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皮鞋底子和水磨石地面摩擦，发出一种规律的、让人心烦的“嚓、嚓”声。

王校长背着手，像一尊移动的佛龛，在走廊里踱步。

皮鞋底子和水磨石地面摩擦，发出一种规律的、让人心烦的“嚓、嚓”声。

我们学校的走廊，安静得能听见粉笔灰落在地上的声音。

所以他那双高档手工皮鞋的声音，就显得格外刺耳。

我叫纪成，一个在这所不好不坏的中学里教了十五年语文的老教师。

人到中年，激情早就被备课、批作业、应付各种检查磨得差不多了。

只剩下一点对专业的固执，和对学生还算过得去的责任心。

王校长是去年秋天新调来的。

新官上任三把火，这道理谁都懂。

可他的火，烧得有点邪。

他不抓教学，不问成绩，专攻一些犄角旮旯。

比如，办公室的盆栽叶子上不能有灰。

比如，老师们的茶杯必须摆成一条直线。

再比如，我。

我大概是他眼里最大的一片灰，最不齐的那只杯子。

那天是周二，第二节是我的课。

讲的是《师说》。

讲到“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时，我正讲得兴起，感觉自己又找回了点刚毕业时的热情。

教室后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王校长那张没什么表情的脸探了进来。

他没说话，只是用他那双鹰隼似的眼睛，从教室的最后面，一寸一寸地扫到第一排。

学生们的后背瞬间就绷直了。

我停下讲课，看着他。

按照规矩，我该说一句“欢迎王校长指导工作”。

我没说。

我觉得他在耽误我上课，也在打扰我的学生。

我们就这么隔着四十几颗年轻的脑袋，对视了十几秒。

空气里都是尴尬。

最后，他把目光落在了我讲台旁边的垃圾桶上。

那里面有一些纸团，是课前几个学生打闹扔的。

我还没来得及倒。

他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那“嚓、嚓”的皮鞋声，像是踩在我的神经上。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我太天真了。

下午的全校教职工大会上，他花了半个小时，讲“校园环境与育人理念”。

前面二十五分钟都是官话套话，听得人昏昏欲ushui。

最后五分钟，他话锋一转。

“有的老师，个人素质有待提高。”

所有人都精神了，知道戏肉来了。

“自己在讲台上夸夸其谈，讲什么为人师表，自己的讲台边上却是个垃圾堆，这像话吗？”

他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小石头，精准地砸在我脸上。

“学生们都看着呢！老师的言传身教在哪里？一个连自己一亩三分地都管不好的老师，我们怎么能指望他教好学生？”

他没点名。

但在那个瞬间，全校一百多号老师的目光，或明或暗，全都集中到了我身上。

我能感觉到脸在发烫。

不是羞愧。

是愤怒。

一种被当众剥光了示众的、混杂着屈辱的愤怒。

我死死盯着他。

他终于和我对视了，眼神里带着一丝胜利者的轻蔑。

那一刻，我心里有个声音在说：行，你行。

会议结束，老刘拍了拍我的肩膀。

老刘快退休了，是学校里的老好人，也是为数不多敢和我说实话的人。

“小纪，忍忍吧。新领导，都这样。你别跟他对着干。”

我扯了扯嘴角，没笑出来。

“刘哥，我没想对着干。”

“那你？”

“我想开了。”我说。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躺在床上，天花板上全是王校长那张脸，和他那双轻蔑的眼。

十五年了。

我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

优秀教师、骨干教师的奖状，在我书柜里也放了一摞。

我自问对得起这份工作。

可现在，就因为一桶没来得及倒的垃圾，我就成了一个“素质有待提高”的“反面典型”？

凭什么？

就凭他是我领导？

凭他的权力比我大？

我翻来覆去，心里那股火越烧越旺。

我老婆被我折腾醒了，问我怎么了。

我把事情一说。

她叹了口气：“多大点事儿啊。你们校长就是杀鸡儆猴，你正好撞枪口上了。明天去倒了不就完了？跟他置什么气。”

