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实践证明：社会主义要发展，而且要发展得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更有生命力，那么靠摒弃或限制似是而非的，诸如商品、货币、雇佣劳动、等级工资制等“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呆板的计划经济，显然是不能解放生产力的。而必须要依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发展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为了回答：“关于巴枯宁对马克思理论的质疑”，我将9月份脱稿的新书《人类的曙光》第4·9·2节选出来，以馈朋友。【4000多字】，有点长，耐心点看。）
实践证明：社会主义要发展，而且要发展得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更有生命力，那么靠摒弃或限制似是而非的，诸如商品、货币、雇佣劳动、等级工资制等“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呆板的计划经济，显然是不能解放生产力的。而必须要依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发展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经济生产条件，将市场经济牢牢把握在人民政权手中，既能最大限度的发展经济生产，又能让所有资本服从国家管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也就产生两个既突出又敏感的，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即如何看待个别精英人士巨大的个人资本积累？和对拥有巨大资本的个人的认识与定性，也就是：他们是算无产阶级？还是算资产阶级？是该请进庙堂，还是该被限制行动？
首先：就目前中国民众的普遍认知而言，仍然还在按照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时的政策比照，认为：“既然拥有巨大资产，那么肯定就是资产阶级了。”
如果具体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上述认识存在两个误解：第一，现中国的国情与70多年前的国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第二，正因为国情不同、环境不同了，所以再沿用70多年前的思维审视早已变化了的事物，已经风马牛不相及。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基础全是旧时代留下的，除了疮伤就是包袱（如当时最主要的国民生产资料的土地，大都在地主手里），人民群众处于极贫极弱之中，社会成份极不稳定，因此，新中国要发展生产力，要让“耕者有其田”，要让全体人民有饭吃，那么首先就得将主要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然后再以国家名义分配给所有劳动人民。因此，按生产资料占有比例划分阶级成份，也就成为能够均衡生产资料、解放生产力、缓解社会矛盾、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途径。
实践证明，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任务，即解放初期以生产资料拥有量划分阶级的做法，不仅正确，也是完全必要的。
正因如此，也就导致民众自然形成上述“以资产多寡划分阶级”的历史认知。但是，随着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普遍传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进步，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也随之发生了质的飞跃。即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财产本身是中性的，既可用来建设社会主义，也可当成“资本”，参与市场流转，攫取再生殖。因此，个人拥有的财富，只能说明一个人对财富拥有的权力，并不能说明一个人对财富使用的意愿。因此也就不能仅仅用拥有财富的量，来确定他们的阶级性质。
例如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就是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律师家庭，母亲还是荷兰籍犹太贵族；恩析斯出身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甚至可以称之为德国莱茵省巴门市的名门望族；列宁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当地的教育官员，母亲是医生……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领导人中也有很多出身富贵。如毛泽东家在1921年之前，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属于富农水平。为了无产阶级革命，毛泽东向弟弟提出“破釜沉舟干革命”的三个要求：1，家中所有土地和实质资产全部分给贫苦农民；2，对外债务当即结清，不够部分以牲畜抵押；3，别人欠毛家的债务一律作废，不予收回。
因此可见：个人拥有的财富量，不能作为阶级成份的唯一依据。尤其毛泽东，虽然后来成为国家元首，仍然坚持无产阶级本色——这种无产阶级本色在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中不是个例，而是非常普遍。虽然也不乏蜕化变质者，但相较之下毕竟只占极少数（当然可以想象，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蜕化变质分子的比例会相对增高。但对于总体来说，仍然只是少数）。
其次，中国古代就有很多仁人志士，为了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给人民创造一个安定的生产环境和富裕的生活，自觉地撒尽家财、甚至舍去性命。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就涌现出无数地主资本家以不同方式参加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其中代表人物如地主戴万齡，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戴万齡祖籍山东莱州，祖辈为“闯关东”的农民。到了吉林敦化，经过几代人努力，拥有400余垧（等于4000余亩）土地和多项产业，成为当地首富。拿一般人认为，他只要顺从日本人，不仅可以保住自己家产，还可利用日本人发更大的财。可他骨子里满是中华民族气节，为了抵御外敌、支持东北“抗联”抗击日寇，常以毁家纡困。卖土地换取粮食送给抗日战士。后来被叛徒出卖，他为了保守抗联秘密，保住给抗联战士筹备的粮食，宁可被日寇抓捕，也没逃走。结果被日寇绑在两块铁板中间，活活烧死（死前一直在破口大骂日本强盗）……全家57口人，有54口为抗日战争牺牲——就是真正的无产者，也不一定有如此坚定的革命立场？只有真正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人们，才有如此为国、为民，视死如归的坚强意志！
再拿现实社会来说，很多有良知的“富豪”，遇到天灾人祸时，大都慷慨解囊做公益。如中国福耀玻璃集团老板曹德旺，虽是民营企业，他不仅花费一百多亿人民币，建成一座福耀科技大学，捐献给国家，其他零零散散捐款也高达一百多亿；又如歌唱家韩红，就一直在极尽所能地投身于公益事业……
方润华（1924 ~2022）这个名字，大家可能很陌生，他是香港协成行集团主席。我这里提到他，并不因为他的事业有多么成功，而是他生前已经在内地捐款4亿多元，建立了65所希望小学、29所中学、19所幼儿园。还有王锦辉、古乐天、周星驰、吕志和等香港人士，都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大力参与公益事业。因此，在社会主义中国也就形成一种：政府主导，民间辅助的，社会问题解决模式。如其说这种模式体现出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如说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大众对私有财富有了更深层的理解，从而导致人性中“公：私”比重的天秤慢慢发生逆转——即由私多公少，向公多私少转换。
