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县城纺织厂的大喇叭，每天准时播放着《亚洲雄风》，激昂得让人想死。

89年的夏天，空气里全是黏糊糊的汗味和廉价冰棍的甜腻味。

我叫李晓峰，十九岁，刚刚第二次在高考的独木桥上摔了下来。

我们县城纺织厂的大喇叭，每天准时播放着《亚洲雄风》，激昂得让人想死。

我爸，厂里的老会计，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一匹瘸了腿的骡子，拉不动磨，还白吃草料。

“去广州，”我揣着我妈偷偷塞给我的三百块钱，和我攒了小半年的工资，对我最好的哥们儿王胖子说，“我不想在这儿烂掉。”

王胖子往我手里塞了两包皱巴巴的大前门，拍着我的肩膀，说：“混出个人样来再回来。”

我点点头，眼眶有点热。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去了广州能干嘛，我只是想逃。

逃离我爸失望的叹气，逃离邻居们“大学生又没考上啊”的闲言碎ü语，逃离纺织厂那震耳欲聋的、仿佛永远不会停歇的机器轰鸣。

去往市里的长途汽车站，永远是那么乱。

一股子尿骚味、汗臭味和劣质方便面的味道混在一起，熏得人头晕。

我的车票是晚上十点开往广州的卧铺大巴。

天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豆大的雨点砸在车站简陋的铁皮棚上，叮叮当当，像是在给我这趟前途未卜的远行敲响了混乱的战鼓。

我缩在角落里，死死护着怀里那个装了我全部家当的帆布包。

焦虑。

前所未有的焦虑。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车站里的人越来越少，那辆该死的卧铺车却迟迟没来。

广播里含混不清地喊着什么晚点了，具体晚多久，没人知道。

我站起来，伸长了脖子往黑漆漆的站外望。

雨幕里，几束昏黄的车灯由远及近。

一辆深绿色的，方头方脑的大家伙，缓缓停在了不远处。

它看起来比一般的客车要高大、威猛，车身侧面好像还印着什么编号，但我看不清。

管他呢！可能是加开的班车吧。

我脑子里就这么一个念头。

再不走，我就要在这里发霉了。

一个穿着雨衣的工作人员模样的人在那车旁边挥着手，像是在招呼乘客。

我拎起包，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疯了一样冲进雨里。

雨水瞬间就把我浇了个透心凉，但我心里是火热的。

我把揉得快烂掉的车票往那人眼前一晃，他好像愣了一下，但也没说什么，只是往车门方向一指。

我连滚带爬地上了车。

车里光线很暗，一股子浓重的机油味和帆布味。

没有卧铺，只有两排硬邦邦的长条座椅。

座位上已经稀稀拉拉坐了几个人，都穿着一样的深绿色衣服，剃着板寸头，在昏暗中像一排排沉默的雕塑。

我当时累傻了，也吓傻了，根本没多想。

找了个靠后的空位坐下，把湿透了的帆布包紧紧抱在怀里，脑袋一歪，靠着冰冷的车窗。

发动机“嗡”的一声启动，车身剧烈地抖动了一下。

我太累了，从决定离家出走那天起就没睡过一个好觉。

车子的颠簸像一个摇篮。

我就这么睡着了。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我是被一阵剧烈的颠簸给弄醒的。

车子好像在走山路，一个急转弯，我差点从座位上飞出去。

我猛地睁开眼。

天已经亮了。

窗外不再是县城的破败街道，而是连绵不绝的、光秃秃的黄土高坡。

哪儿他妈是去广州的路？去广州走的是南边，一路应该是越来越绿才对！

我脑子“嗡”的一下，懵了。

我扭头看车里。

那些“雕塑”都醒了，一个个坐得笔直，眼神锐利。

他们不是乘客。

他们是兵。

我再低头看自己身上，皱巴巴的白衬衫，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在这片深绿色的海洋里，扎眼得像个怪物。

我上了一辆军车。

这个认知像一道闪电，劈得我浑身发麻。

我他妈真是个天才。

一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看起来比我也大不了几岁，正好奇地打量我。

他见我醒了，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

“嘿，小子，醒了？”他凑过来，压低声音问，“你哪个单位的？咋没穿军装？”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完了。

