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爸，梁建国，我们镇上中学的物理老师，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知识改变命运”。

九二年，榜单下来那天，天是灰的。

不是形容词，是真的灰。

像一口大锅，倒扣在我们那个湘中小城上头，闷得人喘不过气。

我叫梁超，那年我十八岁。

我爸，梁建国，我们镇上中学的物理老师，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知识改变命运”。

我妈，供销社的售货员，一辈子最看重的是我爸的脸色。

而我，我把他们俩的脸，都丢尽了。

三百八十七分。

一个连大专线都够不着的数字。

一个在我们家，约等于零分的数字。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成绩单，感觉它有千斤重，能把我的脊梁骨活活压断。

我不敢回家。

我在镇子后面的河堤上坐了一下午，看着浑浊的河水发呆，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又好像什么都有。

有隔壁王叔叔家儿子考上北大的鞭炮声。

有我爸在饭桌上意气风发地说“我们家梁超，最差也得是个重点本科”。

有我妈小心翼翼给我炖的鲫鱼汤，说补脑子。

天黑透了，我才磨磨蹭蹭地往家走。

我们家住在一楼，窗户里透出昏黄的灯光。

我能想象到里面的场景。

我爸坐在那张旧藤椅上，一言不发，手里夹着烟，一口接一口。烟灰缸早就满了，他也不会去倒。

我妈在旁边坐立不安，一会儿看看我爸，一会儿看看门口，想说点什么，又不敢。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那扇虚掩的木门。

吱呀一声，屋里的两个人同时朝我看来。

我爸的眼神，像两把淬了冰的刀子，直直地插进我心里。

我妈“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跑过来拉住我的手，“超超，我的超超啊，这可怎么办啊……”

“哭什么哭！”我爸一声暴喝，我妈的哭声像被掐住脖子的鸡，戛然而止。

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

他很高，我那时候还没长到一米八，需要仰视他。

他没打我，也没骂我。

他就那么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那种眼神，说真的，比打我一顿还难受。真的。

那里面有失望，有愤怒，有恨铁不成钢，还有一种……我当时读不懂的东西。很多年后我才明白，那叫幻灭。

一个父亲对自己儿子所有期望的幻灭。

“三百八十七。”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嘶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

我点点头，不敢看他。

“好，好得很。”他又说了三个字。

然后，他转身回了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那天晚上，我听见他在房间里，和我妈吵了一夜。

我听不清具体内容，只听到“废物”、“没出息”、“我这张老脸”这些词，像子弹一样，穿过门板，打在我身上。

我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一夜。

第二天，我爸没出来吃早饭。

我妈红着眼睛，把一个煮鸡蛋塞到我手里，“超超，别怪你爸，他……他就是心里难受。”

我没说话，把鸡蛋放在桌上。

我吃不下。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家就像一个高压锅。

我爸不跟我说话，看见我就当没看见。

我妈唉声叹气，偷偷抹眼泪。

整个大院里的人，看我的眼神都带着同情和一丝幸灾乐祸。

我最好的哥们儿赵磊，考上了武汉大学。他来找我，小心翼翼地，不敢提成绩的事，只说请我吃饭。

我拒绝了。

我说我没胃口。

其实我是没脸。

那种感觉，就像你被人扒光了衣服，扔在大街上。每个人都能对你指指点点。

我受不了了。

我必须走。

那天晚上，我对我妈说：“妈，我想出去打工。”

我妈愣住了，“打什么工？你爸说了，让你复读一年，明年再考。”

“我不复读。”我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我不是那块料，再读一年也一样。”

“胡说！”我妈急了，“怎么就不是那块料了？你就是这次没考好！”

“妈，你别骗自己了。”我看着她，“也别骗我了。”

我妈的眼泪又下来了。

我爸从房间里冲了出来，指着我的鼻子，“你想干什么？你想去当个睁眼瞎的农民工？我梁建国的儿子，要去工地上搬砖头？”

“搬砖头也比在家里被人戳脊梁骨强！”我终于吼了出来，积压了这么多天的委屈、羞耻和愤怒，在这一刻全部爆发。

“你……你这个逆子！”我爸气得浑身发抖，扬手就要打我。

我妈死死抱住他的胳膊，“建国！建国你别动手！有话好好说！”

我梗着脖子，看着我爸，“你打，你打死我算了！打死了，你就当没生过我这个没出息的儿子！”

我爸的手，在空中停了很久，最终还是无力地垂了下去。

他颓然地坐回椅子上，像是瞬间老了十岁。

“滚。”他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你给我滚，我没你这个儿子。”

