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无所可失”的人，藏着最硬核的博弈底气

摘要：菜市场里，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连锁超市的导购对顾客笑脸相迎，哪怕遇到退换货纠纷，也会耐心协商；而隔壁摆摊的摊主，若遇到有人故意挑刺压价，反而会直接收拾摊位说“不卖了”——有人觉得摊主脾气冲，却没看透这背后藏着强弱博弈的核心逻辑，这逻辑早在南宋时，就被学者叶适与

菜市场里，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连锁超市的导购对顾客笑脸相迎，哪怕遇到退换货纠纷，也会耐心协商；而隔壁摆摊的摊主，若遇到有人故意挑刺压价，反而会直接收拾摊位说“不卖了”——有人觉得摊主脾气冲，却没看透这背后藏着强弱博弈的核心逻辑，这逻辑早在南宋时，就被学者叶适与宋孝宗点透了。

彼时宋孝宗刚登基不久，一心想恢复中原，便召叶适入宫议事，谈及对百姓的治理，宋孝宗直言：“朕坐拥天下，赏罚予夺皆在手中，百姓当遵规守矩，方能国泰民安。”叶适却躬身答道：“陛下可知，百姓与君王的‘怕’，从来不同。君王若苛待百姓，横征赋税、强征劳役，百姓走投无路时，便会弃田而去，甚至聚众起事——他们本就只有一亩三分地、一间破茅屋，失去了也不过是回到流离的日子。可君王呢？百姓离散则农田荒芜，赋税断绝则国库空虚，叛乱四起则江山动摇，陛下失去的，是列祖列宗传下的基业啊。”

没人愿意平白受气，只是“怕失去”的东西不同，选择才天差地别。强者怕失去已有的积累，行事难免束手束脚；而那些本就没什么可失去的人，反而不用瞻前顾后，这份“无所顾忌”，便是他们最特别的博弈底气。

叶适与宋孝宗的对话，说到底是一道“博弈天平”的计算题：天平的一端是“失去成本”，另一端是“潜在收益”，两端的重量，决定了每个人的行事选择。

对参与者而言，若“失去成本”远重于“潜在收益”，最优解必然是“稳”——不轻易撕破脸，不盲目冒险，生怕一步错满盘输；若“失去成本”轻如鸿毛，而“潜在收益”可能改变现状，便会选择“拼”——哪怕赌一把，也不愿将就妥协。这道计算题，适用于国际博弈、社会交往，更藏在每个人的生活里。

宋孝宗听完叶适的话，沉默良久后坦言：“朕此前只看到君王的权势，却忘了百姓是江山的根基。若把百姓逼到绝路，朕的‘恢复中原’，不过是空中楼阁。”此后，宋孝宗下令减免江南灾区的赋税，暂缓征发劳役，正是看懂了这道博弈题的答案。

为什么欧盟在与中东小国的能源谈判中，始终态度温和，哪怕对方偶尔抬价也不愿彻底谈崩？因为欧盟的能源需求高度依赖这些小国，一旦谈判破裂，能源供应中断，工业生产、民生用电都会受重创，数万亿欧元的经济利益将受损；而那些中东小国，本身能源资源丰富，即便不与欧盟合作，也能转头卖给亚洲国家，失去欧盟这一个买家，对本国经济影响有限，反而能借着“能源稀缺”的优势，争取更高的定价，收益远大于损失。

为什么印度在与周边小国的边境摩擦中，常敢主动挑事，却从不敢与大国发生正面冲突？因为周边小国国力薄弱，印度即便摩擦升级，也能以较小的代价掌控局面，甚至夺取部分资源；可若与大国对抗，印度的军工体系、经济发展都会受重创，此前积累的发展成果可能付诸东流，“失去成本”高到无法承受，自然不敢贸然行动。

为什么疫情初期，很多小微企业敢果断转型——开餐馆的转做外卖，做线下零售的转做直播带货；而一些大型企业反而转型缓慢，顾虑重重？因为小微企业本就规模小、资产轻，转型成本低，若不转型，可能很快就会倒闭，“失去成本”就是整个企业的生存；而大型企业有庞大的线下门店、复杂的供应链体系，转型需要投入巨额资金，还要承担员工安置、业务调整的风险，一旦转型失败，损失的是数十年积累的品牌和资产，自然要反复斟酌。

生活里，类似的例子也不少：社区里，物业对按时交物业费的大户业主客客气气，却对租房子的租户偶尔摆架子，可真遇到租户联合起来维权，物业反而会主动让步——因为大户业主若不满搬走，物业损失的是长期稳定的高额物业费；而租户若觉得不公，大不了换个小区租住，“失去成本”极低，可一旦维权升级，影响到社区口碑，物业失去的会更多。那些总想着“拿捏”弱势者的人，其实都是没算明白这道博弈题。

翻开历史，但凡能长治久安的时代，都藏着一个共同的密码：不让底层百姓走到“无所可失”的境地。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百姓大多靠天吃饭，若遇到灾年，朝廷还不减免赋税、发放救济，百姓便会从“沉默的大多数”，变成动摇王朝根基的力量——这正是叶适想让宋孝宗明白的道理，也是后世明君治国的核心。

北宋仁宗时期，曾遭遇连续三年旱灾，黄河流域颗粒无收，很多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状。彼时朝中有人提议“强硬弹压流民，避免叛乱”，宋仁宗却否决了这一提议，转而推行三项政策：一是开放国库，向灾区发放粮食，设立粥棚，保障百姓基本生存；二是减免灾区未来三年的赋税，允许流民到南方未受灾地区开垦荒地，且三年内不征收田租；三是招募流民中的青壮年参军，既解决了流民的生计问题，又充实了军队。这些政策，让百姓有了活下去的希望，也有了“不愿失去”的东西——安稳的生活、可耕种的土地，自然不会再想着叛乱，北宋也因此度过了这次危机。

明朝初年，朱元璋深知元朝灭亡的根源——元廷后期对百姓的剥削达到了极致，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最终被逼得揭竿而起。因此，朱元璋登基后，立刻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下令将无主的土地分配给流民，让他们定居耕作；降低农业税率，将“四十税一”定为常态；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官员向百姓索要财物。这些举措，让底层百姓从“无所可失”，变成了“有田可种、有饭可吃”，明朝的国力也在短短数十年内迅速恢复，为“洪武之治”奠定了基础。

反观那些短命的政权，无一不是不懂这一智慧。比如西晋末年，朝廷内部争权夺利，却对百姓横征暴敛，甚至强迫流民服苦役，百姓失去了土地、粮食，连基本的生存都成了奢望，最终引发“五胡乱华”，西晋仅存在51年便走向灭亡；清末时期，清政府对外割地赔款，对内则加重百姓赋税，百姓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压迫下，失去了所有生计来源，最终爆发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清政府的统治也随之土崩瓦解。

这些历史都在证明：底层百姓的“无所可失”，从来不是政权的“麻烦”，而是政权的“警钟”。当百姓有了“不愿失去”的生活，社会才能稳定；若把百姓逼到“无所可失”，再稳固的政权，也会摇摇欲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