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元朝：蒙古人一样被汉人卖为奴隶！

摘要：可是如果深入了解元末明初的那段历史就会发现，真正掀翻元朝统治的根本不是什么种族矛盾，而是阶级矛盾，那些反元义军基本都是因为被地主阶级压榨的太狠了，所以才揭竿而起！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元朝哪怕最低贱的南人也可以将最高贵的蒙古人卖为奴隶，说白了就是在蒙古最低贱的

文/胡铁瓜

提起蒙元王朝，大多数人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蒙古人入主中原后所创立的“种族”政策，他们把人分成四等，最高贵的自然是蒙古人，而最低贱则是南方汉人！

可是如果深入了解元末明初的那段历史就会发现，真正掀翻元朝统治的根本不是什么种族矛盾，而是阶级矛盾，那些反元义军基本都是因为被地主阶级压榨的太狠了，所以才揭竿而起！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元朝哪怕最低贱的南人也可以将最高贵的蒙古人卖为奴隶，说白了就是在蒙古最低贱的不是南人而是穷人！

以至于元朝在灭亡的时候不少蒙古穷人都跟着朱元璋混，因为给朱元璋当兵真的发钱，不仅不会把自己当奴隶卖了，好好混还可以当官！而且这些蒙古人有多爱老朱家呢？给朱祁镇断后战死的四个将领，其中有三个都是蒙古人……

当然我不否认元朝的四等人制，因为它确实存在，但它在实际执行中的复杂性常被后人忽视。元世祖至元年间颁布的《户口条画》中，将全国居民按民族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大群体。这种划分最初是为了税收和役法的便利，后来逐渐演变为政治权利差异的依据。

在官职任用上，从中央的中书省、枢密院到地方的行省、路、府、州、县，主要长官例由蒙古人担任。色目人因擅长经商理财，多出任财政官职。汉人则在蒙古政权入主中原早期就已归附，南人因最后归附而地位最低。

然而，这种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却产生了诸多特例。根据《元史·选举志》记载，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朝廷明确规定：诸路府州司狱，必用蒙古人或色目人。但在江南地区，由于人才缺乏，许多南人儒士实际上担任了相应的职务。

另外在元朝建立之后，蒙古人的分化其实比汉人还要严重。当年跟着成吉思汗打天下的蒙古贵族，比如术赤、察合台的后裔，还有忽必烈身边的功臣家族，确实成了特权阶级，占据了大量土地和财富。但对于绝大多数普通蒙古牧民、士兵来说，元朝的建立，反而让他们的日子越过越苦。

尤其是蒙古军户，堪称元朝最惨的群体之一。因为蒙古的军户要世代当兵，而且从军的装备、鞍马、粮食，都得自己掏钱准备。朝廷只给少量军饷，还经常拖欠。比如西北边境常年打仗，山东、河南的蒙古军户被征调到甘肃戍边，万里迢迢的路费、路上的口粮、战马的草料，全靠自己筹措。为了凑够这些钱，很多蒙古军户只能变卖田产，实在不行就卖儿卖女。《元史·和尚千奴传》里明确记载，元成宗大德年间，蒙古军户“困苦日甚，至有鬻妻子以偿官债者”，朝廷虽然想出钱赎回这些被贩卖的军户亲属，但“财用不足，竟莫能救”。

更惨的是，这些破产的蒙古贫民，还经常被汉人地主当作“商品”买卖。《元典章·刑部》里有这样的记载：大都附近有三个蒙古贫民，因为家里实在揭不开锅，流落街头乞讨，结果被当地的汉人豪强抓住，卖给了一个西域商人当奴隶，直到朝廷的巡查官员发现后，才把他们解救出来。还有别的史料也记载过，元武宗至大年间，江南地区的汉人地主，经常跑到北方收购破产的蒙古军户子女，“转卖于他方，致有骨肉分离，良贱莫辨”。