这下彻底完了。

是把我当逃兵抓起来，还是当特务办了？

我脑子里闪过无数个枪毙的镜头。

我的脸色一定难看到了极点。

那年轻士兵看我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子，也有点懵，挠了挠头。

“你……你别怕啊，我就是问问。”

我怕啊，我怎么能不怕！

我的嘴唇哆嗦着，好半天才挤出几个字：“我……我不是……我上错车了。”

“啥？”

年轻士兵的眼睛瞪得像铜铃。

车里其他几个士兵也听到了，齐刷刷地朝我看来。

那目光，好奇、审视、怀疑，像无数根针扎在我身上。

我恨不得当场去世。

“你说啥？再说一遍？”一个看起来年纪稍长、肩膀上多一道拐的士官走过来，眉头拧成了疙瘩。

“我……我本来是要去广州的……我以为这是去广州的大巴……”我的声音带着哭腔，我自己都能听出来。

太丢人了。

十九岁的大小伙子，哭哭啼啼，像个傻子。

车厢里一片寂静。

然后，不知道是谁先没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接着，哄堂大笑。

“哈哈哈哈！去广州？兄弟，你这方向盘打得有点偏啊！咱们这是往西北去！”

“我的妈呀，这都能搞错？你是怎么活到这么大的？”

“人才啊！真是个人才！”

年轻士兵笑得最欢，拍着大腿，眼泪都快出来了。

我的脸烧得像一块烙铁，从脸颊一直烧到脖子根。

我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永远不出来。

就在我恨不得原地爆炸的时候，一个沉稳的、不带任何笑意的声音从车厢前面传来。

“都笑够了没有？”

笑声戛然而生。

整个车厢瞬间又恢复了那种雕塑般的寂静。

我顺着声音望过去。

车厢最前面，副驾驶的位置上，一直坐着一个人。

他之前一直没回头，我以为他也是个普通士兵。

现在他转过身来。

大概四十多岁的年纪，国字脸，皮肤是那种常年在高原风吹日晒形成的古铜色，不算黑，但很有质感。

眉毛很浓，眼神很深，像两口古井。

他没穿和其他人一样的作训服，而是一身更正式的干部军装，领口的两面红旗领章格外鲜艳。

他只是平静地看着我，没说话。

但那种不怒自威的气场，让我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我猜，他就是那个所谓的“首长”。

“怎么回事？”他问那个士官，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小锤子一样敲在我的心上。

士官立刻立正，敬了个礼，把我的情况一五一十地汇报了一遍。

汇报的时候，他自己都忍不住想笑，但硬生生憋住了，脸都憋红了。

首长听完，脸上没什么表情。

他只是看着我，那眼神像是在审视一件奇怪的物品。

“叫什么名字？”他问。

“李……李晓峰。”我结结巴巴地回答。

“多大了？”

“十九。”

“为什么要去广州？”

我沉默了。

我怎么说？

说我高考失败，是个废物，在家待不下去了，想出去当个盲流？

太丢人了。

我低下头，盯着自己那双沾满泥水的破球鞋。

“不想说？”首长的声音依然平静。

我还是不说话。

我能感觉到全车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

我像个被公开审判的犯人。

“停车。”首长忽然对司机说。

我的心猛地一抽。

这是要把我扔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鬼地方？

车子“吱”的一声，靠边停下了。

外面是茫茫的戈壁，风卷着沙土，打在车窗上“噼啪”作响。

“你，”首长指了指我，“下来。”

我腿都软了。

我磨磨蹭蹭地站起来，拎着我那个宝贝帆布包，挪到车门口。

首长也下了车。

凛冽的风瞬间灌了进来，吹得我打了个哆嗦。

他站在车门边，高大的身影替我挡住了一部分风沙。

“把包打开。”他命令道。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顺从地拉开了帆布包的拉链。

里面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几件换洗的衣服，一本皱巴巴的《平凡的世界》，一个搪瓷缸子，还有我爸淘汰下来的一个半导体收音机。

