今日的文化创作与学术研究仍是金科玉律。它启示我们，优秀的文化产品（无论是学术著作、文艺作品还是文化宣传品）应当：一有灵魂（义理），即具备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正确的价值导向；二有根基（考据），即尊重事实、逻辑严谨、持之有据；三有魅力（辞章），即讲究表达艺术，富有文采和感染力。在当前信息爆炸、内容良莠不齐的时代，这一标准无疑是抵制浮躁、锤炼精品的有力武器。

（二） 对当代教育改革的启示

1. “因声求气”与人文教育的回归。姚鼐的教学法强调感性体验与整体把握，这与当今教育中过度强调碎片化知识、标准化答案的倾向形成鲜明对比。在语文教育、特别是国学经典教育中，重拾“诵读”传统，引导学生通过声音的韵律去感受文字背后的情感与气韵，是培养人文素养和审美能力的重要途径。

2. “立德树人”与全人教育的典范。姚鼐的教育，是真正的“立德树人”。他不仅教作文，更教做人。其教育实践提醒我们，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培养“考试机器”或“技术专才”，而是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社会责任与文化担当的“人”。这对于纠正当前教育中重技轻道、重知轻德的偏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三） 对当代学人精神塑造的启示

1. 在坚守与通达之间。姚鼐一生坚守程朱理学的思想根本，但在学术方法上却包容汉学，主张调和与通达。这启示当代学人，既要有坚定的学术立场与价值信仰，又要有开放包容的胸襟，善于从不同学派、甚至不同学科中汲取养分，实现融会贯通的创新。

2. 在名利与理想之间。姚鼐辞官讲学的人生选择，是对物质名利与精神理想之间关系的生动诠释。在物欲横流的当下，姚鼐的淡泊与坚守，为青年学子和知识分子提供了一面镜子。它告诫我们，学术事业需要一种“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定力，文化的传承需要一批甘于寂寞、勇于奉献的“守夜人”。

结语

姚鼐与南京，是一场相互成就的历史际遇。南京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姚鼐提供了传道授业的绝佳舞台；而姚鼐则以他毕生的学识、智慧与人格，反哺了这座城市，将其推向了清代中叶学术文化的巅峰，并为之注入了绵延至今的文化基因。

纪念姚鼐，不仅是缅怀一位先贤，更是为了激活一段有益于今天的历史记忆。他所倡导的“义理、考据、辞章”合一的理论，他致力于人才培养的教育实践，以及他淡泊名利、坚韧豁达的人格风范，共同构成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南京致力于打造世界文学之都、赓续历史文脉的今天，重新发掘和弘扬姚鼐的历史贡献与当代价值，无疑能为我们的文化建设提供深厚的历史底气与明确的前行方向。让历史的智慧照亮未来，这正是我们今日纪念姚鼐的深远意义所在。

来源：江南时报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