是啊，多大点事儿啊。

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我脑子里乱七八糟地想着。

跟他吵一架？没用。只会让他更有理由收拾我。

找上级反映？证据呢？就为了一桶垃圾？人家只会觉得我小题大做。

辞职？我四十多了，房贷车贷，孩子上学，哪样离得开钱？

我好像被困在一个笼子里。

我越想越憋屈，越憋屈越睡不着。

快天亮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一个疯狂的、离经叛道的念头。

你不是喜欢抓细节吗？

你不是喜欢找茬吗？

你不是觉得我“素质有待提高”吗？

行啊。

那我就让你看看，一个“素质低下”的人，彻底躺平了，能干出什么事来。

你不是想针对我吗？

那好，从今天起，我的工作重点，不再是教书育人。

是你。

王校长，你，就是我的新课题。

第二天，我照常到校。

但所有人都感觉到了我的不一样。

我把用了好几年的保温杯换成了一个带刻度的透明大水杯。

我把办公桌上堆成小山的教案和作业本，全都塞进了柜子。

桌面上，只放了一样东西。

一个全新的、A4大小的硬壳笔记本。

还有一支笔。

早自习，我没去班里，就在办公室坐着。

年轻的班主任小李探头进来：“纪老师，您不去班里看看？”

我头也没抬：“看什么？学生不都在读书吗？”

“可……可王校长说，早自习老师必须到班的。”

“哦。”我应了一声，翻开了我的新笔记本，在第一页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今天的日期。

然后写下第一行字：

“7点30分，王校长乘坐他的黑色帕萨特（车牌号xxxxx）抵达学校停车场，停车入位用时28秒，姿态标准。”

小李在我旁边站了一会儿，看我没反应，只好悻悻地走了。

7点45分，王校长的皮鞋声准时在走廊响起。

我拿出手机，摄像头对准门口。

他从我办公室门口经过，习惯性地往里扫了一眼。

我按下了快门。

照片有点模糊，但能清晰地看到他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时间和地点——按照规定，他这个点应该在巡视教学楼。

我在笔记本上写下第二行字：

“7点45分，王校长巡视行政楼，疑似脱岗。于我办公室门口短暂停留，眼神不善。附照片一张。”

一上午，四节课。

两节我的，两节没我的。

有我课的时候，我就夹着课本去上课。

不讲《师说》了，改带读。

我让课代表领着全班同学，一遍一遍地读课文。

我就坐在讲台后面，看着窗外。

有学生偷偷看我，眼神里都是疑惑。

我无所谓。

没我课的时候，我就坐在办公室里，或者在校园里“散步”。

我的活动范围，完全取决于王校长的位置。

他在行政楼开会，我就在楼下花园里溜达。

他去食堂检查卫生，我就跟在后面，看看他跟食堂经理聊了多久。

他去操场看体育课，我就在单杠下面，一边压腿一边观察他。

我像一个幽灵，一个只为他而存在的影子。

我不再关心学生的成绩，不再批改堆积如山的作业，不再准备第二天要讲的内容。

我的世界里，只剩下王校长。

他的车，他的表，他的行程，他见的每一个人，他说的每一句话。

我的笔记本，一页一页地被填满。

“9点50分，王校长在三楼会议室主持行政会议，会议主题为‘创建文明校园’。期间，王校长看手机17次，打哈欠3次，用手指剔牙1次（未遂）。”

“11点20分，初三七班某位学生的家长（xx集团副总）提着一个看起来很沉的黑色袋子进入校长办公室，逗留25分钟后离开，两手空空。王校长亲自送到门口，满面春风。”

“12点30分，王校长在小食堂与三位教育局领导共进午餐，席间开了一瓶茅台。饭后，王校长用学校公车将三位领导送走。”

“15点10分，王校长在巡视校园时，将一片被风吹落的树叶从自己肩上弹开，但对三米外的饮料瓶视而不见。”

我写得非常投入。

甚至有一种做学术研究的快感。

我发现，当我把一个人当成一个纯粹的观察对象时，他所有的威严和光环都会消失。

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校长，而是一个由无数个琐碎、滑稽甚至猥琐的细节构成的普通中年男人。