这就如同佛教理念相似，即：人性与佛性没有绝对界限。所不同的只是业与缘孰多孰少？所谓佛陀，就是缘多于业；所谓众生，就是业多于缘而已。
因此可以肯定的说：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起到净化人类心灵的作用，即可以克服人性中自私自利，提升人性中的社会属性，帮助人类克服极端的个体属性，从而引导过于放纵的思想意识，回归到理性的轨道。
因此可以判断：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综合作用下，拥有巨额财富的公民，他们的身份和立场仍然不具备资产阶级性质，仍然可以认为有无产阶级思想意志。
只有那些贪污腐化、主观故意将财富转移到资本主义世界，或携带巨额财富移民到资本主义世界去的，才能确认他们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思想，成为资产阶级了。
也就是说，身处无产阶级制度下，与资本主义制度下拥有巨额财富的公民，其思想认识会有巨大反差——最浅显的道理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个人资本，必然会受到国家的监管使用；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可以不受国家监管，甚至可以左右国家机器，为资本对人的奴役服务。
因此也就可以肯定的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拥有巨额财富的个人，只要他们是按照国家法律规范进行生产经营和居住生活，都不能算着资产阶级。
至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尤其一些位高权重的国家领导人是否还能保持无产阶级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阶级性质？这是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最严峻的考验。在这一考验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觉悟，坚定不移地保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不懈地反腐倡廉、吐故纳新，以集体意志确保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和革命斗志。只有无产阶级政党自身保持纯洁性和革命性，坚定不移走马克思主义道路，就可以防止前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被资本主义腐蚀，从而走回头路。
也就是说：只要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党性不变，那么就必然会有大批的仁人志士前扑后继地坚守无产阶级为全人类谋幸福的信念不变。那么无论社会如何变革，马克思主义指引的共产主义道路就永远是人类社会前进的道路。
通观当下文明世界，别的国家和地区会不会出现社会主义制度走回头路的情况？我不敢断言；但是，在中华民族，社会主义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即使有人想走回头路，相信最多也只能象袁世凯复辟封建制度一样，不仅是短命的，也会落下骂名、遗臭万年。
因为，中国几千年的民族文化精神中，有特别深厚的“世界大同”的思想文化根基。这种深藏骨髓的民族主体精神，百年前与马克思主义的美好愿望不谋而合。经过一个世纪的磨合之后，马克思主义已经与中国的民族精神溶为一体（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化为现代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而且纵横捭阖、得心应手。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直让我（相信有无数人与我一样）感到欣慰的原因所在。而如果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感受不到这种伟大到势不可挡的力量，和历史趋势，妄想逆潮流而动，那么他肯定患有政治麻木症。
要知道早在3100年前，中国的周代伊始就废除了“奴隶殉葬”制度，建立了严格的“礼制”——别以为这一制度仅仅是对奴隶的人格肯定，和管理上的规范，不！它的更重大、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否定了“零和搏奕”的丛林法则，使整个民族文化从野蛮过渡到文明的新纪元了！也就是从那时起，中国的奴隶主阶级对奴隶的管理，也就开始从野蛮向文明过渡了。因此才创造了几千年文化传承都围绕着“世界大同”为最终目的主题展开。到了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都是强调着维护人类的社会性（非西方文化的个性）。因此，中华民族历来追求“精神境界的升华”，而非物资享受。这种民族精神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话，也是旧时所有读书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就是：“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柱不是发财致富，而是公平正义！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宗教信徒大都信仰佛教，而少有人信仰其他宗教的根本原因；也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一旦传到中国，立马就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就很快与中国传统的主流意志相结合，生根发芽？因为：佛教传播的是平等（从原始佛教的四姓平等，发展到大乘佛教的万类平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也是人类平等；这些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不谋而合。因此可以断言：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在中国，无论遇到多少波折和艰难险阻，都只会勇往直前，不会倒退！
西方资产阶级坚持的资本主义制度其所有意识形态，都是围绕着维护人类个性的努力或辩解。虽然不可否认资本主义制度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下，很大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但那只是与封建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相比较，而显得有一定优势。如果与社会主义制度（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比较，那么，资本主义制度就显得秃废不堪，步履维艰了。
也就是说：既然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与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到一起了，既然通过一个多世纪的实践验证，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坚信：中国几千年的“世界大同”的民族夙愿，加持的无产阶级革命意志，就不会被磨灭，而只会砥砺前进，经久弥坚。
综上所述就可以肯定：只要中国共产党性质没变，那么无论当权者（包括国家领导人）拥有多大权利，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就一定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集体手中，中国人民一定可以放心大胆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集体夙愿，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结晶，说明这条道路就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符合生存和发展的理想途径。
而一旦某个领导人偏离革命航向，脱离无产阶级革命轨道，也就脱离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那么就必将被无产阶级革命者和全民族集体所唾弃。例如中国近年来不断有位高权重的贪官污吏落马，就是无产阶级队伍在新时期、新征程中吐故纳新的，最好的见证。
来源：先文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