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公众坦诚「我不知道」非常难，如果你还没意识到这一点，想想网上那些试图指导人的一生的那些专家就知道了，越知名的人，越难克制对普通人、对所有话题侃侃而谈的欲望，因为这么做能体现权威、加深权威。
封面图 | 《新闻女王2》剧照
上个月，段永平和雪球创始人方三文做了一场直播对谈，这场谈话长达几个小时，从段永平的人生经历，到企业文化，从投资逻辑到对子女教育的看法，无所不谈。
有趣的是，对谈中段永平说了二十几次「我不知道」、二十几次「很难」。
面对公众坦诚「我不知道」非常难，如果你还没意识到这一点，想想网上那些试图指导人的一生的那些专家就知道了，越知名的人，越难克制对普通人、对所有话题侃侃而谈的欲望，因为这么做能体现权威、加深权威。
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一篇讨论知识谬误的文章，文中有个重要观点，「愚者确实会制造各种问题，但制造真正灾难的却经常是智者」。读完之后，相信你会对当下发生的很多事有更深刻的理解。
在许多社会议题中，最重要的决策是谁来做决策。
社会正义的倡导者和他们的批评者，虽然都同意许多重大社会决策最好由那些掌握最相关知识的人做出，但论及谁掌握了最相关的知识，他们的假设根本不同。
这部分是因为，关于知识的内涵和外延，他们的构想根本不同。像「什么构成了知识」这样的意见差异，可追溯至成百上千年前。
许多人并不认为一切「信息」都值得被称为「知识」，或不认为某些类型信息的拥有者与其他类型信息的拥有者一样有知识。
木匠知道如何建造篱笆，物理学家则知道𝐸=𝑚𝑐2。然而，尽管木匠和物理学家互不掌握对方所掌握的知识，许多人却会认为后者应更有知识，理由是他所掌握的知识不仅需要做更多研究，而且需要能掌握更多复杂信息的智力。
可是，知识并不服从简单的等级制，仿佛学校和学院所教授的那类特殊知识位于顶层，而更普通的知识位于底层。两个范畴中都有一些知识比其他知识更重要，但哪些才更重要，则因具体条件和决策类型而变，不因知识本身的复杂或精妙程度而变。
所谓「重要知识」，是能对事关人生轨迹的决策造成影响的知识。
例如，控制泰坦尼克号的高级船员无疑了解许多有关船舶与航行细节的复杂知识。但在某个晚上，最重要的知识，却是关于某座冰山位置的普通知识，因为「撞上冰山」是泰坦尼克号受损沉没的根源。
尽管普通信息和特殊类型信息都被一些人称为知识，但它们是区别很大且不可公度的。更重要的是，设想中的更高阶的知识并不自然而然地包括更普通的知识。在特定条件下，二者都可能是重要的。这意味着，重要知识在一个给定社会中的分布会非常不同，而如何分布，有赖于所涉及知识的类型。
关于普通但重要的知识的作用，还有一个实例。
当一群人从一个国家移民另一个国家时，他们不仅很少随机地从迁出国各地离开，而且很少随机在迁入国各地定居。各种普通的知识、那些学校或学院不予教授的信息，能在数百万人的移民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般来说，移民往往会去目的国境内的某个非常具体的地方，即那些来自他们祖国、他们熟知且信任的人定居多年的地方。这样的人能向新来移民提供非常具体的、关于这些早期移民所生活的特定地方的信息。而从新来移民的视角看，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面对未知的人，面对许多有关一个陌生社会中生活方式的未知事物，像「该去哪里找工作」「哪些地方的物价适合生活」及其他许多普通但重要的基本信息，都是很宝贵的知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半个多世纪，从中国移民美国的人中有60%来自台山——只是中国南方一个省的几十个县之一。在其他国家的移民中，包括定居在哥伦比亚的黎巴嫩人和来自东欧、定居在纽约下东区贫民窟特定街区的犹太人，这样的模式也是常见的，而非例外。
这样的模式已经被广泛察觉，由于它涉及一连串个人关系，因此被统称为「链式迁移」。这种重要知识的价值在于其实践应用，而非智力上的复杂或精妙。它是一种关于非常具体的人群和地方的知识。
中央经济规划人士、政策专家等「代决策者」不太可能掌握这种非常具体的知识，尽管他们可能拥有极多学校和学院所教授的那种知识。后一种知识无论多么可能被视为更高阶的知识，也不必然包括被视为更低阶的那些知识，更不用说取代后者了。
一个社会中究竟有多少知识，它们又是如何分布的，极有赖于我们理解、界定知识的方式。