你看，当蒙古贫民被汉人地主捆起来贩卖的时候，当他们的妻子儿女沦为汉人豪强的奴婢的时候，所谓的“第一等”身份，能帮到他们什么？在绝对的贫富差距面前，民族身份一文不值。

而汉人中的地主豪强、士绅阶层，在元朝过得有多滋润，恐怕超出很多人的想象。忽必烈灭宋之后，并没有像传说中那样“屠尽江南士族”，反而采取了“怀柔政策”——只要汉人地主愿意归顺，按时上缴赋税，朝廷就承认他们的土地所有权，甚至还让他们负责地方的治理。

元朝推行的“包税制”，更是让汉人地主赚得盆满钵满。所谓“包税”，就是朝廷把某个地区的赋税，打包交给当地的地主或商人，由他们负责向百姓征收，朝廷只收固定的数额，多征收的部分全归包税人自己。这些汉人包税人，在自己的地盘上俨然就是土皇帝，不仅能随意提高赋税额度，盘剥佃户，还能私设公堂，惩罚不服管的百姓。《元史·食货志》记载，江南的一些汉人地主，“占田千顷，奴仆数千”，家里姬妾成群，甚至私自使用太监、仪仗，这些在其他朝代属于“僭越”的行为，元朝统治者根本不管。

更讽刺的是，元朝就没有什么文字狱，因为很多蒙古官员因为不懂汉语、不熟悉中原的典章制度，地方上的实际权力，全被汉人地主和幕僚操控。比如元朝的地方官“达鲁花赤”，虽然规定必须由蒙古人担任，但大多数蒙古达鲁花赤既不会说汉语，也不会写汉字，连账本都看不懂，只能依靠汉人副手处理政务。这些汉人副手往往和当地地主勾结，一起忽悠达鲁花赤，把地方财政当成自己的“提款机”，而蒙古达鲁花赤只知道喝酒享乐，对背后的猫腻一无所知，还把汉人地主当成“知心老铁”。

《南村辍耕录》里就记载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江南有个蒙古达鲁花赤，酷爱喝酒，每天都和当地的汉人地主聚在一起宴饮。有一次，汉人地主故意在酒桌上说，当地的佃户太不听话，不交赋税，应该好好收拾一下。蒙古达鲁花赤喝醉了，随口就说“任凭你们处置”。结果这些汉人地主借着这个名义，大肆搜刮佃户的财产，还打死了几个反抗的佃户。事后有人告到省里，蒙古达鲁花赤因为听不懂汉语，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凭着汉人幕僚的一面之词，就把案子压了下去。

你看，这就是元朝的真实情况：蒙古贵族和汉人地主联手压榨底层百姓，而底层的蒙古贫民和汉人佃农，却承受着同样的苦难。所谓的“四等人制”，不过是统治阶级用来掩盖阶级压迫的工具，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根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再就是说到蒙元就不得不提到“崖山之后无中国”这句话，它把1279年崖山海战南宋灭亡，说成是华夏文明的终结，认为元朝的建立，让中国彻底沦为“蛮夷之地”，汉人的文化、礼仪、制度全都被摧毁，从此“华夏不复存在”。

但只要稍微了解一点历史就会知道，这句话根本不是南宋遗民的心声，也不是中国传统史学的观点，而是近代日本人编造出来的谎言。

这句话的始作俑者，是日本科幻小说家田中芳树。1997年，田中芳树在他的小说《海啸》里，首次把“崖山之后无中国”作为核心观点渲染，小说里还加入了大量虚构的情节，比如蒙古军队在江南大肆屠城、烧毁典籍、强迫汉人改穿蒙古服饰等。由于小说情节跌宕起伏，这句话很快就被网络文章引用、炒作，逐渐深入人心。