我没滚。

我在家里又待了两天。

第三天凌晨，我背上我妈偷偷给我收拾好的一个旧帆布包，里面有两件换洗衣服，还有她塞给我的三百块钱。

那是我们家当时，除了定期存款外，所有的活钱。

我妈把我送到巷子口，天还没亮，只有几盏昏暗的路灯。

“超超，到了地方，就给家里来个信。”她攥着我的手，一遍遍地嘱咐，“照顾好自己，别饿着，别冻着。”

我嗯嗯地应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就是不让它掉下来。

我怕我一哭，就走不了了。

“妈，你回去吧。”

“我再看你一会儿。”

我们就这么站着，谁也不说话。

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我才狠下心，转过身，“妈，我走了。”

我不敢回头。

我怕看到她的眼泪。

我一路走到火车站，买了张去深圳的绿皮火车票。

站票。

为什么是深圳？

我也不知道。

就听人说，那里是搞钱的天堂，是遍地黄金的人间。

还听说，那里不问你的过去，只看你的未来。

我需要一个没有过去的地方。

火车哐当哐当，载着一车厢和我一样，揣着各种梦想和绝望的人，向着那个传说中的南方开去。

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空气中弥漫着汗臭、脚臭、泡面和廉价香烟混合在一起的，一种名为“人间”的味道。

我被挤在一个角落里，靠着冰凉的车厢壁。

两天一夜。

我没合眼。

火车每哐当一下，我的心就跟着沉一下。

我不知道等着我的是什么。

是黄金，还是深渊。

到了深圳，一出火车站，一股湿热的空气夹杂着尘土扑面而来。

我当时就蒙了。

人，到处都是人。

各种口音，各种行色匆匆的表情。

高楼，正在建的高楼，到处都是脚手架和塔吊，整个城市像一个巨大的工地。

噪音，汽车的喇叭声，工地的轰鸣声，人的吵嚷声，震得我耳朵嗡嗡响。

我站在广场上，背着我的帆布包，像一个走失的孩子，茫然四顾。

三百块钱，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就是我的全部家当。

我不敢乱花。

我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个最便宜的招待所，十块钱一晚，十几个人挤一间大通铺，连翻个身都困难。

老板是个精瘦的广东人，操着一口我听不太懂的普通话，管我们这些住客叫“扑街仔”。

我后来才知道，这不是什么好话。

第二天，我开始找工作。

我以为我好歹是个高中生，找个活儿应该不难。

现实狠狠给了我一巴掌。

人家招工的，要么问你“有冇技术证”，要么问你“识唔识讲白话”。

我两样都没有。

我只有一身力气，和一张写着“我很迷茫”的脸。

我在人才市场外面蹲了三天，口袋里的钱一天天变少，心一天天变凉。

有个老乡看我可怜，给我指了条路。

“去关外，去宝安，去龙岗，那里的电子厂多，招普工，不要技术，只要你有身份证，肯干活就行。”

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坐上了去宝安的公交车。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工业区”这个词。

一排排一模一样的厂房，像巨大的灰色火柴盒，整齐地排列着。

空气里有股说不出的味道，有点刺鼻。

我在一家叫“鸿运电子厂”的门口停下了。

门口贴着一张褪了色的招聘启事，上面写着：招普工数名，男女不限，18-25岁，月薪300元，包吃住。

三百块！

我眼睛都亮了。

我爸当老师，一个月工资也才两百多。

我冲了进去。

一个穿着蓝色工衣的中年男人，叼着烟，翘着二郎腿，打量了我一番。

“身份证带了没？”

“带了。”

“读过书没？”

“高中毕业。”

他有点意外地看了我一眼，“高中生跑来干这个？”

我脸一红，没说话。

他也没再问，把我的身份证拿去复印了一下，扔给我一套同样蓝色的工衣和一张饭卡。

“宿舍在三楼307，下午去流水线报道，找王主管。”

就这么简单，我成了一名光荣的打工仔。

我的工号是，7527。

宿舍也是十几个人一间的大通铺，上下铺的铁架床，一动就嘎吱响。

我的上铺，是个叫老徐的男人，快四十了，河南人，话不多，总是在抽烟。

他说他出来十年了。

我问他，十年了，怎么还在厂里当工人。

他吐了个烟圈，眯着眼看我，“不然呢？小梁，你以为这里是捡钱的？”

