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8年夏天，黎元洪在天津住处病倒。长期的高血压、糖尿病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那几年，他为了避开政治打击，把精力放在生意上，想着靠实业养家糊口，继续为国做事。最后一次大型摊派让他身心疲惫，在几经周折后于6月3日去世，享年六十五岁。后来家人说，那些强加在他身上的
1928年夏天，黎元洪在天津住处病倒。长期的高血压、糖尿病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那几年，他为了避开政治打击，把精力放在生意上，想着靠实业养家糊口，继续为国做事。最后一次大型摊派让他身心疲惫，在几经周折后于6月3日去世，享年六十五岁。后来家人说，那些强加在他身上的巨额负担把他压垮了。好多年以后，也就是1935年，国民政府才给他举行了国葬，人们带着敬意来看他最后一面，可为他一生的坎坷平反已太迟。
退出政坛之后，并没有完全消失，1923年第二次下台以后，他住在天津英租界里头，做起生意。用积蓄和借来的钱，投资了几十家工矿公司，涉足煤矿、纺织、轮船等实业，中兴煤矿、中国远洋轮船公司都是比较大的项目，中国远洋买进万吨级的大船，开辟中美航线，那艘“大船”曾经被当作是他把政治能量转到经济上的标志，为这些企业变卖过自己的家产，在北京的老宅也卖掉了一些，到处筹款，想要靠实业支撑国家和家族。
当时的政治风向给他实业也带来了麻烦，1928年南京新政府以“自愿认购”的名义对他的企业强行摊派巨额款项，说是支援财政，其实是要强征。他不得不把资产再卖掉一些，借债、预收货款来凑钱，按当时的货币购买力算起来，这笔数目不小的钱对他和家人来说也是个沉重的负担，连续两次的大规模摊派直接损害了健康，后来家属还有亲近的人们都觉得他是被这些事情累死的，愤怒与悲伤交织在一起。
回顾他的一生，有很多戏剧性的转变。十月十日那天武昌起义的时候，并不是起义的领导者，而是清军的一个协统。起义发生时他在部下家里躲着，在床底下被士兵搜了出来。那晚的情景简单又粗暴：士兵冲进来之后把门一撞，把床铺给砸要给他剪发，等剪到他的辫子，他就闭上了眼睛。三天前他还参与镇压过一些革命党人并且亲手杀死过他们，而明天他就成了“都督”，临时湖北军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身份在一夜间彻底改变，由一个反对革命的清军协统变成了一名名义上的革命领袖。
这次的变身不是他愿意的，武昌新政权需要一个名义上的负责人来镇住局面，就把他推上去。从被抓走、被剃发到坐上都督的位置，这些无奈的事情很多人的回忆中都有记载。后来又被推出去当民国大总统之一，这位置看着挺尊贵，但权力并不稳当，北洋各方势力经常插手他的事，把人当成棋子一样玩弄。
1913年秋天，袁世凯用兵力和政治压力把他逼着北上到了北京。前前后后几次请他去都遭了他的妻子婉拒，但是随着段祺瑞进入武昌之后局势改变，他在所谓“保护副总统”的旗号下被带到北京，到北京以后住在北京中南海的瀛台，在这里袁世凯安排亲戚关系和婚姻联姻来拉拢他，试图让他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里的一员。面对袁提出的“改朝换代”这种想法，当面他就反对说当初推翻的是专制如果再恢复皇帝就是背叛了起义者的牺牲，后来袁还想封他个爵位、送黄金印章，他也没有按照戏剧化的方式接受，而是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边表示自己不是旧朝那套人，他的这个态度使得身边的人叫他“黎菩萨”，说他是心软但不愿同流合污。