他没让我把东西全掏出来，只是扫了一眼。

然后，他从我包里拿出了那本《平凡的世界》。

他翻了翻，书页因为被我反复阅读，已经毛了边。

“喜欢看书？”他问。

我点了点头。

“为什么要去广州？”他又问了一遍同样的问题。

风很大，吹得我眼睛都睁不开。

我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勇气，可能是破罐子破摔了，也可能是被这荒凉的戈壁刺激到了。

我忽然不想再装孙子了。

“待不下去了！”我几乎是吼出来的，“在家待不下去了！”

吼完我就后悔了。

我凭什么跟一个部队首长这么说话？

他会不会觉得我是在挑衅？

他没生气。

他只是把书放回我的包里，然后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包烟。

是那种没有过滤嘴的烟。

他递给我一根。

我愣住了，摆了摆手，“我……我不会。”

他自己点上一根，深深吸了一口，然后把烟雾吐进凛冽的风里。

“家里出事了？”

“没有。”我闷闷地说。

“那是觉得没出息，想出去闯闯？”

我猛地抬起头，震惊地看着他。

他怎么知道？

他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过来人的沧桑。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觉得天底下没我待的地方。”他说，“总觉得外面的世界才精彩。”

我愣住了。

他继续说：“你上错车，是你的失误。按规定，我现在应该把你送到最近的派出所，让他们核实你的身份，然后把你遣送回家。”

我的心又沉了下去。

遣送回家。

那比杀了我还难受。

那意味着我的“逃亡”成了一个笑话，我将以一个更失败者的姿态，重新出现在我爸和我所有熟人面前。

“但是……”他又开口了，“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把你扔给派出所，他们也麻烦。我们这次执行任务，时间很紧。”

我心里燃起一丝希望。

“我……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我赶紧保证，“你们把我放在下一个县城就行，我自己想办法！”

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仿佛能看穿我心里所有的小九九。

“你身上还有多少钱？”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还有……三百多。”

“三百多，你想去广州？”他摇了摇头，像是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路费都不一定够。到了广州，你住哪？吃什么？你能干什么？”

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我哑口无言。

是啊，我什么都没想过。

我只是一腔热血，一头热地想逃。

“我……”我嗫嚅着，“我可以……我可以去工地搬砖，什么都能干……”

“你这身子骨，能搬几天砖？”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下。

我因为长期坐在教室里，后来又在纺织厂干那种熬人的活，人很瘦，脸色也不好，确实不像个有力气的样子。

“上车吧。”他掐灭了烟头，转身往车上走。

我愣在原地，没反应过来。

“还愣着干什么？”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想在这儿喝西北风？”

我连忙屁颠屁颠地跟了上去。

重新坐回车里，气氛明显不一样了。

那些士兵不再用看笑话的眼神看我，虽然还是好奇，但多了一丝……怎么说呢，像是接纳。

车子重新启动。

之前那个年轻士兵又凑了过来，递给我一个军用水壶。

“喝口水吧，看你嘴唇都干了。”

我接过来，说了声“谢谢”。

水是温的。

喝下去，感觉整个身体都暖和了一点。

“我叫陈东。”他自我介绍道，“刚才那是我们张政委。”

政委。

原来他是政委。

“张政委人很好的，就是平时严肃了点。”陈东小声说，“你小子运气好，要是碰上我们团长，早把你一脚踹下去了。”