下午，我第一次走进了车间。

一条长长的流水线，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贪吃蛇。

两边坐满了和我一样穿着蓝色工衣的人，男男女女，面无表情，手上做着机械的、重复的动作。

整个车间里，只有机器的轰鸣声。

我的工作，是给一种黑色的方块（后来才知道叫变压器）缠线圈。

王主管是个瘦高的男人，三角眼，看人的时候总带着一股审视。

他给我示范了一遍，动作快得像变魔术。

“看懂了没？一天八百个，少一个扣五毛钱。”

我点点头。

我以为很简单。

等我真正上手，才知道有多难。

那铜线，细得像头发丝，一不小心就断了。

缠的圈数要不多不少，松紧要刚刚好。

第一天，我手忙脚乱，浑身是汗，只做了不到三百个。

晚上收工的时候，王主管走过来，拿起我做的几个看了看，直接扔进了废品筐。

“这什么玩意儿？不是松了就是紧了，要么就断线了。明天再做成这样，直接滚蛋！”

我的脸，火辣辣地烧。

回到宿舍，我的手指头又红又肿，连筷子都拿不稳。

老徐递给我一管红花油，“第一天都这样，习惯就好了。”

他教我怎么用巧劲，怎么让手指头不那么疼。

“小梁，记住，在这里，没人把你当人看，你就是机器的一部分。你想不被淘汰，就得比机器还准。”

我咬着牙，把他的话记在心里。

第二天，我提前半小时到车间，拿着废品练习。

我脑子里什么都不想，就想着王主管的动作，想着老徐说的话。

那天，我做了五百个。

虽然还是不达标，但王主管没再骂我。

一个星期后，我能做到八百个了。

一个月后，我能做到一千个。

我成了我们那条线上，最快的“新人”。

工资发下来那天，三百二十块。

扣掉二十块钱水电费，到手三百。

我捏着那三张崭新的十块、二十块、五十块凑起来的票子，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靠自己的双手挣来的钱。

我没有激动，也没有喜悦。

只有一种说不出的麻木。

我跑到邮局，给我妈汇了两百块钱回去。

附了张纸条，上面只有一句话：妈，我挺好的，勿念。

剩下的钱，我买了一包红双喜，递给老徐。

他没接，看了我一眼，“想通了？”

我不知道他指的什么，但我还是点了点头。

“那就行。”他说，“在这里，人不能想太多，想多了，就活不下去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

上班，下班，吃饭，睡觉。

两点一线，像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

厂里的伙食，永远是冬瓜、白菜、萝卜，偶尔能见到几片肥得流油的肉，立马会被抢光。

唯一的娱乐，是周末去镇上的录像厅，看周润发和刘德华。

英雄本色，天若有情。

每次看到小马哥用钞票点烟，我都觉得，那才是人生。

而我的生活，只有流水线和刺鼻的机油味。

我和老徐成了朋友。

他告诉我，他家里有两个娃，都在上学，花销大，他不敢停。

他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攒够钱，回家盖个两层小楼，再也不出来了。

我们宿舍里的人，大多都有着和他相似的梦想。

回家，盖房子，娶媳妇。

只有我，没有梦想。

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

回家？我没脸回。

留在这里？难道要像老徐一样，缠一辈子线圈吗？

我感到一种巨大的恐慌。

有一次，我和一个叫阿强的工友因为抢饭盒里的一块肉，打了一架。

我们俩都被王主管叫到办公室。

“想打架？好啊，都给我滚蛋！”王主管拍着桌子吼。

阿强立马认怂，点头哈腰地道歉。

我梗着脖子，一言不发。

我那时候，真有种滚就滚的冲动。

是老徐把我拉了回来，替我向王主管求情，说我年纪小，不懂事。

最后，我们俩被罚了这个月奖金，五十块。

晚上，老徐对我说：“小梁，你这脾气要改改。在这里，面子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那什么值钱？”我问。

“钱。”他干脆利落地说。

“有了钱，你才有面子。没钱，你连狗都不如。”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了我心里。

从那天起，我变了。

我变得沉默，变得更拼命。

别人一天做一千个，我就做一千二。

别人加班到九点，我就加到十点。

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那该死的流水线上。

我不再去录像厅，不再买零食。

我每个月只留二十块钱零花，剩下的全部存起来，或者寄回家。

工友们都说我疯了，说我掉钱眼里了。

我不在乎。

我只记得老徐那句话：有了钱，你才有面子。

93年春节，我没回家。

一来是没攒下多少钱，二来是没脸回。

除夕夜，厂里放假，宿舍里空荡荡的，大部分人都回家了。

我和老徐，还有几个回不去的工友，凑钱买了点猪头肉和一瓶劣质白酒，就在宿舍里当年夜饭。

电视里放着春晚，赵本山的小品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却一点也笑不出来。

我喝了很多酒。

我跟老徐说，我想家了。

我想我妈包的饺子，想我爸虽然严厉但其实很关心我的眼神。

老徐拍拍我的肩膀，“想家就对了，不想家的是。”