我的行为，很快就在学校里传开了。

老师们看我的眼神，从同情，变成了惊奇，最后变成了敬畏。

他们不敢跟我走得太近，怕被王校长迁怒。

但私下里，他们会偷偷向我打听“研究进展”。

“纪哥，今天有什么新发现？”

“纪老师，校长那车，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

我成了他们情绪的宣泄口，一个活着的传奇。

他们不敢做、但又想做的事情，我替他们做了。

王校长当然也感觉到了。

他开始变得烦躁不安。

他走路的频率快了，皮鞋声也变得杂乱。

他不再随意地出现在走廊里，而是行色匆匆。

他开会的时候，会下意识地朝窗外看，仿佛在寻找什么。

有一次，我在教师厕所里碰到他。

他正在洗手，从镜子里看到我进来，手明显哆嗦了一下，水溅到了他昂贵的衬衫上。

他恶狠狠地瞪着我：“纪成！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慢条斯理地走到他旁边的水龙头前，拧开，冲手。

“王校长，您这话说的。我没干什么啊。我就是一个普通老师，关心一下学校领导，有错吗？”

“你那是关心吗？你那是监视！你这是变态！”他几乎是低吼出来的。

“嘘——”我把食指放在嘴边，“校长，注意素质。这里是公共场合。”

我看着镜子里他那张气得发紫的脸，心里涌起一阵病态的快感。

“再说了，您自己一身正气，还怕别人看吗？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您说是吧？”

我关上水龙头，甩了甩手，转身走了。

留下他一个人，在原地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

这场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他开始反击了。

他先是找教务处，说我的课时量不饱和，给我加了两节晚自习。

我接受了。

晚自习，我就坐在教室里，继续写我的《校长观察日记》。

学生们在下面写作业，我在上面写作业。我们相安无事。

然后，他又让总务处给我安排了“新任务”——负责管理学校的自行车棚。

每天早上上学和下午放学，我要去那里维持秩序，整理车辆。

那是个苦差事，风吹日晒，还一身土。

我也接受了。

我发现，自行车棚是个绝佳的观察点。

它正对着学校大门，我能清晰地记录下王校长每天进出校门的时间，以及他车里载了谁。

我的笔记本，内容越来越丰富。

王校长大概是没辙了。

他动不了我的编制，开除不了我。

只要我不犯原则性错误，他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不痛不痒的恶心事。

而这些，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当一个人彻底放弃了对升职、荣誉、他人评价的追求之后，他就会变得无所畏惧。

我就是那个无所畏畏惧的人。

我的“摆烂”，不是消极怠工，而是一种主动选择。

我放弃了做一个“好老师”的传统路径，用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来捍卫我最后的尊严。

我老婆对我的行为，从最初的不理解，变成了担忧。

“老纪，你差不多得了。你这样下去，把自己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图什么呢？”

晚饭时，她把一盘炒好的青菜墩在我面前。

我正在灯下奋笔疾书，头也没抬。

“图一口气。”

“一口气能当饭吃？你看看你，都多久没好好备课了？你班上学生最近成绩都下滑了，你知道吗？”

我停下笔，心里刺痛了一下。

是的，我知道。

前几天的月考，我们班的语文平均分，从年级第二，掉到了倒数第三。

班主任小李找我谈话，欲言又止。

几个成绩好的学生，也跑到办公室来问我，为什么最近上课总是不讲题。

我怎么说？

我说我正在跟校长打一场战争，没空管你们？

我说你们的未来，没有我的尊严重要？

我说不出口。

那一刻，我确实有过动摇。

我觉得自己很自私。

为了自己的那点破事，耽误了四十多个孩子。

“要不，算了吧。”老婆的声音软了下来，“跟校长服个软，不丢人。你跟他耗下去，两败俱伤，何必呢？”

我看着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字迹。

“10月12日，晴。王校长上午去市里开会，中午未归。下午三点回来，满身酒气。车停得很歪，右前轮压在了花坛边上。”