政坛上拉拢他也没能改变他的处境，袁世凯安排自己的女儿与他的女儿订婚，这门亲事最后以悲剧告终。黎在宴会上就已经感觉到不安，后来女儿的精神出现问题，婚姻也破裂了，还伴随着病痛。他在政治上无法得到北洋重臣的认同，在革命派眼中又成了一个妥协者，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北洋重臣对他轻视并非偶然，袁死后他名义上继任总统，但实际权力很快落入更有军方背景的人手中。很多高官在他面前不屑一顾。一次为对德宣战文件签署发生冲突，国务秘书长把文件摔到他面前说不用看细节直接盖章就好，并用指节指着签名处示意他签字，他在日记中自嘲自己像盖章机器连废纸篓都不如，那种被当成工具的羞辱累积起来成为愤怒与反抗的理由。
1917年政局到了关键点，中央政府和军方在很多地方闹意见，段祺瑞用强硬手段威胁他签字，让他觉得国家大事不能兵权说了算。他就签了罢免段祺瑞总理的文件，公开和段翻脸。为了真能削弱段的实力，他还去找别的有兵的人帮忙，其中有位年纪大些叫张勋的，张勋答应带人马杀到北方局势里去，号称“辫子军”，声势很快壮起来，目标是要恢复皇帝身份。张勋那支军队在天津、北京等地行动挺快，说要把政权“还给皇帝”。这步棋走下来就把国家逼向复辟边缘，也把黎推上两难位置。
张勋压力之下，黎被迫签署一道解散国会的命令，在当时那份文件里，也记载了那一刻的无奈，有人替他副署，江朝宗临时顶着总理职位去签那个字，伍廷芳对此也很无奈，他说职位可以辞掉，但名义上总得要人来签啊，局面越来越糟的时候，黎担心国家又要倒退一步，夜里跑到日本公使馆里的武官住所避难，嘴里说着宁死也不愿意看到复辟成功。讨逆军打到北京城边上的时候，他还曾让随从收拾行李，小声说自己这辈子没做过什么硬气的事，不过很快，复辟就失败了，段祺瑞却趁这个机会重新掌握大权，黎再次被人排挤出去。
1922年又变了，直系胜出，为了遮掩权力的本质，便请他回京当大总统。那一次回来，就像被人扶上墙头的招牌一样，并没有兵也没有权，只是个空壳子的国家元首罢了。政局没过多久就变样了，曹锟用贿选的方式获得了议会的支持，掌握实权后觉得黎没什么价值可言，1923年6月的一天，军警包围了他的府邸，断水断电，士兵们大声喊着他的名字让他下台，在居仁堂里听到外面骂人的声音，他也流下了眼泪。 离开时，把总统印信中的一部分留给在外国医院里养病的妻子，在尊严上留下一点东西。离京后到了天津，却没完全摆脱追捕，6月13日那天他在天津车站被军警围住，军官拿着印信清单要他交出来，被扣留了十一个小时之后，从怀里掏出一把手枪自杀失败，子弹擦过右额角，流了血，最后被迫交出五枚印信才放走，登上离开的列车的时候，对随行的人说这个地方我再也不回来了。
那次羞辱之后的隐退不平静，他把精力放在实业上，用卖房和借债筹的钱投了七十多家企业，那几年天天熬夜处理事情，想靠实业救国弥补政治上的无为。中国远洋轮船买远洋大船开航线，就是他的实业路线代表作，在企业里奔波，拿有限的钱撑起更多项目，可惜政局和财政压力总把他逼得没地方施展，最后连实业的努力也被抽走钱。
他的死，引发不同的声音。有人敬重他，像孙中山那样在回忆里叫他一种重要的角色，章太炎也这样评价过他。民间传说的评语，则把他当作一个心肠好的人却没有刚劲的那种类型。学者后来觉得，并非历史上的罪人，也不够公平的历史对待了，在一次次的政治风暴中躲过了刀光剑影，却不能躲开那个乱世的安排。有人说他守成有力，但没有强硬手段去改变局面。
回看他的这一生，从士兵把他从床下拖出来那晚开始，到被推上临时都督这个舞台，再到后来在北平、天津被人一次次利用又抛弃，都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他既不是最热心的革命党人，也不是最无可救药的妥协派，很多时候只能根据眼前手里的军力和势力来决定自己的选择，保住性命，少流血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历史记住他是时代里被裹挟前行的人，首义都督、几度被挤下的“空头总统”，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让人看到个人命运的脆弱。
来源：自由的蜻蜓NcIFH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