“小梁，你还年轻，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这辈子，就这样了。你，还有机会。”

“我有什么机会？”我苦笑，“我一个高中都考不上的废物。”

“谁说你没机会？”老徐的眼神，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异常明亮，“你脑子比我们活，手比我们快，你还肯学。你缺的，只是一个机会。”

“机会在哪里？”

“机会，不是等来的，是自己找的。”

那晚之后，我开始留心。

我不再只埋头干活。

我开始观察，观察车间里的每一个人，每一道工序。

我发现，我们这些普工，干的是最累的活，拿的是最少的钱。

而那些穿着白衬衫的技术员，每天在车间里晃悠几圈，动动嘴皮子，工资却是我们的好几倍。

凭什么？

就凭他们懂技术。

我去找王主管，说我想学技术。

他斜着眼看我，“学技术？你会什么？你看得懂电路图吗？”

我摇摇头。

“那学个屁！滚回去好好缠你的线圈！”

我没有滚。

我用我攒下的钱，去镇上的旧书摊，买了一堆关于无线电和电路的旧书。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啃。

看不懂的，我就去问厂里的技术员。

他们一开始不搭理我，觉得我一个流水线工人是异想天开。

我就给他们买烟，请他们吃饭。

伸手不打笑脸人，慢慢地，也有人愿意指点我几句。

宿舍熄灯了，我就躲在厕所里，借着昏暗的灯光看书。

那段时间，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人瘦了一圈，眼睛里全是红血丝。

工友们都以为我魔怔了。

老徐却很支持我。

他说：“小梁，你走的路，是对的。”

半年后，机会真的来了。

厂里从日本进了一批新机器，全自动的，效率比人工高几十倍。

但是没人会操作。

请来的日本工程师，语言不通，比划了半天，厂里的技术员还是一头雾水。

老板急得满嘴起泡。

那天，我壮着胆子，走到老板面前。

“老板，让我试试。”

所有人都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我。

王主管更是直接骂道：“梁超，你疯了？滚一边去，这里是你该待的地方吗？”

老板却拦住了他，死马当活马医，“你会？”

“我看了说明书，我想，我可以试试。”我说的是实话，我偷偷把那本厚厚的日文说明书，对照着字典，啃了好几天。

我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走到了那台崭新的机器前。

我深吸一口气，脑子里飞快地回忆着书上的每一个步骤。

开机，预热，参数设定，放置原材料……

我的动作，一开始有些生涩，但越来越熟练。

十分钟后，第一个合格的产品，从机器里被吐了出来。

整个车间，一片死寂。

然后，是老板带头的，雷鸣般的掌声。

那天，我从一个普通的流水线工人，被破格提拔成了技术员。

工资，涨到了八百。

王主管看我的眼神，变了。

变得敬畏，甚至有一丝讨好。

我搬出了那个十几人的大通铺，住进了技术员的双人间。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邮局，给我妈汇了一千块钱。

我在附言里写：妈，我当上技术员了，工资八百。

我相信，我爸会看到的。

当上技术员后，我的世界，一下子开阔了。

我不用再每天重复枯燥的劳动，我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

我成了厂里最懂那批日本机器的人。

甚至连一些老师傅，遇到问题都要来请教我。

我认识了更多的人，知道了更多的事。

我知道了我们厂生产的变压器，卖给香港的客户，价格能翻十倍。

我知道了在深圳，有一个叫华强北的地方，那里是全中国电子产品的集散地。

我知道了，光有技术是不够的，你得懂市场，懂生意。

我的野心，像被雨水浇灌的野草，开始疯狂地生长。

95年，邓公南巡讲话的精神，像春风一样吹遍了整个深圳。

所有人都疯了。

下海，创业，搞钱。

空气里都飘着一股人民币的味道。

我们厂里，也开始有人辞职出去单干。

有成功的，开了自己的小作坊。

有失败的，赔光了所有积蓄，灰溜溜地回了老家。

我也动了心思。

我把想法跟老徐说了。

老徐抽着烟，沉默了很久。

“小梁，这条路不好走。”他说，“九死一生。”

“我知道。”我说，“可我不想一辈子待在厂里。”

“你有本钱吗？”

我摇摇头。我这两年虽然攒了点钱，但要自己开厂，还差得远。

“你有客户吗？”