当像哈佛大学的约翰·罗尔斯教授这样的社会正义倡导者谈到「社会」应该如何「安排」出特定的结果时，他明显是在诉诸政府做出集体性的决策，这种决策基于「代决策者」所掌握的知识，而非全民在自己决定生活时所了解、使用的知识。俗话说得好：「愚者衣裳亲手穿，智者代劳舒适难。」
无论社会正义倡导者所追求目标的可欲性如何，通过代决策者实现那些目标的可行性有赖于相关的重要知识的分布。
此外，它还有赖于政府借以行动的「政治过程」的性质、目的和可靠性。
20世纪许多追求理想目标的狂热运动书写了惨痛的历史，告诉世人为追求那些目标而赋予政府强大的权力往往会导致极权主义的独裁统治。「被背叛的革命」这一苦涩主题，至少可追溯至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
20世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关于知识的构想同时包括木匠和物理学家所掌握的知识，甚至远超二者所涉范围。这使他完全反对20世纪的各种代决策者体制，包括社会正义愿景。
哈耶克认为，重要知识不仅包括明晰的信息，还包括体现在对已知现实的行为反应中的隐含信息。一些简单但重要的例子包括：天冷时带孩子出门，提前给他们穿上保暖衣物；开车时听见后方应急保障车鸣笛，立刻靠边让行。如哈耶克所说：
在这个意义上，并非一切知识都是我们智力的从属，而我们的智力亦非我们知识的全部。我们的习惯和技能、我们的情感态度、我们的工具、我们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都是对于过往经历的适应，都是在有选择地淘汰不那么合适的行为举止中逐渐形成的。和我们的自觉知识一样，它们也是成功行动不可或缺的基础。
这种无所不包的知识界定，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看待知识分布的方式。
按照哈耶克的理解，重要知识在全民中的传播要广泛得多——个体通常难以察觉，必须经由人类个体「之间」以相互适应为目标的互动，协调地片段式传播。例如，在经济市场交易中。
另一位经济学者伦纳德·里德指出，任何个体都没有生产一支简单便宜的石墨铅笔所需的全部知识。而市场交易能将书写用的石墨、擦拭用的橡胶、将二者嵌在一起的木材，以及固定橡皮擦用的金属环扣，从世界不同地区集中在一起。
没有一个人可能完全了解如何生产这些非常不同的东西，毕竟它们通常来自非常不同的地方、应用非常不同的技术。
便宜的铅笔通过信息链、合作链被生产出来，在市场交易中，它以简单但重要的知识为基础，以价格形式被不断传递，而价格又以各种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为基础。制造者则以消费者愿意承担的成本，把所有部件组装起来。
这一切都意味着，社会正义愿景的实现不仅有赖于那一愿景所涉及的各种目标的可欲性，也有赖于应用特定类型的制度以追求那些目标的可行性。
仅仅说「社会」应该以某种方式「安排」出特定的结果是不够的。对于制度性机制的选择至关重要，不仅是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而且是为了保障数百万人做出认为适合自己生活的决策的自由，而不是让「代决策者」以「社会正义」等听起来崇高的名义抢先做决定。
非常不同的关于「决策过程」的构想，反映了非常不同的关于「重要知识分布」的信念。
对于知识及其分布有非常不同想法的人，在会对哪类制度能产生对人类来说「更好」或「更坏」的结果这一问题上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是可以理解的。
3.致命的自负
关于知识及其分布，一种相反观念同样由来已久。它隐含于相反的结论：凡重要知识，皆集中于智力卓越之人。
威廉·葛德文在其出版于1793年的两卷《政治正义论》中就探讨了「知识由什么构成」这一问题。葛德文关于知识的构想像极了今天关于社会正义的著作所普遍表达的概念。
在葛德文看来，表达明晰的理性是知识和知性的来源。于是，社会中「受过自由教育、可以认真思考之人」头脑中「正义的社会观」能使他们成为「人民的向导和老师」。在此，关于优越知识及知性的假设并没有将智识精英的形象导向从属于政府的「代决策者」，而是将其规定为公众的影响者，将影响政府的任务交给了公众。
智识精英的类似形象，见于19世纪约翰·穆勒的著作。
尽管他认为全民比政府更有知识，但他也认为民众需要智识精英的指引。正如他在《论自由》中所说，只有当「统治的‘多数’愿意（像他们在鼎盛时期所做的那样）接纳更有天赋、教养的‘一人’或‘少数’，并让后者的建议和影响指引他们」时，民主制度才能超越自身的平庸性。