我干笑了一声，心里后怕不已。

接下来的路程，我不再是一个纯粹的“错误”，而更像是一个被临时收编的“编外人员”。

张政委没再单独找我谈话，但他似乎给了下面的人什么指示。

到了饭点，炊事班的战士会多分我一份饭。

是那种用大饭盒装的，白米饭压得结结实实，上面浇着一大勺土豆炖牛肉。

味道谈不上多好，牛肉有点老，土豆有点面，但对于饥肠辘辘的我来说，简直是人间美味。

我吃得狼吞虎咽。

陈东他们看着我吃，都笑。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晚上，车队在一个兵站休整。

我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兵站。

不大，但很规整。几排平房，一个大院子，院子中央竖着一根旗杆。

我被安排在一个临时的铺位上。

就是几张桌子拼起来的，上面铺着一床军被。

被子有一股浓浓的汗味和阳光的味道，但很干净。

我躺在上面，听着外面士兵们集合、喊口号的声音，心里 strangely 安稳。

这是我离家以来，睡得最踏实的一觉。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就被起床号吵醒了。

我手忙脚乱地爬起来，看见战士们已经在院子里列队了。

他们叠被子，只用几分钟，就能把被子叠成一块方方正正的“豆腐块”。

我看着自己那坨乱七八糟的被子，脸又红了。

陈东跑过来，三下五除二就帮我把被子叠好了。

“看好了啊，下次自己来。”他笑着说。

我笨拙地学着。

张政委就站在不远处，看着我们，没说话。

我开始尝试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帮炊事班洗菜，帮战士们搬运一些不太重的物资，车停下来休息的时候，我还会帮着打扫一下车厢。

没人命令我，是我自己想这么做。

我不想白吃白喝。

战士们对我的态度也越来越友好。

他们会跟我开玩笑，给我讲部队里的趣事，还教我唱军歌。

“团结就是力量……”

我五音不全，唱得很难听，但他们不嫌弃，反而觉得很有意思。

有一次休息的时候，张政委把我叫了过去。

他递给我一本书。

不是《平凡的世界》，是一本很厚的《毛泽东选集》。

“闲着也是闲着，看看吧。”他说。

我接过来，心里有点犯怵。

这玩意儿我在学校的政治课上都看不下去。

“看不懂也没关系，”他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就当认字了。”

我只好硬着 scalp翻开。

没想到，静下心来看，竟然看进去了一点。

尤其是一些关于调查研究、关于实践出真知的篇章。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这句话，像针一样扎了我一下。

我对自己的人生，又做过多少调查呢？

我对广州的了解，除了一个地名，还有什么？

我对自己的未来，除了一个模糊的“闯”字，还有什么具体的规划？

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是一个逃兵，一个从家庭和现实中逃离的懦夫。

张政委有时候会和我聊天。

他不像我爸，一开口就是“你应该这样”“你必须那样”。

他总是问我：“你怎么想？”

他问我对书里某句话的看法，问我对窗外景色的看法，问我对战士们训练的看法。

有一次，他问我：“你觉得，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太大了。

我从来没想过。

我支支吾吾地说：“为了……为了过上好日子？”

“什么样的日子算好日子？”他追问。severalfollow-up questions later, I was speechless.

“吃饱穿暖，有钱花？”他替我说了出来。

我点了点头。

他摇了摇头：“那只是活着的基本需求，算不上目标。”

他指着远处正在戈壁上进行体能训练的战士们。

烈日下，他们一个个汗流浃背，臉上滿是塵土，但眼神卻異常明亮。

“他们，很多人家里也很穷。当兵，一个月津贴也就十几二十块钱。你说他们图什么？”

我不知道。

“图个安稳？图个将来转业有个好工作？”我猜测。

“有这方面的原因。”他承认，“但更重要的，是一种价值。”

“价值？”这个词对我来说太陌生了。

“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看他拥有多少，而是看他为别人、为这个集体、为这个国家，做了什么。”他说，“哪怕只是拧好一颗螺丝钉，站好一班岗，那也是价值。”

我似懂非懂。

但我看着那些战士，再想想自己在纺织厂里，每天麻木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那种感觉，叫做“空虚”。

我的生活，好像从来没有过“价值”这个东西。

车队继续向西，海拔越来越高，空气越来越稀薄。

我的身体开始出现高原反应。

头痛，恶心，浑身无力。

我硬撑着，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但还是被细心的陈东发现了。

他报告给了张政委。

张政委让随队的军医给我检查了一下，给我吃了几片药，又让炊事班给我熬了点姜汤。

晚上，我躺在铺上，头痛欲裂，翻来覆去睡不着。

张政委走了进来。

他搬了个小马扎，坐在我床边。

“很难受？”