而这个说法背后，其实暗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早在清末民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就提出了“唐宋变革论”，把“中国”的定义窄化为汉族建立的政权，进而提出“满蒙非中国”的谬论。他们宣扬“崖山之后无中国”，就是为了否定元朝、清朝作为中国王朝的合法性，为日本侵略中国、分裂中国寻找理论依据。可惜的是，很多人没有看明白这个说法背后的阴谋，反而把它当成了历史真相，不断传播。

从史料来看，元朝不仅没有摧毁华夏文化，反而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原的文明传统，甚至创造了独特的文化繁荣。就像我刚才说的，元朝不是满清，它就没整出过什么文字狱啊！

忽必烈刚登基的时候，就明确提出“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他知道，蒙古人虽然能靠武力征服天下，但要想统治中原，必须依靠汉人的文化和制度。于是，他大力拉拢汉族士大夫，把许衡、姚枢、窦默等著名儒臣请到幕府，让他们参与制定典章制度。元朝的官制、科举、法律，虽然有蒙古特色，但核心框架还是延续了唐宋以来的制度。比如元朝的科举制度，虽然一度中断，但后来恢复后，考试内容依然是儒家经典，录取标准也基本沿用汉人王朝的传统。

元朝对儒学的尊崇，也一点不比汉人王朝差。忽必烈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在全国各地建立孔庙，设立儒学提举司，负责管理教育事务。元成宗、元仁宗时期，还多次下令修缮孔庙，表彰儒士。江南地区的汉人世侯，比如张柔、史天泽等人，也纷纷开设幕府，延纳流亡的士大夫，开学养士，保住了中原文化的火种。

更能体现文化延续性的，是元朝的民间文化生活。元代的江南地区，文人墨客依旧饮酒赋诗、填词作画，根本没有出现“文化断层”的迹象。比如元末文人杨维桢，被称为“元末诗坛领袖”，他的诗歌风格豪放不羁，继承了唐诗宋词的传统，还开创了“铁崖体”，影响了后世很多诗人。还有黄公望、倪瓒等画家，创作的《富春山居图》《六君子图》，至今仍是中国山水画的巅峰之作。

元曲的兴起，更是元朝文化繁荣的最好证明。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剧作家，创作了《窦娥冤》《西厢记》《汉宫秋》等一大批经典作品。这些作品不仅语言通俗、情节生动，还深刻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现实，比如《窦娥冤》里对贪官污吏的批判，《西厢记》里对自由爱情的追求，都和唐宋以来的文学精神一脉相承。如果真的“崖山之后无中国”，这些文化繁荣又如何解释？

元朝对中国历史的贡献，还体现在制度创新和疆域拓展上。元朝开创的行省制度，把全国划分为十个行省，比如岭北行省、辽阳行省、云南行省等，解决了秦汉以来郡县制的缺陷，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种制度被明清两朝继承，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今天中国行政区划的雏形。

更重要的是，元朝首次将西藏、云南、岭北等边疆地区纳入中央直接管辖。元朝在西藏设立宣政院，负责管理西藏的军政事务，从此西藏正式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云南设立行省，结束了云南长期以来的割据状态，加强了中央与西南地区的联系。这些举措，奠定了中国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些坚持“崖山之后无中国”的人，其实是混淆了“王朝灭亡”与“文明中断”的概念。南宋的灭亡，是一个王朝的终结，但华夏文明的核心——儒学思想、典章制度、文学艺术、生活习俗，都在元朝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元朝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像一阵风吹过草原，虽然留下了痕迹，但并没有改变草原的本质。它没有摧毁什么，也没有强制改变什么，这种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恰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强大韧性，而非所谓的“沦丧”。

还有就是元朝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把“钱权至上”的法则演绎到了极致。在这个王朝里，民族差异在赤裸裸的利益面前，变得不堪一击。无论是蒙古人还是汉人，只要你穷困潦倒，就可能沦为奴隶，只要你腰缠万贯，就能横行无忌。这种荒诞的社会现实，在史料中留下了太多颠覆认知的细节。

