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带领玉璇玑「旧藏」直径8cm厚2.2cm重68克

摘要：在青铜器尚未铸就王朝铭文、甲骨文尚未成篇的商代早期，一种形如齿轮、通体无纹的玉器悄然出现在黄河流域的贵族墓葬之中。它不似璧环般圆融，亦非琮柱那般庄严，却以独特的三叉齿状外缘与中央空洞结构，在考古学界掀起一场关于“礼制起源”的学术风暴。这件直径8厘米、厚2.2厘

“玉中齿轮，商代天机”——一件直径8厘米的玉璇玑如何改写华夏礼制起源？

在青铜器尚未铸就王朝铭文、甲骨文尚未成篇的商代早期，一种形如齿轮、通体无纹的玉器悄然出现在黄河流域的贵族墓葬之中。它不似璧环般圆融，亦非琮柱那般庄严，却以独特的三叉齿状外缘与中央空洞结构，在考古学界掀起一场关于“礼制起源”的学术风暴。这件直径8厘米、厚2.2厘米、重68克的玉璇玑，正是这场文明密码解码战中的关键一环。

其材质为灰白色透闪石软玉，内含大量黑色矿物包体，呈星点状分布，显微观察可见典型“云母斑”与“石英颗粒”，符合山东一带文化期至商代常见的本地玉料特征。整体玉质致密，局部有轻微绺裂，但未贯穿主体结构。表面覆盖一层薄而均匀的“鸡骨白”沁，边缘处因长期摩擦或埋藏环境差异，形成“水线沁”与“斑块沁”交织的复合沁色。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其内壁打磨极为光滑，呈现出“蜡状光泽”，触手温润，无现代机械抛光所致的“贼光”，显示出高度成熟的手工打磨技艺。从断面观察，内外壁厚度过渡自然，孔径规整，推测采用“管钻法”由两面对钻而成，孔壁无明显错位痕迹，工艺控制精准。

器型整体呈扁平圆形，外缘被分割为三组对称的齿状突起，每组由五个短小方齿构成，共十五齿，排列整齐，间距均匀，形成类似“太阳轮”的视觉效果。这种“三叉十二齿”或“三叉十五齿”结构，是目前所见商代玉璇玑中最典型的构图方式之一。其中心孔径约5.3厘米，孔壁内侧可见清晰的“螺旋痕”，为管钻过程中留下的旋转轨迹，是判断其制作年代的重要依据。外缘齿部略带弧度，非几何意义上的直角切割，保留了手工雕琢的自然韵律。其重量仅为68克，属轻巧型玉器，便于佩戴或悬挂，可能作为身份象征物或仪式用具使用。

这类玉器最早于20世纪70年代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出土，后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山西垣曲商城等商代早期遗址均有发现。学术界对其用途众说纷纭，主流观点认为其具有“天文仪器”或“礼器”双重属性。《周礼·春官》虽未明言“璇玑”，但“璇玑玉衡”之说早见于《尚书·舜典》，指代观测天象的仪器。近代学者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中提出，此类玉器可能用于测定日影、校准方位，其三叉结构对应天地人三才，齿状边缘象征星辰运行轨迹。另据故宫博物院藏商代玉璇玑（编号故001245）与山东博物馆藏同类器物比对，本件在尺寸比例、齿数分布、孔径大小上均高度一致，具备明确的类型学特征。

从工艺传承来看，玉璇玑的制作延续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减地法”与“阴刻线”技术，但在商代早期实现了精细化突破。其齿部雕刻采用“斜刀削切”技法，刀锋锐利，线条硬朗，角度统一，展现出高超的控制力。与同时期良渚文化玉琮的繁复神人兽面纹相比，此器“素面无纹”，强调几何形态本身的文化寓意，体现商代“崇简尚礼”的美学转向。其三叉结构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顶部构件存在某种形式呼应，暗示长江流域与黄河中下游之间可能存在礼制符号的传播网络。

在已公开的馆藏与拍卖记录中，完整保存的商代玉璇玑极为罕见。2018年北京保利秋拍，一件山东龙山文化晚期玉璇玑（直径9.2厘米）以160万元成交；2020年中国嘉德春拍，一件商代早期玉璇玑残件（缺一齿）以85万元落槌。2021年西泠印社秋拍，一件带有明显红沁的商代玉璇玑（直径7.8厘米）以145万元成交。本件玉璇玑因保存完整、结构清晰、沁色自然、工艺精良，且三叉十五齿组合在现存实物中较为少见，其市场价值显著高于同类型残损或尺寸较小者。21世纪以来，随着公众对高古玉认知提升，尤其是《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三季专题介绍“玉璇玑与天文观测”后，此类器物在收藏圈内热度持续攀升。

真正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稀有性，更在于其承载的文化密码。当指尖轻抚这枚玉璇玑，仿佛能听见远古祭司在星夜下转动它的声音——那不是简单的装饰，而是连接天地的媒介。其三叉齿状结构，或许正是古人对“三才”（天、地、人）秩序的具象表达；其中央空洞，则象征着宇宙的中心与万物的起点。正如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所揭示：“它可能是最早的‘观星仪’，也可能是最原始的‘礼器’。”无论哪种解释，都指向一个事实：早在三千年前，中华先民便已开始用玉石构建自己的宇宙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