我点了点头。

“这就是代价。”他说，“你选择了一条你从未走过的路，就要承受它带来的各种反应。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

我看着他，不明白他为什么跟我说这个。

“你高考失利，觉得天塌下来了。”他缓缓地说，“你觉得你的人生完蛋了，所以你想逃。对不对？”

我没说话，算是默认了。

“我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一次很重要的战斗。”他忽然说起了自己的事，“我的班长，为了掩护我们撤退，一个人抱着炸药包冲向了敌人的碉堡。他比你还小一岁。”

我的心狠狠地揪了一下。

“从那以后，我就觉得，我的命，是替他活的。我不能白活。”

他的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重重地砸在我心里。

“一次考试的失败，算得了什么？”他看着我，“它能比一条命还重要吗？”

“它能决定你这个人是英雄还是孬种吗？”

“不能。”

“你只是在你自己划定的小圈子里，打了败仗。你就觉得全世界都抛弃了你。”

“晓峰啊，”他第一次这么叫我，“这个世界很大。你脚下的这片土地，你看到的这些山，你遇到的这些人，都只是这个世界很小的一部分。”

“你的失败，也只是你漫长人生里，很小的一块绊脚石。”

“你可以选择被它绊倒，趴在地上哭。也可以选择站起来，拍拍土，然后想办法把它搬开，或者绕过去。”

那一晚，他跟我说了很多。

他说他也是农村出来的穷孩子，没读过多少书，是到了部队才开始扫盲，才开始学习文化。

他说他见过比我聪明、比我有天赋的人，因为一点挫折就自暴自弃，最后一事无成。

也见过很多像我一样，看起来普普通通，但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最后干出了一番事业的人。

“路，是自己走出来的。不是别人给你铺好的，也不是你幻想出来的。”

最后，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睡吧。明天太阳升起来，又是新的一天。”

他走了。

我却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一夜无眠。

但这一次，不是因为头痛，也不是因为焦虑。

我的脑子里，像是有什么东西，被他这番话给炸开了。

第二天，我的高原反应竟然奇迹般地减轻了很多。

我开始更主动地去观察这支队伍。

我发现他们不仅仅是训练、赶路。

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帮助当地的牧民做些事情。

修补围栏，给孩子们送去一些铅筆本子，军医还会给牧民们看病。

他们和当地人的关系非常融洽。

我看到一个藏族老阿妈，拉着张政委的手，往他口袋里硬塞一把炒熟的青稞。

张政委推辞不掉，收下了。

然后，他趁老阿妈不注意，又悄悄把几张崭新的钞票，压在了老阿妈家的门框下面。

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

我开始明白他说的“价值”是什么意思了。

那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那是一件件具体的小事，是一份份朴素的情感。

就在我以为这趟奇妙的旅程会一直这么平静下去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我们进入了一片无人区。

连日的暴雨，导致了山体滑坡。

前方唯一的道路，被巨大的泥石流完全阻断了。

车队被迫停了下来。

“情况怎么样？”张政委跳下车，眉头紧锁。

一个工兵连长跑过来报告：“政委，塌方面积太大，光靠我们带的工具，清理出一条通道至少需要三天。”

“三天？”张政vwei的脸色沉了下来，“我们的任务等不了三天。”