穆勒所描绘的智识精英——「最优秀聪慧之人」，「有思想的头脑」，「一国之内最为难得的智力财富」，「那些在思维和感觉上领先社会的人」——是「人中豪杰、社会中坚，如果没有他们，人类的生活将变成一潭死水」。他还呼吁大学以不断向社会输送人才为己任，认为这些人能改善并振兴所处时代，而非随波逐流。
讽刺的是，智识分子对于人类进步的这种假设的不可或缺性，是在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19世纪的英国被断言的：就在穆勒自己所处的时空，这场革命将彻底改变世界许多民族的生活模式。
更重要的是，引领工业革命的并非智识分子或科学教育，而是那些拥有工业实践经验的人。美国的情况基本相同：托马斯·爱迪生、亨利·福特这样革命性的工业伟人没怎么上过学，率先让载人飞机翱翔蓝天的莱特兄弟则是两个高中肄业的自行车修理工。
我们已经看到，类似的态度如何导致了基因决定论者在20世纪早期，随意倡导「监禁未曾犯罪之人，剥夺其正常生活」，而这基于毫无事实根据却广受智识界欢迎的信念。
考虑到许多智识精英所认同的关于知识的构想，以及该构想所指的那种知识的分布，他们会得出今天那种结论并不奇怪。
相比之下，「一个人眼中的伟大成就与能力只是人类事务这片沧海中的渺小一粟」这一相反假设，则成为抢占他人决策权的社会运动的主要障碍，那些被抢占决策权的人，被认为是寻求社会正义运动的受益者。
对于其中的智识分子所持有的诸多假设，哈耶克的评价即他就此话题所写著作的标题：《致命的自负》。在反对智识分子有作为他人向导或代决策者的「假定的」优越性，反对重要知识向智识精英集中上，他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却并非孤身一人。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指出，这项荣誉会导致公众、获奖者都认为自己无所不能：
诺贝尔奖在全球范围的名声是如此响亮，以至于每次评选结果一揭晓，得主就会立刻变为所有人心目中的全能专家……无须多说，获得关注是一种荣幸，但也会令人堕落。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J.施蒂格勒教授也发表过类似的评论：「如果把众多获奖者所发表的公开陈述全部收集起来，却发现他们的工作并不涉及这些陈述所谈论问题的专业认识，那么这样的收集工作不仅繁重不堪，而且令人沮丧。」他还提到，「一些诺贝尔奖得主几乎每月都会向公众发出严肃的最后通牒（sternultimata），有时甚至没有依据」。
这种无所不能的假设绝不局限于「诺贝尔奖得主」。
弗里德曼教授发现，这样的信念常见于推动当前各种流行社会运动的杰出个体与机构：
我曾与来自学术界、传媒界、金融界、基金界等你所能想到的领域的人交谈、争论。情况实在令我震惊。
他们在智力上的同质化程度高得令人难以置信，不仅广泛接受一套以诸多陈词滥调回应一切反对意见的标准化看法，而且竟然会因属于某个小圈子而自鸣得意。
批评者对某些人的评价和这些人的自我评价如此相似的情况确实罕见——在这种情况下，智识精英又如何认为自己高人一等？
这种情况至少可追溯至18世纪，也与凯恩斯在20世纪就他所属的智识界发表的意见一致：
我们完全拒绝自己「遵守一般规则」的个人责任。我们主张就优点、智慧、经验和自制力评判每个个体的权利……而在上帝面前，我们主张由自己评判自己。
尽管凯恩斯在其晚年承认该观点有些问题，但他也说：「可就我而言，如今再改，为时已晚。」
他面向公众滔滔不绝地谈论过无数话题。
在一些话题上，他无疑是专家，但在另一些话题上，他的看法可能来自他恰好在某本书里瞥见的几句话。
在两种情况下，他的权威气质如出一辙。
关于重要知识的分布，诸多假设之间的差异远非偶然、次要的「社会奇观」。即便追求类似目标的人对于实现那些目标所需重要知识的「性质」和「分布」持有根本不同的观点，他们也会就实现的「方式」得出根本不同的结论。
在某些情况下，目标本身看起来「可能」或「不可能」，有赖于实现那些目标所需的知识分布类型。
基于社会正义愿景的诸多政策，往往不仅假设了「重要知识集中于智识精英」，而且假设了「社会经济上的悬殊态势源自企业界、教育界及其他领域各个机构的领导者」。
据此，社会正义议程修复制度和社会缺陷的方法，往往是专注于通过授权政府「代决策者」抢夺他人许多的决策权，从而「救助」各种不公平行为的「受害者」。这涉及夺走所谓的受害者手中的决策权，并将其转交给据说更有知识、能更好地保护他们利益的精英代理人。
