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人说，阶级斗争把社会硬生生分为两大阵营：一边是掌握资源的话语者，一边是失声的普通劳动者。真是这样吗？还是说，这只是宏大叙事下的一个简化模型？” 这是个绕不开的问题。

“有人说，阶级斗争把社会硬生生分为两大阵营：一边是掌握资源的话语者，一边是失声的普通劳动者。真是这样吗？还是说，这只是宏大叙事下的一个简化模型？” 这是个绕不开的问题。

追溯19世纪，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拍即合：他们在伦敦简陋的屋子里讨论，认为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资产阶级掌握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两者冲突不可调和。于是，他们把社会分成了两个针锋相对的阵营。因为掌握资本，就能把控经济。因为无法掌控，就只能出卖体力或脑力。这种分法在当时蔓延开来，成为解释工业革命、巴黎公社乃至俄国革命的万能钥匙。

可是在现代，情况似乎没那么那么清晰了。本文要说的，正是这一点。

有一天傍晚，小李坐在地铁上，耳边传来两个人的对话。甲说：“你看，那些上市公司背后是几波大佬，动动手指就能收割一大片韭菜。” 乙反驳：“可我们也能创业，也有机会成为投资人，不是吗？” 短短对话，却刺中了一个问题： 资本和劳动，真的还能一刀切吗？

因为时代变了。曾经，工厂里只有蓝领跟白领之分。如今，IT大厂、共享经济平台、网红经济纷纷崛起，技术精英、管理者、内容创作者构成了所谓“新中产阶级”。他们可能身兼多个角色：早上给甲方撰写文案，中午给外卖骑手打赏，晚上在直播间打call。说他们是无产，似乎不太贴切；说他们是资产，也似乎言过其实。 这就产生了新的矛盾：当技术的红利不断向上倾斜，谁还是真正的“工人”？谁又是底层？

而此时，零工经济也在改变游戏规则。想当年，临时工只能拿最低工资；现在，滴滴司机、快递小哥、跑腿员自称“灵活就业者”，他们既是平台的劳动者，也是流动中的承包商。平台看上去像一座魔幻的高塔，为千万劳动者提供了进入互联网经济的通道，可背后又是一套算法裁判：行程完成率、好评率、动态定价……看似公平的标准，常常让人被边缘化。因为谁也说不清，什么时候触碰了算法的“雷区”，收入就从满满当当一下掉进谷底。

那么，资本势力与失声群众的界线，是不是早已模糊？又或者，这只是另一种形式的阶级对峙？答案并不在于简单否定原有理论，而在于如何在复杂现实中找到新线索。

先说谁在发声。CEO们掷地有声地在财经峰会上宣讲“共享共赢”，他们拿出几份数据报告，展示如何让供应链更高效；各地政府官员在招商引资大会上掌声雷动，强调“稳增长、促就业”；甚至劳资双方的代表坐上法庭，唇枪舌剑地就最低工资、工时标准展开辩论。有人呼吁“让平台与劳动者共享收益”，有人质疑“数据权力究竟属于谁”。每个人都在发声，可声音的重量却截然不同。

再看谁在失声。小镇做钟表的技工，每天伏案打磨，无暇关心宏观经济；工厂流水线上的操作员，抬眼只见前方匣子传送；偏远山区的农民，抬头仰望高楼却触手难及。他们的诉求或许简单：薪水能提点，房租别涨太快，孩子上学别太贵。可这些“简单”的声音，又有多少人真正去听、去回应？ 有人说，基层的代表体制已经建起来了，可基层代表往往被官僚体系裹挟，成了“听话的喉舌”而非“代言的桥梁”。这就让失声群众的声音，更难送到决策层的耳朵里。

因为资本势力的声音往往伴随着资源倾斜，他们可以请来智库，出白皮书；他们可以在社交媒体刷屏，把自己的故事当励志神话；他们甚至能在短短几年内，凭借资本推动立法修订。相比之下，失声群众的抗议，多数时候只是在街头巷尾，或者一条条微博、微信小程序里发泄。在体制框架下，他们被贴上“情绪化”的标签，甚至被扣上“失序”的帽子。于是，资本的声音越来越响，群众的声音越来越小。

可这真是必然的吗？还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长期无声，人们逐渐丧失了行动力；因为行动力丧失，他们更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掌握话语权的资本，越发底气十足；而生活受限的群众，也越来越犹豫要不要继续抗争。

不过，历史上也不乏反例。20世纪初，美国塔夫脱政府面临垄断巨头施压，突然出现了一群进步主义者，他们发动舆论，联合媒体揭露大企业的不当行为——“我是一名普通邮差，我送的信里藏着他们的肮脏账单”，邮差们写信给国会议员，迅速引发社会关注。最终，美国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遏制了部分企业垄断行为。这说明：当失声者组织起来，借助媒体和舆论，他们也能撼动资本的堡垒。

当今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自带话筒。不满可以在短视频平台上直呼办公室内的潜规则；不平可以在微博长文里揭露低保户的补贴漏洞；希望可以在直播带货间怎样都有。只要找到一个能与自己频率匹配的社区，就可能在瞬间让弱小的声音，变成酝酿改革的火花。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还能再相信这种“底层翻盘”的神话？还是说，话语权又被新的平台审查机制和算法推荐封锁？

究其根源，因为深层次的制度壁垒并未彻底打破——政治参与门槛、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社会保障体系漏洞……这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像一层无形的网，划分了谁更容易被听见，谁永远滚在边缘。于是，我们发现，资本与群众的博弈，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争夺，更是话语权、规则制定权的较量。 这才是当代阶级斗争的新命题。

回到开头的疑问：当社会被分为“资本势力”和“失声群众”两大阵营，这幅图景是否还适用？答案不在于否定它的历史意义，而在于重新定义它的时代内涵。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依旧，但在无数中间地带里，出现了技术精英、个体经营者、社会组织、行业联盟……每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群体，其实都挑起了一部分话语权的重担。

那么，我们该如何打破单一二元对立？不妨从以下几点入手：首先，继续深化劳动者的组织形式，让灵活就业者、平台工人与传统工会携手；其次，增强公共媒体的独立性，让真正的民声不再被商业算法遮蔽；此外，在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加大资源再分配力度，降低阶层固化的门槛；最后，鼓励各类社会主体参与制度建设，让普通人在政策制定和评估阶段，都有发言的席位。

如此，阶级斗争的含义不再只是资本与劳动的陈词滥调，而是多元主体在不同维度上进行的权力与话语的博弈。“失声群众”或许从此不再无声，而“资本势力”也不得不倾听来自社会底层的真实诉求。只有在这样动态的过程中，社会才能真正朝着公平与包容迈进，而不是陷入固化的对抗框架里。

信息来源：参考资料[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美国《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来源：财经大会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