所有人的脸色都变得凝重。

我站在一边，什么忙也帮不上，心里干着急。

他们开始尝试用铁锹、十字镐这些简单的工具清理。

但那简直是杯水车薪。

巨大的石块和泥土堆积如山。

这时候，一台跟车队一起前进的工程推土机出了问题。

发动机突然熄火，怎么也打不着了。

这下更是雪上加霜。

几个修理兵围着那台推土机，满头大汗，拆开了发动机盖，检查了半天，也找不到问题所在。

“妈的，油路没问题，电路也正常，到底怎么回事！”一个老修理兵烦躁地骂了一句。

我鬼使神差地凑了过去。

我在我们县城的纺织厂，虽然干的是最没技术含量的活，但我爸是老会计，跟机修车间的人很熟。

我没事就喜欢往机修车间跑。

听那些老师傅聊天，看他们摆弄那些油膩膩的机器。

虽然我没动过手，但耳濡目染，也知道一些基本的原理。

我踮着脚，往那复杂的发动机里看。

一股浓烈的柴油味。

我忽然闻到了一丝不寻to常的味道。

有点像……烧焦的橡胶味。

我仔细地看了一圈，目光落在了发动机侧面一根不起眼的黑色管子上。

那是一根连接空气滤清器的进气软管。

我看到那根管子的接口处，似乎有一圈不正常的黑色痕迹。

“师傅，”我忍不住小声对那个老修理兵说，“能不能……能不能让我看看那根管子？”

老修理兵正烦着呢，回头瞪了我一眼：“你个毛头小子懂什么？一边待着去，别添乱！”

我被他吼得缩了缩脖子。

就在这时，张政委走了过来。

“让他试试。”他说。

老修理兵愣了一下，但还是不情愿地让开了位置。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

我紧张得手心冒汗。

我深吸一口气，指着那根软管说：“我觉得……可能是这里堵住了。”

“不可能！”老修理兵立刻反驳，“进气管怎么会堵住！”

“是不是堵住了，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张政委平静地说。

他的话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老修理兵没办法，只好拿起扳手，将那根软管的卡箍拧松。

他用力一拔。

拔出来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愣住了。

软管的内壁，竟然被一团黑色的、像是被烧焦融化了的破布和塑料袋之类的垃圾，给堵得严严实实。

“这……这是怎么回事？”老修理兵目瞪口呆。

“可能是之前过河的时候，从进气口吸进去的。”另一个年轻的修理兵猜测。

没人关心它是怎么进去的了。

问题找到了！

老修理兵立刻动手，把那团垃圾清理干净，重新装好软管。

然后，他跳上推土机，拧动钥匙。

“轰隆隆——”

发动机发出一声咆哮，成功启动了！

“动了！动了！”

人群中爆发出了一阵欢呼。

老修理兵跳下车，走到我面前，黝黑的脸上有点不好意思。

他伸出沾满油污的手，在我肩膀上重重拍了一下。

“好小子！行啊你！”

我嘿嘿地笑了。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笑得那么开心，那么有底气。

陈东跑过来，给了我一拳。

“可以啊晓峰！真人不露相啊！”

我看到，不远处的张政委，也正看着我。

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罕见的、发自内心的微笑。

那微笑，像一道阳光，瞬间照亮了我心里所有的阴霾。

推土机恢复了工作，清理道路的进度大大加快。

不到一天时间，一条简易的通道就被清理了出来。

车队重新上路。

车厢里的气氛完全不同了。

我不再是一个“上错车”的倒霉蛋。

我成了英雄。

虽然只是个小小的英雄。

战士们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敬佩。

老修理兵特地跑到我们车上，塞给我两个苹果。

“小子，以后有兴趣，来我们修理连吧！我收你当徒弟！”

我笑着接過蘋果，啃了一口。

真甜。

那天晚上，车队抵达了最终的目的地。

那是一个我从未在地图上见过的地名。

坐落在一片巨大的高原盆地里。

四周是连绵的雪山， majestic and solemn.

这里，就是他们要守护的地方。

营地比我想象的要大，也比我想象的要艰苦。

风很大，紫外线很强，气温很低。

我看到了旗杆上飘扬的五星红旗。

在那样的天地之间，那抹红色，显得格外鲜艳，格外神圣。

我的奇妙旅程，到此结束了。

第二天，张政委派人来叫我。

在他的办公室里。

一张办公桌，一个文件柜，一把椅子，陈设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晓峰，我们到了。”他给我倒了一杯水，“我已經联系了地方上的同志，明天，会有一辆采购车下山，到时候你可以搭车到最近的城市，从那里转火车回家。”

回家。

这个词，在几天前还是我最恐惧的噩梦。

现在听到，心里却 strangely平静。

我点了点头：“谢谢您，张政委。”

“这几天，委屈你了。”

我连忙摇头：“不委屈！张政委，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我……”