4.「为了你好」才强迫你
以「为了他人好」之名抢占他人决策权，既涉及就业决策和个人金融决策，也涉及住房决策和孩子的价值观教育决策。
举个例子，连像「在哪里生活」——包括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住在哪种社区——这样基本的个体决策权，都已被「代决策者」抢占。
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改革者常动用政府权力，迫使低收入人群离弃自己选择的住房，并搬迁至改革者眼中更好的地方。这些政策曾被冠以各种名称，例如「贫民窟拆迁」「城市更新」，或者其他在不同时期的政治中恰好流行的名称。
20世纪早期，那些最贫困者的住房确实非常糟糕。1908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就生活在纽约下东区的家庭而言，每间房睡3至4人的约有一半，每间房睡5人及以上的也接近25%。在那时的这种地方，家用浴缸是非常罕见的东西。连由许多租户共用的室内水池或厕所，都是近年来增设的，而且绝不普遍。建筑物附近仍然有数以千计的室外厕所，它们在冬季堪称租户的噩梦。
代决策者并不仅仅「建议」租户离开，政府也为后者「提供」可以搬往的地方，政府官员下令拆除贫民窟，用警察驱逐那些不愿离开的租户。
在这一时期和后续时期，代决策者都简单地假设了自己的知识和知性比被他们逐出住所的低收入人群优越。在条件更好的住房在原址竣工之后，这些代理人可能觉得自己正确至极。
即使被驱逐的租户立刻搬入的住房以及在被拆贫民窟的原址新建的住房都更好，贫民窟的租户也都选择了前者，因为他们被驱逐了——就算能再选一次，他们也会选择留下，只为积攒急需的资金。那些新建的住房经常需要更高的租金。
各种各样紧迫的攒钱理由，是生活在贫民窟的家庭成员能强烈感知的一种重要知识，但不太可能为那些对自己所谓优越的知识、知性充满信心的「代决策者」所知。
沃尔特·E.韦尔这个早期进步主义作家曾说：「一部关于廉租房的法律是对租户自由权利的增进。」但那些被警察强迫搬离的贫民窟居民的反抗行为表明，他们对于此事的看法非常不同。
在政治界，无论是选举政治还是意识形态政治，「危机」一词通常表示某人想改变的某种形势。它并不理所当然地表示某种威胁公众的紧急状况，而经常意味着代理人的良机：动用纳税人的「钱」和政府的「权」增进代理人自己的利益——无论是政治利益、意识形态利益还是金融利益。
论及通过哪类政策和制度做出哪些决策最有意义，我们看待重要知识分布的方式至关重要。
在无知之海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知识之岛。有些岛比其他岛大，但没有岛屿能比肩整片海洋。正如哈耶克所说，散布于整个社会人口的重要知识不计其数，因此它们在一些人那里与其他人那里的数量差异「相对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这一结论意味着，智识精英大规模抢占他人决策权的行为，没有多少正当的依据。无论这些决策权是关于如何过自己的生活，还是关于人们想被哪些法律约束，想由哪些人负责法律的落实。在各自专业领域都有突出成就的智识精英可能不会考虑他们在浩如烟海的其他事务上多么无知。
然而，比无知更危险的，是「确信无疑」这一可谓荒谬的心态，它见于一切受教育层次、一切智商水平的人。
尽管我们可能看不见自己的谬误，但在这样的形势下仍然有一条出路：我们经常能更清楚地看见其他人的谬误，而他们又能看见我们的。在这个人类难免会犯错的世界，必然充满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重要知识片段，因此彼此纠正的能力非常重要，它能阻止我们作为诸多个体或形成的社会犯下危险致命的错误。
在我们这个时代，致命的危险是：在学术界、企业界、传媒界、政治界的诸多机构中，对不同于流行意识形态的意见和证据的排斥和压制越发严重，靡然成风。
许多有耀眼成就的智识分子似乎认为，那些成就会为他们对无数议题发表的见解赋予合理性，即使许多议题远超其成就所在的领域。但一个人超越其专业领域，无异于跃下悬崖。
作为抢占他人决策权的基础，「智商高」和「信息少」是一种危险的组合——如果这种抢占行为发生在代决策者无须因自己犯错而付出代价的情况下，就更危险了。
愚者确实会制造各种问题，但制造真正灾难的却经常是智者，在这一点上，后者已经以足够不同的方式做得足够多了。因此，在加入那些对理据置若罔闻、对证据视而不见、只顾着自吹自擂的精英所引领的最新热潮之前，我们必须三思。
来源：冯仑风马牛