“10月15日，阴。校服供应商来访，在校长办公室停留一小时。据总务处老张透露，今年的校服款式和去年一样，但价格上涨了15%。”

“10月21日，雨。王校长让司机小张开车去XX山庄取几盒茶叶，发票抬头开的是‘办公用品’。”

我合上笔记本。

“不行。”

“为什么？你到底想把他怎么样？你还真想把他拉下马啊？”

“我不知道。”我老实说，“我没想那么远。我就是觉得，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他凭什么能这么欺负人？就因为他官大？”

“这社会不就是这样吗？”

“以前我也觉得是。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看着她，“总得有人，让他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吃他那一套。”

老婆不说话了，只是叹气。

那晚，我做了个梦。

梦见我回到了刚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站在讲台上，下面坐着一张张求知若渴的脸。

阳光从窗外洒进来，照在我的身上，暖洋洋的。

我意气风发，声音洪亮。

醒来的时候，枕头湿了一片。

我开始反思。

我的抗争，到底有没有意义？

如果代价是牺牲学生的利益，那这种抗含，还算正义吗？

我陷入了巨大的矛盾和自我怀疑中。

就在这时，事情发生了转机。

导火索，是学校的“艺术节”。

王校长为了出政绩，决定搞一个史无前例的盛大艺术节。

要求每个班都出节目，每个年级都要有精品节目。

还要请市里、区里的领导来参观。

整个学校，被他折腾得人仰马翻。

老师们被迫成了编剧、导演、道具师。

学生们也无心学习，天天都在排练。

我们班被分到的任务，是出一个合唱。

班主任小李愁得头发都快白了。

她找到我：“纪老师，您给出出主意吧。这合唱可怎么办啊？孩子们五音不全的，又没时间练。”

我看着她那张焦虑的脸，心里动了一下。

这些年轻老师，其实挺不容易的。

有热情，有干劲，但往往被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搞得精疲力尽。

我想了想，说：“别搞合唱了。”

“啊？那……那搞什么？这是学校摊派的任务啊。”

“搞个诗朗诵吧。”我说，“就朗诵《师说》。”

“《师说》？”小李愣住了，“这……这适合在艺术节上表演吗？”

“为什么不适合？”我看着她，“艺术，不一定非得是唱歌跳舞。用最真诚的声音，去朗诵最经典的文字，本身就是一种艺术。”

我接着说：“而且，这篇课文我们刚学过，学生熟。不用花太多时间排练，效果还未必差。”

最重要的一句话，我没说出口。

我想用这篇文章，再恶心一下王校长。

小李半信半疑地同意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破天荒地投入到了“工作”中。

我不再跟踪王校长，而是把精力都放在了指导学生朗诵上。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纠正他们的发音，一遍一遍地带他们体会文章的情感。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当几十个少年用他们清澈而有力的声音，在教室里齐声诵读时，我感到一种久违的震撼。

这才是教育该有的样子。

这才是学校该有的声音。

艺术节那天，体育馆里人山人海，彩旗招展。

领导们坐在主席台正中央，王校长陪在一旁，笑得像一朵盛开的菊花。

前面的节目，都是些热闹的歌舞，流行歌曲串烧。

现场气氛很热烈。

轮到我们班了。

报幕员说出“诗朗诵《师说》”时，台下明显安静了一下。

很多人脸上都露出了“这也能表演”的表情。

王校长的笑容，也僵在了脸上。

我站在侧台，看着我的学生们穿着干净的校服，排着整齐的队形走上舞台。

他们没有华丽的服装，没有复杂的背景。

只有一个个站得笔直的身影。

当第一个声音响起时，全场都安静了。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他们的声音，一开始有些紧张，但很快就变得坚定、从容。

那不是在表演。

那是在诉说，在表达。

我看到台下的很多老师，都下意识地坐直了身体。

我看到主席台上的那些领导，脸上的客套表情，也渐渐变得严肃起来。

我看到王校长，他的手在桌子下面，不自然地搅动着。

当朗诵到最后一句——“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那掌声，比之前任何一个节目都要热烈，都要持久。