我再次摇摇头。

“那你出去，就是送死。”老徐掐灭了烟头，“再等等，别急。”

我听了他的话，把那颗躁动的心，又按了下去。

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往华强北跑。

那时候的华强北，就是一个巨大的，混乱的，充满活力的电子市场。

赛格电子大厦里，一个个小小的柜台，像蜂巢一样密集。

每个柜台后面，都坐着一个精明的老板。

他们在这里，创造着一个个财富神话。

我一句白话也不会说，就在市场里瞎逛，竖着耳朵听，睁大眼睛看。

我看他们怎么跟客户讨价还..价。

我看哪些元器件好卖，哪些是紧俏货。

我看他们怎么从香港拿货，又怎么发往内地。

我像一块海绵，疯狂地吸收着关于这个行业的一切。

我还认识了一个女孩。

她叫陈静，在赛格大厦一个卖电容的柜台当销售。

安徽人，长得很清秀，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我第一次去她柜台问价，紧张得话都说不利索。

她没有笑话我，反而很耐心地给我讲解不同型号的区别。

后来我去的次数多了，就熟了。

我会给她带我们厂里食堂发的苹果。

她会留一份盒饭给我，如果我下班去得晚了。

在那个除了赚钱，几乎没有温情的城市里，陈静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灰暗的生活。

我们恋爱了。

没有花前月下，没有浪漫的礼物。

我们的约会，就是在下班后，在华强北附近的大排档，吃一碗十块钱的牛杂粉。

然后沿着深南大道，走很远很远的路。

看着两边越来越高的楼，和越来越亮的路灯。

她会靠在我的肩膀上，问我：“梁超，我们以后，会不会也在这里有一盏属于自己的灯？”

我会搂着她，重重地点头，“会的，一定会的。”

我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加拼命地攒钱。

因为我不再是一个人了。

我有了想守护的人，有了想实现的承诺。

97年，香港回归。

整个深圳，都沉浸在一种狂热的兴奋中。

我觉得，我的机会，也来了。

那时候，VCD开始在国内流行。

一台VCD机，要卖两三千块。

而它的核心部件，解码板，成本其实并不高。

我研究过那玩意儿，电路并不复杂。

以我的技术，完全可以自己做出来。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老徐和陈静。

陈静有些担心，“风险是不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这样，不也挺好的吗？”

老徐却猛地一拍大腿，“干！小梁，这个能干！”

“我信你！”他说，“你要是干，我把我这几年的积蓄，都拿出来给你！”

老徐把他那张存了三万块钱的存折，拍在了我面前。

那三万块，是他准备回家盖房子的钱。

我看着他，眼眶红了。

我又去找了陈静的老板，一个叫龙哥的潮汕人。

我把我的计划和盘托出，希望他能投资，并且利用他的渠道帮我销售。

龙哥眯着小眼睛，听我说完，不置可否。

“后生仔，想法唔错。”他说，“但系，我点解要信你？”

“就凭我懂技术，也懂市场。”我把我在华强北蹲了两年总结出的心得，一条条说给他听。

我告诉他，哪家的解码板质量不稳定，哪家的价格虚高。

我告诉他，只要我们的产品，质量比他们好，价格比他们低，就一定能杀出一条血路。

龙哥听了很久，最后点了点头。

“好，我投五万，销售我包了。但系，我要占七成股份。”

七成！

这几乎是抢劫。

这意味着，我辛辛苦苦干，大部分利润都是他的。

我咬了咬牙，“龙哥，技术和生产都是我负责，七成太多了。最多五成。”

我们俩，就在他那个不到五平米的柜台里，为了一两成的股份，像菜市场的大妈一样，争了整整一个下午。

最后，我们达成协议。

他出资五万，加销售渠道，占五成五。

我出技术，加老徐的三万块，占四成五。

我辞职了。

我把我的技术员工作证，交还给了王主管。

他看着我，眼神很复杂，“想好了？”

“想好了。”

“外面，不好混。”

“我知道。”

“祝你好运。”

