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才女舍弃丈夫和孩子，17年后，子女含泪拥抱：你是国家的英雄

摘要：父亲说“书之论事，昭如日月”，给她取名“承书”，盼她承续文脉，她却总在算题里找到乐趣，少女时代的书桌堆着草稿纸，心算声比留声机唱片还热闹。

1960年初夏的北京，6岁的张哲诚在屋里疯跑，木屐敲着地板哒哒响。

往常这时候母亲总会从书房探出头，笑着喊他“慢点跑”，可今天书房门紧闭，厨房冷锅冷灶，连她常坐的藤椅都空着。

“爸爸，妈妈呢？”他拽着父亲张文裕的衣角问。

张文裕蹲下身抱起儿子，手指却死死捏着桌上那封信——米白色信封，母亲常用的，上面只有一行钢笔字：“照顾好家”。

燕大物理系唯一的女学生、密歇根大学博士、家里总带着奶香的母亲王承书，就这么从家人世界里消失了。

没拥抱，没解释，连“再见”都没有。

接下来的6000多个日夜，孩子们问“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们了”，张文裕只能搂着他们沉默。

这一消失，就是17年。

1912年上海法租界的洋楼里，王承书第一次摸到父亲书房的《大代数》。

父亲说“书之论事，昭如日月”，给她取名“承书”，盼她承续文脉，她却总在算题里找到乐趣，少女时代的书桌堆着草稿纸，心算声比留声机唱片还热闹。

1930年考进燕大物理系，成了班里唯一的女生，教授们起初带着怀疑，直到她在课堂上用严密逻辑推翻学长推导，粉笔末落发梢，像撒了把星星。

1934年以全班第一毕业，两年后拿硕士学位，留校当助教，在西南联大茅草屋里遇见同是物理学家的张文裕，两个爱算题的人凑一起，连约会都在讨论“能量守恒”。

1941年揣着奖学金远赴密歇根大学，成了物理大师乌伦贝克的弟子，1944年博士毕业时，论文让导师拍案：“王，你是不可多得的天才！”

1951年和导师共同推导出“WCU方程”，名字登上《物理评论》那天，她盯着期刊封面，突然想起1930年燕大入学时，自己在物理系报名表上写下的五个字：“用科学救国”。

1949年10月，密歇根大学实验室的收音机里，新华社的广播断断续续传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王承书捏着报纸边角，标题“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被指腹磨得起毛。导师乌伦贝克把绿卡推到她面前：“留在美国，你能拿诺贝尔奖。”她摇头，钢笔在回国申请书上划得纸响：“我的实验室该在祖国。”

1956年秋，邮轮停靠广州港，码头上钱三强举着“欢迎王承书先生”的牌子。握手时，他塞来份文件：“国家要造原子弹，气体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国外封锁，你愿不愿从热力学转行？”她翻开文件，“绝密”二字红得刺眼，想起1930年燕大物理系报名表上自己写的“用科学救国”，抬头盯着钱三强：“我是党员，党需要我去哪，我就去哪。”当晚，她把热力学手稿收进铁皮箱，书架换上《铀化学》《气体动力学》——行李箱还没打开，她已经站在了新的起跑线上。

1960年初夏的一个傍晚，保密局的人送来份牛皮纸文件，封皮印着“绝密”二字，代号“真空”——国家最高机密工程，要在西北荒漠用气体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造出中国自己的原子弹。她捏着文件边角，指节发白，心里清楚“真空”俩字的分量：不仅要隔绝空气，更要从过去的人生里“蒸发”。

连夜回了趟家，孩子们早睡着了。儿子张着小嘴打鼾，女儿的辫子散在枕头上。她蹲在床边看了很久，指尖在儿子额头悬了悬，终究没敢碰。回书房写那行“照顾好家”时，钢笔尖在纸上顿了三次，墨点晕成小团黑，像心里那个扯不断的结。

第二天换上灰布工装，没带行李，只揣着孩子们的照片。火车走了七天七夜，最后停在土黄色工棚前，风卷着沙砾打在铁皮屋顶，哗啷啷响。组长递过搪瓷缸：“王先生，以后就叫你王先生，过去的事，烂在肚子里。”

她点点头，把照片塞进枕头下，拿起算尺在稿纸上划下第一道线——从今天起，“王承书”蒸发了，只有“王先生”在戈壁滩的油灯下，对着公式熬天亮。

戈壁滩的风跟刀子似的，工棚铁皮被吹得哗哗响，王承书带着几个人蹲在地上算数据，算尺在稿纸上划出沙沙声。白天太阳烤得铁皮发烫，晚上裹着棉被还冻得打哆嗦，油灯昏黄的光线下，每个人眼里都布满血丝。最缺的是润滑油，机器转起来咯吱响，她带着年轻人翻遍废油桶，拿肥皂和煤油反复调试，手上磨出的血泡沾了油污，疼得钻心也顾不上。

推导分离系数公式那段时间，她三天三夜没合眼，算尺刻度磨平了就换一把，稿纸堆到齐腰高。有次饿狠了，抓起桌上半块干硬的窝头就啃，嚼得腮帮子发酸。突然她把铅笔往桌上一放，盯着纸上的数字看了半晌，才轻声说："α=1.0043"。旁边的技术员凑过来核对，突然拍了下大腿："对得上！误差在千分之三以内！"她没笑，只是把那张稿纸叠好放进铁盒，继续低头算下一组数据。戈壁的月亮升起来时，工棚里的灯还亮着，算尺划过纸面的声音，混着远处隐约的狼嚎，在夜里传得很远。

1977年春天，保密局的人突然走进实验室："王先生，你的'真空'期结束了。"

王承书手里的铅笔芯"啪"地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