学生们在台上鞠躬。

我看到好几个孩子的眼圈都红了，是激动的。

我也差点掉下泪来。

那一刻，所有的委屈、愤怒、挣扎，好像都有了答案。

我的抗争，或许荒诞，或许偏激。

但我的初衷，不就是为了守护这一点东西吗？

守护“传道受业解惑”的本真，守护“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常识。

艺术节结束后，王校长没再找我麻烦。

他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

走路的时候，背有点驼了，皮鞋声也轻了许多。

我们俩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默契。

他不再搞那些形式主义的检查，我也把我的《校长观察日记》收了起来。

那本厚厚的笔记本，被我锁进了办公桌最底层的抽屉里。

我重新开始认真备课，批改作业，给学生讲题。

一切好像又回到了原点。

但又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有一天，老刘在水房碰到我，笑呵呵地说：“小纪，你这一仗，打得漂亮。”

我摇摇头：“刘哥，我没赢。”

“怎么没赢？”老刘说，“你看王校长现在，老实多了吧？这就是赢。”

“可我也输了。”我说，“我浪费了半个学期的时间，耽误了学生的功课，还差点把自己变成一个自己都讨厌的人。”

老刘拍拍我的手背，水珠溅到我们俩身上。

“不，你没输。”他看着我，眼神很认真，“你只是用一个老师的方式，给他上了一课。”

“那一课的名字，就叫《师说》。”

期末考试，我们班的语文成绩，重回年级第一。

寒假前的最后一次教职工大会。

王校长做了个简短的总结，全程照着稿子念，没说一句题外话。

会议结束，大家纷纷往外走。

我收拾东西，走在最后。

经过主席台时，王校长叫住了我。

“纪老师。”

我停下脚步，看着他。

这是那次厕所对峙后，他第一次主动跟我说话。

“艺术节那个节目，很好。”他声音很低，几乎听不见。

“谢谢校长。”

“你是个好老师。”他说完这句，就转过身去，开始收拾他面前的茶杯和文件。

我愣在原地。

夕阳从窗外照进来，在他身上投下一道长长的影子。

我忽然觉得，他也没那么可恶了。

他也是这个巨大系统里，一个被异化了的可怜人。

他用他的方式生存，我用我的方式反抗。

我们就像两只在玻璃瓶里互相冲撞的甲虫，都以为对方是自己的敌人，却没发现，我们真正的敌人，是那个困住我们的瓶子。

我走出会议室，外面天色已晚。

校园里空荡荡的，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我拿出手机，给我老婆发了条微信。

“今晚回家吃饭。”

一个学期结束了。

我的战争，也结束了。

我没有成为英雄，也没有扳倒恶龙。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年男人，在一个普通的下午，决定用一种不普通的方式，找回一点普通人的尊严。

新学期开始，一切如常。

王校长还是那个王校长，只是不再那么咄咄逼人。

我还是那个我，只是心里多了些东西，也少了些东西。

少了的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愤怒，多了的是对现实的清醒和对自我的认知。

那本锁在抽屉里的笔记本，我再也没打开过。

但我知道，它就在那里。

像一个沉默的证据，提醒着我那个荒诞而又真实的学期。

提醒着我，一个普通人，在被逼到墙角时，能爆发出怎样的力量。

也提醒着我，生活这篇大文章，远比课本上的《师说》，要复杂得多，也深刻得多。

有一天下午，没我的课，我坐在办公室里，阳光正好。

我泡了一杯新茶，茶叶在杯中缓缓舒展。

年轻的同事小李走过来，有些不好意思地问我：“纪老师，下周有个市里的公开课比赛，我想参加，但心里没底，您能帮我看看我的教案吗？”

我看着她那张既期待又忐忑的脸，像看到了很多年前的自己。

我笑了笑，把茶杯推到一边，接过她的教案。

“好啊。”

窗外，学生们的笑闹声隐约传来。

王校长的黑色帕萨特，安静地停在它该在的车位上。

一切都刚刚好。

来源：自由的荷叶一点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