我没想到，他会说这三个字。

我拿着那八万块钱，在关外租了个小小的民房，既当车间，也当宿舍。

我买了二手的设备，买了元器件。

我的“公司”，就算开张了。

没有员工，所有事都亲力亲为。

画板，焊接，测试。

我没日没夜地干。

陈静一下班就跑来帮我，给我做饭，帮我打下手。

老徐也把他手下最得力的两个小兄弟介绍给我，不要工资，管饭就行。

那是我人生中最苦，也是最快乐的一段日子。

每天累得像狗一样，倒头就能睡着。

但心里，是满的，是热的。

因为我在做我自己的事。

一个月后，第一批一百块解码板，成功出炉。

我拿到华强北，给龙哥验货。

他找了最懂行的师傅，一块一块地测。

结果是，全部合格，性能甚至比市面上一些大牌子的还要稳定。

龙哥当场拍板，把这批货全收了，并且预付了下一批的定金。

我们成功了。

那天晚上，我、老徐、陈静，还有那两个小兄弟，在那个简陋的民房里，喝得酩酊大醉。

我抱着陈静，哭了。

一个快二十五岁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从92年到97年，五年了。

我终于，在深圳这个地方，站稳了脚跟。

我们的生意，像滚雪球一样，越做越大。

从解码板，到VCD整机。

从一个小作坊，到一个几十人的小工厂。

我不再需要自己去焊接，我成了别人口中的“梁老板”。

我买了BP机，后来又换了摩托罗拉的手机，就是那种很笨重，像一块黑砖头的“大哥大”。

我给陈静在华强北，盘下了一个属于她自己的柜台。

我给老徐包了个大红包，让他回家，盖了他们村里最漂亮的三层小楼。

老徐走的那天，在火车站，抱着我，一个劲地说：“小梁，哥没看错你。”

我也想把我爸妈接来深圳。

但我爸，那个固执的老头，死活不肯来。

他在电话里说：“我一个教书的，去你那里干什么？给你看大门吗？”

我知道，他心里的疙瘩，还没解开。

他还是觉得，我干的，是“投机倒把”的生意，上不了台面。

2000年，千年虫危机，人心惶惶。

但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却是又一个风口。

DVD取代了VCD。

我们顺势而为，转型做DVD。

因为有之前的技术积累和渠道，我们转得很顺利。

那两年，我赚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万，第一个一千万。

我买了车，买了房。

在那个我曾经仰望的，深南大道旁的高档小区里，我终于有了一盏属于自己的灯。

我向陈静求婚了。

在我们的新家里，我拿着一枚远不如我身家匹配的钻戒，单膝跪地。

她哭得稀里哗啦，就像我们刚赚到第一笔钱的那天晚上。

她说：“梁超，我们终于熬出头了。”

是的，我们熬出头了。

但新的问题，也来了。

生意越大，应酬越多。

KTV，夜总会，高档酒楼。

每天跟不同的人，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喝着伤肝伤胃的酒。

我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我和陈静说话的时间，越来越少。

我们开始吵架。

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为我回家晚了，为我喝酒多了，为我忘了某个纪念日。

有一次，我们吵得很凶。

她红着眼睛问我：“梁超，你变了。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在大排档吃牛杂粉的日子吗？”

我愣住了。

我当然记得。

可我回不去了。

我身上背着几百号员工的饭碗，背着几千万的银行贷款。

我停不下来。

我像一辆被架上高速公路的汽车，只能往前开，不能后退，也不能停。

“小静，你理解一下我。”我疲惫地说，“我这么拼，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吗？”

“我不要这个家！”她歇斯底里地喊，“我只要以前那个梁超！”

我们都沉默了。

我们之间，好像隔了一道看不见的墙。

2003年，非典爆发。

整个深圳，像一座空城。

我们的生意，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工厂停工，订单取消，资金链眼看就要断了。

那是我创业以来，遇到的最大危机。

我整夜整夜地失眠，头发大把大把地掉。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和陈静的关系，走到了尽头。

我们很平静地，办了离婚手续。

没有争吵，没有拉扯。

我把房子，车子，还有大部分存款，都给了她。

她只要了那个她在华强北的小柜台。

她说：“这是我们开始的地方，我想守着它。”

签字的那一刻，我看着她，这个陪我从一无所有走到身家千万的女人。

我心里，像被挖空了一块。

但我没哭。

我好像，已经忘了怎么哭了。

离婚后，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

我像一头受伤的狼，只能靠不断地奔跑和捕猎，来舔舐自己的伤口。

非典过后，市场慢慢复苏。

我抓住MP3兴起的浪潮，把公司从DVD行业，果断地转型到了数码播放器领域。

这是一次豪赌。

我赌赢了。

我们的品牌，成了国内MP3市场的佼佼者。

公司飞速发展，从几百人，到几千人。

我成了真正的“大佬”。

报纸上，杂志上，开始出现我的名字和照片。

我成了我们那个小县城，走出去的最有钱的人。

我爸，也终于不再说我是“投机倒把”了。

他会把那些有我报道的报纸，一张张剪下来，小心翼翼地收藏好。

他会在跟老同事下棋的时候，状似不经意地提起：“我那个在深圳的儿子，最近公司又搞了个什么新产品……”