我有很多话想说，感谢的话，道歉的话，但一时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你是个好孩子。”他看着我，眼神很温和，“很聪明，也很善良。就是之前……有点钻牛角尖了。”

我的脸又红了。

“那台推土机的事，你做得很好。”他继续说，“你证明了，你不是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书生。你有动手的能力，有观察的能力。”

“这说明什么？”他看着我。

我想了想，试探着回答：“说明……我不是一无是处？”

他笑了。

“说明你的价值，不在那张高考的试卷上。”

“晓峰，你有没有想过，你将来到底想做什么？”

我又沉默了。

去广州当个盲流？

这个念頭，現在看來，可笑得像个傻子。

“我不知道。”我老实地回答。

“那你想不想，把修理机器这个本事，真正学到手？”

我猛地抬起头。

“你想不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工程师？用你的双手，去创造，去解决更多的问题？”

工程师。

这个词，对我来说，曾经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遥远。

我爸倒是总念叨，说厂里的工程师怎么怎么样。

在我心里，那是大学生，是文化人才能干的活。

我一个高考落榜生，配吗？

“可是……我没考上大学。”我底气不足地说。

“谁说当工程师就一定要上大学？”他反问我，“我们部队有很多优秀的技術人才，都是从实践中一点点摸索出来的。当然，有文化更好。”

他站起身，从文件柜里拿出一个信封。

“你这次回家，不要再想着逃避了。”

“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我给你写一封推荐信。我们军区在省城有一所附属的技术学校，专门培养修理、测绘这类人才。你可以去那里报名。能不能考上，看你自己的本事。”

“第二，”他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回去，复读一年。明年，再考一次。”

“再……再考一次？”我愣住了。

我最怕的就是这个。

“对。”他点头，“你不是笨，你只是心里那股劲没拧对地方。这次回去，目标明確一点。就考机械工程相关的专业。”

“你喜欢这个，你也有这方面的天赋。为什么不试试？”

“把你看《平凡的世界》那股劲，把你想逃离家乡那股劲，都用在学习上。”

“我相信你，这次一定能行。”

我相信你。

这四个字，像一颗子弹，瞬间击中了我的心脏。

从小到大，我爸说的是“我指望你”，我妈说的是“我为你操碎了心”，老师说的是“我對你很失望”。

从来没有人，用这么肯定的语气，对我说：“我相信你。”

我的眼泪，毫无征兆地流了下来。

不是委屈，不是害怕。

是感动，是震撼。

是一个迷失了方向的少年，在黑暗中看到了灯塔时，那种难以言喻的激动。

我没有接那封推荐信。

我对着张政委，深深地鞠了一躬。

“张政委，谢谢您。”

“我想好了。”

“我回去复读。”

他的脸上，再次露出了那种欣慰的笑容。

“好样的。”

第二天，我坐上了那辆下山的采购车。

陈东和好多战士都来送我。

他们往我包里塞满了各种东西，苹果，罐头，还有牛肉干。

“晓峰，常联系啊！”

“以后考上大学了，可别忘了我们！”

我一一和他们拥抱。

最后，我看到了站在人群后面的张政vwei。

他还是那样，平静地看着我。

我走到他面前，又敬了一个不怎么标准的礼。

“张政委，我走了。”

“嗯。”他点了点头，“一路顺风。”

“等我考上了，我给您写信。”

“好，我等着。”

车子开动了。

我回头望去，营地越来越小，他们的身影也越来越模糊。

但我永远记得，那片高原上，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

和那个改变了我一生的男人。

回到家。

我爸妈看到我，吓了一跳。

我又黑又瘦，但眼神和走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我没有解释太多，只是把剩下的钱还给我妈。

然后，我对正在叹气的我爸说：

“爸，我想复读。”

我爸愣住了，扶了扶眼镜，仔細地打量着我。

他 शायद是從我的眼神裡，看到了一些他從未見過的東西。

他没再叹气，只是点了点头：“想好了就行。”