先说说底层蒙古人的日子。对于那些破产的蒙古贫民来说，“蒙古人”的身份不仅不能保护他们，反而可能给他们带来麻烦。《元典章·刑部》里还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案例：有个蒙古士兵，因为家里贫穷，买不起从军的装备，只能逃回家乡。结果在路上被当地的汉人地主发现，地主见他孤身一人，又不懂汉语，就谎称自己是官府的人，把他捆起来，卖给了一个盐商当奴隶。这个蒙古士兵被贩卖后，每天都要干重活，还经常被打骂，直到一年后，朝廷的巡盐官发现了他，才得以解救。

还有更惨的，有些蒙古贫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向汉人地主借贷。但他们大多不认得汉字，只能在地主拟定的契约上按手印。这些地主往往会在契约里做手脚，比如把利息定得极高，或者故意模糊还款日期。等到还款的时候，蒙古贫民根本无力偿还，只能按照契约，把妻子儿女抵押给地主，最终沦为奴婢。《元史·食货志》里就记载，元英宗时期，“蒙古军民贫乏者，多鬻妻子以偿债”，朝廷虽然下令禁止，但根本禁不止。

如果这些蒙古贫民试图反抗，后果会更严重。有个蒙古流民，因为饥饿，偷了汉人地主家里的一只鸡，结果被地主的家丁抓住。地主不仅把他毒打一顿，还把他送到县衙，诬告他“盗窃财物，意图谋反”。当时的县太爷是个蒙古人，但他收了地主的贿赂，根本不听这个蒙古流民的辩解，直接把他判了死刑。你看，在金钱面前，就算是同一个民族，也照样会互相倾轧。

而汉人地主的特权，早已超越了民族的限制。他们不仅能盘剥佃户、贩卖奴隶，甚至连官府都敢公然对抗。《南村辍耕录》里记载，江南有个汉人地主，家里有上千亩土地，佃户上百人。有一年，当地发生灾荒，佃户们交不起地租，这个地主就带领家丁，把佃户们的粮食、衣物洗劫一空，还打死了两个反抗的佃户。佃户们联名告到省里，结果省里的官员收了地主的贿赂，把案子压了下去。佃户们不服，又告到京城，可京城的官员也被地主买通，最终这个地主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因为“治理有方”，被朝廷授予了“义民”的称号。

所以说元朝的法律，在阶级差异面前，也变得形同虚设。虽然元朝法律规定蒙古人享有特权，但那只针对蒙古贵族和上层阶级。对于蒙古贫民，法律的制裁同样严厉，甚至更为苛刻。

而元朝的阶级矛盾，在土地问题上表现得最为尖锐。蒙古贵族确实有圈地行为，比如元世祖时期，蒙古贵族在河北、山东圈占了大量土地，建立牧场。但这些贵族大多不会经营土地，他们往往把土地租给汉人地主，自己坐收地租。而汉人地主又把土地租给佃户，收取高额地租，有些地方的地租甚至高达收成的七八成。

因此真正承受剥削的，都是底层的佃农——无论是汉人佃农还是蒙古佃农，都要向地主缴纳沉重的地租，遇到灾年更是颗粒无收，只能卖儿卖女。《元史·食货志》记载，元顺帝时期，江南地区的佃农“岁输地租，多者至三石，少者一石，佃户不胜其苦”。而汉人地主和蒙古贵族则勾结在一起，共同瓜分社会财富，他们之间没有民族隔阂，只有共同的利益诉求。

这种阶级固化的社会结构，让元朝的矛盾从一开始就不是民族矛盾，而是贫富矛盾。当蒙古穷人连温饱都无法解决，甚至要被汉人地主贩卖为奴时，他们对蒙古贵族的仇恨，远大于对汉人的敌意，当汉人佃农被地主压榨得走投无路时，他们反抗的对象，也不是蒙古统治者，而是身边的剥削者。这就是元朝最奇葩的地方：它用一种极其粗暴的方式，打破了民族之间的隔阂，让所有底层人民都站在了同一立场上——反抗剥削者，无论这个剥削者是蒙古人还是汉人。