我知道，我终于，成了他的骄傲。

虽然，这种骄傲，迟来了十年。

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

无数外向型的企业，一夜之间倒闭。

我们的公司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海外订单锐减了百分之八十。

股东会上，人心惶惶。

有人提议，裁员，收缩，保住利润。

我力排众议。

“不裁员，一个都不裁。”我在会上说，“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自己乱了阵脚。”

“我们把重心转回国内市场，我们降价，我们搞研发，我们熬过去！”

那一年，公司亏损了近一个亿。

是我创业以来，第一次亏损。

但我保住了我的团队，保住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2009年，智能手机的时代，悄然来临。

我敏锐地意识到，这又是一个巨大的，足以颠覆一切的风口。

我再次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

放弃已经做到行业顶端的MP3业务，全面转型智能手机。

这一次，反对的声音更大了。

董事会吵翻了天。

几个元老级的股东，甚至以撤资相威胁。

我没有退让。

我用我个人的股份做抵押，从银行贷了更多的款。

我告诉他们，要么跟我一起赌，要么现在就拿着钱走人。

最后，大部分人，还是选择相信我。

因为我叫梁超。

我创造过不止一次奇迹。

研发智能手机，比我想象的还要烧钱，还要困难。

操作系统，芯片，屏幕，摄像头……

每一项，都是一个巨大的技术壁垒。

那两年，我几乎就睡在公司。

我和我的工程师团队，一起吃，一起住，一起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

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个在厕所里，借着灯光啃电路图的夜晚。

那种纯粹的，为了一个目标而拼尽全力的感觉，让我感到久违的兴奋。

2011年，我们的第一代智能手机，正式发布。

发布会前夜，我一个人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车流。

我想起了很多人。

想起带我入行的老徐。

想起陪我吃牛杂粉的陈静。

想起那个在流水线上，麻木地缠着线圈的，十八岁的自己。

如果他能看到今天，他会相信吗？

发布会，空前成功。

我们的手机，以极高的性价比和流畅的体验，一炮而红。

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我们的公司，也一跃成为国内手机行业的黑马。

我的身家，后面多了好几个零。

我开始上各种财富榜。

我成了别人口中，白手起家的传奇。

但我知道，我只是一个运气比较好的打工仔。

2012年，我四十岁。

我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

是我高中时候的校长打来的。

他已经退休了，声音苍老了很多。

他在电话里，很不好意思地，吞吞吐吐地，说了半天。

我才听明白。

我们那个破旧的县城中学，想盖一栋新的教学楼，但是资金缺口很大。

他听说我在外面发了财，就想问问我，能不能“支持”一下母校。

放下电话，我沉默了很久。

母校。

一个多么遥远，又多么刺痛的词。

那是我当年，最想逃离的地方。

那里，有我最不愿回首的，失败的记忆。

我让助理查了一下，盖一栋楼，大概需要多少钱。

助理告诉了我一个数字。

那个数字，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甚至，比不上我一天的利润。

我没有犹豫。

我告诉助理：“给他们打过去，就说，这栋楼，我捐了。”

“另外，告诉他们，楼可以叫任何名字，但不能叫我的名字。”

助理问我为什么。

我说：“没有为什么。”

其实，是有为什么的。

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梁超，是在炫耀，是在衣锦还乡，是在用钱，去洗刷当年的耻辱。

虽然，我心里，未尝没有这样的想法。

捐赠仪式那天，我回了老家。

二十年了。

我第一次，在不是过年的时候，踏上这片土地。

小城变化很大，也好像什么都没变。

路宽了，楼高了。

但空气里，还是那股熟悉的，安逸又闭塞的味道。

我爸妈来车站接我。

我爸的头发，全白了。

背也有些驼了。

但他看我的眼神，不再是冰冷的刀子。

而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柔和的，带着炫耀的目光。

他会跟每一个路过的熟人，大声地介绍：“这是我儿子，梁超，从深圳回来的。”

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

我心里，五味杂陈。

捐赠仪式，在学校的大操场上举行。

红色的横幅，挂满了整个校园。

“热烈欢迎著名企业家梁超先生荣归母校！”

“感谢梁超校友为母校捐建教学楼！”

我看着那些标语，觉得有些刺眼。

我不是什么著名企业家，也不是什么校友。

我只是一个，当年没考上大学的差生。

校长在台上，用激动的，颤抖的声音，介绍着我的“光辉事迹”。

他说我是全校学生的榜样。

他说知识不一定只在书本里，社会也是一所大学。

台下，坐着几千个穿着校服的，稚嫩的面孔。

他们用崇拜的，好奇的眼神看着我。

就像我当年，在录像厅里，看着小马哥一样。

轮到我讲话了。

我走上台，看着下面那些年轻的脸。

我没有准备讲稿。

我清了清嗓子。

“同学们，老师们，大家好。”