那一年，我拼了命地学。

我不再是为了逃避，不再是为了别人的眼光。

我是为了我自己。

为了那个在戈壁滩上对我说“我相信你”的男人。

我把张政委的地址，工工整整地写在纸上，贴在我的书桌前。

每当我学不下去的时候，我就看看那个地址。

我想象着他们在高原上巡逻、训练的样子。

我想象着张政委那双深邃的眼睛。

一次考试的失败，算得了什么？

第二年夏天，我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是省里一所很不错的理工大学。

专业是，车辆工程。

我拿着那张通知书，在院子里哭了又笑，笑了又哭，像个疯子。

我给我爸看。

他拿着通知书，手都在抖。

他没说什么，转身进了厨房，我听到里面传来他压抑的抽泣声。

那天晚上，我给我自己倒了一杯酒。

然后，我摊开信纸，开始给张政委写信。

我写了很久很久。

我把我这一年的所有努力，所有心情，都写在了信里。

最后，我在信的结尾写道：

“张政委，我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考上了。我正在走向您为我指出的那条路。谢谢您。是您，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我把信寄了出去。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回信。

信是陈东写的。

他说，张政委收到了我的信，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拿着我的信给好多人看，说他“捡”了个大学生回来。

信里还说，张政委因为常年在高原工作，身体透支得很厉害，前段时间生了一场大病，已经调回内地休养了。

陈东把张政委休养的地址给了我。

大学开学前的那个暑假，我用我打工挣的钱，买了一张火车票。

我去了张政委休养的那个城市。

那是一个山清水秀的疗养院。

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坐在湖边钓鱼。

他比我在高原上见到的时候，清瘦了一些，头发也白了不少。

但他还是那个样子，腰杆笔直。

我走到他身后，轻声叫了一句：“张政委。”

他回过头，看到我，愣了一下。

然后，他笑了。

“晓峰？你小子怎么来了？”

“我来看您。”

我们坐在湖边，聊了一下午。

我跟他讲我的大学，我的专业，我的未来规划。

他静静地听着，时不时地点点头。

夕阳西下的时候，他忽然问我：“晓峰，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我不解。

“后悔那天上错了车。”

我笑了。

“张政委，”我说，“那是我这辈子，上得最对的一辆车。”

从那以后，我每年都会去看他。

我们成了忘年交。

他像我的父亲，更像我的人生导师。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了一家国内顶尖的汽车制造企业，从最底层的技术员干起。

我把在部队里学到的那股子韧劲和严谨，全都用在了工作上。

我一步一个脚印，成了技术骨干，成了项目负责人，成了别人口中的“李工”。

我结婚的时候，张政委作为我的长辈，坐在了主桌上。

我的孩子出生后，我让他认张政委当干爷爷。

去年，张政委走了。

走得很安详。

在他的追悼会上，我看到了很多我熟悉和不熟悉的面孔。

有陈东，他现在也成了一名受人尊敬的军官。

有那个当年的老修理兵，他已经退休了，但身体还很硬朗。

还有很多很多，被他帮助过、影响过的人。

我站在他的遗像前。

照片上的他，还是那么严肃，但眼神里带着笑意。

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那个风沙漫天的戈壁滩上，他递给我一根烟，问我为什么要去广州。

也想起在那个高原的夜晚，他告诉我，一个人的价值是什么。

如果没有那次错误的相遇，我现在会在哪里？

也许，我真的成了广州流水线上的一个工人，在日复一日的麻木中耗尽青春。

也许，我会在某个城市的角落里，为了生计苦苦挣扎，抱怨着命运的不公。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是那辆错上的军车，是那位令人尊敬的首长，把我的人生轨迹，扳向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闪闪发光的道路。

他不仅教会了我如何修理一台机器。

他教会了我，如何修理我那一度失控和迷茫的人生。

他让我明白，命运有时候会跟你开一个天大的玩笑，但它也可能在玩笑的背后，藏着一份最珍贵的礼物。

而你要做的，就是在那个人生路口，勇敢地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的一生，由此改变。

我永远感激他。

那个在89年的夏天，让我错上军车的首长。

我的张政委。

来源：雨落星为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