元朝的灭亡，更是阶级矛盾压倒民族矛盾的最好证明。当朱元璋率领的红巾军席卷天下时，出现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大量蒙古贫民主动投靠朱元璋，而很多汉人地主却选择追随元朝官军逃亡。这种看似反常的选择，恰恰揭示了元朝社会的本质。

对于蒙古穷人来说，元朝的灭亡并不是“民族灭亡”，而是摆脱压迫的契机。他们在元朝统治下，既没有享受到任何特权，反而承受着沉重的兵役和赋税，很多人沦为奴隶，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而朱元璋的起义军，给了他们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加入起义军不仅有军饷可拿，还能分到土地，甚至有机会当官。

史书记载，朱元璋的起义军里，有大量的蒙古士兵。比如洪武三年，朱元璋在北伐时，就收编了一支由蒙古人组成的骑兵部队，这支部队后来成为明朝骑兵的核心力量。这些蒙古士兵之所以愿意投靠朱元璋，就是因为他们在元朝过得太苦了。有个蒙古士兵在投降后说：“我等在元，苦于兵役，家破人亡，今归大明，得食饱暖，何忍背叛？”

相比之下，汉人地主的选择，完全出于阶级利益的考量。他们在元朝过得风生水起，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是王朝统治的既得利益者。朱元璋提出的“打土豪、分田地”口号，直接威胁到了他们的根本利益。对于这些汉人地主来说，朱元璋的起义军才是“敌人”，而元朝虽然是蒙古人建立的王朝，却能保护他们的财产和特权。

因此，当元朝灭亡之际，很多汉人地主毫不犹豫地跟着元朝官军逃往北方，甚至有人为元朝殉国。《元史·忠义传》里记载，元朝灭亡时，为其殉国守节的汉人士大夫有上百人，比例是南宋灭亡时的三倍，超过明末近一倍。比如汉人官员泰不华，在与起义军作战时兵败被杀，汉人学者危素，在元朝灭亡后，不愿意投降朱元璋，竟然投井自杀，虽然被人救了上来，但也可见他对元朝的“忠诚度”。

这些汉人地主和士大夫对元朝的“忠诚”，根本不是因为他们认同蒙古人的统治，而是因为元朝能保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一旦朱元璋的起义军威胁到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元朝一边，对抗起义军。

这种阶级立场的分化，彻底撕下了“民族矛盾”的伪装。元朝的灭亡，从来不是“汉人反抗蒙古人”的民族革命，而是底层人民反抗上层剥削者的阶级革命。朱元璋之所以能成功，关键就在于他抓住了最核心的矛盾——阶级压迫，他团结了所有被剥削的人，无论是汉人、蒙古人还是其他民族，共同对抗由蒙古贵族和汉人地主组成的统治阶级。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对蒙古人的政策，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朱元璋并没有对蒙古人赶尽杀绝，而是采取了“招抚为主，镇压为辅”的政策。他下令，只要蒙古人愿意投降，就可以获得土地和粮食，还可以和汉人一样做官、经商。对于那些投降的蒙古士兵，朱元璋还把他们编入明军，让他们继续当兵打仗。而对于那些反抗的蒙古贵族，朱元璋则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

这种政策，本质上还是以阶级为划分标准：只要你是底层人民，无论你是哪个民族，都能得到明朝的善待，只要你是上层剥削者，无论你是哪个民族，都要受到打击。

回顾元朝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它既不是什么“中华文明的浩劫”，也不是什么“民族压迫的黑暗时代”，而是一个阶级矛盾极度突出的特殊王朝。它用近百年的统治证明：在绝对的阶级差距面前，民族身份一文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