“我叫梁超。”

“二十年前，和你们一样，我也坐在这里。”

“只不过，我坐的，是最后一排。”

“我成绩不好，很不好。”

“高考，我考了三百八十七分。”

台下一片安静。

我能看到，他们脸上的惊讶。

“我知道，这个分数，意味着失败。”

“意味着，我让我爸妈失望了，让老师失望了，也让我自己，很失望。”

“所以，我逃了。”

“我去了深圳。”

“我去流水线上当过工人，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缠一千多个线圈。”

“我睡过十几人的大通铺，吃过馊了的饭菜。”

“我被人骗过，被人骂过，被人看不起过。”

“那时候，我唯一的念头，就是活下去，然后，赚点钱，能让我有脸回家。”

“我不知道什么叫理想，什么叫事业。”

“我只知道，没钱，就没尊严。”

“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想告诉你们，读书没用。”

“恰恰相反，我想告诉你们，读书，非常非常有用。”

“因为我吃了太多没文化的亏。”

“因为不懂外语，我看不懂机器说明书，只能靠字典一个词一个词地查。”

“因为不懂法律，我签了不平等的合同，差点被人坑得血本无归。”

“因为不懂管理，我的公司一团糟，差点倒闭。”

“我走的每一步，都比别人艰难。”

“我今天拥有的一切，有运气的成分，但更多的是，我用无数个不眠不休的夜晚，用比别人多十倍百倍的努力，去弥补我因为知识的欠缺，而挖下的坑。”

“你们，比我幸运。”

“你们有机会，坐在这个明亮的教室里，去系统地学习知识。”

“这些知识，是你们未来，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的铠甲，是你们面对困难时，最锋利的武器。”

“所以，请珍惜你们现在的时光。”

“不要像我一样，用二十年的时间，去追悔十八岁时，没有流够的汗水。”

“这栋楼，不是我捐的。”

“是二十年前那个三百八十七分的梁超，捐给你们的。”

“他希望你们，不要重蹈他的覆辙。”

“他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考上理想的大学。”

“都能拥有一个，比他更精彩，更少遗憾的人生。”

“谢谢大家。”

我鞠了一躬。

台下，先是长久的沉默。

然后，是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我看到，第一排，我那个当了一辈子物理老师的父亲，站了起来，用力地鼓着掌。

他的眼眶，是红的。

仪式结束后，我一个人，在校园里走了走。

我走到我当年坐过的那个教室。

窗户还是那扇窗户，只是玻璃，换了新的。

我仿佛看到，一个少年，趴在桌子上，望着窗外的天空发呆。

他的脸上，写满了对未来的迷茫和恐惧。

我走过去，想拍拍他的肩膀。

告诉他，别怕，往前走，一切都会好的。

但我伸出手，却穿过了一片空气。

我笑了笑。

是啊，都过去了。

我走出校门，司机已经把车开了过来。

我回头，最后看了一眼那栋即将拔地而起的新楼。

阳光下，那片空地，仿佛已经有了轮廓。

我坐上车，离开了这个我出生，成长，又逃离的小城。

车窗外，景物飞速地后退。

就像我那逝去的二十年青春。

我的手机响了。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我接了起来。

“喂？”

电话那头，是一个久违了的，温柔的声音。

“梁超，是我。”

是陈静。

“我在电视上，看到你的捐赠仪式了。”她说。

“你讲得，很好。”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嗯”了一声。

“你……还好吗？”她问。

“挺好的。”我说，“你呢？”

“我也挺好的。”她说，“我的柜台，上个月又扩了一间。”

“那就好。”

我们又陷入了沉默。

良久，她轻轻地说：“梁超，当年的事，对不起。”

“没什么对不起的。”我说，“是我不好，是我忽略了你。”

“我们……”她顿了顿，“还能做朋友吗？”

我看着窗外，那片熟悉的，又陌生的土地，正在慢慢消失在视野里。

我的心里，那块被挖走的，冰冷坚硬的地方，好像，有了一丝暖意。

“当然。”我说。

“我们，永远是朋友。”

挂了电话，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车已经上了高速。

前面，是一条笔直的，通往未来的路。

我知道，我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但属于那个叫梁超的，三百八十七分的少年的故事，在今天，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来源：心动星为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